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赏析]
这首歌最早见于《史记·高祖本纪》，其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这里说的“十二年”，即刘邦入关、立为汉王以后的第十二年，打败项羽，即皇帝位之后的第七年，公元前一九五年。这时候，他击败了淮南王黥布的叛军，命别将追杀，自己则便道回乡，召父老兄弟欢聚。酒酣之时，一面击筑(一种弦乐器)伴奏，一面唱出了这首歌，又挑选出一百二十个青年人合唱。他情感激动，“乃起舞，慷慨伤怀……”。这一切，对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从而领会这首歌的内涵，是很有帮助的。
这首歌，后人的评价很高。例如朱熹在《楚辞后语》里便说：“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然而具体解释起来，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萧统把这首歌编入《文选·杂歌》，李善注云：“风起云飞，以喻群凶竞逐而天下乱也。威加四海，言已静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镇之。”而李周翰的注却与李善注恰恰相反。他说：“风喻己，云喻乱也。己平乱还故乡，故思与贤才共守之。”日本渡边昭氏所藏《文选集注》引陆善经的解释既与李善不同，又与李周翰有异：
风起，喻初越(“越”，是“起”字之误)事时;云飞扬，喻从臣;守四方，思镇安之也。
可以看出，理解的分歧主要集中于第一句。李善认为“大风起兮”比喻秦末群凶并起，“云飞扬”比喻因群凶并起而引起的天下大乱。总之，这里面不包括刘邦本人，而是刘邦加“威”的对象。李周翰则认为：“大风起兮”的“风”是刘邦自喻，“云飞扬”的“云”指天下大乱。陆善经对“风”的理解与李周翰一致，认为“大风起兮”是比喻刘邦初起事;对“云飞扬”的理解，则与李善、李周翰都不同，认为那也指刘邦方面，是比喻“从臣”的。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汉高祖的〈大风歌〉》(见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里引了我国古书中关于“大风”的几个例句，说明“大风”是贬义词，刘邦不可能用来比喻自己;又说“‘云’是一个容易与‘乱’联系起来的意象”，刘邦当然也不愿意用来比“从臣”。因此，他断言“李周翰及陆善经之说最为拙劣”。他以李善的解释为基础而加以发挥，认为第一句所表现的是“天意的无常”、“天意的支配”。“可怕地降临的暴风是不可知不可抗的天意无常的产物”。因此，他认为“这是一首感慨于环境突然变得幸福了的歌，所以反过来也就会忧虑幸福的丧失”。
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则认为第一句所写的大风骤起、浮云蔽空的形象已经暗示了刘邦的不安，而在那行踪不定的浮云里，又寄托了对自己或儿子将来命运的忧虑。因而他认为这首歌是“感伤文学的起源。”
我们细读这首歌，总会感到把第一句作李善、吉川、小川那样的解释，实在不很妥贴，主要原因是如果作那样的解释，就与第二句缺乏顺理成章的联系。而在事实上，它们的联系却十分紧密。第二句“威加海内”紧承第一句而来，而第一句的“大风起”正是渲染一种足以扫荡一切的“威”力和足以征服一切的“威”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周翰和陆善经对于“大风起”的解释就不算错。既以“大风起”比喻自己起事后的威力、威势，则李周翰把“云”解释为被扫荡的对象，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只在于把“飞扬”解释为“散亡”，缺乏训诂学上的根据。而陆善经的解释，却是有训诂学上的根据的。
吉川幸次郎只注意到“大风”是贬义词的用例，只注意到“云”可与“乱”联系，而没有考虑其它。《易·乾》以“云从龙，风从虎”说明同类相感，后世因而常以“风云”比喻遭际遇合。《后汉书·耿纯传》：“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常衮《授李抱玉开府制》：“风云所感，挺此人杰，文武相济，弼于朕躬。”《大风歌》的第一句，正是用比兴手法描绘渲染了刘邦及其“从臣”乘时崛起、所向披靡的磅礴气势，因而第二句继之以“威加四海”，便有“水到渠成”之妙。“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兼用比兴手法，既渲染气势，又具有明显的比拟象征作用。至于“风”与“云”各比拟象征什么，原不必细加区分。如果硬要区分的话，那么“云飞扬”从属于“大风起”，“风”是主，“云”是从。所以李周翰认为“风喻已”，陆善经认为“云喻从臣”，都是说得通的。
从章法上看，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乃是为第二句的.“威加四海”蓄积气势、渲染气氛。它所展现的，不正是一种所向无敌的“威”势、“威”力吗?而这种风起云扬的威势、威力既然比拟、象征着君臣遇合，乘时崛起，那么这种“威”势、“威”力之所以能够加于海内，当然包含着“从臣”的功劳。刘邦在唱出这首歌的一、二两句时是估计到这一点的。既然如此，如果那些“从臣”都健在，都忠于他，岂不是用不着发愁没有猛士守四方吗?可是摆在他眼前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帮他打天下的功臣诸如韩信、彭越等人都已经被他诛杀了;在破项羽于垓下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黥布，因韩、彭被诛而惧祸及己，举兵反叛;刘邦在平叛中身中流矢(半年后疮口恶化致死)，他是带着严重疮伤回到故乡的;这时候，他已经六十二岁，太子(后来的惠帝)懦弱无能，黥布之叛尚未彻底平定，而从吕后所说的“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来看，想反叛的还大有人在。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首起势雄壮的《大风歌》为什么却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叹收尾，就不难理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沈德潜《古诗源》评此歌云：
时帝春秋高，韩、彭已诛，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耶?
