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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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
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
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
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
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
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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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论他妈的。推荐。爱诗词网。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析】在鲁迅杂文中,《论“他妈的!”》可算得上是一篇奇文妙文。奇在论题奇怪,专论一句骂人的俗语;妙在立论高妙,谐趣无穷,对这句粗话的流传地域、演变发展的沿革、内在的深层含义论证考辩得详博而又精微。鲁迅还运用比较的方法,与日、俄、德国同类的骂法相比较,显示出中国“国骂”的别出心裁,自有深意。本文亦庄亦谐,机智锋利,由此,剖开了高门巨族的精魂,在戏谑性的嘲讽议论中透露出作者睿智而深沉的思考,显示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幽默、冷峭、精警、奇崛的语言风格。首先,从流传的广泛和使用的频率,鲁迅断言“他妈的”乃是中国的“国骂”。因为只要中国人足迹所至,就能听到这句骂人的粗话,其使用的遍数未必比客气的问候用语“您好呀”为少。如果在骂人的恶语中进行评选,那么这句话必定夺魁;居“国骂”之位而并无愧色。但“国骂”也有变化,有发展,在浙东的骂法只限制于骂“妈”,那原话大概是“你妈妈的”。但当它流传开来以后,骂的对象就更为广泛而普遍了,“上溯祖宗,下递子孙”,不仅辱及女性,而且普及同性的男儿,最后甚至施之于牲口兽类。残暴的性行为可以施之于同性、异性,长辈、幼辈,甚至异类的牛马牲口,这就是这句“国骂”的含义,难怪鲁迅要引用庄子的话,表示“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便是银河系里的亿万颗星星,从数字和分布上也比不上这句粗话流传使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那么,从比较的角度看,外国的“国骂”又如何呢?鲁迅就哈姆生和高尔基的作品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写下等人的小说中没有这一类的骂法,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发现一例,即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而这句话在该书的日文、德文译本中都难以翻译:“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不仅费解,而且那含义也隐僻浑沦得莫名其妙,与亚拉借夫的原话大相迳庭。比较的结果,说明仅只俄国有这类骂法,但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流传也不如中国广泛,所以还得承认它是中国的“国骂”。它的发明权和使用权理应归属中国。其次,对于“国骂”的内容,鲁迅觉得不便阐释,写在纸上恐伤大雅,就委婉曲折,旁敲侧击地加以点评。这话只出于“下等人”之口,是林纾者流所贬斥的车夫们的口头禅,上等人“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即使是未为“士大夫”的作者,也只能改头换面,并不能放笔直书,其办法就是删掉这句骂人粗话之前表示性行为的一个动词,削去最后直指女性生殖器的一个名词,又将第二人称的“你妈”二字改为第三人称的“他妈”。这样一理解,“国骂”的内容就昭然若揭了,但此话并不通用于上等人,似难称为“国骂”。不过牡丹为“国花”,也只是阔人赏识,帝王封赠,下等人并未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何尝承认牡丹是“花之富贵者也”?以此类推,则“他妈的”作为“国骂”与牡丹被称“国花”,也是地位近似,旗鼓相当的。鲁迅的幽默,充溢在字里行间,处处露机锋,语语含讥刺,令人忍俊不禁。第三论及“国骂”的由来和动机。经鲁迅查考,这“他妈的”不见经史上记载,史书上记载的骂人毒语,“役夫”、“奴”、“死公”等都是把对方贬为奴仆、贱隶或死人,“老狗”、“貉子”则是贬人为兽。辱及先人的咒骂,则有齐威王骂周王的“而母婢也”,译成白话是“你妈是个大丫头”;还有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骂曹操是“赞阉遗丑”,是指曹操之父曹嵩过继给太监中常待曾腾为子,骂曹操是阉臣人家的后代。这二例虽意存轻蔑,但可能都是写实,不过揭了其母的老底,在专重门第的社会里是一种贬辱对方的厉害手段。“他妈的”一语直接凌辱对方的母亲,更为恶毒,为什么不见于史书呢?也许是士大夫不愿有伤大雅,故意讳而不录。但为什么产生这句“国骂”?鲁迅从《广弘明集》上的记载推想出其中的奥妙,邢子才认为妇人必不能保住贞节,因此,祖先和后代都不能保持纯正的血统。他说好友王元景不一定姓王,说自己不一定姓邢,因为决不能保证以后的五代人都有纯正的血统。这件事说明高门贵族对于血统的重视,但他们内部的混乱的性关系却又常常破坏了这理应保持的血统。口讲仁义道德而行为蔑礼败德,常常是阀阅世族的特点。