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将终夜长开眼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推荐。爱诗词网。原意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语出《景德传灯录·余杭大钱山从袭禅师》：“问：‘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如何是闭门造车?’师曰：‘造车即不问，汝作么生是辙?’”《续传灯录·端裕禅师》：“一法不堕尘缘，万法本无挂碍……直饶恁么，犹是闭门造车，未是出门合辙。”宋代朱熹在其《中庸或问》卷三中说它是“古语”。曰：“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意思是说：虽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造车，拿出门去使用，却能和车辙完全相合，这是因为依照的规格、尺寸相同的缘故。古时车辆，两轮间距离有一定尺寸，故轮子碾出的痕迹(辙)也是相同的，这叫“合辙”。古语所谓“闭门造车”是称赞“出门合辙”，比喻想法一致。后来，此语在使用时发生转义，比喻不考虑客观情况，脱离实际，只凭主观想象办事。

长河渐落晓星沉。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出处】唐·李商隐《嫦娥》。【译注】室内，残烛的光亮渐渐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阴影，越发令人感到清冷。室外，银河逐渐西移垂地，寥落的晨星无言地陪伴着一轮孤月，也陪伴着永夜不寐的主人公。诗人借助环境氛围的渲染，表现了主人公孤清凄冷和不堪忍受寂寞包围的意绪。【全诗】《嫦娥》.[唐].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注释】1.云母：一种柔韧富于弹性的矿物，晶体透明，有类似珍珠的光泽。古代以其薄片装饰屏风、门扉等。烛影深：谓蜡烛越烧越短，幽暗的光影愈来愈大，暗示夜已很深。长河指银河。渐落：渐没，指银河向西移动，逐渐消失。2.嫦娥：古代神话中后羿的妻子，即传说中的月仙子。碧海青天：谓明月晚间从碧海升起，历青天而复入碧海。【全诗赏析】这是一首寄寓诗，幽美、窈渺而多义。或云悼亡，或云伤己之不遇，或云摹写女道士不能求偶的孤寂苦闷等等，此诗虽内涵多义，而无论其喻指对象为谁，也应该是一位与嫦娥生活处境类似的人物。前二句描绘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和永夜不寐的情景。上句写室内，烛光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深深的暗影，显得空寂清冷，她永夜独坐，内心能不感到黯淡孤寂?此句用冷屏残烛烘托其心境，尤为贴切。一个“深”字，更是道出了独坐之久，追忆之深。下句写室外，横空天河，渐渐西垂，将要消失;晓天的晨星，也慢慢隐没坠沉。此句用河落星沉暗示主人公永夜不眠，“渐”字状其时间流逝，“沉”字拟其低垂，既渲染了凄清的氛围，也暗合其情怀的凄冷和心情的沉重。后二句写主人公面对一轮孤月的遐想。仰望明月，联想孤寂清冷的嫦娥，年年幽居月宫，夜夜面对无垠的碧海青天，无法排遣孤独郁闷之情，能不深深后悔偷吃不死之药吗?这里写嫦娥的处境心情也就是写主人公的处境心情，二者互为映衬，情味更为浓郁。此诗含蓄蕴藉，寄托深远，情调幽美。诗人在黑暗现实的困境中，为了在精神上摆脱世间尘俗，追求高洁的境界，往往使自己陷于孤独的境地，不正是和月中嫦娥、入道女冠的处境心情类似么?无论是诗人抒发不得志的幽怨，还是写孀独女冠的孤凄，都与嫦娥高洁而孤寂的情景是灵犀相通的。诗中浓重的感伤之美最能引发清高文士的共鸣。此诗将嫦娥、女冠和诗人自己塑造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技巧高妙，唯李商隐能之。

昭阳趣史。推荐。爱诗词网。昭阳趣史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扉页书影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正文书影明代白话长篇艳情小说。全称《赵飞燕昭阳趣史》。二卷六十六目。题“古杭艳艳生编,古杭情痴生批”,其真实姓名不详。成书于明后期。现存主要版本有明墨庄主人刊本,藏荷兰莱敦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明抄本,四卷四十八则,藏英国国家图书馆。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明抄本;199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明清艳情小说”删节排印明抄本;1994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排印墨庄主人刊本。海外有座松果山,山顶洞中住着一个长生不老的九尾雌狐,自称“悟真王”,聚集数千小狐,静心修养千余年未成正果,欲得男子真阳,遂变作一个标致妇人下山而来。