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出处】唐·白居易《大林寺桃花》【意思】人间四月,繁花落尽,而山上古寺的桃花却刚刚盛开。芳菲:指芳香美丽的花草。此联的意思是:四月里,山下桃李花已谢,春意已去,而山上古寺院落中桃花却刚开始吐艳。后用来描绘山里春天的景色;也用来比喻人们从困境中又看到了希望。【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当其他地方花谢春尽时,某地正是花开春到时节,春天来得晚些。[例]我们离开昆明的时候,圆通山的樱花和海棠早凋谢了,而他这里正初放着报春花和映山红,虽然万年寺的秋色特佳,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但却因为追上了春天,很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快感。(洛汀《峨眉月》)二、用以比喻一处困顿衰败,而另一处发达兴盛。[例]伙计!这叫做“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你们快离开那鬼地方到这里来吧,这里好,这里有奔头,这里需要你们!(黄志坚《满天红霞》)【全诗】《大林寺桃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鉴赏1】诗写庐山大林寺的晚春景致。人间四月百花凋零,春容憔悴,但在这大林寺中,桃花才刚刚开放。我常常怨恨春逝无处寻觅,哪知她竟躲入这山寺中。本诗用桃花代替春光,使春光具体可感,形象美丽,而且把春拟人化,把它描摹成天真可爱、宛若和人捉迷藏的顽童。从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对春无限的依恋和热爱。注:写了庐山顶上的大林寺内,气候要比平地晚两个月。【鉴赏2】芳菲:花草的芳香,此泛指花草。山寺:即大林寺,于今江西庐山。此诗作者白居易在其《游大林寺序》中说,大林寺“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此诗正写这种因山高温迟而不同常世的物候,造意颇为灵动。四月里山下春意已过,而山中桃李却刚刚盛开,春意正浓。总是怅恨春归难觅,原来“她”竟是转移到这山中来了!【鉴赏3】白居易在这首诗前有个序言:“……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就这序与诗看,好象只在记叙地面与山上物候不同,其实诗人正是借此事以表达自己的心情。白居易被贬江州(今九江市)后,心情抑郁,大有“人间芳菲尽”之感,如今到了“人迹罕到”的奇境佳地,如入另一世界,精神上得到安慰,有种远离浊世的轻快,萌生了隐居山林的清想。他于元和十一年秋,就在香炉峰下筑了草堂,写了《草堂记》文和《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诗,同时于这时写的《遗爱寺》中亦可见出这种隐逸情绪:“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可见所谓“春归大林”是“人归山林”的写意。一般的理趣诗是写景、抒情中巧言物理,而此诗却是于写物理中顺抒人情。白居易写作这首诗是唐元和十二年农历四月初九,也就是公元817年四月二十八日。香炉峰在庐山北部,峰顶水气郁结,云雾弥漫。大林寺海拔一千二百公尺。据当地气象资料,那里大约山地平均升高一百米,气温就差0.5°~0.6℃,如九江市气温15℃时,山上大林寺的温度8℃上下。山上桃花晚开,完全是气温决定了的。诗人缘物理叙写,借此抒情,其情趣自然不同于一般。
山寺桃花始盛开。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出处】唐·白居易《大林寺桃花》【意思】人间四月,繁花落尽,而山上古寺的桃花却刚刚盛开。芳菲:指芳香美丽的花草。此联的意思是:四月里,山下桃李花已谢,春意已去,而山上古寺院落中桃花却刚开始吐艳。后用来描绘山里春天的景色;也用来比喻人们从困境中又看到了希望。【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当其他地方花谢春尽时,某地正是花开春到时节,春天来得晚些。[例]我们离开昆明的时候,圆通山的樱花和海棠早凋谢了,而他这里正初放着报春花和映山红,虽然万年寺的秋色特佳,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但却因为追上了春天,很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快感。(洛汀《峨眉月》)二、用以比喻一处困顿衰败,而另一处发达兴盛。[例]伙计!这叫做“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你们快离开那鬼地方到这里来吧,这里好,这里有奔头,这里需要你们!