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来

论他妈的。推荐。爱诗词网。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析】在鲁迅杂文中，《论“他妈的!”》可算得上是一篇奇文妙文。奇在论题奇怪，专论一句骂人的俗语;妙在立论高妙，谐趣无穷，对这句粗话的流传地域、演变发展的沿革、内在的深层含义论证考辩得详博而又精微。鲁迅还运用比较的方法，与日、俄、德国同类的骂法相比较，显示出中国“国骂”的别出心裁，自有深意。本文亦庄亦谐，机智锋利，由此，剖开了高门巨族的精魂，在戏谑性的嘲讽议论中透露出作者睿智而深沉的思考，显示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幽默、冷峭、精警、奇崛的语言风格。首先，从流传的广泛和使用的频率，鲁迅断言“他妈的”乃是中国的“国骂”。因为只要中国人足迹所至，就能听到这句骂人的粗话，其使用的遍数未必比客气的问候用语“您好呀”为少。如果在骂人的恶语中进行评选，那么这句话必定夺魁;居“国骂”之位而并无愧色。但“国骂”也有变化，有发展，在浙东的骂法只限制于骂“妈”，那原话大概是“你妈妈的”。但当它流传开来以后，骂的对象就更为广泛而普遍了，“上溯祖宗，下递子孙”，不仅辱及女性，而且普及同性的男儿，最后甚至施之于牲口兽类。残暴的性行为可以施之于同性、异性，长辈、幼辈，甚至异类的牛马牲口，这就是这句“国骂”的含义，难怪鲁迅要引用庄子的话，表示“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便是银河系里的亿万颗星星，从数字和分布上也比不上这句粗话流传使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那么，从比较的角度看，外国的“国骂”又如何呢?鲁迅就哈姆生和高尔基的作品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写下等人的小说中没有这一类的骂法，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发现一例，即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而这句话在该书的日文、德文译本中都难以翻译：“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不仅费解，而且那含义也隐僻浑沦得莫名其妙，与亚拉借夫的原话大相迳庭。比较的结果，说明仅只俄国有这类骂法，但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流传也不如中国广泛，所以还得承认它是中国的“国骂”。它的发明权和使用权理应归属中国。其次，对于“国骂”的内容，鲁迅觉得不便阐释，写在纸上恐伤大雅，就委婉曲折，旁敲侧击地加以点评。这话只出于“下等人”之口，是林纾者流所贬斥的车夫们的口头禅，上等人“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即使是未为“士大夫”的作者，也只能改头换面，并不能放笔直书，其办法就是删掉这句骂人粗话之前表示性行为的一个动词，削去最后直指女性生殖器的一个名词，又将第二人称的“你妈”二字改为第三人称的“他妈”。这样一理解，“国骂”的内容就昭然若揭了，但此话并不通用于上等人，似难称为“国骂”。不过牡丹为“国花”，也只是阔人赏识，帝王封赠，下等人并未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何尝承认牡丹是“花之富贵者也”?以此类推，则“他妈的”作为“国骂”与牡丹被称“国花”，也是地位近似，旗鼓相当的。鲁迅的幽默，充溢在字里行间，处处露机锋，语语含讥刺，令人忍俊不禁。第三论及“国骂”的由来和动机。经鲁迅查考，这“他妈的”不见经史上记载，史书上记载的骂人毒语，“役夫”、“奴”、“死公”等都是把对方贬为奴仆、贱隶或死人，“老狗”、“貉子”则是贬人为兽。辱及先人的咒骂，则有齐威王骂周王的“而母婢也”，译成白话是“你妈是个大丫头”;还有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骂曹操是“赞阉遗丑”，是指曹操之父曹嵩过继给太监中常待曾腾为子，骂曹操是阉臣人家的后代。这二例虽意存轻蔑，但可能都是写实，不过揭了其母的老底，在专重门第的社会里是一种贬辱对方的厉害手段。“他妈的”一语直接凌辱对方的母亲，更为恶毒，为什么不见于史书呢?也许是士大夫不愿有伤大雅，故意讳而不录。但为什么产生这句“国骂”?鲁迅从《广弘明集》上的记载推想出其中的奥妙，邢子才认为妇人必不能保住贞节，因此，祖先和后代都不能保持纯正的血统。他说好友王元景不一定姓王，说自己不一定姓邢，因为决不能保证以后的五代人都有纯正的血统。这件事说明高门贵族对于血统的重视，但他们内部的混乱的性关系却又常常破坏了这理应保持的血统。口讲仁义道德而行为蔑礼败德，常常是阀阅世族的特点。下等人看透了这一点，就发明了“他妈的”来攻击高门世族，暴露其中的丑恶与卑劣。鲁迅深入分析了西晋北魏时贵族大重门第和被压迫的庶民对门第阀阅的仇恨心理。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严格士族的等第区分，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以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阶层的世袭统治。只要是高门贵胄家的子弟，即使蠢如酒囊饭袋，也不失清品，得做高官。东晋承西晋余荫，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高门士族编订了“百家谱”，决不与庶族通婚。北方虽然处于异族统治下，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但汉族中的士人“却更其发狂地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生怕寒门庶族窜入，乱了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子弟往往骄贵恣肆，堕落腐化，毫无才能，完全凭祖宗福佑，承袭余荫做官。“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做仇敌”，一句“他妈的”既表示出对高门贵胄门第的蔑视与仇恨，又隐含着要辱及他们的先人，采用强暴的手段发泄仇恨，破坏他们血统的复仇愿望。