浣溪沙欧阳修

婉约派

繁原

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宋词有两派：一是婉约派，一是豪放派。无论北宋还是南宋，词坛皆如鲜花争妍，各放异彩。正如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论词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婉约派的出现和形成较早，唐、五代的民曲都可归入。婉约派统治整个北宋词坛，以晏殊、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为代表。他们继承南唐词的风韵，坚持“诗庄词媚”的主张，多表现花前月下的风情或离情别绪，男女恋情；在形式上则以蕴藉雅正见长，严守音律，讲究含蓄，语言精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艺术性较高。

婉约派。推荐。爱诗词网。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宋词有两派：一是婉约派，一是豪放派。无论北宋还是南宋，词坛皆如鲜花争妍，各放异彩。正如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论词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婉约派的出现和形成较早，唐、五代的民曲都可归入。婉约派统治整个北宋词坛，以晏殊、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为代表。他们继承南唐词的风韵，坚持“诗庄词媚”的主张，多表现花前月下的风情或离情别绪，男女恋情；在形式上则以蕴藉雅正见长，严守音律，讲究含蓄，语言精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艺术性较高。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属江西)人。景德进士，庆历中官至集圣殿学士、同平章事(宰相)兼枢密使。其词擅长小令，多表现官僚仕大夫的闲适自得的生活，及其流连光景、感时伤序的愁情。语言婉丽，词风颇受南唐冯延已的影响。但由于他还处在表面的升平时期，他的词虽也不免流露寂寞哀迟之感，却没有冯词里所透露的亡国前夕的忧伤。《浣溪沙》一词，可略见其成就。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流逝，春归花落，春意衰残，好景不常的惋惜。词句婉转，玉润珠圆，寄情于景，是传诵不衰的名句。柳永(约1004—约1054)字耆卿，初名三变，排行第七，崇安(今属福建)人。景祐初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七、柳屯田。但他仕途坎坷，终身潦倒，久不达志，统治阶级常待以白眼，因而他放荡不羁，流连坊曲。他的词也就以写羁旅行役和男女之情为主。艺术特点是音律谐婉，词意妥贴；写景抒情，委婉尽致。语言通俗，擅长白描手法，善于层层铺叙。名词有《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首词以冷落的秋景作为寄托之物，融情于景，表达了和爱人难以割舍的离情。作者通过对离人内心活动的描写，写了别时、别后，写了自己、对方，缠绵而深挚。但情调低沉，渗透穷途之感，显然是他仕途失意，不得不远行的一种心理反映。柳永还有许多描绘歌妓生活和城市风光之作，颇有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趣。他创作慢词独多，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技巧方面，对宋代慢词的发展颇有影响。他最大的贡献是一手建立了俚词阵地，与文词分庭抗礼。北宋词有俚雅之分，始于柳永，扩大了词的影响，所以人们谓“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秦观(1049—1100)，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进士，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职。因政治上倾向旧党，被目为元祐党人，累遭贬谪。秦观十分推崇苏轼，文词为苏赏识，他和黄庭坚、晁补之、张耒被当时称为“苏门四学士”。他的词，音律谐美，委婉含蓄，语言淡雅，饶有余味，在婉约派中成就很高。正如南宋词人张炎说：“秦少游词体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在题材方面，他多写男女情爱，也颇有感伤身世之作。在秦观的全部词作中，固然不能说找不出个别庸俗的作品，但他主要的倾向是歌唱爱情的真挚和纯洁。如《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词，虽然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神话，似乎是古老的题材，但作者推陈出新，不落陈套，深于情，专于情，自辟途径，用最后两句赞美和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点出牛郎织女一年只相逢一次，彼此更能珍惜时光，感情更加炽烈，格高意新，在他的词中是少有的。这个观点，在古代作品中也是健康的。李清照(1084—约1151)，女，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著有《洛阳名囡记》，夫赵明城为金石考据家。李清照在家庭影响下，很早就有诗名，是我国文学史上声誉最高的女作家。她的词，以深沉的思想感情、浓厚的生活气息、清新的语言，给婉约派带来新的生命。她的词，在题材上，前期多是反映封建时代上层妇女生活情态，有写夫妇间的离愁悲哀，如缠绵婉约，人比黄花瘦的思夫名篇《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首词用菊花比人的瘦，来说明相思之苦，情真意切，委婉含蓄，表达自己的一片深情。上阕，主要是写作者独处的寂寞，下阕主要是写词人思夫的深切。到了后期，由于国家多难，自己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哀愁，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创作思想，使词的风格产生了突变。因此，她的词的创作，在遣词命意方面更加凄楚，词章风格更加沉郁，抱着冷清凄惨度生涯的态度。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名篇之一。词里所写的愁，不仅是个人的感情，也有着国破家亡的具体生活内容。