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在黄州所作(王文诰《苏诗总案》)。先是熙宁中,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补外官,他看到当时地方官吏执行新法多扰民者,心中不满,发抒于诗中,因此激怒新党,说苏轼诽谤朝政,遂逮捕下狱,百端罗织,必欲置之死地,即所谓“乌台诗案”。幸而神宗还算明白,终于释放苏轼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至黄州,至元丰七年六月乃量移汝州,在黄州贬所居住四年多。
定慧院在黄州东南。此词是苏轼在贬所抒怀之作。上半阕叙写寓居定惠院时的寂静情况。“漏”指漏壶,是古人计时的器具,从壶中滴水计算时间,夜深时,壶中滴水减少,仿佛断了,故“漏断”即指夜深。这段词意是说,在院中夜深人静,月挂疏桐之时,仿佛有个幽人独自往来,如同孤鸿之影。这个“幽人”,可能是想象的,也可能是苏轼自指。下半阕承接上文而专写孤鸿,说这个孤鸿惊恐不安,心怀幽恨,拣尽寒枝,都不肯栖息,只得归宿于荒冷的沙洲。这正是苏轼贬居黄州时心情与处境的写照,用比兴之法,借孤鸿衬托,正足以表达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语)。“拣尽寒枝不肯栖”句,南宋时曾有人认为:“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这种看法未免拘泥。金王若虚《滹南诗话》说:“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这是通达之见。
这首词虽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贬居黄州,发抒其个人幽愤寂苦之情的作品,但是也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文字冤狱对人才的摧残,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至于后人或谓此词为王氏女子而作(《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或谓为温都监女而作(《野客丛书》卷二十四)。都是好事者附会之辞,不足凭信。
这首词的艺术是很高妙的。黄庭坚评此词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东坡乐府》)评价可谓甚高。尤其“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二语,能说出苏词的真实本领,苏轼其他好词亦常有此种境界。陈廷焯评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词则·大雅集》)也推崇备至。至于这首词的章法也很奇特,前人已有道出者。胡仔说:“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这也可以看出苏轼在作词上的创新之处。
晚近人论词多以“豪放”为贵,而推苏轼为豪放之宗。这实在是一种偏见。宋词仍是以“婉约”为主流,而苏轼词的特长是“超旷”,“豪放”二字不足以尽之。这首《卜算子》词以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永遇乐》(明月如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佳什,都是超旷之作,同时也不失词的传统的深美闳约的特点。这是评赏苏词时所极应注意的。
缺月挂疏桐。推荐。爱诗词网。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在黄州所作(王文诰《苏诗总案》)。先是熙宁中,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补外官,他看到当时地方官吏执行新法多扰民者,心中不满,发抒于诗中,因此激怒新党,说苏轼诽谤朝政,遂逮捕下狱,百端罗织,必欲置之死地,即所谓“乌台诗案”。幸而神宗还算明白,终于释放苏轼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至黄州,至元丰七年六月乃量移汝州,在黄州贬所居住四年多。定慧院在黄州东南。此词是苏轼在贬所抒怀之作。上半阕叙写寓居定惠院时的寂静情况。“漏”指漏壶,是古人计时的器具,从壶中滴水计算时间,夜深时,壶中滴水减少,仿佛断了,故“漏断”即指夜深。这段词意是说,在院中夜深人静,月挂疏桐之时,仿佛有个幽人独自往来,如同孤鸿之影。这个“幽人”,可能是想象的,也可能是苏轼自指。下半阕承接上文而专写孤鸿,说这个孤鸿惊恐不安,心怀幽恨,拣尽寒枝,都不肯栖息,只得归宿于荒冷的沙洲。这正是苏轼贬居黄州时心情与处境的写照,用比兴之法,借孤鸿衬托,正足以表达其“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张惠言《词选序》语)。“拣尽寒枝不肯栖”句,南宋时曾有人认为:“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这种看法未免拘泥。金王若虚《滹南诗话》说:“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这是通达之见。