(黄志坚《满天红霞》)【全诗】《大林寺桃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鉴赏1】诗写庐山大林寺的晚春景致。人间四月百花凋零,春容憔悴,但在这大林寺中,桃花才刚刚开放。我常常怨恨春逝无处寻觅,哪知她竟躲入这山寺中。本诗用桃花代替春光,使春光具体可感,形象美丽,而且把春拟人化,把它描摹成天真可爱、宛若和人捉迷藏的顽童。从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对春无限的依恋和热爱。注:写了庐山顶上的大林寺内,气候要比平地晚两个月。【鉴赏2】芳菲:花草的芳香,此泛指花草。山寺:即大林寺,于今江西庐山。此诗作者白居易在其《游大林寺序》中说,大林寺“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此诗正写这种因山高温迟而不同常世的物候,造意颇为灵动。四月里山下春意已过,而山中桃李却刚刚盛开,春意正浓。总是怅恨春归难觅,原来“她”竟是转移到这山中来了!【鉴赏3】白居易在这首诗前有个序言:“……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就这序与诗看,好象只在记叙地面与山上物候不同,其实诗人正是借此事以表达自己的心情。白居易被贬江州(今九江市)后,心情抑郁,大有“人间芳菲尽”之感,如今到了“人迹罕到”的奇境佳地,如入另一世界,精神上得到安慰,有种远离浊世的轻快,萌生了隐居山林的清想。他于元和十一年秋,就在香炉峰下筑了草堂,写了《草堂记》文和《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诗,同时于这时写的《遗爱寺》中亦可见出这种隐逸情绪:“弄石临溪坐,寻花绕寺行。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可见所谓“春归大林”是“人归山林”的写意。一般的理趣诗是写景、抒情中巧言物理,而此诗却是于写物理中顺抒人情。白居易写作这首诗是唐元和十二年农历四月初九,也就是公元817年四月二十八日。香炉峰在庐山北部,峰顶水气郁结,云雾弥漫。大林寺海拔一千二百公尺。据当地气象资料,那里大约山地平均升高一百米,气温就差0.5°~0.6℃,如九江市气温15℃时,山上大林寺的温度8℃上下。山上桃花晚开,完全是气温决定了的。诗人缘物理叙写,借此抒情,其情趣自然不同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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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睛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睛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鲁迅雪。推荐。爱诗词网。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睛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睛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析】这是散文诗集《野草》中极优美,极富哲学意蕴的一篇。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自然美,更是一种情感和精神之美。本文写于1925年1月18日。其时,北京正值隆冬,常有纷飞的雪和迅疾的风。而且这“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因为它们是由雨滴“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的”。不像“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这种冰冷的,坚硬的雪花。因此引起作者对“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的对比,其中寄托了作者鲜明的爱情。先看“江南的雪”。作者将魂牵梦绕的情愫化在对故乡冬雪的回忆、赞美之中。南方之雪温润轻柔,落在长青的大地上,预示着“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这里作者以“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喻南国的雪,不仅写出了雪的“滋润美艳”,更活脱脱凸现了江南雪冬的蓬勃生机。接着写雪野中的花草,将那一片白雪作背景,浓墨重彩地着上“血红”、“白中隐青”、“深黄”和“冷绿”,再赋予准确传神的形状:“宝珠”山茶,“单瓣”梅花,“磬口的”蜡梅花和支楞楞的“杂”草——呵呵,真是美不胜收了。