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欧阳炯

学而。推荐。爱诗词网。(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七)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八)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九)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十)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十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十三)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十四)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五)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释〕　《论语》二十篇，各取首章第一、二句的二字或三字为题。　子：古代男子的尊称。《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习：温习、演习、实习。　说：通“悦”，欣喜、愉快的意思。　朋：同类，志同道合者。一说这里指的是弟子。　愠(yùn)：怨恨。　君子：有德者。　有子：孔子弟子，姓有，名若。　孝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弟，即悌，音tì。　巧言令色：花言巧语和讨人喜欢的脸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参(shèn)。　省(xǐnɡ)：反省，自我检查。　道：治理。乘(shènɡ)：兵车。千乘之国，春秋时大国。　使民以时：使用民力，不违农时。　汎(fàn)：同“泛”，广泛。亲仁：亲近有仁德的人。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　贤贤：尊重其才德。　易色：不重容貌。慎终：谨慎地对待送终之礼；追远：追思久逝的祖先。　子禽：陈亢，字子禽。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求之与：主动求得的。　与之与：别人告知的。　小大：小事大事。由之：按照“和”的观念去做。　复：实践诺言。就有道而正焉：按有道者的言行来匡正自己。　无谄：不谄媚于人。　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鉴赏〕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论的汇编，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由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编纂的，但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共二十篇，每篇分列若干章。看似散珠，无所贯串，然而《论语》的“论”字，就含讨论编次的意义。其编次的意图，通过研究文本，还是可以解读的。以首篇为例，历代研究者不断寻绎篇中各章之间的关联。南宋朱熹认为此篇“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朱子语类》卷二十)。他并且认定该篇“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论语集注》)。清代崔述也认为《论语》首篇之大义为教人“学为仁而已矣”，“故首章言学，次二三章即言仁也”(《论语余说》)。《论语》首篇开宗明义就记孔子论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的确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孔子一生为人，乐于学而勤于教。孔子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并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他还教育弟子要“笃信好学”(《泰伯》)。他最担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述而》)，这也是孔子的自勉。另一方面，强调孔子论学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重要条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仁”的范畴也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不免使人有难以企及的神秘感。所以众弟子问仁颇多，孔子的回答也因人因时而异。然而认为仁者并非天生而就，而是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学”求“仁”，以“知”达“仁”的这一观点则是始终如一。他还告诫弟子：要想成为仁人君子而不努力学习，“其蔽也愚”(《阳货》)。以“学”求“仁”，有一个由浅入深、就近至远的过程。读者在琢磨本篇所蕴含的孔学这个观点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是基础道德和道德理想境界的关系。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敬爱父母兄长是实现仁德的第一要求。正如孔子学生有子所说，孝悌为“仁之本”。一个人如能做到“入则孝，出则弟”，那么推而广之，进一步达到“汎爱众”，既欲立己，又能立人，可以推断他最终达到仁德的理想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强调孝悌这一基础道德自然是传统社会的要求，但是只要存在家庭，敬爱父母兄长这一美德就必须大力提倡。第二个是“诚信”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提出。本篇有多章谈论诚信问题，应予关注。“信”这一伦理范畴，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贵族以此处理上下等级关系，所以常常“忠、信”并提，要求下对上讲诚信。孔子对诚信思想有很大的突破。他认为人与人交往必须“谨而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这里的“信”，已拓展为人与人之间必须讲的“信誉”，不只是对上而言。这在当时是一种新思想。所以弟子们感到很新鲜，纷纷阐述自己对“信”的理解。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七章)。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第十三章)曾子更是把“信”作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四章)可见在孔学中，“信”与“孝、悌”一样，也是实践“仁”最高道德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道德规范。本篇的重点是论学论仁，以学求仁，而从第十二章以后，又辑入论礼的内容。论述了礼的功用问题：“礼之用，和为贵”(第十二章)；讨论了“恭”与“礼”的关系：“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第十三章)；提出了“富而好礼”的观点，认为“富而无骄”固然不错，但远不如“富而好礼”层次更高(第十五章)。礼与仁的关系，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问题。本篇尾段引入这一问题，是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体论述将在第三篇《八佾》中展开。

