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又东径西陵峡

去年花里逢君别。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出处】唐·韦应物《寄李儋元锡》【意思】去年花开的时候和你分别，今年的花再度绽开，又是一年了【全诗】《寄李儋元锡》.[唐].韦应物.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题解】此诗约作于德宗兴元元年(784)，时韦应物在滁州(今属安徽)刺史任。李儋：字幼遐，官至殿中侍御史，韦集中寄李儋诗多首。元锡：或谓亦李儋字。此外，元和、长庆年间有福建、宣歙观察使元锡，字君贶，似时代稍迟，恐非其人。诗意似亦仅寄一人。诗中叙别后思念之情。颈联二句，抒写愧对人民困苦流亡，尤为后人所传诵。宋代黄彻《䂬溪诗话》卷二云：“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尾联则表示盼望友人来相会。全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全诗赏析】作于兴元元年(784)春滁州任所，诗中西楼当在滁州，去年朱泚叛军盘踞长安，德宗一直流亡奉天(今陕西乾县)。李儋为作者诗友，时官殿中侍御史，此诗叙离别及感时之思，谢榛《四溟诗话》谓律诗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韦应物有之，本篇即是。首联从前一年分别时说起，将花里话别的往事重提，出语淡雅，只于“又”字见情，足以引起对方同样地念旧。次联感时自伤。诗人离开长安，出守滁州这一年，政局发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又一次动乱，事态严重;加之年近半百，又兼多病，国家和个人都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世事茫茫”、“春愁黯黯”，危苦孤寂之中，对故人也就特别思念。由于政局不安，民生凋弊，在官者亦不能有大作为，看到邑有流亡的事实，自己不能不受良心谴责，感到惭愧，这就加强了本来就有的归田隐居的想法。两句语挚意切，向来为人传诵。宋人黄彻《䂬溪诗话》说：“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末联点明作意：听说你要来，故一直向人打听，可是看看西楼的月亮都圆了几回，还没有盼到。言下之意是盼对方快来，为什么不直说?因为这是写诗，寄情思于月缺月圆，与首联同归淡雅。因为诗写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头，调子不免低沉，又都是肺腑之言，所以笔笔实在，声声入耳。五六两句表现从政者的良心发现，为全诗增价。

白马湖之冬。推荐。爱诗词网。夏丏尊《白马湖之冬》原文《白马湖之冬》这篇写景抒情散文，是夏丏尊先生的名篇。文中所写的白马湖，在浙江上虞县境内，是著名的春晖中学的所在地。1922年教育家经亨颐在白马湖畔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以“与时俱进”为校训，吸引了不少文化名人前来执教，夏丏尊、朱自清因此成为同事，蔡元培、俞平伯、叶圣陶等也先后应邀在此讲学或考察指导，使得这所位于乡村的中学竟获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而白马湖也益发成了一块风水宝地。正如俞平伯所描述的：“春晖校址殊佳，四山拥翠，曲水环之。村居绝少，只十数家。”夏丏尊的住处“平屋”与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便相依在春晖园外不远处。《白马湖之冬》则是夏丏尊迁居上海后，对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时的深情回顾。作者写白马湖的冬天，着眼于一个“风”字，因为在作者看来，“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有重要的因素”;再者，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于是作者主要抓住白马湖的风来写冬天。首先是那里的风多，“差不多日日有的”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那是日夜狂吼，一般要到数天才止。其后，作者又着眼于白马湖的风之大：“呼呼作响，好像虎吼”，除了用这种表示声音的词语生动地表现风的强劲外，作者又通过人的感受、反应，传神地写出风的刺骨、凛冽，“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因而全家人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这些描写使无形的风，有了形象，有了声势，白马湖冬天的特征也就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运用烘托的手法，写白马湖的人烟稀少，山脚下只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又写山野荒凉，“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这便使得严冬里的景物更是苍茫，“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作者描绘并渲染了白马湖的整体环境和氛围，更烘托出当时当地“风”的凄厉与强劲，从而使白马湖之冬的意味更浓了。