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纪信诈帝。推荐。爱诗词网。【出典】《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五月,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四面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释义】汉初,刘邦被项羽重兵围困于荥阳,汉将纪信献计以身冒充刘邦降楚,掩护刘邦乘机逃走,纪信遂被项羽烧死。【例句】郦寄卖友,纪信诈帝。(李瀚《蒙求》9962)这里举纪信冒充刘邦以掩护刘邦脱逃事作为提供学童学习典故之一则。

遥怜小儿女。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出处】唐·杜甫《月夜》。【译注】今夜鄜州明月当空，只有你一人在闺房中独自仰望。遥想我那可怜的年幼儿女，还不懂得想念远在长安的爸爸。鄜(fū)州：今陕西省富县，当时作者妻小留居鄜州。闺：女子的卧室。未解：不懂得。忆：想念。【鉴赏】鄜：读作fu。鄜州：即今陕西富县。闺中：是指闺房中的妻子。唐玄宗天宝十五年，杜甫把家人安置在鄜州，自己一个人前往灵武(此时唐肃宗在灵武即位)，途中被安禄山的军队俘获，押往长安。这首诗便是杜甫在长安面对明月，思念妻女所写的。这几句诗语译成白话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的鄜州，只有我妻子一人在那儿独自看着月亮;我在这遥远的异乡怜惜那四个小儿女，他们还不懂得想念我这沦落在长安的爸爸。在外流浪的男子，作客异乡，想念妻儿，最爱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四句诗，感受也最为深刻。【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女子独守空闺，思念丈夫，而幼小的儿女并不理解。[例]想到这里她不禁眼眶湿润了，这倒不是悲自己的身世，她可怜怀里的孩子，又操心安林的事业和身体。……今天月下独思，不禁想起杜甫的那首《咏月》诗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梁衡《路，该这样走》)【全诗】《月夜》.[唐].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注释】①鄜(fu)州：今陕西富县。当时杜甫的妻子、儿女所在之地。②闺中：指妻子。③二句既点出上句“独看”的内心活动是“忆长安”，又进一层说明“独看”不仅因为丈夫不在身边，而且因为身边的儿女年小，还不懂得思念在长安的父亲;或者说小儿女还不能理解母亲思念长安的感情。④二句想象妻子看月久，思念深，以致云鬟被夜雾沾湿、玉臂被月光照冷而自己不觉得。清辉：月光。玉臂：洁白的手臂。⑤二句意谓何时才能两人团聚并倚在透明的窗帘边共同赏月，那就月光双照而泪痕消失了。虚幌：透明的薄幔。“双照”与前“独看”对应。【赏析】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奔蜀。七月，肃宗李亨即帝位于灵武。杜甫把家眷安置在鄜州(鄜：读fu，鄜州即今陕西省富县。)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肃宗，不幸被叛军截获，掳到长安。这首诗就是同年八月在长安所作。这是一篇抒写离情的诗作。题为《月夜》，句句从月色中照出。首联诗人设想闺中的妻子正在“独看”“鄜州月”，衬托出诗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颔联借小儿女点出妻子是因“忆长安”而望月，并加深了“独看”的含意：不仅因为丈夫不在而“独”，也因为小儿女“未解”而“独”。颈联想象妻子夜深不寐、独自望月怀人的情形，写得逼真感人，进一步表达出二人的相思之情。最后以希望之辞收束全篇。全诗构思巧妙，词语精工，情致曲折缠绵，遂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如黄生所云：“五律至此，无忝诗圣矣!”