松果山西首有座青丘山,山凹中紫衣道观内住着一个成精的燕子,自称“紫衣真人”,性极好淫,在此修炼五百余年,欲采妇人真阴,化身男子乘风而起来到十字路口,遇见雌狐变化的妇人。燕精将妇人领回道观,两人情意绸缪,翻云覆雨,燕精不敌妖狐法术,被吸去元阳。燕精外出采仙草滋补,企图吃了再战,狐精却趁机逃回本洞。燕精归来大怒,率众燕子到松果山讨战,狐精显神通,放出一阵怪风,刮得燕精与众燕子身不由己,跌落被缚。正值北极佑圣真君上天朝见玉帝,路经此山,见两精交战,命邓天君将两精收缚,驾起云头,上南天门奏请玉帝发落。玉帝怜两精修炼数百年,不忍诛杀,又因两精欲念未除,判去凡间再转一世,权为万民主母,并为姐妹骨肉。此时为汉元帝永光元年,江都有个舍人之子冯万金,聪明伶俐,俊雅标致,十六七岁死了父亲,终日唱曲游戏,品竹弹丝无所不通,被江都中尉赵曼看中,留在府中应承。赵曼爱万金,行住不离,万金能自由出入内宅。赵曼夫人姑苏主见万金丰韵嫣然,遣婢翠钿约万金楼台相会,二人搂抱上床,颠鸾倒凤意兴猖狂。赵曼只与万金戏耍,姑苏主时常唤万金取乐,不觉怀孕。姑苏主装病,回娘家一胎生下两个女儿,分娩时红光满室,嘱万金抱去抚养,万金乃娶一寡妇为妻养两女。大女儿取名宜主,小女儿取名合德,长到十五岁,宜主举止翩然,轻盈如飞,人称飞燕,原来是燕精转世;合德肌肤润泽,丰姿俊雅,娴于音律,工于诗赋,乃九尾狐精投胎。万金夫妇生活贫窘,相继去世,临死时留下遗言,可去赵府投靠亲生母姑苏主。无奈姑苏主也已亡故,姐妹俩只好做些针黹过活,后转辗到长安卖草鞋度日。市内一风流后生专好打鸟,绰号“射鸟儿”,悦姐妹俩姿色,见其无依,欲娶姐妹俩为妻。寒冬腊月,姐妹俩饥寒难忍,射鸟儿送来酒菜探望。三人吃得微醉,射鸟儿兴发,与飞燕、合德尽情欢合。事为光棍王二所知,伙同赖皮张三,欲于夜间强奸飞燕姐妹,被挑水钱五听见,立即报与飞燕姐妹。正值射鸟儿下乡讨租,钱五带姐妹俩去金媒婆家避难,在节度使赵临府中赁一空房住下。飞燕、合德绣一幅美人图,由金媒婆送与赵临夫妇观看,甚喜,召见二女,收为义女,改姓为赵。射鸟儿回来欲托媒求娶,却难以相见。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插图书影飞燕、合德在赵府学习歌舞,飞燕尽心学习,半年后已学得十分精妙。汉成帝即位后,耽于酒色,常到赵临府中宴会。一日,汉成帝驾临赵府,赵临唤飞燕歌舞,成帝见了不觉神魂飘荡,赵临趁机将飞燕献于成帝。成帝大喜,封飞燕为婕妤,临幸后更加恩宠。许皇后妒忌,赐毒酒给飞燕,飞燕疑惧,让宫女喝,宫女倒地而死。成帝大怒,将许皇后贬为庶人,册立飞燕为皇后。承先司脔者樊嫕与飞燕是姑表姊妹,知飞燕家事,因向成帝进合德,成帝封合德为婕妤,更加宠幸。飞燕受冷落,樊嫕定计将射鸟儿偷引入宫,与飞燕重叙旧情,二人恣意行乐,被合德觉察。此后飞燕、合德常背着成帝与射鸟儿等人淫乐。侍郎庆安世年方十五,风流俊雅,善于鼓琴,成帝赐其金牌,出入宫中无禁,朝夕与飞燕淫纵。樊嫕到民间寻十四五个后生,进宫供飞燕淫乐,飞燕设高台与众少年大肆淫乱,其状亵秽难述。一次成帝突然驾临飞燕处,飞燕慌张出迎,成帝发现形迹可疑,又闻壁中有咳嗽声,心疑其事,遂怫然不悦而去,飞燕满脸羞惭。合德为飞燕求情,成帝怒息,查出壁中之人乃宿卫陈崇之子陈元,杀之。合德告知飞燕,飞燕将众少年护送出宫,只留射鸟儿一人在宫,快快不乐。又与宫人燕赤凤淫乐,被合德撞见,合德爱赤凤,亦召来受用。成帝窥合德浴,兴动,恣意欢娱。飞燕也浴,成帝观之索然无兴,拂袖而去。飞燕无奈,与射鸟儿共浴淫戏。飞燕纵欲无度,终是无子。合德装病,成帝临幸飞燕,飞燕诈称有孕。十月后,从宫外找来婴儿,装盒进宫冒充太子,然闷死盒内。又派人另找,至朝门时婴儿在盒内啼哭,只得送还原主。飞燕谎称堕胎,婴儿死去。后庭宫女朱氏生下一子,乃成帝私种,被合德当殿击死。射鸟儿长期在宫,恐有杀身之祸,再三告辞,飞燕虽不舍,无奈只得着樊嫕护送出宫。后径往佛牛山出家为僧。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插图书影成帝沉溺于酒色,精力衰惫,遂各处遍访奇方。一方士进献春恤胶丹药,成帝服后,与合德交合,果精神倍增。一次,成帝与合德共眠,合德图自己快乐,私将丹药七粒与成帝服用,成帝便昏昏不能自持,精出如泉,精尽而死。定陶王即位,是为哀帝,册封飞燕为皇太后,令合德速白成帝病状。合德自知难免于死,大哭一场,呕血而死。哀帝在位六年,太子平帝嗣位,贬飞燕为孝成皇后,又废为庶人,飞燕自知事不可已,用白绫帕一方自缢于北宫。合德、飞燕死后,魂归上天,玉帝罚合德贬为巨鼋,受千载水寒之苦;罚飞燕化为猛虎,到佛牛山把射鸟儿吃了,再受千载饥饿之苦。成帝乃如意真人转世,死后归位,思量旧日恩情,向玉帝求情,乃罚两精在真人院内受戒三百余年,再行超脱。两精乃化女身,道家打扮,朝夕修心炼性,欲图正果,后来不知所终。