关于这一切，作者又写得如叙家常，娓娓道来，朴实无华而又极为醇厚。作者匠心独运，偏偏选择一年之中最萧索乏味，甚至有点凄厉可怕的白马湖的冬天来写景抒情，不仅角度新奇，并且作者又在其中领略和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情趣。虽然白马湖一到冬天，“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而且它无孔不入，即便“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它也会从椽缝中钻入。然而作者却在“松涛如吼，霜月当窗”时，“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有时“独自拨划着炉灰”，领悟到一种特别的情调，即作者所说的“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并且觉得自己犹如山水画中的人物，不由把读者带入类似“独钓寒江雪”的一种诗的境界，引人作种种幽妙的遐想。同时，又显示出作者在貌似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中感悟到人生的情味与意趣，难怪作者在移居上海后，仍在回味白马湖之冬的荒野与朔风，咀嚼那种萧瑟和寂寞，留恋其中的美感及诗意，把他对白马湖的怀念之情表现得十分真切而朴实，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处事泰然、平和达观的人生态度。

瓯北诗话。推荐。爱诗词网。《瓯北诗话》本书为清代赵翼(号瓯北)所撰的诗话，12卷。前10卷评论唐、宋、元、明、清10家，计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二卷(附年谱)，元好问、高启合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后2卷是续诗话，论韦应物、杜牧、王安石、黄庭坚诸人诗及诗格诗体。赵翼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他的诗论，观点极为鲜明，即反对“荣古虐今”，力主“争新”、“独创”。他的论诗绝句：“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这与另几首都表现了一定的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再就本书的体制看，把他同一朝代的吴伟业、查慎行与李、杜相提并论，这是相当胆大的，与崇尚汉唐、“劝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复古派迥然不同。他评诗，内容与形式并重，要这两方面都能创新才能成家。他既反对一味摹倣古人，认为这不过是“拾人牙后”、“抱柱守株”的“优孟”而已;同时也反对那些只在词句上“争难斗险、使人骇目”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元、白的诗触景生情，用眼前语、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因而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也批评了那些把黄庭坚捧在苏轼之上，以及说苏轼超过陆游的人，因为陆游的诗具有丰富的爱国内容，而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写诗往往回避现实。苏、黄的优劣表现在写作方法上，苏随物赋形、信笔挥洒的熟练技巧，较之黄庭坚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是略胜一筹的。他批评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可说是一针见血的高论。但作者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封建糟粕，有待于读者的扬弃。霍松林、胡主佑根据寿考堂、湛贻堂等《瓯北全集》本作了校点，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1981年再版。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红旗直上天山雪。推荐。爱诗词网。陈羽海畔风吹冻泥裂，枯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乐府歌曲(相和歌辞之平调曲)，一般都用以记述军旅征战之事。这首诗所写，也就是军旅征战中的一个场面。首二句写环境。海畔，即湖畔。古时称塞外大水泽亦曰海，如青海、蒲类海、居延海等(参见《千首唐人绝句》)。二句谓：湖边的冻泥被寒风吹裂，梧桐树的枯叶已经落尽，枝梢也被寒风吹折。二句将环境表现得异常恶劣。这是这次征战的大背景，地点在天山脚下。诗篇描绘此背景，乃从小处入手，只说湖畔冻泥以及梧桐的枯叶与枯枝，虽然如此，却将此恶劣环境写得十分严酷。次二句写士气。只闻笛声不见人，只见红旗直上天山雪，同样也是从小处入手。