被压迫的庶民的报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瞄准人家的血统，要侮辱人家母亲的战略却是奇特、怪诞而且狡诈的。鲁迅说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是一个卑劣的天才，褒中有贬，既肯定这种战术“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因为毁及祖宗，伤害了高门巨族的体面，也撕破了他们所赖以保全自己的唯一护符。但是，从动机到手段，这种骂法与想法都是卑劣的。“国骂”的流传，自然没有伤及高门贵族的一根毫毛，但却显示出骂人者品格的卑劣和怨仇的深重，自然，想在心造的幻梦中占别人的便宜，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对于“他妈的”一语的发展和运用，鲁迅接着从历史的发展和封建王朝的后代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唐王朝建立以后，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限制豪门贵族，重视和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许多庶族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金朝和元代都是异族入主中原，对宋朝贵族的打击十分厉害，“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严格的等级和门第限制自然不能照原样维持下去，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暴发户的兴起。鲁迅引用刘时中的散曲，生动刻画了那些暴发户的丑态：一经发迹，便附庸风雅，取了许多表字名号，想削尖脑袋钻进上等人的队伍中。卖米的谐音于“粮”号子良，卖肉的化脯为甫字仲甫，卖饭的盼客人吃饱就祝君宝(饱)，磨面的终以罗筛筛面得到麦夫，所以取表字为德夫。当他们未发迹之前，自然出口粗俗，“他妈的”随时挂在口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取雅号，修家谱，与豪门联宗，寻名儒和名臣为始祖。一方面，从血统上来寻求高贵的渊源，另方面，又从言行举止上装出一副文雅高贵派头，以掩盖自己的粗俗鄙陋。被压迫的民众看穿他们的这套把戏，就用“他妈的”作为武器，对这些“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伪善者进行猛烈的攻击。暴发户代代皆有，于是，“他妈的”也就不绝于世了。对于这句“他妈的”，鲁迅既承认它产生的合理性和它所包含的丰富的阶级的历史的内容，又严肃指出它的目的和手段的卑劣。鲁迅认为，不论是别人和自己的祖宗的旧荫和余泽，都应蔑弃或扫荡，因为靠祖宗吃饭总不是光采的事。至于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即使只是在幻想中取得做别人祖宗的光荣，也总是十分卑劣的。至于要施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以强暴的性行为去搞乱人家的血统，即使只是乘机施行，更是十分卑劣的行为。因此，国骂“他妈的”不论从动机和目的上，都显示出民族的劣根性。但鲁迅又清醒地看到：“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产生国骂的阶级基础依然存在，无数有声或无声国骂就永远围绕在全社会的上下和四旁，国骂不绝于耳，就说明阶级的对立是何等严峻与尖锐，“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如果在革命的风潮席卷大地时，那么，被压迫的民众就不会只用国骂来表示反抗，而必然用刀和剑来进行清算了。篇末论“他妈的”一语的另外用法，举乡农父子吃饭时的对话为例，说明在特定的场合，在关系亲密的人口中，“他妈的”已经醇化为“我的亲爱的”，变成了表示惊异或叹服的口头禅。这就难怪阿Q深爱这“妈妈的”一语，在表示复杂的感情，如仇情、蔑视、惊异、叹服或热爱时，总是把“妈妈的”一语说将出来。这样，“他妈的”又变成万能的抒情体物写志的专用名词了。鲁迅对“国骂”的研究深入隐微，从中发出深厚的社会历史内蕴，并与中国人的深层心态联系起来加以剖析，给人以诸多启迪。因此，这篇文章的特点，就不是“谐趣”、“奇妙”等可以概括得了的。最主要的特点，正在于鲁迅以深刻的思想之光去烛照日常俗语，从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内涵来。

学而。推荐。爱诗词网。(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十)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十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十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释〕　《论语》二十篇，各取首章第一、二句的二字或三字为题。　子：古代男子的尊称。《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习：温习、演习、实习。　说：通“悦”，欣喜、愉快的意思。　朋：同类，志同道合者。一说这里指的是弟子。　愠(yùn)：怨恨。　君子：有德者。　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　孝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弟，即悌，音tì。　巧言令色：花言巧语和讨人喜欢的脸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shèn)。　省(xǐnɡ)：反省，自我检查。　道：治理。乘(shènɡ)：兵车。千乘之国，春秋时大国。　使民以时：使用民力，不违农时。　汎(fàn)：同“泛”，广泛。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　贤贤：尊重其才德。　易色：不重容貌。慎终：谨慎地对待送终之礼；追远：追思久逝的祖先。　子禽：陈亢，字子禽。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求之与：主动求得的。　与之与：别人告知的。　小大：小事大事。由之：按照“和”的观念去做。　复：实践诺言。