下等人看透了这一点,就发明了“他妈的”来攻击高门世族,暴露其中的丑恶与卑劣。鲁迅深入分析了西晋北魏时贵族大重门第和被压迫的庶民对门第阀阅的仇恨心理。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严格士族的等第区分,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以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阶层的世袭统治。只要是高门贵胄家的子弟,即使蠢如酒囊饭袋,也不失清品,得做高官。东晋承西晋余荫,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高门士族编订了“百家谱”,决不与庶族通婚。北方虽然处于异族统治下,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但汉族中的士人“却更其发狂地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生怕寒门庶族窜入,乱了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子弟往往骄贵恣肆,堕落腐化,毫无才能,完全凭祖宗福佑,承袭余荫做官。“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做仇敌”,一句“他妈的”既表示出对高门贵胄门第的蔑视与仇恨,又隐含着要辱及他们的先人,采用强暴的手段发泄仇恨,破坏他们血统的复仇愿望。被压迫的庶民的报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瞄准人家的血统,要侮辱人家母亲的战略却是奇特、怪诞而且狡诈的。鲁迅说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是一个卑劣的天才,褒中有贬,既肯定这种战术“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因为毁及祖宗,伤害了高门巨族的体面,也撕破了他们所赖以保全自己的唯一护符。但是,从动机到手段,这种骂法与想法都是卑劣的。“国骂”的流传,自然没有伤及高门贵族的一根毫毛,但却显示出骂人者品格的卑劣和怨仇的深重,自然,想在心造的幻梦中占别人的便宜,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对于“他妈的”一语的发展和运用,鲁迅接着从历史的发展和封建王朝的后代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唐王朝建立以后,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限制豪门贵族,重视和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许多庶族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金朝和元代都是异族入主中原,对宋朝贵族的打击十分厉害,“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严格的等级和门第限制自然不能照原样维持下去,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暴发户的兴起。鲁迅引用刘时中的散曲,生动刻画了那些暴发户的丑态:一经发迹,便附庸风雅,取了许多表字名号,想削尖脑袋钻进上等人的队伍中。卖米的谐音于“粮”号子良,卖肉的化脯为甫字仲甫,卖饭的盼客人吃饱就祝君宝(饱),磨面的终以罗筛筛面得到麦夫,所以取表字为德夫。当他们未发迹之前,自然出口粗俗,“他妈的”随时挂在口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取雅号,修家谱,与豪门联宗,寻名儒和名臣为始祖。一方面,从血统上来寻求高贵的渊源,另方面,又从言行举止上装出一副文雅高贵派头,以掩盖自己的粗俗鄙陋。被压迫的民众看穿他们的这套把戏,就用“他妈的”作为武器,对这些“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伪善者进行猛烈的攻击。暴发户代代皆有,于是,“他妈的”也就不绝于世了。对于这句“他妈的”,鲁迅既承认它产生的合理性和它所包含的丰富的阶级的历史的内容,又严肃指出它的目的和手段的卑劣。鲁迅认为,不论是别人和自己的祖宗的旧荫和余泽,都应蔑弃或扫荡,因为靠祖宗吃饭总不是光采的事。至于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即使只是在幻想中取得做别人祖宗的光荣,也总是十分卑劣的。至于要施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以强暴的性行为去搞乱人家的血统,即使只是乘机施行,更是十分卑劣的行为。因此,国骂“他妈的”不论从动机和目的上,都显示出民族的劣根性。但鲁迅又清醒地看到:“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产生国骂的阶级基础依然存在,无数有声或无声国骂就永远围绕在全社会的上下和四旁,国骂不绝于耳,就说明阶级的对立是何等严峻与尖锐,“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如果在革命的风潮席卷大地时,那么,被压迫的民众就不会只用国骂来表示反抗,而必然用刀和剑来进行清算了。篇末论“他妈的”一语的另外用法,举乡农父子吃饭时的对话为例,说明在特定的场合,在关系亲密的人口中,“他妈的”已经醇化为“我的亲爱的”,变成了表示惊异或叹服的口头禅。这就难怪阿Q深爱这“妈妈的”一语,在表示复杂的感情,如仇情、蔑视、惊异、叹服或热爱时,总是把“妈妈的”一语说将出来。这样,“他妈的”又变成万能的抒情体物写志的专用名词了。鲁迅对“国骂”的研究深入隐微,从中发出深厚的社会历史内蕴,并与中国人的深层心态联系起来加以剖析,给人以诸多启迪。因此,这篇文章的特点,就不是“谐趣”、“奇妙”等可以概括得了的。最主要的特点,正在于鲁迅以深刻的思想之光去烛照日常俗语,从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内涵来。