刘邦对诛杀功臣是否真有“悔心”，这很难说;但沈德潜所分析的形势无疑乃是刘邦所意识、所焦虑的。以“从臣”如“云”而“威加海内”的刘邦最终以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慨叹而走向死亡，不管他对诛杀功臣有无“悔心”，终归是可悲的。当然，有“悔心”要好得多;如果像吕后那样刘邦一死便担心诸将谋反而密谋全部族灭，认为不如此便“天下不安”，那就更糟糕。郦将军的分析是正确的：如果尽诛诸将，则“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史记·高祖本纪》)幸而这番议论受到重视而采取了“大赦天下”的措施，才消除了人心的“不安”。
刘邦当然是个天命论者，但他唱《大风歌》时感到的“不安”却直接来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直接来自对于“天意无常”的认识。要不然，他就用不着思得猛士以改变现实，从而违反“天意”了。
《文中子·周公篇》云：“《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犹存。”宋阮逸解释道：“‘安得猛士守四方’，此不忘战备，心在杂霸也。”钟惺在《古诗归》中评此歌，却针锋相对地说：“妙在杂霸习气一毫不讳，便是真帝王、真英雄。”很显然，王通和钟惺只在对于“杂霸”的评价上有分歧;而从“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观点出发，认为《大风歌》“安不忘危”、“不忘武备”，则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在前面所分析，《大风歌》表现了刘邦的“不安”;“安不忘危”云云，其实不曾搔着痒处。吉川幸次郎看出了“这首歌里有不安”，却不从现实方面、人事方面探究产生“不安”心理的主要根源，而把这种“不安”完全归因于“认识到自己的成功是由于天意的无常，也就会担心，无常的天意会向其它方向转移”，也未必是十分中肯的。
大风歌 刘邦。推荐。爱诗词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赏析]这首歌最早见于《史记·高祖本纪》，其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这里说的“十二年”，即刘邦入关、立为汉王以后的第十二年，打败项羽，即皇帝位之后的第七年，公元前一九五年。这时候，他击败了淮南王黥布的叛军，命别将追杀，自己则便道回乡，召父老兄弟欢聚。酒酣之时，一面击筑(一种弦乐器)伴奏，一面唱出了这首歌，又挑选出一百二十个青年人合唱。他情感激动，“乃起舞，慷慨伤怀……”。这一切，对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从而领会这首歌的内涵，是很有帮助的。这首歌，后人的评价很高。例如朱熹在《楚辞后语》里便说：“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然而具体解释起来，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萧统把这首歌编入《文选·杂歌》，李善注云：“风起云飞，以喻群凶竞逐而天下乱也。威加四海，言已静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镇之。”而李周翰的注却与李善注恰恰相反。他说：“风喻己，云喻乱也。己平乱还故乡，故思与贤才共守之。”日本渡边昭氏所藏《文选集注》引陆善经的解释既与李善不同，又与李周翰有异：风起，喻初越(“越”，是“起”字之误)事时;云飞扬，喻从臣;守四方，思镇安之也。可以看出，理解的分歧主要集中于第一句。李善认为“大风起兮”比喻秦末群凶并起，“云飞扬”比喻因群凶并起而引起的天下大乱。总之，这里面不包括刘邦本人，而是刘邦加“威”的对象。李周翰则认为：“大风起兮”的“风”是刘邦自喻，“云飞扬”的“云”指天下大乱。陆善经对“风”的理解与李周翰一致，认为“大风起兮”是比喻刘邦初起事;对“云飞扬”的理解，则与李善、李周翰都不同，认为那也指刘邦方面，是比喻“从臣”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汉高祖的〈大风歌〉》(见章培恒等译《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里引了我国古书中关于“大风”的几个例句，说明“大风”是贬义词，刘邦不可能用来比喻自己;又说“‘云’是一个容易与‘乱’联系起来的意象”，刘邦当然也不愿意用来比“从臣”。因此，他断言“李周翰及陆善经之说最为拙劣”。他以李善的解释为基础而加以发挥，认为第一句所表现的是“天意的无常”、“天意的支配”。“可怕地降临的暴风是不可知不可抗的天意无常的产物”。因此，他认为“这是一首感慨于环境突然变得幸福了的歌，所以反过来也就会忧虑幸福的丧失”。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则认为第一句所写的大风骤起、浮云蔽空的形象已经暗示了刘邦的不安，而在那行踪不定的浮云里，又寄托了对自己或儿子将来命运的忧虑。因而他认为这首歌是“感伤文学的起源。”我们细读这首歌，总会感到把第一句作李善、吉川、小川那样的解释，实在不很妥贴，主要原因是如果作那样的解释，就与第二句缺乏顺理成章的联系。而在事实上，它们的联系却十分紧密。第二句“威加海内”紧承第一句而来，而第一句的“大风起”正是渲染一种足以扫荡一切的“威”力和足以征服一切的“威”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周翰和陆善经对于“大风起”的解释就不算错。既以“大风起”比喻自己起事后的威力、威势，则李周翰把“云”解释为被扫荡的对象，也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只在于把“飞扬”解释为“散亡”，缺乏训诂学上的根据。而陆善经的解释，却是有训诂学上的根据的。