就有道而正焉：按有道者的言行来匡正自己。　无谄：不谄媚于人。　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鉴赏〕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的汇编，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的，但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共二十篇，每篇分列若干章。看似散珠，无所贯串，然而《论语》的“论”字，就含讨论编次的意义。其编次的意图，通过研究文本，还是可以解读的。以首篇为例，历代研究者不断寻绎篇中各章之间的关联。南宋朱熹认为此篇“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朱子语类》卷二十)。他并且认定该篇“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论语集注》)。清代崔述也认为《论语》首篇之大义为教人“学为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学，次二三章即言仁也”(《论语余说》)。《论语》首篇开宗明义就记孔子论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的确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一生为人，乐于学而勤于教。孔子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并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还教育弟子要“笃信好学”(《泰伯》)。他最担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述而》)，这也是孔子的自勉。另一方面，强调孔子论学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重要条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仁”的范畴也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不免使人有难以企及的神秘感。所以众弟子问仁颇多，孔子的回答也因人因时而异。然而认为仁者并非天生而就，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学”求“仁”，以“知”达“仁”的这一观点则是始终如一。他还告诫弟子：要想成为仁人君子而不努力学习，“其蔽也愚”(《阳货》)。以“学”求“仁”，有一个由浅入深、就近至远的过程。读者在琢磨本篇所蕴含的孔学这个观点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基础道德和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敬爱父母兄长是实现仁德的第一要求。正如孔子学生有子所说，孝悌为“仁之本”。一个人如能做到“入则孝，出则弟”，那么推而广之，进一步达到“汎爱众”，既欲立己，又能立人，可以推断他最终达到仁德的理想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强调孝悌这一基础道德自然是传统社会的要求，但是只要存在家庭，敬爱父母兄长这一美德就必须大力提倡。第二个是“诚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提出。本篇有多章谈论诚信问题，应予关注。“信”这一伦理范畴，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贵族以此处理上下等级关系，所以常常“忠、信”并提，要求下对上讲诚信。孔子对诚信思想有很大的突破。他认为人与人交往必须“谨而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这里的“信”，已拓展为人与人之间必须讲的“信誉”，不只是对上而言。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所以弟子们感到很新鲜，纷纷阐述自己对“信”的理解。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七章)。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第十三章)曾子更是把“信”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四章)可见在孔学中，“信”与“孝、悌”一样，也是实践“仁”最高道德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道德规范。本篇的重点是论学论仁，以学求仁，而从第十二章以后，又辑入论礼的内容。论述了礼的功用问题：“礼之用，和为贵”(第十二章)；讨论了“恭”与“礼”的关系：“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第十三章)；提出了“富而好礼”的观点，认为“富而无骄”固然不错，但远不如“富而好礼”层次更高(第十五章)。礼与仁的关系，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问题。本篇尾段引入这一问题，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论述将在第三篇《八佾》中展开。

刘备摔阿斗。推荐。爱诗词网。意指那些虚假笼络人心的行为。典出《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刘备在当阳一带被曹操大败，家眷也失散。大将赵云舍生忘死，血战长坂坡，终于救出了刘备的儿子阿斗(即刘禅)。赵云冲出曹军重围，找到了刘备，便跳下马来，拜伏在地，还未开口，不禁泪水直涌。刘备见赵云血满战袍，也不住哭泣。赵云喘息着向刘备报告：“糜夫人受了重伤，不肯上马，已投井而死。我只得推墙掩井，怀抱小主人，身突重围而回。”说着，解开勒甲绦，只见阿斗酣睡未醒，便双手捧了递给刘备。刘备接过阿斗，感激万分，沉思一番，突然双手一放，将阿斗摔在地上，说：“为这小子，差点损折了我一员大将!”赵云大受感动，忙从地上抱起阿斗，拜伏刘备跟前，流着泪说：“赵云肝脑涂地，也难报主公知遇之恩!”后人有诗评说此事：“曹操军中飞虎出，赵云怀内小龙眠。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儿掷马前。”“刘备摔阿斗”，比喻采取某些措施，给人以某种恩惠和好处，笼络人心，使人顺服，为己利用。这是句熟语，也是一句歇后语：“刘备摔孩子——笼络人心”，也有的说“刘备摔孩儿——收买人心”。