再往下由静而动,忆及冬花上采蜜的群蜂。作者分明看见忙碌飞动的蜜峰,听得嗡嗡的闹声——在故乡的雪野中。不论蜜蜂们冬季“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也不论这一“看”一“听”跨越了多少时间空间,上述景象都是江南雪野给予作者的最真实、深切与不可忘怀的感受。春天是否不仅是自然的季节,也是人的童年的写照呢?江南雪野中假如只有红白黄绿的花草以及印象中的穿梭忙碌的嗡嗡群蜂,那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似乎还不够浓。于是,在作者笔下,自然涌出七八个塑雪罗汉的孩子。那些可爱的呵着手的孩子,那一双双可爱的冻得通红的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人类的“春之声”就这样和谐地织入了自然的旋律之中。这冬雪带给人们的生气又岂止影响于孩子:“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这句简单平常的话,在这里却多么有意味、多么亲切。因为此刻他不也是一个投身大自然的孩子吗?江南的雪野不是也拥抱着他尽管他已是一个“父亲”了吗?对这些自然之子的作品雪罗汉,作者层层写下去:身子洁白、明艳、闪闪生光,龙眼核的眼珠,和极富情趣的“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涂成的嘴唇。江南的雪再次获得了具象化的生命:“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江南的冬季日间夜间气温在零上零下,雪罗汉化了又结、结了又化,“终于”使他成为“不知算什么”了。而作者的思绪也移回北方。严寒与干燥所造就的“朔方的雪花”可不像江南的雪那么“滋润美艳之至”,他们“却永远如粉、如沙,”“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这是作者对北方的雪所作的极富感情的描写、歌吟和思索,带着壮阔的思绪和深沉的情怀。在茫茫雪野中,晴空朗日下,刺骨的旋风呼啸着卷起干雪又把他们从半空撒下,万千雪粉无一不在蓬勃地奋飞,折射出闪闪的阳光。到过北方的人多会看到这种雪景。全文最后两段很短,却慧眼独具,完全摆脱了景物的描绘,这是作者心象的披露,也是常人难以想到的:但一经作者点破,读者也会感受到在无边的旷野上,凛冽的天宇下,雨的精魂如何“闪闪地旋转升腾着”,于是,心中会为崇高的美感而震撼,身心会随之而升华。是的,如粉如沙,决不粘连的朔方的雪,难道还不孤独吗?它不是死掉的雨、雨的精魂又是什么?如果说本文描写江南的雪笔墨较多,色彩明丽,意象优美动人,那么后三分之一笔触洗练道劲,色彩虽然单一但却令人眩目,在广阔与严寒的天地间造就出令人惊心动魄的意象:孤独的雪、死掉的雨、雨的精魂。我们喜欢江南雪冬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和袭人的生机;我们更深深地与朔方的飞雪产生共鸣。作者让这些死去的雨富于动态:“蓬勃地奋飞”,富于色彩“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而“像包藏火焰的大雾”则既富于动态又富于色彩,同时“大雾”却能“包藏火焰”,更充满了一种生命的搏动与战斗不已的精神。在后三分之一不足二百字的篇幅中,作者不惜三处写到“旋转而且升腾”、“旋转而且升腾地”和“旋转升腾着的”,它们不仅构成响亮与流动的匀律,更体现了生命的律动,寄托了作者奋飞的激情。那顽强地飞舞的闪烁的朔方的雪,是由雨变成的,它不就是死掉的雨,即“雨的精魂”吗?“死”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寂灭,它毋宁说是赋予生命以另一种形态。通过死掉的雨、雨的精魂,表现出“死”已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成为促使生命实现的内在动因。也许可以说,朔方的雪折射出的不只是阳光,也包含作者对生生不已的生命、生死所作的哲学思考。它流露出作者对生命、青春(社会的与自然的)之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斗争的执着,对人生的睿智与深刻的思考。江南的雪“滋润美艳,”但“连续的睛天又使它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朔方的雪”却“在晴天之下……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那么掩卷遐思,“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究竟单调与否,幸运与否,人们自然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了。而作者这种别致的开头,不能不令人击节赞叹!