这首词虽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贬居黄州,发抒其个人幽愤寂苦之情的作品,但是也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文字冤狱对人才的摧残,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至于后人或谓此词为王氏女子而作(《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或谓为温都监女而作(《野客丛书》卷二十四)。都是好事者附会之辞,不足凭信。这首词的艺术是很高妙的。黄庭坚评此词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东坡乐府》)评价可谓甚高。尤其“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二语,能说出苏词的真实本领,苏轼其他好词亦常有此种境界。陈廷焯评此词说:“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是坡仙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也。”(《词则·大雅集》)也推崇备至。至于这首词的章法也很奇特,前人已有道出者。胡仔说:“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这也可以看出苏轼在作词上的创新之处。晚近人论词多以“豪放”为贵,而推苏轼为豪放之宗。这实在是一种偏见。宋词仍是以“婉约”为主流,而苏轼词的特长是“超旷”,“豪放”二字不足以尽之。这首《卜算子》词以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永遇乐》(明月如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佳什,都是超旷之作,同时也不失词的传统的深美闳约的特点。这是评赏苏词时所极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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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论他妈的。推荐。爱诗词网。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析】在鲁迅杂文中,《论“他妈的!”》可算得上是一篇奇文妙文。奇在论题奇怪,专论一句骂人的俗语;妙在立论高妙,谐趣无穷,对这句粗话的流传地域、演变发展的沿革、内在的深层含义论证考辩得详博而又精微。鲁迅还运用比较的方法,与日、俄、德国同类的骂法相比较,显示出中国“国骂”的别出心裁,自有深意。本文亦庄亦谐,机智锋利,由此,剖开了高门巨族的精魂,在戏谑性的嘲讽议论中透露出作者睿智而深沉的思考,显示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幽默、冷峭、精警、奇崛的语言风格。首先,从流传的广泛和使用的频率,鲁迅断言“他妈的”乃是中国的“国骂”。因为只要中国人足迹所至,就能听到这句骂人的粗话,其使用的遍数未必比客气的问候用语“您好呀”为少。如果在骂人的恶语中进行评选,那么这句话必定夺魁;居“国骂”之位而并无愧色。但“国骂”也有变化,有发展,在浙东的骂法只限制于骂“妈”,那原话大概是“你妈妈的”。但当它流传开来以后,骂的对象就更为广泛而普遍了,“上溯祖宗,下递子孙”,不仅辱及女性,而且普及同性的男儿,最后甚至施之于牲口兽类。残暴的性行为可以施之于同性、异性,长辈、幼辈,甚至异类的牛马牲口,这就是这句“国骂”的含义,难怪鲁迅要引用庄子的话,表示“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便是银河系里的亿万颗星星,从数字和分布上也比不上这句粗话流传使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那么,从比较的角度看,外国的“国骂”又如何呢?鲁迅就哈姆生和高尔基的作品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写下等人的小说中没有这一类的骂法,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发现一例,即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而这句话在该书的日文、德文译本中都难以翻译:“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不仅费解,而且那含义也隐僻浑沦得莫名其妙,与亚拉借夫的原话大相迳庭。比较的结果,说明仅只俄国有这类骂法,但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流传也不如中国广泛,所以还得承认它是中国的“国骂”。它的发明权和使用权理应归属中国。其次,对于“国骂”的内容,鲁迅觉得不便阐释,写在纸上恐伤大雅,就委婉曲折,旁敲侧击地加以点评。这话只出于“下等人”之口,是林纾者流所贬斥的车夫们的口头禅,上等人“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即使是未为“士大夫”的作者,也只能改头换面,并不能放笔直书,其办法就是删掉这句骂人粗话之前表示性行为的一个动词,削去最后直指女性生殖器的一个名词,又将第二人称的“你妈”二字改为第三人称的“他妈”。