鲁迅 风筝。推荐。爱诗词网。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睛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周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析】《风筝》写于1925年，作者带着歉疚的心情，以质朴清新的语言，浓郁优美的抒情笔触，回忆儿时对喜爱风筝的小兄弟的粗暴行为——不许他放风筝，踏扁他即将制成的风筝。全文以风筝为线索，小小的风筝牵动着作者浓浓的情思：对小兄弟精神虐杀的深深忏悔，对严酷现实的强烈的忿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在这篇精湛的散文诗中，作者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描绘形象，抒发情感，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启迪。融情于事，情景交融，天衣无缝。作品记叙的是生活中值得咀嚼难以忘怀的往事，通篇叙事，也通篇抒情，洋溢着浓烈的抒情气息，写得墨淡情浓，感人肺腑。往事带给作者“无可把握的悲哀”，心如铅块般沉重，这是觉醒后内心的负疚，精神的负重。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自己行为的实质是对儿童一次“精神的虐杀”，表现出作者对儿童诚挚爱护的高尚情怀，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精神，光明坦荡的伟大胸襟。这使我们想起了作者的名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更难得的是，作者坦诚解剖自己的同时也无情地解剖社会，作品首尾反复渲染了北方严冬的肃杀，揭示了现实的冷酷黑暗。作品将具体事件的回忆置于典型的社会背景中，反映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深化了作品主题。作品所述之事，是细小平凡的，然而事里蕴蓄的情感则是真挚浓烈的。难忘的愧疚，深沉的悲哀，强烈的郁懑都蕴寓于平实冷静叙述之中，朴素生动的叙事与深沉淳挚的情感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优美和谐，朴实感人。象征手法、对比手法精巧圆熟。作品描绘了北方冬天和江南春天两种自然景色，赋予景物以象征意义，成为表达心境和情感的一种手段。现实中的北京严冬，浓重的肃杀气氛，令人窒息，正是北洋军阀统治下北方严酷现实的象征。而怀想中的江南早春风筝时节的景象，则令人神往;天上各式各样风姿怡人的风筝与地上的杨柳、山桃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这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绮丽多姿的故乡春色，正是美好境界和光明未来的象征。冬天的肃杀和春天的温煦两种景象强烈对比，互相映衬，鲜明地构成丑与美，黑暗与光明，现实与理想的尖锐对立，不仅强化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和否定，且热切表现了作者身处严冬般现实，心存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对美好春天的缅怀和倾慕，充分展现了作者在黑暗重压下奋勇抗争、顽强求索的内心世界。作者借景抒情，托物咏怀，景物描写寄寓了无限深情，创造了广阔深远、令人遐想的抒情意境。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真切传神。作品对小兄弟形象的刻划细腻丰满，极富神韵。小兄弟“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一个静的神态，两个动的细节，将他对风筝的陶醉之情跃然纸上，神情毕肖，情趣横生，让人又爱又怜。他躲在堆积杂物的小屋偷做风筝，看见“我”来时，“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简洁准确地揭示了他的秘密被发现时的惶悚心理。目睹“我”傲然摧毁他自制待成的风筝时，“绝望地站在小屋里”，绝望的神态似无声的抗议，传达出他幼小心灵深处无法言说的悲痛。《风筝》色彩素朴，感情深挚，格调高雅，不愧为一篇晶莹凝炼，清新明丽，极富人情味的抒情美文。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推荐。爱诗词网。原意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语出《景德传灯录·余杭大钱山从袭禅师》：“问：‘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如何是闭门造车?’师曰：‘造车即不问，汝作么生是辙?’”《续传灯录·端裕禅师》：“一法不堕尘缘，万法本无挂碍……直饶恁么，犹是闭门造车，未是出门合辙。”宋代朱熹在其《中庸或问》卷三中说它是“古语”。曰：“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意思是说：虽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造车，拿出门去使用，却能和车辙完全相合，这是因为依照的规格、尺寸相同的缘故。古时车辆，两轮间距离有一定尺寸，故轮子碾出的痕迹(辙)也是相同的，这叫“合辙”。古语所谓“闭门造车”是称赞“出门合辙”，比喻想法一致。后来，此语在使用时发生转义，比喻不考虑客观情况，脱离实际，只凭主观想象办事。