休问梁园旧宾客。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出处】唐·李商隐《寄令狐郎中》。【意思】休要问我这梁园旧日的宾客，我就是茂陵秋雨多病的相如。【全诗】《寄令狐郎中》.[唐].李商隐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全诗鉴赏】会昌五年(845)秋天，诗人因守母丧闲居洛阳，在收到旧友令狐綯的书信后，回赠了这一首诗，表现了感念故交旧恩、慨叹身世落寞之情。令狐綯是令狐楚的儿子，当年诗人受令狐楚赏识时，和令狐綯的关系也很好，开成二年进士及第也得力于令狐綯的帮助，后因诗人娶李党王茂元的女儿，两人疏远了。首句点明诗人和朋友分处两地。嵩山的云和秦川的树，分指自己所在的洛阳和令狐綯所在的长安，二人是各居一地，而且离别很久了。云、树常用作思念之情的寄托，含蓄而又贴切。该句既点明了作者与旧友久别离居的事实，又表现了他们遥望云树、相互思念的情景。词句优美，物象蕴藉，给人以深邃而悠远的想象。次句写令狐綯从远方寄来问候的书信。秋风渐起，秋雨潇潇，闲居在家，身染多病，凄凉孤寂而百无聊赖之际，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的旧日好友的一纸书信，该在诗人心中激起多少温暖的涟漪。故人的殷殷情谊，诗人的欣慰、感念，都糅进了这貌似平淡的句子里。“迢迢”既照应前面的“嵩云秦树”，又写出了自己对旧友情谊的感激之情。三四两句化用司马相如的典故，写自己目前的境况，答复对方的关心。不要问当年梁孝王的宾客，现在仿佛茂陵秋雨中病废的司马相如。诗人自比梁园旧宾客，表明不忘当年知遇之恩;以秋雨中茂陵病相如自况，流露出深深的伤感、落寞和失意;“休问”，是感慨万千、欲说还休。全诗平淡中有隽永，失落中含真情。最后两句共用一个典故，将过去和朋友的关系、今日的凄清孤寂、接到旧友书信后的思绪万千融和在一起，可谓贴切而巧妙。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寓言诗。推荐。爱诗词网。《寓言诗》外国文学作品简析法国寓言家拉·封丹(1621—1695)的杰作。诗集共12卷，约250篇，给整个17世纪法国社会制作了一幅巨大无比的图画。诗集取材于希腊、罗马的寓言诗人伊索和费德尔的作品，也吸收古代的童话、法国民间故事和东方的传说。寓言诗虽然是模仿古人的作品，但不是象古人的作品那样单纯地给人教训，而是对法国当代的社会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揭示和鞭挞了“路易大帝”时代的种种罪恶。诗里的主人公有些是人，但多数是飞禽走兽，象征当代社会各阶级的人，如狮子代表国王，虎、豹象征凶残的廷臣，狼、狐代表玩弄权术的贵族，羔羊象征任人宰割的百姓。诗里写的是动物，但分析的是人性。《狼和羔羊》反映社会上弱肉强食的现象，指出“强者的理由始终是最好的理由。”《小母牛、山羊和绵羊跟狮子合伙》揭露国王横蛮无理，恃强凌弱。《患瘟疫的野兽》是对腐朽的专制政体的辛辣讽刺。《狮子、狼和狐狸》揭露廷臣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的斗争。拉·封丹对受压迫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高尚品质表示赞赏。《园丁和贵族》抨击贵族的巧取豪夺。《樵夫和默居尔》赞扬樵夫诚实，不接受不义之财的高贵品质。诗集中也有很多诗篇是教育人的，用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寓言诗用自由诗体写成，打破了旧的格律，创造出多种韵律。每首诗几乎都有一段对话，诗人让人物在行动和谈话中把自己表现出来，而人物的谈吐和行动又是符合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因而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出诗人在人物造型上的惊人才能。诗人在寓言诗里运用了大量俗语、俚语和民间语言，使他的诗通俗易懂，能够广泛流传。寓言诗对后世文学产生过久远的影响。寓言诗也有其局限性。诗人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无情地鞭挞社会的罪恶，但他鞭挞的目的在于改变一下社会的现状，而不是要推翻专制制度。改变现状的办法，是对人们进行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他劝人为善，主张人们必须互助(《驴子和狗》)，劝人柔和胜于暴力。他的道德观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的创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