吉川幸次郎只注意到“大风”是贬义词的用例，只注意到“云”可与“乱”联系，而没有考虑其它。《易·乾》以“云从龙，风从虎”说明同类相感，后世因而常以“风云”比喻遭际遇合。《后汉书·耿纯传》：“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常衮《授李抱玉开府制》：“风云所感，挺此人杰，文武相济，弼于朕躬。”《大风歌》的第一句，正是用比兴手法描绘渲染了刘邦及其“从臣”乘时崛起、所向披靡的磅礴气势，因而第二句继之以“威加四海”，便有“水到渠成”之妙。“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兼用比兴手法，既渲染气势，又具有明显的比拟象征作用。至于“风”与“云”各比拟象征什么，原不必细加区分。如果硬要区分的话，那么“云飞扬”从属于“大风起”，“风”是主，“云”是从。所以李周翰认为“风喻已”，陆善经认为“云喻从臣”，都是说得通的。从章法上看，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乃是为第二句的.“威加四海”蓄积气势、渲染气氛。它所展现的，不正是一种所向无敌的“威”势、“威”力吗?而这种风起云扬的威势、威力既然比拟、象征着君臣遇合，乘时崛起，那么这种“威”势、“威”力之所以能够加于海内，当然包含着“从臣”的功劳。刘邦在唱出这首歌的一、二两句时是估计到这一点的。既然如此，如果那些“从臣”都健在，都忠于他，岂不是用不着发愁没有猛士守四方吗?可是摆在他眼前的事实又是什么呢?帮他打天下的功臣诸如韩信、彭越等人都已经被他诛杀了;在破项羽于垓下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黥布，因韩、彭被诛而惧祸及己，举兵反叛;刘邦在平叛中身中流矢(半年后疮口恶化致死)，他是带着严重疮伤回到故乡的;这时候，他已经六十二岁，太子(后来的惠帝)懦弱无能，黥布之叛尚未彻底平定，而从吕后所说的“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来看，想反叛的还大有人在。明乎此，就不难理解这首起势雄壮的《大风歌》为什么却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叹收尾，就不难理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沈德潜《古诗源》评此歌云：时帝春秋高，韩、彭已诛，而孝惠仁弱，人心未定。思猛士，其有悔心耶?刘邦对诛杀功臣是否真有“悔心”，这很难说;但沈德潜所分析的形势无疑乃是刘邦所意识、所焦虑的。以“从臣”如“云”而“威加海内”的刘邦最终以发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慨叹而走向死亡，不管他对诛杀功臣有无“悔心”，终归是可悲的。当然，有“悔心”要好得多;如果像吕后那样刘邦一死便担心诸将谋反而密谋全部族灭，认为不如此便“天下不安”，那就更糟糕。郦将军的分析是正确的：如果尽诛诸将，则“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史记·高祖本纪》)幸而这番议论受到重视而采取了“大赦天下”的措施，才消除了人心的“不安”。刘邦当然是个天命论者，但他唱《大风歌》时感到的“不安”却直接来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直接来自对于“天意无常”的认识。要不然，他就用不着思得猛士以改变现实，从而违反“天意”了。《文中子·周公篇》云：“《大风》，安不忘危，其霸心犹存。”宋阮逸解释道：“‘安得猛士守四方’，此不忘战备，心在杂霸也。”钟惺在《古诗归》中评此歌，却针锋相对地说：“妙在杂霸习气一毫不讳，便是真帝王、真英雄。”很显然，王通和钟惺只在对于“杂霸”的评价上有分歧;而从“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观点出发，认为《大风歌》“安不忘危”、“不忘武备”，则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在前面所分析，《大风歌》表现了刘邦的“不安”;“安不忘危”云云，其实不曾搔着痒处。吉川幸次郎看出了“这首歌里有不安”，却不从现实方面、人事方面探究产生“不安”心理的主要根源，而把这种“不安”完全归因于“认识到自己的成功是由于天意的无常，也就会担心，无常的天意会向其它方向转移”，也未必是十分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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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语出《景德传灯录·余杭大钱山从袭禅师》：“问：‘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如何是闭门造车?’师曰：‘造车即不问，汝作么生是辙?’”《续传灯录·端裕禅师》：“一法不堕尘缘，万法本无挂碍……直饶恁么，犹是闭门造车，未是出门合辙。”