山高路远沟深。推荐。爱诗词网。毛泽东诗词《六言诗①·给彭德怀同志》原文|译文|注释|赏析一九三五年十月山高路远坑深②，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③!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注释】①六言诗，诗体名。全篇都是六字句，故称。始于汉代。后来也有古体、近体之分。本篇不拘平仄，属于古体。②“山高”句，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为组织这次战斗而草拟的电报中，论及吴起镇一带的地形特点，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这里就用电报中的语句，稍改一字。坑，指沟壑。陕甘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村与村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条深沟，有的深达几十米，长达几十里，彼此鸡犬之声相闻，但要往来，则需爬上爬下，曲折迂回，甚至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③彭大将军，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在北伐军中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毅然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所部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党的第六届至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党的“左”倾错误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深受人民的爱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赏析】1935年10月，自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西北高原后，敌“中央军”毛炳文部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东北军的骑兵部队一直尾追不舍。10月19日，当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当日，毛泽东电召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彭德怀20日赶到吴起镇后，毛泽东即与他筹划退敌之计，并决定由彭德怀指挥作战。经策划，红军准备在吴起镇西北面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上设伏。10月21日，敌马鸿宾部35师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即遭红军猛烈袭击而溃败;而敌白凤翔率领的东北骑兵师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重围。这一仗红军消灭敌军1个骑兵团，击溃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使敌骑再也不敢轻易追击红军，从而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战斗的当天上午，毛泽东本来在安全地点，由于非常关心作战情况，下午四五点钟，带了警卫员和通讯班到指挥位置。警卫班陪着毛主席直到阵地，毛泽东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用心倾听枪声的方向，直到枪声稀落，估计敌人远逃后才回驻地。赢得这场恶战后，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握着彭德怀的手，爽朗地笑着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啊!”他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这首六言诗以赞彭德怀。毛泽东的这首诗，廿四字，刻画了一位英勇无敌的大将军形象。与汉高祖刘邦廿三字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颇有些他曾熟读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收缰勒马、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雄风。“横刀立马”当然只是一个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彭德怀指挥作战时并未骑在马上，而是隐藏在壕沟里。他使用的枪也不是短距离格斗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古代兵器，而是能够较远距离射击的近代武器“盒子炮”。但该句确实刻画了一个挺身拒敌、勇猛无比的彭大将军形象。征战场上，彭德怀见到这首诗后，将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把原诗送还了毛泽东。遗憾的是，这首诗的原稿并未存留下来。但该诗不胫而走。12年后，它非正式地发表于1947年8月1日的《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后来又以来信的方式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这首诗正式收编入《毛泽东诗词选》是在1986年。该选集由长期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主持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人员根据多方可靠史料，证实毛泽东创作这首六言军旅诗的基本情节确凿无误后，便首次将之收入其中，并增加题目为“给彭德怀同志”。该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此，这首流传数十年诗作正式入集。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亦将它编入其中。但是，《彭德怀自述》中所记录的毛泽东这首诗却是这样的：“山高路远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毛泽东赞彭德怀的六言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在军中久已流传的版本，一个是1962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凭记忆写出的版本。这首六言诗的两个版本大体相同，但在字词使用上有很大差异，有一句完全不一致，总共24字竟有8字不同，如果加上位置的改动可说有10字不同。出于对彭德怀回忆的尊重，以王焰为组长的《彭德怀传》编写组在《彭德怀传》中引述这首诗时，采用的是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其优越之处在于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它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把陕北的地形地貌恰当地描绘出来了，把红军伏击敌骑兵大获全胜的意境展现出来了，把彭德怀的英勇形象刻画出来了。“山高路远坑深”，此句确实是当地地貌的真实写照。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曾描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确实，由于水土流失，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吴起镇一带多是高山深沟险壑。