词贵情真，词贵意切，词贵语新，她把情感活动和自然景物、生活细节结合起来，刻划入微，语言新颖独到。所以，这首词有较强的感染力。除上述词人外，婉约词派重要的词人，北宋时还有黄庭坚，周邦彦、张耒、陈师道等；南宋时有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蒋捷、张炎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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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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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原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论他妈的。推荐。爱诗词网。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析】在鲁迅杂文中，《论“他妈的!”》可算得上是一篇奇文妙文。奇在论题奇怪，专论一句骂人的俗语;妙在立论高妙，谐趣无穷，对这句粗话的流传地域、演变发展的沿革、内在的深层含义论证考辩得详博而又精微。鲁迅还运用比较的方法，与日、俄、德国同类的骂法相比较，显示出中国“国骂”的别出心裁，自有深意。本文亦庄亦谐，机智锋利，由此，剖开了高门巨族的精魂，在戏谑性的嘲讽议论中透露出作者睿智而深沉的思考，显示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幽默、冷峭、精警、奇崛的语言风格。首先，从流传的广泛和使用的频率，鲁迅断言“他妈的”乃是中国的“国骂”。因为只要中国人足迹所至，就能听到这句骂人的粗话，其使用的遍数未必比客气的问候用语“您好呀”为少。如果在骂人的恶语中进行评选，那么这句话必定夺魁;居“国骂”之位而并无愧色。但“国骂”也有变化，有发展，在浙东的骂法只限制于骂“妈”，那原话大概是“你妈妈的”。但当它流传开来以后，骂的对象就更为广泛而普遍了，“上溯祖宗，下递子孙”，不仅辱及女性，而且普及同性的男儿，最后甚至施之于牲口兽类。残暴的性行为可以施之于同性、异性，长辈、幼辈，甚至异类的牛马牲口，这就是这句“国骂”的含义，难怪鲁迅要引用庄子的话，表示“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便是银河系里的亿万颗星星，从数字和分布上也比不上这句粗话流传使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那么，从比较的角度看，外国的“国骂”又如何呢?鲁迅就哈姆生和高尔基的作品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写下等人的小说中没有这一类的骂法，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发现一例，即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而这句话在该书的日文、德文译本中都难以翻译：“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不仅费解，而且那含义也隐僻浑沦得莫名其妙，与亚拉借夫的原话大相迳庭。比较的结果，说明仅只俄国有这类骂法，但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流传也不如中国广泛，所以还得承认它是中国的“国骂”。它的发明权和使用权理应归属中国。其次，对于“国骂”的内容，鲁迅觉得不便阐释，写在纸上恐伤大雅，就委婉曲折，旁敲侧击地加以点评。这话只出于“下等人”之口，是林纾者流所贬斥的车夫们的口头禅，上等人“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即使是未为“士大夫”的作者，也只能改头换面，并不能放笔直书，其办法就是删掉这句骂人粗话之前表示性行为的一个动词，削去最后直指女性生殖器的一个名词，又将第二人称的“你妈”二字改为第三人称的“他妈”。这样一理解，“国骂”的内容就昭然若揭了，但此话并不通用于上等人，似难称为“国骂”。不过牡丹为“国花”，也只是阔人赏识，帝王封赠，下等人并未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何尝承认牡丹是“花之富贵者也”?以此类推，则“他妈的”作为“国骂”与牡丹被称“国花”，也是地位近似，旗鼓相当的。鲁迅的幽默，充溢在字里行间，处处露机锋，语语含讥刺，令人忍俊不禁。第三论及“国骂”的由来和动机。经鲁迅查考，这“他妈的”不见经史上记载，史书上记载的骂人毒语，“役夫”、“奴”、“死公”等都是把对方贬为奴仆、贱隶或死人，“老狗”、“貉子”则是贬人为兽。辱及先人的咒骂，则有齐威王骂周王的“而母婢也”，译成白话是“你妈是个大丫头”;还有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骂曹操是“赞阉遗丑”，是指曹操之父曹嵩过继给太监中常待曾腾为子，骂曹操是阉臣人家的后代。这二例虽意存轻蔑，但可能都是写实，不过揭了其母的老底，在专重门第的社会里是一种贬辱对方的厉害手段。“他妈的”一语直接凌辱对方的母亲，更为恶毒，为什么不见于史书呢?也许是士大夫不愿有伤大雅，故意讳而不录。但为什么产生这句“国骂”?鲁迅从《广弘明集》上的记载推想出其中的奥妙，邢子才认为妇人必不能保住贞节，因此，祖先和后代都不能保持纯正的血统。他说好友王元景不一定姓王，说自己不一定姓邢，因为决不能保证以后的五代人都有纯正的血统。这件事说明高门贵族对于血统的重视，但他们内部的混乱的性关系却又常常破坏了这理应保持的血统。口讲仁义道德而行为蔑礼败德，常常是阀阅世族的特点。下等人看透了这一点，就发明了“他妈的”来攻击高门世族，暴露其中的丑恶与卑劣。鲁迅深入分析了西晋北魏时贵族大重门第和被压迫的庶民对门第阀阅的仇恨心理。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严格士族的等第区分，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以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阶层的世袭统治。只要是高门贵胄家的子弟，即使蠢如酒囊饭袋，也不失清品，得做高官。东晋承西晋余荫，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高门士族编订了“百家谱”，决不与庶族通婚。