宋代朱熹在其《中庸或问》卷三中说它是“古语”。曰：“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意思是说：虽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造车，拿出门去使用，却能和车辙完全相合，这是因为依照的规格、尺寸相同的缘故。古时车辆，两轮间距离有一定尺寸，故轮子碾出的痕迹(辙)也是相同的，这叫“合辙”。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推荐。爱诗词网。原意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语出《景德传灯录·余杭大钱山从袭禅师》：“问：‘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如何是闭门造车?’师曰：‘造车即不问，汝作么生是辙?’”《续传灯录·端裕禅师》：“一法不堕尘缘，万法本无挂碍……直饶恁么，犹是闭门造车，未是出门合辙。”宋代朱熹在其《中庸或问》卷三中说它是“古语”。曰：“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意思是说：虽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造车，拿出门去使用，却能和车辙完全相合，这是因为依照的规格、尺寸相同的缘故。古时车辆，两轮间距离有一定尺寸，故轮子碾出的痕迹(辙)也是相同的，这叫“合辙”。古语所谓“闭门造车”是称赞“出门合辙”，比喻想法一致。后来，此语在使用时发生转义，比喻不考虑客观情况，脱离实际，只凭主观想象办事。
山高路远沟深。推荐。爱诗词网。毛泽东诗词《六言诗①·给彭德怀同志》原文|译文|注释|赏析一九三五年十月山高路远坑深②，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③!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注释】①六言诗，诗体名。全篇都是六字句，故称。始于汉代。后来也有古体、近体之分。本篇不拘平仄，属于古体。②“山高”句，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为组织这次战斗而草拟的电报中，论及吴起镇一带的地形特点，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这里就用电报中的语句，稍改一字。坑，指沟壑。陕甘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村与村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条深沟，有的深达几十米，长达几十里，彼此鸡犬之声相闻，但要往来，则需爬上爬下，曲折迂回，甚至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③彭大将军，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在北伐军中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毅然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所部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党的第六届至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党的“左”倾错误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深受人民的爱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赏析】1935年10月，自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西北高原后，敌“中央军”毛炳文部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东北军的骑兵部队一直尾追不舍。10月19日，当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当日，毛泽东电召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彭德怀20日赶到吴起镇后，毛泽东即与他筹划退敌之计，并决定由彭德怀指挥作战。经策划，红军准备在吴起镇西北面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上设伏。10月21日，敌马鸿宾部35师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即遭红军猛烈袭击而溃败;而敌白凤翔率领的东北骑兵师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重围。这一仗红军消灭敌军1个骑兵团，击溃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使敌骑再也不敢轻易追击红军，从而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战斗的当天上午，毛泽东本来在安全地点，由于非常关心作战情况，下午四五点钟，带了警卫员和通讯班到指挥位置。警卫班陪着毛主席直到阵地，毛泽东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用心倾听枪声的方向，直到枪声稀落，估计敌人远逃后才回驻地。赢得这场恶战后，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握着彭德怀的手，爽朗地笑着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啊!”他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这首六言诗以赞彭德怀。毛泽东的这首诗，廿四字，刻画了一位英勇无敌的大将军形象。与汉高祖刘邦廿三字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颇有些他曾熟读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收缰勒马、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雄风。