山高路远沟深。推荐。爱诗词网。毛泽东诗词《六言诗①·给彭德怀同志》原文|译文|注释|赏析一九三五年十月山高路远坑深②，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③!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注释】①六言诗，诗体名。全篇都是六字句，故称。始于汉代。后来也有古体、近体之分。本篇不拘平仄，属于古体。②“山高”句，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为组织这次战斗而草拟的电报中，论及吴起镇一带的地形特点，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这里就用电报中的语句，稍改一字。坑，指沟壑。陕甘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村与村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条深沟，有的深达几十米，长达几十里，彼此鸡犬之声相闻，但要往来，则需爬上爬下，曲折迂回，甚至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③彭大将军，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在北伐军中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毅然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所部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党的第六届至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党的“左”倾错误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深受人民的爱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赏析】1935年10月，自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西北高原后，敌“中央军”毛炳文部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东北军的骑兵部队一直尾追不舍。10月19日，当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当日，毛泽东电召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彭德怀20日赶到吴起镇后，毛泽东即与他筹划退敌之计，并决定由彭德怀指挥作战。经策划，红军准备在吴起镇西北面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上设伏。10月21日，敌马鸿宾部35师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即遭红军猛烈袭击而溃败;而敌白凤翔率领的东北骑兵师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重围。这一仗红军消灭敌军1个骑兵团，击溃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使敌骑再也不敢轻易追击红军，从而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战斗的当天上午，毛泽东本来在安全地点，由于非常关心作战情况，下午四五点钟，带了警卫员和通讯班到指挥位置。警卫班陪着毛主席直到阵地，毛泽东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用心倾听枪声的方向，直到枪声稀落，估计敌人远逃后才回驻地。赢得这场恶战后，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握着彭德怀的手，爽朗地笑着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啊!”他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这首六言诗以赞彭德怀。毛泽东的这首诗，廿四字，刻画了一位英勇无敌的大将军形象。与汉高祖刘邦廿三字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颇有些他曾熟读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收缰勒马、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雄风。“横刀立马”当然只是一个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彭德怀指挥作战时并未骑在马上，而是隐藏在壕沟里。他使用的枪也不是短距离格斗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古代兵器，而是能够较远距离射击的近代武器“盒子炮”。但该句确实刻画了一个挺身拒敌、勇猛无比的彭大将军形象。征战场上，彭德怀见到这首诗后，将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把原诗送还了毛泽东。遗憾的是，这首诗的原稿并未存留下来。但该诗不胫而走。12年后，它非正式地发表于1947年8月1日的《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后来又以来信的方式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这首诗正式收编入《毛泽东诗词选》是在1986年。该选集由长期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主持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人员根据多方可靠史料，证实毛泽东创作这首六言军旅诗的基本情节确凿无误后，便首次将之收入其中，并增加题目为“给彭德怀同志”。该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此，这首流传数十年诗作正式入集。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亦将它编入其中。但是，《彭德怀自述》中所记录的毛泽东这首诗却是这样的：“山高路远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毛泽东赞彭德怀的六言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在军中久已流传的版本，一个是1962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凭记忆写出的版本。