(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学而。推荐。爱诗词网。(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十)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十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十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释〕 《论语》二十篇,各取首章第一、二句的二字或三字为题。 子:古代男子的尊称。《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习:温习、演习、实习。 说:通“悦”,欣喜、愉快的意思。 朋:同类,志同道合者。一说这里指的是弟子。 愠(yùn):怨恨。 君子:有德者。 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 孝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弟,即悌,音tì。 巧言令色:花言巧语和讨人喜欢的脸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shèn)。 省(xǐnɡ):反省,自我检查。 道:治理。乘(shènɡ):兵车。千乘之国,春秋时大国。 使民以时:使用民力,不违农时。 汎(fàn):同“泛”,广泛。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 贤贤:尊重其才德。 易色:不重容貌。慎终:谨慎地对待送终之礼;追远:追思久逝的祖先。 子禽:陈亢,字子禽。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求之与:主动求得的。 与之与:别人告知的。 小大:小事大事。由之:按照“和”的观念去做。 复:实践诺言。就有道而正焉:按有道者的言行来匡正自己。 无谄:不谄媚于人。 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鉴赏〕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的汇编,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的,但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共二十篇,每篇分列若干章。看似散珠,无所贯串,然而《论语》的“论”字,就含讨论编次的意义。其编次的意图,通过研究文本,还是可以解读的。以首篇为例,历代研究者不断寻绎篇中各章之间的关联。南宋朱熹认为此篇“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朱子语类》卷二十)。他并且认定该篇“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论语集注》)。清代崔述也认为《论语》首篇之大义为教人“学为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学,次二三章即言仁也”(《论语余说》)。《论语》首篇开宗明义就记孔子论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的确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一生为人,乐于学而勤于教。孔子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并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还教育弟子要“笃信好学”(《泰伯》)。他最担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述而》),这也是孔子的自勉。另一方面,强调孔子论学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重要条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仁”的范畴也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不免使人有难以企及的神秘感。所以众弟子问仁颇多,孔子的回答也因人因时而异。然而认为仁者并非天生而就,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学”求“仁”,以“知”达“仁”的这一观点则是始终如一。他还告诫弟子:要想成为仁人君子而不努力学习,“其蔽也愚”(《阳货》)。以“学”求“仁”,有一个由浅入深、就近至远的过程。读者在琢磨本篇所蕴含的孔学这个观点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基础道德和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敬爱父母兄长是实现仁德的第一要求。正如孔子学生有子所说,孝悌为“仁之本”。一个人如能做到“入则孝,出则弟”,那么推而广之,进一步达到“汎爱众”,既欲立己,又能立人,可以推断他最终达到仁德的理想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强调孝悌这一基础道德自然是传统社会的要求,但是只要存在家庭,敬爱父母兄长这一美德就必须大力提倡。