“横刀立马”当然只是一个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彭德怀指挥作战时并未骑在马上，而是隐藏在壕沟里。他使用的枪也不是短距离格斗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古代兵器，而是能够较远距离射击的近代武器“盒子炮”。但该句确实刻画了一个挺身拒敌、勇猛无比的彭大将军形象。征战场上，彭德怀见到这首诗后，将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把原诗送还了毛泽东。遗憾的是，这首诗的原稿并未存留下来。但该诗不胫而走。12年后，它非正式地发表于1947年8月1日的《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后来又以来信的方式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这首诗正式收编入《毛泽东诗词选》是在1986年。该选集由长期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主持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人员根据多方可靠史料，证实毛泽东创作这首六言军旅诗的基本情节确凿无误后，便首次将之收入其中，并增加题目为“给彭德怀同志”。该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此，这首流传数十年诗作正式入集。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亦将它编入其中。但是，《彭德怀自述》中所记录的毛泽东这首诗却是这样的：“山高路远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毛泽东赞彭德怀的六言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在军中久已流传的版本，一个是1962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凭记忆写出的版本。这首六言诗的两个版本大体相同，但在字词使用上有很大差异，有一句完全不一致，总共24字竟有8字不同，如果加上位置的改动可说有10字不同。出于对彭德怀回忆的尊重，以王焰为组长的《彭德怀传》编写组在《彭德怀传》中引述这首诗时，采用的是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其优越之处在于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它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把陕北的地形地貌恰当地描绘出来了，把红军伏击敌骑兵大获全胜的意境展现出来了，把彭德怀的英勇形象刻画出来了。“山高路远坑深”，此句确实是当地地貌的真实写照。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曾描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确实，由于水土流失，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吴起镇一带多是高山深沟险壑。只是红军在越过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后往东走时，地势逐渐低落，正是谓“山高路远坑深”。依据《彭德怀自述》的版本来分析，“骑兵任你纵横”，是谓看你们这些骑兵还能横行几时。“纵横”，强横无忌、奔行无阻之意，是写敌骑气焰嚣张。该句体现了毛泽东及所率领的红军将士志在歼敌、胜利在握的从容镇定和对骄横之敌骑的藐视。“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古时战场的勇猛战将重叠在一起，令人景仰。然而，也有人认为存在毛泽东在1947年对这首诗的重书版本。1979年，黄克诚在《人民日报》撰文悼念彭德怀时，其中提到毛泽东在1947年曾经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他说：“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出色指挥和辉煌战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主席乘兴即席挥笔，为彭老总重新书写了他在长征路上热情赞扬彭老总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黄克诚所说毛泽东重书该诗并非他所亲见，因为1947年8月他远在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这篇悼念文章如果不是黄克诚亲自起草，代起草人就有可能将有关信息写到文章中去。假若毛泽东1947年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实有其事，彭德怀在回忆中应该会忆及的。但他没有忆及。而毛泽东在1947年曾重书六言诗的说法得到了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的赞同。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魏艾民先生在《哪家报纸最先刊用“彭大将军”这首诗》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些信息：曾在《解放军报》担任过重要职务、并任《彭德怀传》编写组组长的王焰，在1990年曾对他说：“‘彭大将军’那首诗，出自毛泽东之手，有了更多的直接证据。