华歆与王朗。推荐。爱诗词网。华歆王朗《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1)。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到,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2),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3),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注释:(1)〔歆(xīn)辄(zhé)难之〕辄,即,就。难,为难。(2)〔疑〕犹疑不决。(3)〔既以纳其自托〕以,同“已”。纳,承纳,接受。自托,请求。译文: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要跟随,华歆对这件事感到为难。王朗说:“幸而船里还很宽,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贼人追来,王朗就要抛开携带的人。华歆却说:“当初我所以犹豫不决,正是因为考虑这种情况。既然接受了他的请求,能因为危急就抛掉人家吗?”于是像当初一样携带帮助那个人。人们就凭这件事来评定华、王的好坏。
声声慢原文。推荐。爱诗词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是李清照后期流落江南时的作品,是她的名篇之一。金兵南侵,国家亡破,丈夫死去,家庭离散,一个孤独无依的寡妇,在战乱穷愁的生活中,真是有抒写不尽的悲痛,驱遣不完的哀怨。当时的李清照,没有办法不如此地“凄凄惨惨戚戚”。寒暖不定的秋天,自己很难生活,几杯淡酒,抵不住晚上的冷风,当年“雁字回时”,捎有丈夫来信,可今年要托它给丈夫捎信,已因人亡事变,不再可能。眼前唯见黄花憔悴,梧桐泣雨,一个人坐守窗前,怎能挨得到黑夜,听得了雨滴梧桐?这般情景,用一个“愁”字怎能抒写得尽?这首词以奇笔开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诗音。李清照在金兵南侵后夫妇渡淮南奔;国家不幸家难幸,在丈夫赵明诚死后,她只身飘泊江南,流离失所,情景极其悲惨。她所经历的生活中,国家的、家庭的、个人的,全是失去的记录,国土、家物、丈夫、收藏、希望、快乐……失去的实在是太多了,所剩的仅有愁苦,多到“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地步。一切可以宝贵和值得留恋的东西,都失去之后,心中总感到“空牢牢”的,要问寻找什么,因为所失太多,一句两句还说不清楚。这时要说心中情境,只有“寻寻觅觅”最为合适。李清照失去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在“寻寻觅觅”中可以得到的,特别是家破人亡的遭遇,那是无法挽回的,她每日孤独的生活环境,使她的心境从内到外地感到凄凉,这种心灵上的体验,变成具有深含厚蕴的文字,就是“冷冷清清”,这是在无可指望的寻求动作之后的一种外境的心感。但在词中的地位,它主要是表现情境气氛,这种气氛一旦形成,并环绕人心,就会造成心理上强烈的凄惨哀伤感觉。“凄凄惨惨戚戚”,就是这种沉重、杂错心理状态的体验性的揭示。这十四个叠字,字字无虚张,其自然妥贴,蕴情深厚,向来受到人们的称誉。在心情上有了这重重的失望、冷清、凄惨、悲愁感之后,它们还要在人的心田上随现实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而滋生蔓延,以致旧有新添完全交汇一起,不可解脱,不可忍受。首先是秋来时的寒近风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位有多般不幸遭遇的女作家,心情脆弱而又无比敏感,外在的一切变化对她具有特殊作用力,她内在感受中的那十四个叠字,每一个都象触一根而全响应的心弦,“乍暖还寒”气候,使比黄花还瘦的身体消受不了。而要支撑身体,安慰病苦,以淡酒来浇浓愁,“三杯两盏淡酒”,刚入愁肠,就被凉秋的急风吹尽,剩下的还是那难以将息的病体和无法消退的愁情。正是在这急风消淡酒,病体苦愁情的时候,心弦上又被外力狠重地一击,诸弦同发一声裂响,这就是:“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雁阵横空,鸣声清苦,好熟悉的节候的信使,好熟悉的哀怨的叫声,它们从北而南,正是自己当年流亡江左的方向路线,特别是丈夫在世之日,也曾以它的来去为约期,传书递意,可今天是旧友重逢,再写信也传无递处,所余唯有极度伤心和难禁的绝望。这时李清照甚想摆脱这种粘滞的愁情,岂知她的愁情已经积于心并又化于物了,因而心志不改,愁不能销,物色不移,情不能禁。她到窗外庭院中,见满地菊花堆积,憔悴损弃,无可采取,不由得同命相怜,想菊残人惨,悲叹满地西风,零落无依。在秋风欺病体,淡酒惹浓愁,归雁叫伤心,残菊助憔悴的生活氛围里,人不堪悲苦,想教时间快一点过去,让眼前所见所闻所想所恶的一切,都消失在黑暗当中,以便在睡乡中不了了之,可是这白天向黑夜过渡的路是那么远,脚步是那样慢,“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人们习惯上都以为黑天是从远处走向窗前,然后跨进室中,李清照此时心中再别无期待了,她在窗前竟等待和迎接起那可怕的黑暗来。