休问梁园旧宾客。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出处】唐·李商隐《寄令狐郎中》。【意思】休要问我这梁园旧日的宾客，我就是茂陵秋雨多病的相如。【全诗】《寄令狐郎中》.[唐].李商隐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全诗鉴赏】会昌五年(845)秋天，诗人因守母丧闲居洛阳，在收到旧友令狐綯的书信后，回赠了这一首诗，表现了感念故交旧恩、慨叹身世落寞之情。令狐綯是令狐楚的儿子，当年诗人受令狐楚赏识时，和令狐綯的关系也很好，开成二年进士及第也得力于令狐綯的帮助，后因诗人娶李党王茂元的女儿，两人疏远了。首句点明诗人和朋友分处两地。嵩山的云和秦川的树，分指自己所在的洛阳和令狐綯所在的长安，二人是各居一地，而且离别很久了。云、树常用作思念之情的寄托，含蓄而又贴切。该句既点明了作者与旧友久别离居的事实，又表现了他们遥望云树、相互思念的情景。词句优美，物象蕴藉，给人以深邃而悠远的想象。次句写令狐綯从远方寄来问候的书信。秋风渐起，秋雨潇潇，闲居在家，身染多病，凄凉孤寂而百无聊赖之际，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的旧日好友的一纸书信，该在诗人心中激起多少温暖的涟漪。故人的殷殷情谊，诗人的欣慰、感念，都糅进了这貌似平淡的句子里。“迢迢”既照应前面的“嵩云秦树”，又写出了自己对旧友情谊的感激之情。三四两句化用司马相如的典故，写自己目前的境况，答复对方的关心。不要问当年梁孝王的宾客，现在仿佛茂陵秋雨中病废的司马相如。诗人自比梁园旧宾客，表明不忘当年知遇之恩;以秋雨中茂陵病相如自况，流露出深深的伤感、落寞和失意;“休问”，是感慨万千、欲说还休。全诗平淡中有隽永，失落中含真情。最后两句共用一个典故，将过去和朋友的关系、今日的凄清孤寂、接到旧友书信后的思绪万千融和在一起，可谓贴切而巧妙。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阳曲傅先生事略。推荐。爱诗词网。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寻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啬庐。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先生六岁，啖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饭。少读书，上口数过，即成诵。顾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提学袁公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故奄党也，先生约其同学曹公良直等，诣匦使三上书讼之，不得达，乃伏阙陈情。时抚军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为作传，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贻之书曰：“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辅宜兴及骆锦衣养性，直声大震。先生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抚晋，时寇已亟，讲学于三立书院，亦及军政、军器之属。先生往听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先生得书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而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平定张际者，亦遗民也，以不谨得疾死。先生抚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妇人，以求必死者有几人哉。呜呼，张生!是与沙场之痛等也。”又自叹曰：“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员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于是复学颜太师。”因语人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寿髦，能养志，每日樵于山中，置书担上，休担则取书读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访先生，既见，问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负薪而归者，先生呼曰：“孺子来前肃客。”吏部颇惊。抵暮，先生令伴客寝，则与叙中州之文献，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尽答也。诘朝，谢先生曰：“吾其惭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自称曰小蘖禅。或出游，眉与子共挽车，暮宿逆旅，仍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始行，否则予杖。故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尝批欧公《集古录》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荐。时，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豫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曰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黄冠殓。