后来，看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记述了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整编36师后，毛泽东再录此诗的经过。”王焰还说，1947年《战友报》发表的此诗全文，是“毛泽东从整个革命战争的长期性着眼”，“路远坑深”“使这首诗具有更深刻的意境”。“彭总回忆第二句‘骑兵任你纵横’和第三句‘谁敢横枪立马’，看来他的回忆是不准确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矛盾：第一，如果毛泽东是在1947年8月19日“沙家店大捷”后重书的此诗，那么刊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的诗就不是来源于毛泽东重书的这首，而确实是从流传中搜集到的“在长征中所作的”诗。第二，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忆及1947年沙家店大捷后，毛泽东并非重书六言诗，只是书写两句：“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书写地点不是在“军事会议”上，而是在梁家岔住地。凑巧的是，毛泽东书写的这12个字与伍修权回忆1935年的情况相同：“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所以，毛泽东1947年是否重书六言诗尚无确证。再者，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不经意地改变了，以至说法前后矛盾。比如，1935年10月毛泽东给彭德怀拟写的一份电报中有‘山高路远沟深’句，但这类电报并未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见到。由上可以推断，1947年《战友报》首次发表的传抄本可能就与彭德怀的回忆本同源，它并未由毛泽东重新书写过。如果作一比较，彭德怀忆写的诗可信度和艺术性更高，况且彭德怀是当事人，也是最后一句诗的修改人，采信彭德怀忆写的版本更可靠些。当然，“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也不失其壮美。它可以理解为彭德怀在军中当大任，指挥红军一路远征，突破敌军重重包围，战胜一路险阻。这位将军横刀立马，有万夫不当之勇，使敌闻风丧胆，令人钦佩之至，根本让人想不到一路纵横无阻的红军，是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大军变成的七千之众!文章作者：胡为雄
【诗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出处】唐·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一【译注】一斗十千的美酒斟满金杯，名贵的珍羞佳肴盛满玉盘。此诗写送别宴席上的情景及诗人的心绪。字里行间充满了抑郁不平的感慨，同时也表现出自信的精神。【全诗】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赏析】《行路难》系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乐府解题》云“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李白此诗作于离开长安之时，有系于开元十八、九年(730—731)，言是初入长安困顿而归时所作;有系于天宝三载(744)，谓是赐金放还时作。参照《梁园吟》、《梁甫吟》二诗，与此结尾如出一辙，故以前说为允。诗从高堂华宴写起，可能是饯筵的场面。“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前句化用曹植《名都篇》“美酒斗十千”，后句本于《北史》“韩晋明好酒纵诞，招饮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它展示的是如同《将进酒》“烹羊宰牛且为乐”那样的盛宴，然而接下来却没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酒兴和食欲。“停杯”尤其“投著”这个动作，表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和失落，“拔剑击柱”这一动作，更增加了这种感觉。“心茫然”也就是失落感的表现。于是诗的前四句就有一个场面陡转的变化。
玉盘珍羞直万钱。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出处】唐·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一【译注】一斗十千的美酒斟满金杯，名贵的珍羞佳肴盛满玉盘。此诗写送别宴席上的情景及诗人的心绪。字里行间充满了抑郁不平的感慨，同时也表现出自信的精神。【全诗】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赏析】《行路难》系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乐府解题》云“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李白此诗作于离开长安之时，有系于开元十八、九年(730—731)，言是初入长安困顿而归时所作;有系于天宝三载(744)，谓是赐金放还时作。参照《梁园吟》、《梁甫吟》二诗，与此结尾如出一辙，故以前说为允。诗从高堂华宴写起，可能是饯筵的场面。“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前句化用曹植《名都篇》“美酒斗十千”，后句本于《北史》“韩晋明好酒纵诞，招饮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它展示的是如同《将进酒》“烹羊宰牛且为乐”那样的盛宴，然而接下来却没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酒兴和食欲。“停杯”尤其“投著”这个动作，表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和失落，“拔剑击柱”这一动作，更增加了这种感觉。“心茫然”也就是失落感的表现。于是诗的前四句就有一个场面陡转的变化。
