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碧山暮

学而。推荐。爱诗词网。(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十)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十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十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释〕　《论语》二十篇，各取首章第一、二句的二字或三字为题。　子：古代男子的尊称。《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习：温习、演习、实习。　说：通“悦”，欣喜、愉快的意思。　朋：同类，志同道合者。一说这里指的是弟子。　愠(yùn)：怨恨。　君子：有德者。　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　孝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弟，即悌，音tì。　巧言令色：花言巧语和讨人喜欢的脸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shèn)。　省(xǐnɡ)：反省，自我检查。　道：治理。乘(shènɡ)：兵车。千乘之国，春秋时大国。　使民以时：使用民力，不违农时。　汎(fàn)：同“泛”，广泛。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　贤贤：尊重其才德。　易色：不重容貌。慎终：谨慎地对待送终之礼；追远：追思久逝的祖先。　子禽：陈亢，字子禽。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求之与：主动求得的。　与之与：别人告知的。　小大：小事大事。由之：按照“和”的观念去做。　复：实践诺言。就有道而正焉：按有道者的言行来匡正自己。　无谄：不谄媚于人。　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鉴赏〕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的汇编，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的，但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共二十篇，每篇分列若干章。看似散珠，无所贯串，然而《论语》的“论”字，就含讨论编次的意义。其编次的意图，通过研究文本，还是可以解读的。以首篇为例，历代研究者不断寻绎篇中各章之间的关联。南宋朱熹认为此篇“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朱子语类》卷二十)。他并且认定该篇“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论语集注》)。清代崔述也认为《论语》首篇之大义为教人“学为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学，次二三章即言仁也”(《论语余说》)。《论语》首篇开宗明义就记孔子论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的确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一生为人，乐于学而勤于教。孔子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并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还教育弟子要“笃信好学”(《泰伯》)。他最担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述而》)，这也是孔子的自勉。另一方面，强调孔子论学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重要条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仁”的范畴也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不免使人有难以企及的神秘感。所以众弟子问仁颇多，孔子的回答也因人因时而异。然而认为仁者并非天生而就，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学”求“仁”，以“知”达“仁”的这一观点则是始终如一。他还告诫弟子：要想成为仁人君子而不努力学习，“其蔽也愚”(《阳货》)。以“学”求“仁”，有一个由浅入深、就近至远的过程。读者在琢磨本篇所蕴含的孔学这个观点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基础道德和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敬爱父母兄长是实现仁德的第一要求。正如孔子学生有子所说，孝悌为“仁之本”。一个人如能做到“入则孝，出则弟”，那么推而广之，进一步达到“汎爱众”，既欲立己，又能立人，可以推断他最终达到仁德的理想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强调孝悌这一基础道德自然是传统社会的要求，但是只要存在家庭，敬爱父母兄长这一美德就必须大力提倡。第二个是“诚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提出。本篇有多章谈论诚信问题，应予关注。“信”这一伦理范畴，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贵族以此处理上下等级关系，所以常常“忠、信”并提，要求下对上讲诚信。孔子对诚信思想有很大的突破。他认为人与人交往必须“谨而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这里的“信”，已拓展为人与人之间必须讲的“信誉”，不只是对上而言。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所以弟子们感到很新鲜，纷纷阐述自己对“信”的理解。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七章)。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第十三章)曾子更是把“信”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四章)可见在孔学中，“信”与“孝、悌”一样，也是实践“仁”最高道德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道德规范。本篇的重点是论学论仁，以学求仁，而从第十二章以后，又辑入论礼的内容。论述了礼的功用问题：“礼之用，和为贵”(第十二章)；讨论了“恭”与“礼”的关系：“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第十三章)；提出了“富而好礼”的观点，认为“富而无骄”固然不错，但远不如“富而好礼”层次更高(第十五章)。礼与仁的关系，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问题。本篇尾段引入这一问题，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论述将在第三篇《八佾》中展开。