第二个是“诚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提出。本篇有多章谈论诚信问题,应予关注。“信”这一伦理范畴,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贵族以此处理上下等级关系,所以常常“忠、信”并提,要求下对上讲诚信。孔子对诚信思想有很大的突破。他认为人与人交往必须“谨而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这里的“信”,已拓展为人与人之间必须讲的“信誉”,不只是对上而言。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所以弟子们感到很新鲜,纷纷阐述自己对“信”的理解。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七章)。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第十三章)曾子更是把“信”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四章)可见在孔学中,“信”与“孝、悌”一样,也是实践“仁”最高道德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道德规范。本篇的重点是论学论仁,以学求仁,而从第十二章以后,又辑入论礼的内容。论述了礼的功用问题:“礼之用,和为贵”(第十二章);讨论了“恭”与“礼”的关系:“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第十三章);提出了“富而好礼”的观点,认为“富而无骄”固然不错,但远不如“富而好礼”层次更高(第十五章)。礼与仁的关系,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问题。本篇尾段引入这一问题,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论述将在第三篇《八佾》中展开。
意指那些虚假笼络人心的行为。典出《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
刘备在当阳一带被曹操大败,家眷也失散。大将赵云舍生忘死,血战长坂坡,终于救出了刘备的儿子阿斗(即刘禅)。
刘备摔阿斗。推荐。爱诗词网。意指那些虚假笼络人心的行为。典出《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刘备在当阳一带被曹操大败,家眷也失散。大将赵云舍生忘死,血战长坂坡,终于救出了刘备的儿子阿斗(即刘禅)。赵云冲出曹军重围,找到了刘备,便跳下马来,拜伏在地,还未开口,不禁泪水直涌。刘备见赵云血满战袍,也不住哭泣。赵云喘息着向刘备报告:“糜夫人受了重伤,不肯上马,已投井而死。我只得推墙掩井,怀抱小主人,身突重围而回。”说着,解开勒甲绦,只见阿斗酣睡未醒,便双手捧了递给刘备。刘备接过阿斗,感激万分,沉思一番,突然双手一放,将阿斗摔在地上,说:“为这小子,差点损折了我一员大将!”赵云大受感动,忙从地上抱起阿斗,拜伏刘备跟前,流着泪说:“赵云肝脑涂地,也难报主公知遇之恩!”后人有诗评说此事:“曹操军中飞虎出,赵云怀内小龙眠。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儿掷马前。”“刘备摔阿斗”,比喻采取某些措施,给人以某种恩惠和好处,笼络人心,使人顺服,为己利用。这是句熟语,也是一句歇后语:“刘备摔孩子——笼络人心”,也有的说“刘备摔孩儿——收买人心”。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睛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周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鲁迅 风筝。推荐。爱诗词网。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睛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周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析】《风筝》写于1925年,作者带着歉疚的心情,以质朴清新的语言,浓郁优美的抒情笔触,回忆儿时对喜爱风筝的小兄弟的粗暴行为——不许他放风筝,踏扁他即将制成的风筝。全文以风筝为线索,小小的风筝牵动着作者浓浓的情思:对小兄弟精神虐杀的深深忏悔,对严酷现实的强烈的忿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在这篇精湛的散文诗中,作者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描绘形象,抒发情感,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启迪。融情于事,情景交融,天衣无缝。作品记叙的是生活中值得咀嚼难以忘怀的往事,通篇叙事,也通篇抒情,洋溢着浓烈的抒情气息,写得墨淡情浓,感人肺腑。往事带给作者“无可把握的悲哀”,心如铅块般沉重,这是觉醒后内心的负疚,精神的负重。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自己行为的实质是对儿童一次“精神的虐杀”,表现出作者对儿童诚挚爱护的高尚情怀,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精神,光明坦荡的伟大胸襟。这使我们想起了作者的名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更难得的是,作者坦诚解剖自己的同时也无情地解剖社会,作品首尾反复渲染了北方严冬的肃杀,揭示了现实的冷酷黑暗。