论雷峰塔的倒掉。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原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是鲁迅杂文中的名篇，它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坟》。鲁迅在这篇杂文里，表现了他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和敢于立异的反传统的美学观点。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因此，它的倒掉，使鲁迅感到，“其欣喜为何如?”才引发出这篇与传统观点截然对立的文章来。这篇杂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从未倒的雷峰塔说起。“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这是点题。但已表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史上，似乎还不能找到第二位与鲁迅那样一反传统的审美趣味的文学家。从传统的审美趣味来看，风景区中的“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八景或十景不是好得很么?尤其是十景，给人以生活完美的感受，雷峰塔便是这样的西湖十景之一。而且不但景有十景，还移情于几乎衣食住行各方面，遂使“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至今“十全大补”的膏丸还能给病人以一种安全满足的功效。然而鲁迅偏偏反对这样一种传统的审美趣味。他管这叫做“十景病”。他诊断出了“十景病”的危害，说：“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其结果，“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这就是说，“十景病”式的审美趣味麻痹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社会矛盾的感受，助长了“十全停滞生活”的延续。明乎此，我认为可以进一步领会本篇的题旨。然而鲁迅认为，雷峰塔的应该倒掉，还不仅在于它破破烂烂的外观，更主要是它象征着封建的幽灵。在民间故事中，雷峰塔是法海镇压白娘娘的地方，它象征着一种权势对自由心灵的无情摧残，为此，赢得了许多人的眼泪。既然白娘娘被镇压在雷峰塔下，这雷峰塔也便成为邪恶与恐怖的镇压机器，同情白娘娘的人们，向往自由的人们，希望雷峰塔的倒掉，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鲁迅不过是这种自由心灵呼唤的代言人。所以，在本篇第二段中，作者说：“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虽然成年后鲁迅终于明白里边根本没有白蛇娘娘，但是，鲁迅说：“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这是因为，它既然是一种封建主义的象征，这象征就该被否定。第三段，“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欣喜显然不是属于鲁迅一个人的。他证之以吴越山间海滨的民意，无不憎恨法海这种封建式的专制行为。可见，向往自由反对压迫的潜在意识在民间是普遍存在，他们不过借了寄寓于雷峰塔的一段神话传说来申诉自己的愿望，包括自己的不自由的心灵的宣泄。鲁迅这篇文章之所以有份量，博得普遍赞扬，正因为与民意息息相通。第四段，借神话传说中玉皇大帝处理法海，以致迫使他逃到蟹壳里去避祸，成为“蟹和尚”，肯定伸张正义之举。因此，本文以一句民间的詈语“活该”作结。有斩钉截铁之势。本篇写得潇洒流利，语言十分有个性，间以民谚与文言，使文气跳荡多姿，形成一种雄健诙谐兼而有之的美感。
浪史。推荐。爱诗词网。浪史清啸风轩藏版本《浪史》扉页书影日本素白纸抄本《浪史》正文书影明代白话长篇艳情小说。又名《巧姻缘》、《浪史奇观》、《梅梦缘》、《湖山外史》。四十回。题“风月轩又玄子著”,其真实姓名不详。成书于明万历中后期。现存主要版本有日本素白纸抄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日本奚疑斋抄本,藏大连图书馆;清啸风轩藏版本,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千叶掬香、吴晓铃;清光绪木活字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清末京报房活字本;民国红豆书屋“玲珑本聚珍小丛书”排印本;民国上海书局排印本;1926年铅印小本,藏南京图书馆。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上海书局排印本,1995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排印日本素白纸抄本。元朝至治年间,浙江钱塘有位秀才,名叫梅素先,字彦卿,惯爱风月,人称“浪子”。其父因得罪当朝铁木御史,罢官还乡,不久夫妻双亡,只留下浪子及一个继女俊卿,相依度日。一日清明,浪子带男宠陆珠出游,偶遇王监生娘子李文妃,美若天仙,浪子顿时神散魂飞。次日,请来待诏张婆子,贿银五两,托她设计与文妃通情。