著述之仅传者，曰《霜红龛集》十二卷，眉之诗亦附焉。眉诗名《我诗集》。同邑人张君刻之宜兴。先生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奇如此。惟顾亭林之称先生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静修自屈者。其文当不为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未免为江南之文尔。这篇文章见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六“状略”类。“事略”，亦即“行状”，又称“行述”、“行略”，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所谓“行状”，指一个人的德行状貌。其人死后，他的亲属或门生故旧，便本着“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的要求记其一生主要事迹，送呈礼官或史官，以供议定谥号或采择立传之用。唐、宋以后，“行状”的用途已经不限于此，而大半属于请人代撰墓铭碑表以前准备的原始资料。本文结语处说“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可见全祖望的这篇文章是为史官立传而写的。今查《清史稿》卷五○一有《傅山传》，略同本文，正说明当年“史馆”诸公确实采用了这篇《事略》。“阳曲傅先生”指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他生当明末清初，深怀民族意识，志在前明，不甘臣服于清。入清后四十年，行为放诞，雌伏不出。当时的学者顾炎武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亭林文集·文师》)全祖望则认为，顾炎武的话只是说出了“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傅山的“真性”盖在于“时时怀翟义之志”(卓尔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小传语)。按《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子翟义，为东郡太守，王莽称帝，起兵讨莽，兵败被杀。傅山之于明清之际，犹翟义之于两汉之间，两人行事有所不同，但其心情则毫无二致。这是全祖望要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同时也披露了这篇《事略》的主题。如果抹去作者为傅山涂饰的神秘色彩与灵光，可以说本文写主人公的民族气节主要讲了六件事，在明有三件，入清后也有三件。傅山生当明季末叶，社会凋敝已极，以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作者写这个时期的傅山，一方面“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一方面也“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圆通应世)”。先是想慷慨济世，不得已乃淡泊守志，这是傅山一生的行迹大略，而其前半生则以“济世”为主导方面。傅山的“济世”思想，具体表现为嫉恶如仇。他得知山西提学袁继咸遭到巡按孙振的诬陷，便联络同学曹良直等多次上书申冤，直至冤情昭雪。在傅山看来，这是与“阉党”(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余孽进行的殊死斗争，决不可退让。后来曹良直任兵科给事中，专司规谏、稽查之事，傅山写信要他直言敢谏，不避“天下第一等事”，于是曹良直疏劾首辅周延儒十大罪状、锦衣卫骆养性非君当死，天下为之震动。曹良直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傅山在思想上有一致处，而且是与傅山的直接激励分不开的。傅山在明亡以前还有一件事耿耿于心，就是平定所谓“时寇”(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蔡懋德巡抚山西，在三立书院开讲军政、军器之学。傅山欣然前往所课，但事后感慨系之地说：“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迳斥其纸上谈兵，不切时用。后来李自成攻占太原，蔡懋德自缢而死，这也证明了傅山的先见之明。当然，在对待明末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体现出傅山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入清后守贫不仕的民族气节，不也正是出于这种忠于明室始终不渝的思想吗?甲申(1644年)之变，是傅山一生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积极用世变为消极出世。傅山的消极出世，无疑意味着对清王朝的示威与反抗，全祖望秉笔直书恐亦有所顾虑，所以甲申年傅山变服黄冠朱衣，居土穴，竟托言于在天帝赐命。