横笛，指军中吹笛。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有“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句，即此指。二句谓：在这“北风卷地百草折”的恶劣环境中，绝无人迹，却听得到高亢嘹亮的笛声，而且，寻声望去，在白雪映衬下，尚可见一行红旗正向天山顶上移动。二句有声有色，构成一幅壮丽的风雪行军图，其中虽不见人，却从与人相关的“横笛”及“红旗”二物，显示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直上”二字，更是突出地体现出军中高昂士气。诗篇所写环境越恶劣，越能显示从军将士的战斗精神，因而也更加鼓舞人心。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出处】唐·王维《鸟鸣涧》【意思】月亮出来惊吓了山鸟，偶尔会在春天的山涧中鸣叫。涧：山间流水的沟。【鉴赏1】月亮从东边山头悄悄地冒了出来，惊醒了山林中沉睡的鸟儿。此诗描写山中之夜的寂静。明月爬上了山头，放射出如同太阳般的光亮。沉睡中的山鸟被惊醒，竟以为是天亮了。【鉴赏2】明月东升，给夜幕笼罩的山谷洒满了银辉，受惊的山鸟在春涧中不时发出喳喳的惊叫声。“月出”、“鸟惊”不仅使静的环境增添了生机，而且更加反衬出春涧的幽静，万籁俱寂。【用法例释】用以形容月夜山林寂静，偶有鸟飞鸟鸣。[例]在这里，听不到任何喧闹，只有被车轮的鸣响声惊飞的山鸟在月光里飞过，能让人感受大山的律动。友人吟出王维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芦茜《风景》)【全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释】1.鸟鸣涧：地名。皇甫岳别墅所在的一个山涧，在云溪。2.闲：当寂静讲。桂花：也叫木犀。常见品种为秋天开花，但也有四季开花的。此处指的是“四季桂”，春天也开花。一说是冬季开花的桂树，春深花落。“闲”“空”二字王维诗中常见，它正是诗人空灵闲适心态的表现。3.王维受佛教思想影响，追求心态的空、静，然不同的是佛徒追求物外的空无静寂，维诗却静中有动，动静相衬。故后二句转出山鸟的惊叫。【赏析】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写春夜溪山的清幽境界。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但诗人并非以静写静，使诗中的意境一片死寂;而往往是以动写静，使诗境在静谧中又显出活泼生机。这首诗中，有桂花花瓣飘坠的声息和它所散发出的丝丝芬芳，有从山间升起的皎洁月亮，还有因月出感到惊异而啁啾啼鸣的山鸟;也许，还有那春涧中潺潺流淌的水声。因此，尽管这溪山的春夜是静谧的，却浮动着安恬、温馨的气息，蕴含着春天特有的活泼生机。我们在这静美迷人的大自然中，不也可以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吗?【鉴赏】王维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是描写友人别墅风光的一组诗，《鸟鸣涧》即其一。鸟鸣涧是云溪一处地名，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多鸟而幽静的山沟。王维“晚年唯好静”，对大自然的幽美境界多所发现。这首描写春天月色，空山鸟语的小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关于鸟鸣和山幽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古代诗人是很感兴趣的。梁代诗人王籍就有“鸟鸣山更幽”的名句。而宋代诗人王安石却反其意而用之，在诗中写道：“一鸟不鸣山更幽”。然而，它们似乎都不如王维《鸟鸣涧》善于体察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从而创造出更为深邃的境界。诗的前二句包含四个片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里的“闲”、“静”、“空”，是诗人王维最喜欢使用的字眼，在诗中它们分别表出了人的心境的平静、夜的宁静、山的寂静，加之桂花(这是春桂或月桂)落地静无声这样一个细节，就充分地写出了月出以前春山毫无声息的静谧。它使人联想到“山中不隐响，一叶动亦闻”(孟郊)或“闲花落地听无声”(刘长卿)那样幽寂的境界，正是“一鸟不鸣山更幽”。如果仅此而已，诗境便不免单调，缺乏意趣，尤其是不能见出“鸟鸣涧”的特色。所以诗人进而写道：“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由于月出，使鸟儿受到惊扰，不时发出一两声啼鸣，打破了夜的寂静，却又反衬出深夜空山的寂静。这就是“鸟鸣山更幽”。如果没有月出前春山绝对的寂静，鸟儿就不会因月出而惊啼;而月出后整个空山的氛围仍是一片寂静，偶而传来一两声鸟鸣，反而更衬出春山的寂静，这里有对立面相反相成的关系，也有整体与局部的对比关系;鸟声乍停之后，更显得春山无边的寂静。这里，“鸟鸣山更幽”又回到“一鸟不鸣山更幽”。然而意境却更加深邃了。因为读者不仅从比较中加深了对静的感受，而且体味到春山的寂静中包孕的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