北方虽然处于异族统治下，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但汉族中的士人“却更其发狂地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生怕寒门庶族窜入，乱了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子弟往往骄贵恣肆，堕落腐化，毫无才能，完全凭祖宗福佑，承袭余荫做官。“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做仇敌”，一句“他妈的”既表示出对高门贵胄门第的蔑视与仇恨，又隐含着要辱及他们的先人，采用强暴的手段发泄仇恨，破坏他们血统的复仇愿望。被压迫的庶民的报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瞄准人家的血统，要侮辱人家母亲的战略却是奇特、怪诞而且狡诈的。鲁迅说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是一个卑劣的天才，褒中有贬，既肯定这种战术“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因为毁及祖宗，伤害了高门巨族的体面，也撕破了他们所赖以保全自己的唯一护符。但是，从动机到手段，这种骂法与想法都是卑劣的。“国骂”的流传，自然没有伤及高门贵族的一根毫毛，但却显示出骂人者品格的卑劣和怨仇的深重，自然，想在心造的幻梦中占别人的便宜，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对于“他妈的”一语的发展和运用，鲁迅接着从历史的发展和封建王朝的后代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唐王朝建立以后，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限制豪门贵族，重视和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许多庶族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金朝和元代都是异族入主中原，对宋朝贵族的打击十分厉害，“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严格的等级和门第限制自然不能照原样维持下去，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暴发户的兴起。鲁迅引用刘时中的散曲，生动刻画了那些暴发户的丑态：一经发迹，便附庸风雅，取了许多表字名号，想削尖脑袋钻进上等人的队伍中。卖米的谐音于“粮”号子良，卖肉的化脯为甫字仲甫，卖饭的盼客人吃饱就祝君宝(饱)，磨面的终以罗筛筛面得到麦夫，所以取表字为德夫。当他们未发迹之前，自然出口粗俗，“他妈的”随时挂在口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取雅号，修家谱，与豪门联宗，寻名儒和名臣为始祖。一方面，从血统上来寻求高贵的渊源，另方面，又从言行举止上装出一副文雅高贵派头，以掩盖自己的粗俗鄙陋。被压迫的民众看穿他们的这套把戏，就用“他妈的”作为武器，对这些“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伪善者进行猛烈的攻击。暴发户代代皆有，于是，“他妈的”也就不绝于世了。对于这句“他妈的”，鲁迅既承认它产生的合理性和它所包含的丰富的阶级的历史的内容，又严肃指出它的目的和手段的卑劣。鲁迅认为，不论是别人和自己的祖宗的旧荫和余泽，都应蔑弃或扫荡，因为靠祖宗吃饭总不是光采的事。至于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即使只是在幻想中取得做别人祖宗的光荣，也总是十分卑劣的。至于要施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以强暴的性行为去搞乱人家的血统，即使只是乘机施行，更是十分卑劣的行为。因此，国骂“他妈的”不论从动机和目的上，都显示出民族的劣根性。但鲁迅又清醒地看到：“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产生国骂的阶级基础依然存在，无数有声或无声国骂就永远围绕在全社会的上下和四旁，国骂不绝于耳，就说明阶级的对立是何等严峻与尖锐，“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如果在革命的风潮席卷大地时，那么，被压迫的民众就不会只用国骂来表示反抗，而必然用刀和剑来进行清算了。篇末论“他妈的”一语的另外用法，举乡农父子吃饭时的对话为例，说明在特定的场合，在关系亲密的人口中，“他妈的”已经醇化为“我的亲爱的”，变成了表示惊异或叹服的口头禅。这就难怪阿Q深爱这“妈妈的”一语，在表示复杂的感情，如仇情、蔑视、惊异、叹服或热爱时，总是把“妈妈的”一语说将出来。这样，“他妈的”又变成万能的抒情体物写志的专用名词了。鲁迅对“国骂”的研究深入隐微，从中发出深厚的社会历史内蕴，并与中国人的深层心态联系起来加以剖析，给人以诸多启迪。因此，这篇文章的特点，就不是“谐趣”、“奇妙”等可以概括得了的。最主要的特点，正在于鲁迅以深刻的思想之光去烛照日常俗语，从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内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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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推荐。爱诗词网。(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十)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十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十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释〕　《论语》二十篇，各取首章第一、二句的二字或三字为题。　子：古代男子的尊称。《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习：温习、演习、实习。　说：通“悦”，欣喜、愉快的意思。　朋：同类，志同道合者。一说这里指的是弟子。　愠(yùn)：怨恨。　君子：有德者。　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　孝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弟，即悌，音tì。　