“天命不可违”，傅山可以借此放浪形骸，全祖望也可以就此放笔写开去。值得注意的是，写傅山的土穴生活，作用亦自生出波澜，于起伏中精心刻画傅山的“真性”所在。甲申入居土穴后的二十年间，南方的晚明政权还在抵抗，傅山的心境亦难得平静。袁继咸被降清叛将俘送燕邸，傅山痛失知己之余愈发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仇恨。等到顺治十一年(1654)，因事受牵连被逮捕下狱时，傅山表现得异常坚定，“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由抗辩而至于绝食，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决心啊。幸被门生解救出狱，仍然“咤恨”不已，以为与其受悔而生不如速死。由此可知，傅山虽然形同黄冠，却依然壮怀激烈。用全祖望的话说，即是“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仰视天、俯画地”的典故来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和灌夫，进谗言说：“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按《史记》张宴注认为，“视天”是“占三光(日、月、星)”，“画地”是“知分野所在”，意谓从星象判气运，时刻准备造反。我们前已谈到，全祖望博通经史，极擅长运用古典来抒发今情。这里只是说“仰视天、俯画地”，于字面上无丝毫违碍处，而其背后却蕴含着“腹诽而心谤，辟倪(睥倪)两宫(指朝廷)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的深意，以此点醒傅山蔑视清王朝未尝一日忘怀前明的心境。“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这一段以下写傅山晚年生活情景。清朝统治巩固以后，傅山情知无能为力，惟有诗酒风流放诞不羁而已。但他即使形似黄冠，仍不能心如古井，不时还会发泄出郁积的愤懑。他的朋友张际大抵和他处境相同，竟沉湎于醇酒和妇人，以求必死。张际死后，傅山抚尸大哭，谓“是与沙场之痛等”，完完全全是一种明朝遗民的立场。当他回顾自己眼前的作为时，也不禁慨叹：“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就是说，他并不甘心老于笔砚诵读之间，曾梦想跃马横枪，为国家洒尽碧血。所以，有人问傅山治学倾向于宋儒何人，他回答说：“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同甫”即陈亮，南渡后，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陈亮治学不尚微言高论，务建事功实绩。傅山晚年依然倾心陈亮的为人，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矢志不移。《事略》写傅山晚年遭际，最著墨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北京之行，这一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宿。给事中李宗孔荐举已七十四岁的傅山。傅山初时称病卧床，但被强行抬着上路。行至距京城三十里处，便死也不肯入城。公卿前来拜候，傅山踞傲卧床不迎送。朝廷特诏免试，加中书舍人，许其还山，行前又挟持入谢。一见午门，忆及前朝，痛极泪下，仆地不起。第二天，急急出城还家。对于这一段经历，傅山良多忌讳，惟恐后人把他与元朝的刘因相比。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命，问其缘故，道是：“不如此，道不尊。”刘因辞官是为“道”摆架子，傅山辞荐是为民族争气节，二人行迹相似而本质不同。傅山说如果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他就是死不瞑目了。作者详细记述此行细节，再三强调傅山的决绝态度，一切都是为了表彰明朝遗民的忠义节操。全祖望文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碑传墓表，号称是《明史》的补充，其实是有意识地表彰明季忠义，歌颂民族气节。他的表彰范围不仅限于抗清领袖，而且广及山林隐逸。这里所选的《张公神道碑铭》和《阳曲傅先生事略》，正可以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全祖望的这类文章对晚清的部分革命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就是对普通的读书人也有扶植正气的鼓励作用。如李慈铭说：“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谢山尤关乡邦文献，其文多言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及《刘蕺山集》、谢山此集耳。”(《越缦堂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