可就是对一切人都同等赐予的东西,也因她的特别需要而有意延缓了脚步,可是一旦迎来了黑夜,一个人又怎么能消受得了呢!果然黑天来了,还带来了另外一种更助秋愁之物——连绵的凉秋细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梧桐细雨落在窗前,给心中的最后一点“寻寻觅觅”也造成失望的收场。它使凝聚在心中的那些“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更加扩延,与那“点点滴滴”的梧桐细雨,掺杂搅拌,带着它们挨入黄昏,那时人进夜里,雨滴心头,凭经验可以料想那黑夜将会是怎样的虚空,那虚空又会是怎样的难耐?人们常以“愁”字来形容这种心境,可是对这位女作家的这种情境,如用一个“愁”字来形容,那简直是太浅薄无力了!李清照的心境已经发展到了至极的地步,再紧缩一分心弦就该崩断了;而就诗的创作来说,也到了生发至极的地步,再增加一分就不能进行诗的创造了。也许是这位女作家在至极的顶点仍在不能自已地向上“寻寻觅觅”,走向了她虽不甘愿但又不能避免的生命与诗的双重绝境。《声声慢》应被视为李清照的绝命诗篇。
【诗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处】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意思】我不轻薄今人,同时也爱慕古人,只要他们有清新明丽的词句,我就亲近他们。薄:鄙薄,轻视。为邻:接近。【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喜欢古今好的词语、好的文艺作品或优秀文学艺术家。[例]我自己虽不作诗,但我从幼年起就爱读诗;不但爱读古人的诗词,也爱读今人的诗词,正如诗翁杜甫所咏叹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只要是“清辞丽句”,不论古往今来,我一概爱读。(廖沫沙《暴雨飚风总不移》)二、用以形容既尊重前人的成果也重视今人的成就,学习古今优秀的东西。[例]艺术家需要广泛吸收前人的艺术美创造的经验,把前人艺术美创造经验中同自己的气质、趣味相适应的东西吸收融合,形成自己的艺术美创造的特殊风貌,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从“转益多师”中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陆一帆等《青年美学向导》)【全诗】《戏为六绝句·其五》.[唐].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赏析】这是杜甫阐明自己艺术见解的诗句。今人爱慕古人,凡有清词丽句,而必认真学习,我杜甫怎敢轻易小视这些善于向古人学习的人呢?作者强调向古人的优秀诗句学习,观点是正确的。注:今人,指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必为邻,意为离不开、少不了。
不薄今人爱古人。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处】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意思】我不轻薄今人,同时也爱慕古人,只要他们有清新明丽的词句,我就亲近他们。薄:鄙薄,轻视。为邻:接近。【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喜欢古今好的词语、好的文艺作品或优秀文学艺术家。[例]我自己虽不作诗,但我从幼年起就爱读诗;不但爱读古人的诗词,也爱读今人的诗词,正如诗翁杜甫所咏叹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只要是“清辞丽句”,不论古往今来,我一概爱读。(廖沫沙《暴雨飚风总不移》)二、用以形容既尊重前人的成果也重视今人的成就,学习古今优秀的东西。[例]艺术家需要广泛吸收前人的艺术美创造的经验,把前人艺术美创造经验中同自己的气质、趣味相适应的东西吸收融合,形成自己的艺术美创造的特殊风貌,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从“转益多师”中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陆一帆等《青年美学向导》)【全诗】《戏为六绝句·其五》.[唐].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赏析】这是杜甫阐明自己艺术见解的诗句。今人爱慕古人,凡有清词丽句,而必认真学习,我杜甫怎敢轻易小视这些善于向古人学习的人呢?作者强调向古人的优秀诗句学习,观点是正确的。注:今人,指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必为邻,意为离不开、少不了。
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