恰文妃也有此意,遂遣丫环春娇用钱买通后门的赵大娘,令浪子匿藏赵家,趁王监生外出之际,两人幽会偷情,狂欢整夜。两月后,浪子再至赵家探讯,适逢王监生在家,遂留宿赵家,与守寡的赵大娘苟合,并诱奸其女妙娘。浪子时常在外厮混,其妹俊卿独守空房,十分寂寞,见陆珠相貌英俊,芳心暗动;而陆对美貌的俊卿也早萌异心,于是,趁中秋夜浪子外出之机,两人私通。文妃曾经说起有个表姐潘素秋,姿容绝世,守寡在家,浪子暗记于心。后他体虚成病,只好留家调养。文妃便日夜缠住丈夫不放,未及二月,王监生即一命呜呼。浪子身体稍一复原,立刻就派陆珠四处去寻访潘素秋。访着后,他来到潘隔壁的钱婆婆家,许以一百两银子,请她从中串通。钱婆早知潘素秋年方青春,难耐寂寞,便设法引动潘的欲火。果然不出所料,潘素秋听取了钱婆的巧言,允与浪子私通。素秋与浪子欢合,伤耗了身子,后奄奄成病而亡。浪子离家后,陆珠和俊卿亦日日交欢。浪子归家后,经陆珠安排,表兄妹两人将错就错,成就一夜风流事。浪子重与文妃幽会,又以巨款疏通王姓家族关节,将其娶回家中,终日和陆珠、文妃三人一床同欢,呼陆珠为“闰哥”。是时,妙娘已嫁富商,赵大娘则病死。一日,淮西濠州司农铁木朵鲁来书相请,浪子依依告别文妃,收拾起程。文妃在家与陆珠白日纵欲于荷花池,致使陆珠受了风寒,不久病死。浪子至铁木家,相见甚欢,摆酒痛饮,铁木朵鲁命自己的娘子安哥作陪,浪子与安哥一见钟情,眉目传情,互赠诗词。浪子先与安哥的丫环樱桃、文如、春莺通奸,后再与安哥宣淫。铁木朵鲁却不恼怒,原来他已看破红尘,正准备辟谷入山,修炼黄老之术,竟把万贯家财以及娘子安哥都送给浪子。浪子喜出望外,择日返家将文妃接来同乐,途中驻舟,他登岸散步,惊遇《西厢记》中的崔莺莺、郑恒夫妇,崔氏苦陈冤情。自此,浪子和文妃、安哥以及众多侍妾丫环,轮番作乐,淫欲无休。两年之后,浪子中了进士,却不听选官,在家中与娇妻美妾,无日不饮,无日不乐,逍遥快活,人称“地仙”。忽有一天,浪子想到物极必反,今日之荣华富贵,终有尽期,遂作归隐之计,率全家遁入深山,遇一仙翁,竟然就是铁木朵鲁。在其点化下,浪子也开始修炼道术,自号“石湖山主”,后举家皆成正果。
【诗句】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出处】唐·李白《怨情》。【译注】只看见她泪痕湿满了两腮，不知道她是恨人还是恨己。【全诗】怨情[唐]李白,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注释】①卷珠帘：是指闺中女子在卷帘盼望所思今的人归来。②深坐：久坐。颦蛾眉：皱眉头。这句写久等不归的失望情态。【翻译】美人儿卷起珠帘等待等待，一直坐着把双眉紧紧锁闭。只看见她泪痕湿满了两腮，不知道她是恨人还是恨己。【赏析】有一位哲人说过：“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古代的闺怨诗诉说的就是这种铭心刻骨的爱情痛苦。李白此首闺怨小诗，通过一个幽居闺房的美人独坐帘下、深坐孤寂的情形，于工笔刻画中层层揭示美人由思而待、由待而哭、由哭而怨的心态活动过程，含蓄而细腻地展示了她内心复杂难言的爱情痛楚。首句，“美人”点明主人之身份，“卷珠帘”这一动作展示了美人闺中独守、百无聊赖而有所待的思春心态。“珠帘”两字，点出美人所处环境——寂寞幽深的闺房，为下句“深坐”伏笔。次句“深坐颦蛾眉”，此“深”字，写出了坐待时间的长久、心境的孤寂。“颦蛾眉”三字，刻画美人外貌神态，透露怨苦之情。第三句“但见泪痕湿”，如电影特写镜头，把焦点集中照射美人脸庞，美人内心的痛苦，通过脸上的“泪痕湿”和盘托出。诗的前三句，通过“卷珠帘”的动作，“坐”而“颦”的沉思，“泪痕湿”的表现，一层深一层地展示美人心态发展的轨迹，将她心中的怨恨，可以说已全部写尽，诗至此似可结束。可是结句却说“不知心恨谁?”这一问，使诗情陡起回澜。是啊，她的痛苦该怨谁呢?似乎她本人也不知道。主人公遭遇的悲剧性也就愈深一层。是什么原因造成她独守空闺?以问收束全诗，使诗情有弦外之音，扩大了诗的容量，让短短四句小诗蕴藏了含蓄深婉的魅力。李白的绝句小诗常常深有此种情韵!
不知心恨谁。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出处】唐·李白《怨情》。【译注】只看见她泪痕湿满了两腮，不知道她是恨人还是恨己。【全诗】怨情[唐]李白,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注释】①卷珠帘：是指闺中女子在卷帘盼望所思今的人归来。②深坐：久坐。颦蛾眉：皱眉头。这句写久等不归的失望情态。【翻译】美人儿卷起珠帘等待等待，一直坐着把双眉紧紧锁闭。只看见她泪痕湿满了两腮，不知道她是恨人还是恨己。【赏析】有一位哲人说过：“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古代的闺怨诗诉说的就是这种铭心刻骨的爱情痛苦。李白此首闺怨小诗，通过一个幽居闺房的美人独坐帘下、深坐孤寂的情形，于工笔刻画中层层揭示美人由思而待、由待而哭、由哭而怨的心态活动过程，含蓄而细腻地展示了她内心复杂难言的爱情痛楚。首句，“美人”点明主人之身份，“卷珠帘”这一动作展示了美人闺中独守、百无聊赖而有所待的思春心态。“珠帘”两字，点出美人所处环境——寂寞幽深的闺房，为下句“深坐”伏笔。次句“深坐颦蛾眉”，此“深”字，写出了坐待时间的长久、心境的孤寂。“颦蛾眉”三字，刻画美人外貌神态，透露怨苦之情。第三句“但见泪痕湿”，如电影特写镜头，把焦点集中照射美人脸庞，美人内心的痛苦，通过脸上的“泪痕湿”和盘托出。诗的前三句，通过“卷珠帘”的动作，“坐”而“颦”的沉思，“泪痕湿”的表现，一层深一层地展示美人心态发展的轨迹，将她心中的怨恨，可以说已全部写尽，诗至此似可结束。可是结句却说“不知心恨谁?”这一问，使诗情陡起回澜。是啊，她的痛苦该怨谁呢?似乎她本人也不知道。主人公遭遇的悲剧性也就愈深一层。是什么原因造成她独守空闺?以问收束全诗，使诗情有弦外之音，扩大了诗的容量，让短短四句小诗蕴藏了含蓄深婉的魅力。李白的绝句小诗常常深有此种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