作品将具体事件的回忆置于典型的社会背景中,反映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深化了作品主题。作品所述之事,是细小平凡的,然而事里蕴蓄的情感则是真挚浓烈的。难忘的愧疚,深沉的悲哀,强烈的郁懑都蕴寓于平实冷静叙述之中,朴素生动的叙事与深沉淳挚的情感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优美和谐,朴实感人。象征手法、对比手法精巧圆熟。作品描绘了北方冬天和江南春天两种自然景色,赋予景物以象征意义,成为表达心境和情感的一种手段。现实中的北京严冬,浓重的肃杀气氛,令人窒息,正是北洋军阀统治下北方严酷现实的象征。而怀想中的江南早春风筝时节的景象,则令人神往;天上各式各样风姿怡人的风筝与地上的杨柳、山桃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这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绮丽多姿的故乡春色,正是美好境界和光明未来的象征。冬天的肃杀和春天的温煦两种景象强烈对比,互相映衬,鲜明地构成丑与美,黑暗与光明,现实与理想的尖锐对立,不仅强化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和否定,且热切表现了作者身处严冬般现实,心存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对美好春天的缅怀和倾慕,充分展现了作者在黑暗重压下奋勇抗争、顽强求索的内心世界。作者借景抒情,托物咏怀,景物描写寄寓了无限深情,创造了广阔深远、令人遐想的抒情意境。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真切传神。作品对小兄弟形象的刻划细腻丰满,极富神韵。小兄弟“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一个静的神态,两个动的细节,将他对风筝的陶醉之情跃然纸上,神情毕肖,情趣横生,让人又爱又怜。他躲在堆积杂物的小屋偷做风筝,看见“我”来时,“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简洁准确地揭示了他的秘密被发现时的惶悚心理。目睹“我”傲然摧毁他自制待成的风筝时,“绝望地站在小屋里”,绝望的神态似无声的抗议,传达出他幼小心灵深处无法言说的悲痛。《风筝》色彩素朴,感情深挚,格调高雅,不愧为一篇晶莹凝炼,清新明丽,极富人情味的抒情美文。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睛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睛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鲁迅雪。推荐。爱诗词网。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睛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睛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析】这是散文诗集《野草》中极优美,极富哲学意蕴的一篇。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自然美,更是一种情感和精神之美。本文写于1925年1月18日。其时,北京正值隆冬,常有纷飞的雪和迅疾的风。而且这“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因为它们是由雨滴“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的”。不像“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这种冰冷的,坚硬的雪花。因此引起作者对“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的对比,其中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情。先看“江南的雪”。作者将魂牵梦绕的情愫化在对故乡冬雪的回忆、赞美之中。南方之雪温润轻柔,落在长青的大地上,预示着“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这里作者以“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喻南国的雪,不仅写出了雪的“滋润美艳”,更活脱脱凸现了江南雪冬的蓬勃生机。接着写雪野中的花草,将那一片白雪作背景,浓墨重彩地着上“血红”、“白中隐青”、“深黄”和“冷绿”,再赋予准确传神的形状:“宝珠”山茶,“单瓣”梅花,“磬口的”蜡梅花和支楞楞的“杂”草——呵呵,真是美不胜收了。再往下由静而动,忆及冬花上采蜜的群蜂。作者分明看见忙碌飞动的蜜峰,听得嗡嗡的闹声——在故乡的雪野中。不论蜜蜂们冬季“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也不论这一“看”一“听”跨越了多少时间空间,上述景象都是江南雪野给予作者的最真实、深切与不可忘怀的感受。春天是否不仅是自然的季节,也是人的童年的写照呢?江南雪野中假如只有红白黄绿的花草以及印象中的穿梭忙碌的嗡嗡群蜂,那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似乎还不够浓。于是,在作者笔下,自然涌出七八个塑雪罗汉的孩子。那些可爱的呵着手的孩子,那一双双可爱的冻得通红的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人类的“春之声”就这样和谐地织入了自然的旋律之中。