巧言令色：花言巧语和讨人喜欢的脸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shèn)。　省(xǐnɡ)：反省，自我检查。　道：治理。乘(shènɡ)：兵车。千乘之国，春秋时大国。　使民以时：使用民力，不违农时。　汎(fàn)：同“泛”，广泛。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　贤贤：尊重其才德。　易色：不重容貌。慎终：谨慎地对待送终之礼；追远：追思久逝的祖先。　子禽：陈亢，字子禽。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求之与：主动求得的。　与之与：别人告知的。　小大：小事大事。由之：按照“和”的观念去做。　复：实践诺言。就有道而正焉：按有道者的言行来匡正自己。　无谄：不谄媚于人。　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鉴赏〕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的汇编，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的，但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共二十篇，每篇分列若干章。看似散珠，无所贯串，然而《论语》的“论”字，就含讨论编次的意义。其编次的意图，通过研究文本，还是可以解读的。以首篇为例，历代研究者不断寻绎篇中各章之间的关联。南宋朱熹认为此篇“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朱子语类》卷二十)。他并且认定该篇“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论语集注》)。清代崔述也认为《论语》首篇之大义为教人“学为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学，次二三章即言仁也”(《论语余说》)。《论语》首篇开宗明义就记孔子论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的确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一生为人，乐于学而勤于教。孔子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并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还教育弟子要“笃信好学”(《泰伯》)。他最担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述而》)，这也是孔子的自勉。另一方面，强调孔子论学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重要条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仁”的范畴也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不免使人有难以企及的神秘感。所以众弟子问仁颇多，孔子的回答也因人因时而异。然而认为仁者并非天生而就，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学”求“仁”，以“知”达“仁”的这一观点则是始终如一。他还告诫弟子：要想成为仁人君子而不努力学习，“其蔽也愚”(《阳货》)。以“学”求“仁”，有一个由浅入深、就近至远的过程。读者在琢磨本篇所蕴含的孔学这个观点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基础道德和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敬爱父母兄长是实现仁德的第一要求。正如孔子学生有子所说，孝悌为“仁之本”。一个人如能做到“入则孝，出则弟”，那么推而广之，进一步达到“汎爱众”，既欲立己，又能立人，可以推断他最终达到仁德的理想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强调孝悌这一基础道德自然是传统社会的要求，但是只要存在家庭，敬爱父母兄长这一美德就必须大力提倡。第二个是“诚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提出。本篇有多章谈论诚信问题，应予关注。“信”这一伦理范畴，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贵族以此处理上下等级关系，所以常常“忠、信”并提，要求下对上讲诚信。孔子对诚信思想有很大的突破。他认为人与人交往必须“谨而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这里的“信”，已拓展为人与人之间必须讲的“信誉”，不只是对上而言。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所以弟子们感到很新鲜，纷纷阐述自己对“信”的理解。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七章)。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第十三章)曾子更是把“信”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四章)可见在孔学中，“信”与“孝、悌”一样，也是实践“仁”最高道德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道德规范。本篇的重点是论学论仁，以学求仁，而从第十二章以后，又辑入论礼的内容。论述了礼的功用问题：“礼之用，和为贵”(第十二章)；讨论了“恭”与“礼”的关系：“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第十三章)；提出了“富而好礼”的观点，认为“富而无骄”固然不错，但远不如“富而好礼”层次更高(第十五章)。礼与仁的关系，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问题。本篇尾段引入这一问题，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论述将在第三篇《八佾》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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