这样一理解,“国骂”的内容就昭然若揭了,但此话并不通用于上等人,似难称为“国骂”。不过牡丹为“国花”,也只是阔人赏识,帝王封赠,下等人并未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何尝承认牡丹是“花之富贵者也”?以此类推,则“他妈的”作为“国骂”与牡丹被称“国花”,也是地位近似,旗鼓相当的。鲁迅的幽默,充溢在字里行间,处处露机锋,语语含讥刺,令人忍俊不禁。第三论及“国骂”的由来和动机。经鲁迅查考,这“他妈的”不见经史上记载,史书上记载的骂人毒语,“役夫”、“奴”、“死公”等都是把对方贬为奴仆、贱隶或死人,“老狗”、“貉子”则是贬人为兽。辱及先人的咒骂,则有齐威王骂周王的“而母婢也”,译成白话是“你妈是个大丫头”;还有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骂曹操是“赞阉遗丑”,是指曹操之父曹嵩过继给太监中常待曾腾为子,骂曹操是阉臣人家的后代。这二例虽意存轻蔑,但可能都是写实,不过揭了其母的老底,在专重门第的社会里是一种贬辱对方的厉害手段。“他妈的”一语直接凌辱对方的母亲,更为恶毒,为什么不见于史书呢?也许是士大夫不愿有伤大雅,故意讳而不录。但为什么产生这句“国骂”?鲁迅从《广弘明集》上的记载推想出其中的奥妙,邢子才认为妇人必不能保住贞节,因此,祖先和后代都不能保持纯正的血统。他说好友王元景不一定姓王,说自己不一定姓邢,因为决不能保证以后的五代人都有纯正的血统。这件事说明高门贵族对于血统的重视,但他们内部的混乱的性关系却又常常破坏了这理应保持的血统。口讲仁义道德而行为蔑礼败德,常常是阀阅世族的特点。下等人看透了这一点,就发明了“他妈的”来攻击高门世族,暴露其中的丑恶与卑劣。鲁迅深入分析了西晋北魏时贵族大重门第和被压迫的庶民对门第阀阅的仇恨心理。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严格士族的等第区分,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以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阶层的世袭统治。只要是高门贵胄家的子弟,即使蠢如酒囊饭袋,也不失清品,得做高官。东晋承西晋余荫,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高门士族编订了“百家谱”,决不与庶族通婚。北方虽然处于异族统治下,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但汉族中的士人“却更其发狂地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生怕寒门庶族窜入,乱了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子弟往往骄贵恣肆,堕落腐化,毫无才能,完全凭祖宗福佑,承袭余荫做官。“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做仇敌”,一句“他妈的”既表示出对高门贵胄门第的蔑视与仇恨,又隐含着要辱及他们的先人,采用强暴的手段发泄仇恨,破坏他们血统的复仇愿望。被压迫的庶民的报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瞄准人家的血统,要侮辱人家母亲的战略却是奇特、怪诞而且狡诈的。鲁迅说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是一个卑劣的天才,褒中有贬,既肯定这种战术“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因为毁及祖宗,伤害了高门巨族的体面,也撕破了他们所赖以保全自己的唯一护符。但是,从动机到手段,这种骂法与想法都是卑劣的。“国骂”的流传,自然没有伤及高门贵族的一根毫毛,但却显示出骂人者品格的卑劣和怨仇的深重,自然,想在心造的幻梦中占别人的便宜,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对于“他妈的”一语的发展和运用,鲁迅接着从历史的发展和封建王朝的后代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唐王朝建立以后,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限制豪门贵族,重视和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许多庶族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金朝和元代都是异族入主中原,对宋朝贵族的打击十分厉害,“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严格的等级和门第限制自然不能照原样维持下去,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暴发户的兴起。鲁迅引用刘时中的散曲,生动刻画了那些暴发户的丑态:一经发迹,便附庸风雅,取了许多表字名号,想削尖脑袋钻进上等人的队伍中。卖米的谐音于“粮”号子良,卖肉的化脯为甫字仲甫,卖饭的盼客人吃饱就祝君宝(饱),磨面的终以罗筛筛面得到麦夫,所以取表字为德夫。当他们未发迹之前,自然出口粗俗,“他妈的”随时挂在口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取雅号,修家谱,与豪门联宗,寻名儒和名臣为始祖。