只是红军在越过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后往东走时，地势逐渐低落，正是谓“山高路远坑深”。依据《彭德怀自述》的版本来分析，“骑兵任你纵横”，是谓看你们这些骑兵还能横行几时。“纵横”，强横无忌、奔行无阻之意，是写敌骑气焰嚣张。该句体现了毛泽东及所率领的红军将士志在歼敌、胜利在握的从容镇定和对骄横之敌骑的藐视。“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古时战场的勇猛战将重叠在一起，令人景仰。然而，也有人认为存在毛泽东在1947年对这首诗的重书版本。1979年，黄克诚在《人民日报》撰文悼念彭德怀时，其中提到毛泽东在1947年曾经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他说：“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出色指挥和辉煌战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主席乘兴即席挥笔，为彭老总重新书写了他在长征路上热情赞扬彭老总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黄克诚所说毛泽东重书该诗并非他所亲见，因为1947年8月他远在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这篇悼念文章如果不是黄克诚亲自起草，代起草人就有可能将有关信息写到文章中去。假若毛泽东1947年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实有其事，彭德怀在回忆中应该会忆及的。但他没有忆及。而毛泽东在1947年曾重书六言诗的说法得到了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的赞同。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魏艾民先生在《哪家报纸最先刊用“彭大将军”这首诗》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些信息：曾在《解放军报》担任过重要职务、并任《彭德怀传》编写组组长的王焰，在1990年曾对他说：“‘彭大将军’那首诗，出自毛泽东之手，有了更多的直接证据。后来，看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记述了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整编36师后，毛泽东再录此诗的经过。”王焰还说，1947年《战友报》发表的此诗全文，是“毛泽东从整个革命战争的长期性着眼”，“路远坑深”“使这首诗具有更深刻的意境”。“彭总回忆第二句‘骑兵任你纵横’和第三句‘谁敢横枪立马’，看来他的回忆是不准确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矛盾：第一，如果毛泽东是在1947年8月19日“沙家店大捷”后重书的此诗，那么刊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的诗就不是来源于毛泽东重书的这首，而确实是从流传中搜集到的“在长征中所作的”诗。第二，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忆及1947年沙家店大捷后，毛泽东并非重书六言诗，只是书写两句：“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书写地点不是在“军事会议”上，而是在梁家岔住地。凑巧的是，毛泽东书写的这12个字与伍修权回忆1935年的情况相同：“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所以，毛泽东1947年是否重书六言诗尚无确证。再者，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不经意地改变了，以至说法前后矛盾。比如，1935年10月毛泽东给彭德怀拟写的一份电报中有‘山高路远沟深’句，但这类电报并未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见到。由上可以推断，1947年《战友报》首次发表的传抄本可能就与彭德怀的回忆本同源，它并未由毛泽东重新书写过。如果作一比较，彭德怀忆写的诗可信度和艺术性更高，况且彭德怀是当事人，也是最后一句诗的修改人，采信彭德怀忆写的版本更可靠些。当然，“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也不失其壮美。它可以理解为彭德怀在军中当大任，指挥红军一路远征，突破敌军重重包围，战胜一路险阻。这位将军横刀立马，有万夫不当之勇，使敌闻风丧胆，令人钦佩之至，根本让人想不到一路纵横无阻的红军，是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大军变成的七千之众!文章作者：胡为雄

隔叶黄鹂空好音。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出处】唐·杜甫《蜀相》。【意思】衬映着石阶的绿草独占春色，树叶丛中的黄莺徒然发出好听的鸣声。隔叶：被树叶遮掩。黄鹂(lí)：黄莺。【赏析】碧草掩映着台阶，也不过自为春色。隔着花叶传来黄鹂的啼啭，也只是空有好音。这里描写的是诸葛丞相祠堂的景色。碧草萋萋，本是一派迷人的景色。黄鹂婉转，也容易惹人兴味无穷。然而虽有碧草、黄鹂为祠堂增色，可诸葛亮人早已不在，且此地缺少对诸葛亮瞻仰的游人，所以诗人怅惘、凄婉之情油然而生。“自”、“空”两个虚字下得极妙。【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庭院、树林等地草树碧绿，鸟儿自鸣，十分静寂。[例]何妨模糊一点，就将墓园内的这片土地视为诸葛亮魂归之处吧。这片土地确实太清寂。虽然除了我还有几位游客，也冲淡不了这清寂的氛围。杜甫咏成都武侯祠的“映阶碧柳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可成为这里的写照。(韦翰《汉江行》)【全诗】《蜀相》.[唐].杜甫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鉴赏】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初到成都前去南郊武侯祠瞻仰诸葛亮时所作。首联：“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人以自问自答方式起兴，点出武侯祠所在地在锦官城外南郊之地，再以“柏森森”以状祠堂之蓊蓊郁郁。之所以选写“柏树”，相传为诸葛亮手植。这是写远望之景。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诗人来到祠堂，既不写文臣武将之塑像，也不写楹联之精美，仅突出“映阶碧草”和“隔叶黄鹂”两意象，意思是说诸葛亮已成古人，现在只有阶下的春草自绿，树丛中的黄鹂徒然发出好听的叫声。“自”与“空”写出了在明丽春光中的一片寂寞荒凉之感，深化了诗人对诸葛亮的仰慕和感物怀人之情。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承接上联的慨叹，转入对诸葛亮功绩的追述。“三顾频烦”显刘备的礼贤下士;“天下计”见诸葛亮的雄才伟略。即他在《隆中对》中设计的据荆州、益州，内修政理，外结孙吴，待机伐魏，统一天下。而“两朝开济”写出了诸葛亮呕心沥血，尽忠蜀国，鞠躬尽瘁的精神。尾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在唏嘘追怀之后，生发感想：像这样一位忠心报国的人竟大业未成就死掉了，以致使后代仁人志士感到惋惜、伤心流泪。杜甫早有“致君尧舜上”的匡世之心，但报国无门，故在诸葛亮祠堂前倍感痛惜。宋朝抗金英雄宗泽，临死时也背诵此二句，可见千载英雄，均有同感!全诗措词肃穆，沉郁悲壮，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惋惜之情。心酸鼻语，堪称千古绝唱!