这冬雪带给人们的生气又岂止影响于孩子:“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这句简单平常的话,在这里却多么有意味、多么亲切。因为此刻他不也是一个投身大自然的孩子吗?江南的雪野不是也拥抱着他尽管他已是一个“父亲”了吗?对这些自然之子的作品雪罗汉,作者层层写下去:身子洁白、明艳、闪闪生光,龙眼核的眼珠,和极富情趣的“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涂成的嘴唇。江南的雪再次获得了具象化的生命:“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江南的冬季日间夜间气温在零上零下,雪罗汉化了又结、结了又化,“终于”使他成为“不知算什么”了。而作者的思绪也移回北方。严寒与干燥所造就的“朔方的雪花”可不像江南的雪那么“滋润美艳之至”,他们“却永远如粉、如沙,”“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这是作者对北方的雪所作的极富感情的描写、歌吟和思索,带着壮阔的思绪和深沉的情怀。在茫茫雪野中,晴空朗日下,刺骨的旋风呼啸着卷起干雪又把他们从半空撒下,万千雪粉无一不在蓬勃地奋飞,折射出闪闪的阳光。到过北方的人多会看到这种雪景。全文最后两段很短,却慧眼独具,完全摆脱了景物的描绘,这是作者心象的披露,也是常人难以想到的:但一经作者点破,读者也会感受到在无边的旷野上,凛冽的天宇下,雨的精魂如何“闪闪地旋转升腾着”,于是,心中会为崇高的美感而震撼,身心会随之而升华。是的,如粉如沙,决不粘连的朔方的雪,难道还不孤独吗?它不是死掉的雨、雨的精魂又是什么?如果说本文描写江南的雪笔墨较多,色彩明丽,意象优美动人,那么后三分之一笔触洗练道劲,色彩虽然单一但却令人眩目,在广阔与严寒的天地间造就出令人惊心动魄的意象:孤独的雪、死掉的雨、雨的精魂。我们喜欢江南雪冬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和袭人的生机;我们更深深地与朔方的飞雪产生共鸣。作者让这些死去的雨富于动态:“蓬勃地奋飞”,富于色彩“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而“像包藏火焰的大雾”则既富于动态又富于色彩,同时“大雾”却能“包藏火焰”,更充满了一种生命的搏动与战斗不已的精神。在后三分之一不足二百字的篇幅中,作者不惜三处写到“旋转而且升腾”、“旋转而且升腾地”和“旋转升腾着的”,它们不仅构成响亮与流动的匀律,更体现了生命的律动,寄托了作者奋飞的激情。那顽强地飞舞的闪烁的朔方的雪,是由雨变成的,它不就是死掉的雨,即“雨的精魂”吗?“死”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寂灭,它毋宁说是赋予生命以另一种形态。通过死掉的雨、雨的精魂,表现出“死”已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成为促使生命实现的内在动因。也许可以说,朔方的雪折射出的不只是阳光,也包含作者对生生不已的生命、生死所作的哲学思考。它流露出作者对生命、青春(社会的与自然的)之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斗争的执着,对人生的睿智与深刻的思考。江南的雪“滋润美艳,”但“连续的睛天又使它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朔方的雪”却“在晴天之下……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那么掩卷遐思,“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究竟单调与否,幸运与否,人们自然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了。而作者这种别致的开头,不能不令人击节赞叹!
策马前途须努力。推荐。爱诗词网。“策马前途须努力,莫学龙钟虚叹息”的意思,全诗,出处,解释,赏析“策马前途须努力,莫学龙钟虚叹息”是关于描写“谕理警世·砥砺教化·百折不馁”类的诗句。诗句写不要象失意潦倒的人那样长嘘短叹,而要快马加鞭,冲破重重障碍,奋力向前。表现出诗人刚强的性格及刻苦奋进的精神。如今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注:龙钟,潦倒貌。李涉“岳阳别张祜”“全唐诗”第5427页。繁体:“策馬前途須努力,莫學龍鐘虛嘆息”的意思,全詩,出處,解釋,賞析“策馬前途須努力,莫學龍鐘虛嘆息”是關於描寫“諭理警世·砥礪教化·百折不餒”類的詩句。詩句寫不要象失意潦倒的人那樣長噓短嘆,而要快馬加鞭,沖破重重障礙,奮力向前。表現出詩人剛強的性格及刻苦奮進的精神。如今仍然有著深刻的教育意義。註:龍鐘,潦倒貌。李涉“嶽陽別張祜”“全唐詩”第5427頁。拼音:“CeMaQianTuXuNuLi,MoXueLongZhongXuTanXi”DeYiSai,QuanShi,ChuChu,JieShi,ShangXi“CeMaQianTuXuNuLi,MoXueLongZhongXuTanXi”ShiGuanYuMiaoXie“YuLiJingShi·DiLiJiaoHua·BaiSheBuNei”LeiDeShiGou。ShiGouXieBuYaoXiangShiYiLaoDaoDeRenNaYangChangShiDuanTan,ErYaoKuaiMaJiaBian,ChongPoChongChongZhangAi,FenLiXiangQian。BiaoXianChuShiRenGangJiangDeXingGeJiKeKuFenJinDeJingShen。RuJinRengRanYouZhaoShenKeDeJiaoYoYiYi。Zhu:LongZhong,LaoDaoMao。LiShe“YueYangBieZhangHu”“QuanTangShi”Di5427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