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亭记归有光

来如春梦不多时。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沈醉不知归路。推荐。爱诗词网。如梦令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首词，选自李清照的词集《漱玉词》。这是李清照回忆少女时代生活的一首词。她截取了天真烂漫的少女生活的一个片断——曾经有一次临晚乘醉尽兴忘归的泛舟。“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常”，“尝”的通假字，曾经的意思。词一开头先作交代，点出时间地点，然后以“沈醉”写人。至于为何而醉且沉？似乎应是饮酒而醉，但如果细读下文，看到主人公饱览初夏美景，留连忘返，则不妨可以说这种醉意也有几分是因这美好的景色而为之陶醉。“不知归路”四字，既承上“沈醉”而言，又引起下文的描写。“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这是进一步讲“不知归路”，其中“误入”两字照应前面的“沈醉”，因为“沈醉”方会“误入”，“藕花深处”四字则照应前面的“不知归路”，而进一步具体化。此句既说“兴尽”，又写“误入”，实际上还在写主人公余兴未尽、意犹未尽，所以虽说“兴尽”，但远远看到莲叶田田，闻到荷花飘香，却又身不由己，信舟划去。然而，当她划到藕花深处时，才发现此处已无路可通，从对景色的“沈醉”中顿然醒悟过来。作者早已就在前面交代了的“日暮”、“晚”的天气，此刻当已更晚，贪玩的少女这才不免有些吃惊，于是赶紧往回划。“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的“争”，就是争先恐后的意思，引申为“赶紧”，主人公赶紧划归，船桨击水，发出哗哗声响，把两岸沙滩上已经栖息的鸥鹭惊了起来，这也照应到前面，见出主人公确实归舟甚晚了。这就是李清照这首《如梦令》的全部内容。在这首词中，我们虽然看不到有多少现实的社会内容，但可以看到一个在封建社会中不受妇女礼教规范束缚的天真活泼的性格，看到作者对自然、对生活的浓厚的兴趣和热爱，给我们以美的享受。李清照词中，有不少这样的笔墨，曾因此而被封建道学家们视为“毫无顾藉”，但在今天看来这正是可贵的地方。从词的创作的角度来看，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派主要把笔墨放在珠帘罗幕香闺佳人的描写上，天地狭窄。南唐至宋初词渐趋阔大，而李清照作为一个女词人，能走向广阔的郊外，扩大视野，不作卿卿我我男女恩怨之声，而写自己对美好自由生活及大自然的热爱，情调显得健康，意境显得开阔，这是不容易的。李清照后期词因时代的动乱而更多地写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时代情绪，在思想内容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与她前期的词作就有这样良好的开端分不开的。这首词在艺术上采用白描的手法，不事雕饰，文辞清新，用笔轻灵，写得真切自然，已开始显露出李清照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征。

长河渐落晓星沉。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出处】唐·李商隐《嫦娥》。【译注】室内，残烛的光亮渐渐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阴影，越发令人感到清冷。室外，银河逐渐西移垂地，寥落的晨星无言地陪伴着一轮孤月，也陪伴着永夜不寐的主人公。诗人借助环境氛围的渲染，表现了主人公孤清凄冷和不堪忍受寂寞包围的意绪。【全诗】《嫦娥》.[唐].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注释】1.云母：一种柔韧富于弹性的矿物，晶体透明，有类似珍珠的光泽。古代以其薄片装饰屏风、门扉等。烛影深：谓蜡烛越烧越短，幽暗的光影愈来愈大，暗示夜已很深。长河指银河。渐落：渐没，指银河向西移动，逐渐消失。2.嫦娥：古代神话中后羿的妻子，即传说中的月仙子。碧海青天：谓明月晚间从碧海升起，历青天而复入碧海。【全诗赏析】这是一首寄寓诗，幽美、窈渺而多义。或云悼亡，或云伤己之不遇，或云摹写女道士不能求偶的孤寂苦闷等等，此诗虽内涵多义，而无论其喻指对象为谁，也应该是一位与嫦娥生活处境类似的人物。前二句描绘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和永夜不寐的情景。上句写室内，烛光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深深的暗影，显得空寂清冷，她永夜独坐，内心能不感到黯淡孤寂?此句用冷屏残烛烘托其心境，尤为贴切。一个“深”字，更是道出了独坐之久，追忆之深。下句写室外，横空天河，渐渐西垂，将要消失;晓天的晨星，也慢慢隐没坠沉。此句用河落星沉暗示主人公永夜不眠，“渐”字状其时间流逝，“沉”字拟其低垂，既渲染了凄清的氛围，也暗合其情怀的凄冷和心情的沉重。后二句写主人公面对一轮孤月的遐想。仰望明月，联想孤寂清冷的嫦娥，年年幽居月宫，夜夜面对无垠的碧海青天，无法排遣孤独郁闷之情，能不深深后悔偷吃不死之药吗?这里写嫦娥的处境心情也就是写主人公的处境心情，二者互为映衬，情味更为浓郁。此诗含蓄蕴藉，寄托深远，情调幽美。诗人在黑暗现实的困境中，为了在精神上摆脱世间尘俗，追求高洁的境界，往往使自己陷于孤独的境地，不正是和月中嫦娥、入道女冠的处境心情类似么?无论是诗人抒发不得志的幽怨，还是写孀独女冠的孤凄，都与嫦娥高洁而孤寂的情景是灵犀相通的。诗中浓重的感伤之美最能引发清高文士的共鸣。此诗将嫦娥、女冠和诗人自己塑造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技巧高妙，唯李商隐能之。

瓯北诗话。推荐。爱诗词网。《瓯北诗话》本书为清代赵翼(号瓯北)所撰的诗话，12卷。前10卷评论唐、宋、元、明、清10家，计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二卷(附年谱)，元好问、高启合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后2卷是续诗话，论韦应物、杜牧、王安石、黄庭坚诸人诗及诗格诗体。赵翼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他的诗论，观点极为鲜明，即反对“荣古虐今”，力主“争新”、“独创”。他的论诗绝句：“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这与另几首都表现了一定的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再就本书的体制看，把他同一朝代的吴伟业、查慎行与李、杜相提并论，这是相当胆大的，与崇尚汉唐、“劝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复古派迥然不同。他评诗，内容与形式并重，要这两方面都能创新才能成家。他既反对一味摹倣古人，认为这不过是“拾人牙后”、“抱柱守株”的“优孟”而已;同时也反对那些只在词句上“争难斗险、使人骇目”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元、白的诗触景生情，用眼前语、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因而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也批评了那些把黄庭坚捧在苏轼之上，以及说苏轼超过陆游的人，因为陆游的诗具有丰富的爱国内容，而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写诗往往回避现实。苏、黄的优劣表现在写作方法上，苏随物赋形、信笔挥洒的熟练技巧，较之黄庭坚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是略胜一筹的。他批评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可说是一针见血的高论。但作者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封建糟粕，有待于读者的扬弃。霍松林、胡主佑根据寿考堂、湛贻堂等《瓯北全集》本作了校点，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1981年再版。

衢地合交。推荐。爱诗词网。名言：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注释：圮(pi)地：象森林、沼泽等难以展开运动的地区叫圮地。衢地：战略要道。绝地：难以维持生活的地区。围地：指道路狭窄、进退两难的易被围歼的地区。死地：绝无退路的地区。句意：在圮地不可宿营，在衢地与友军会合，在绝地不可停留，在围地要用计谋，在死地就要拼死一战。出处：《孙子·九变篇》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