这首六言诗的两个版本大体相同，但在字词使用上有很大差异，有一句完全不一致，总共24字竟有8字不同，如果加上位置的改动可说有10字不同。出于对彭德怀回忆的尊重，以王焰为组长的《彭德怀传》编写组在《彭德怀传》中引述这首诗时，采用的是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其优越之处在于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它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把陕北的地形地貌恰当地描绘出来了，把红军伏击敌骑兵大获全胜的意境展现出来了，把彭德怀的英勇形象刻画出来了。“山高路远坑深”，此句确实是当地地貌的真实写照。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曾描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确实，由于水土流失，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吴起镇一带多是高山深沟险壑。只是红军在越过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后往东走时，地势逐渐低落，正是谓“山高路远坑深”。依据《彭德怀自述》的版本来分析，“骑兵任你纵横”，是谓看你们这些骑兵还能横行几时。“纵横”，强横无忌、奔行无阻之意，是写敌骑气焰嚣张。该句体现了毛泽东及所率领的红军将士志在歼敌、胜利在握的从容镇定和对骄横之敌骑的藐视。“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古时战场的勇猛战将重叠在一起，令人景仰。然而，也有人认为存在毛泽东在1947年对这首诗的重书版本。1979年，黄克诚在《人民日报》撰文悼念彭德怀时，其中提到毛泽东在1947年曾经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他说：“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出色指挥和辉煌战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主席乘兴即席挥笔，为彭老总重新书写了他在长征路上热情赞扬彭老总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黄克诚所说毛泽东重书该诗并非他所亲见，因为1947年8月他远在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这篇悼念文章如果不是黄克诚亲自起草，代起草人就有可能将有关信息写到文章中去。假若毛泽东1947年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实有其事，彭德怀在回忆中应该会忆及的。但他没有忆及。而毛泽东在1947年曾重书六言诗的说法得到了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的赞同。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魏艾民先生在《哪家报纸最先刊用“彭大将军”这首诗》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些信息：曾在《解放军报》担任过重要职务、并任《彭德怀传》编写组组长的王焰，在1990年曾对他说：“‘彭大将军’那首诗，出自毛泽东之手，有了更多的直接证据。后来，看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记述了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整编36师后，毛泽东再录此诗的经过。”王焰还说，1947年《战友报》发表的此诗全文，是“毛泽东从整个革命战争的长期性着眼”，“路远坑深”“使这首诗具有更深刻的意境”。“彭总回忆第二句‘骑兵任你纵横’和第三句‘谁敢横枪立马’，看来他的回忆是不准确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矛盾：第一，如果毛泽东是在1947年8月19日“沙家店大捷”后重书的此诗，那么刊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的诗就不是来源于毛泽东重书的这首，而确实是从流传中搜集到的“在长征中所作的”诗。第二，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忆及1947年沙家店大捷后，毛泽东并非重书六言诗，只是书写两句：“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书写地点不是在“军事会议”上，而是在梁家岔住地。凑巧的是，毛泽东书写的这12个字与伍修权回忆1935年的情况相同：“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所以，毛泽东1947年是否重书六言诗尚无确证。再者，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不经意地改变了，以至说法前后矛盾。比如，1935年10月毛泽东给彭德怀拟写的一份电报中有‘山高路远沟深’句，但这类电报并未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见到。由上可以推断，1947年《战友报》首次发表的传抄本可能就与彭德怀的回忆本同源，它并未由毛泽东重新书写过。如果作一比较，彭德怀忆写的诗可信度和艺术性更高，况且彭德怀是当事人，也是最后一句诗的修改人，采信彭德怀忆写的版本更可靠些。当然，“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也不失其壮美。它可以理解为彭德怀在军中当大任，指挥红军一路远征，突破敌军重重包围，战胜一路险阻。这位将军横刀立马，有万夫不当之勇，使敌闻风丧胆，令人钦佩之至，根本让人想不到一路纵横无阻的红军，是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大军变成的七千之众!文章作者：胡为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