列子御风。推荐。爱诗词网。典源出处《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疏：“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繻公同时，师于壶丘子林，著书八卷，得风仙之道，乘风游行，泠然轻举，所以称善也。”释义用法列御寇学得仙术，能够乘风而行。后以此典形容仙人乘风飞游;或用以形容乘车、船、马等奔驶疾速，如乘风一般。用典形式【仙寇】宋·杨亿：“泠然知有待，仙寇异吾曹。”【驭气】宋·范成大：“舍舟得马如驭气，步入青松三十里。”【驭风】唐·韩愈：“还随蹑凫骑，来访驭风襟。”宋·范成大：“控临缥缈疑无地，指点虚无欲驭风。”【乘风】宋·范成大：“玉宵有客方东望，竟欲乘风御气游。”明·陈子龙：“方见燕雀笑黄鹄，安能乘风凌九州。”【御风】唐·李商隐：“御风知有在，去国肯无聊。”宋·史达祖：“独自卷帘栊，谁为开尊俎。恨不得御风归去。”【驭风仙】唐·白居易：“我无缩地术，君非驭风仙。”【列子车】唐·刘禹锡：“云是淮王宅，风为列子车。”【列御风】清·赵执信：“我身列御风，舟子僚弄丸。”【列御至】唐·骆宾王：“人疑列御至，客似令威还。”【御风列】宋·苏轼：“愿因骑鲸李，追此御风列。”【御泠然】宋·孔平仲：“便欲御泠然，因之游广寒。”【御寇风】宋·陆游：“横空我欲江湖去，谁借泠然御寇风?”【列子御风】宋·苏轼：“列子御风殊不恶，犹被庄生讥数数。”宋·范成大：“列子御风犹有待，邹生吹律强生春。”【列生御风】唐·顾况：“列生御风归，饲豕如人焉。”【泠然御风】唐·刘禹锡：“仙子东南秀，泠然善御风。”【乘空列御】清·黄景仁：“乘空列御是耶非，广袖飘如鹢退飞。”

有心栽花花不开。推荐。爱诗词网。谓有意做成的事情反而没做成，无心促成的事反而意外地成功了。此语源自这样一个故事：　元朝有个叫魏鹏的官宦之子，自幼在浙江与贾家女儿娉娉订了婚，父亲死后举家回到襄阳家乡，音讯遂绝。魏鹏长至18岁，聪明好学，熟读经史，不料屡次考试不取，心中郁闷。母亲恐其成疾，遣其去浙江，一则访师问友，二则开豁心胸，三则找贾家议定婚期。那贾家只有老夫人和女儿在家，听说魏鹏到来十分欢喜，款待也十分周到，只是不提起婚姻之事。娉娉有西子之容、倾城之色，对魏鹏眉来眼去极有好感，二人诗词奉和，情意日深，遂山盟海誓成了眷属。从此无夕不欢，往来频数，只瞒了贾老夫人。不期光阴易过，夏暑将去，家中来信催魏鹏回去参加秋试。魏鹏无奈，与小姐絮絮叨叨洒泪而别。回家已将至入试之时，魏鹏仓促应试，随手去写，答卷平平。谁知偏偏那试官昏了眼，只顾圈圈点点起来，竟然高中了，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待得廷试，虽母亲逼他赴京应试，但魏鹏仍一心想念娉娉，又怎么能静心写出好文章来?不想试官说他文字稳当，不犯忌讳，是平正举业之文，双中在甲榜，派为江浙儒学副提举。魏鹏甚是得意，匆匆赶往钱塘，去拜见贾老夫人，从容议及婚事。谁知贾老夫人只此一女，时刻不见尚且思念，若嫁他乡，誓死不允。然而，就在此时，魏鹏忽闻母亲病逝，只得回去奔丧。这番生离，娉娉几番哭得死去活来，终日饮恨染成一病，竟一命呜呼。魏鹏得此凶信，悲痛万分，伏地哭曰：“你为我而死，我何忍相负?惟终身不娶，以慰芳魂。”后人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谚比喻一心谋求的事不能成功，随意办的事却意外地获得好结果。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