列子御风。推荐。爱诗词网。典源出处《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疏：“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繻公同时，师于壶丘子林，著书八卷，得风仙之道，乘风游行，泠然轻举，所以称善也。”释义用法列御寇学得仙术，能够乘风而行。后以此典形容仙人乘风飞游;或用以形容乘车、船、马等奔驶疾速，如乘风一般。用典形式【仙寇】宋·杨亿：“泠然知有待，仙寇异吾曹。”【驭气】宋·范成大：“舍舟得马如驭气，步入青松三十里。”【驭风】唐·韩愈：“还随蹑凫骑，来访驭风襟。”宋·范成大：“控临缥缈疑无地，指点虚无欲驭风。”【乘风】宋·范成大：“玉宵有客方东望，竟欲乘风御气游。”明·陈子龙：“方见燕雀笑黄鹄，安能乘风凌九州。”【御风】唐·李商隐：“御风知有在，去国肯无聊。”宋·史达祖：“独自卷帘栊，谁为开尊俎。恨不得御风归去。”【驭风仙】唐·白居易：“我无缩地术，君非驭风仙。”【列子车】唐·刘禹锡：“云是淮王宅，风为列子车。”【列御风】清·赵执信：“我身列御风，舟子僚弄丸。”【列御至】唐·骆宾王：“人疑列御至，客似令威还。”【御风列】宋·苏轼：“愿因骑鲸李，追此御风列。”【御泠然】宋·孔平仲：“便欲御泠然，因之游广寒。”【御寇风】宋·陆游：“横空我欲江湖去，谁借泠然御寇风?”【列子御风】宋·苏轼：“列子御风殊不恶，犹被庄生讥数数。”宋·范成大：“列子御风犹有待，邹生吹律强生春。”【列生御风】唐·顾况：“列生御风归，饲豕如人焉。”【泠然御风】唐·刘禹锡：“仙子东南秀，泠然善御风。”【乘空列御】清·黄景仁：“乘空列御是耶非，广袖飘如鹢退飞。”

有心栽花花不开。推荐。爱诗词网。谓有意做成的事情反而没做成，无心促成的事反而意外地成功了。此语源自这样一个故事：　元朝有个叫魏鹏的官宦之子，自幼在浙江与贾家女儿娉娉订了婚，父亲死后举家回到襄阳家乡，音讯遂绝。魏鹏长至18岁，聪明好学，熟读经史，不料屡次考试不取，心中郁闷。母亲恐其成疾，遣其去浙江，一则访师问友，二则开豁心胸，三则找贾家议定婚期。那贾家只有老夫人和女儿在家，听说魏鹏到来十分欢喜，款待也十分周到，只是不提起婚姻之事。娉娉有西子之容、倾城之色，对魏鹏眉来眼去极有好感，二人诗词奉和，情意日深，遂山盟海誓成了眷属。从此无夕不欢，往来频数，只瞒了贾老夫人。不期光阴易过，夏暑将去，家中来信催魏鹏回去参加秋试。魏鹏无奈，与小姐絮絮叨叨洒泪而别。回家已将至入试之时，魏鹏仓促应试，随手去写，答卷平平。谁知偏偏那试官昏了眼，只顾圈圈点点起来，竟然高中了，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待得廷试，虽母亲逼他赴京应试，但魏鹏仍一心想念娉娉，又怎么能静心写出好文章来?不想试官说他文字稳当，不犯忌讳，是平正举业之文，双中在甲榜，派为江浙儒学副提举。魏鹏甚是得意，匆匆赶往钱塘，去拜见贾老夫人，从容议及婚事。谁知贾老夫人只此一女，时刻不见尚且思念，若嫁他乡，誓死不允。然而，就在此时，魏鹏忽闻母亲病逝，只得回去奔丧。这番生离，娉娉几番哭得死去活来，终日饮恨染成一病，竟一命呜呼。魏鹏得此凶信，悲痛万分，伏地哭曰：“你为我而死，我何忍相负?惟终身不娶，以慰芳魂。”后人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谚比喻一心谋求的事不能成功，随意办的事却意外地获得好结果。

不薄今人爱古人。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处】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意思】我不轻薄今人，同时也爱慕古人，只要他们有清新明丽的词句，我就亲近他们。薄：鄙薄，轻视。为邻：接近。【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喜欢古今好的词语、好的文艺作品或优秀文学艺术家。[例]我自己虽不作诗，但我从幼年起就爱读诗;不但爱读古人的诗词，也爱读今人的诗词，正如诗翁杜甫所咏叹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只要是“清辞丽句”，不论古往今来，我一概爱读。(廖沫沙《暴雨飚风总不移》)二、用以形容既尊重前人的成果也重视今人的成就，学习古今优秀的东西。[例]艺术家需要广泛吸收前人的艺术美创造的经验，把前人艺术美创造经验中同自己的气质、趣味相适应的东西吸收融合，形成自己的艺术美创造的特殊风貌，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从“转益多师”中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陆一帆等《青年美学向导》)【全诗】《戏为六绝句·其五》.[唐].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赏析】这是杜甫阐明自己艺术见解的诗句。今人爱慕古人，凡有清词丽句，而必认真学习，我杜甫怎敢轻易小视这些善于向古人学习的人呢?作者强调向古人的优秀诗句学习，观点是正确的。注：今人，指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必为邻，意为离不开、少不了。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