一方面,从血统上来寻求高贵的渊源,另方面,又从言行举止上装出一副文雅高贵派头,以掩盖自己的粗俗鄙陋。被压迫的民众看穿他们的这套把戏,就用“他妈的”作为武器,对这些“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伪善者进行猛烈的攻击。暴发户代代皆有,于是,“他妈的”也就不绝于世了。对于这句“他妈的”,鲁迅既承认它产生的合理性和它所包含的丰富的阶级的历史的内容,又严肃指出它的目的和手段的卑劣。鲁迅认为,不论是别人和自己的祖宗的旧荫和余泽,都应蔑弃或扫荡,因为靠祖宗吃饭总不是光采的事。至于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即使只是在幻想中取得做别人祖宗的光荣,也总是十分卑劣的。至于要施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以强暴的性行为去搞乱人家的血统,即使只是乘机施行,更是十分卑劣的行为。因此,国骂“他妈的”不论从动机和目的上,都显示出民族的劣根性。但鲁迅又清醒地看到:“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产生国骂的阶级基础依然存在,无数有声或无声国骂就永远围绕在全社会的上下和四旁,国骂不绝于耳,就说明阶级的对立是何等严峻与尖锐,“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如果在革命的风潮席卷大地时,那么,被压迫的民众就不会只用国骂来表示反抗,而必然用刀和剑来进行清算了。篇末论“他妈的”一语的另外用法,举乡农父子吃饭时的对话为例,说明在特定的场合,在关系亲密的人口中,“他妈的”已经醇化为“我的亲爱的”,变成了表示惊异或叹服的口头禅。这就难怪阿Q深爱这“妈妈的”一语,在表示复杂的感情,如仇情、蔑视、惊异、叹服或热爱时,总是把“妈妈的”一语说将出来。这样,“他妈的”又变成万能的抒情体物写志的专用名词了。鲁迅对“国骂”的研究深入隐微,从中发出深厚的社会历史内蕴,并与中国人的深层心态联系起来加以剖析,给人以诸多启迪。因此,这篇文章的特点,就不是“谐趣”、“奇妙”等可以概括得了的。最主要的特点,正在于鲁迅以深刻的思想之光去烛照日常俗语,从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内涵来。
双眸剪秋水。推荐。爱诗词网。“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的意思,全诗,出处,解释,赏析“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是关于描写“人物摹写·人物形象·歌女”类的诗句。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如同澄净的秋水,她那纤细的十指好似刚刚剥开的春葱,又白又嫩。诗人将弹筝女的眼睛比作“秋水”,将十指比作“春葱”,自然而贴切,生动而形象。注:眸,指眼睛。白居易“筝”“全唐诗”第5134页。繁体:“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的意思,全詩,出處,解釋,賞析“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是關於描寫“人物摹寫·人物形象·歌女”類的詩句。她那雙明亮的眼睛如同澄凈的秋水,她那纖細的十指好似剛剛剝開的春蔥,又白又嫩。詩人將彈箏女的眼睛比作“秋水”,將十指比作“春蔥”,自然而貼切,生動而形象。註:眸,指眼睛。白居易“箏”“全唐詩”第5134頁。拼音:“ShuangMouJianQiuShui,ShiZhiBaoChunCong”DeYiSai,QuanShi,ChuChu,JieShi,ShangXi“ShuangMouJianQiuShui,ShiZhiBaoChunCong”ShiGuanYuMiaoXie“RenWuMoXie·RenWuXingXiang·GeNv”LeiDeShiGou。TaNaShuangMingLiangDeYanJingRuTongChengJingDeQiuShui,TaNaQianXiDeShiZhiHaoShiGangGangBaoKaiDeChunCong,YouBaiYouNen。ShiRenJiangDanZhengNvDeYanJingBiZuo“QiuShui”,JiangShiZhiBiZuo“ChunCong”,ZiRanErTieQie,ShengDongErXingXiang。Zhu:Mou,ZhiYanJing。BaiJuYi“Zheng”“QuanTangShi”Di5134Xie。
山高路远沟深。推荐。爱诗词网。毛泽东诗词《六言诗①·给彭德怀同志》原文|译文|注释|赏析一九三五年十月山高路远坑深②,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③!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注释】①六言诗,诗体名。全篇都是六字句,故称。始于汉代。后来也有古体、近体之分。本篇不拘平仄,属于古体。②“山高”句,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为组织这次战斗而草拟的电报中,论及吴起镇一带的地形特点,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这里就用电报中的语句,稍改一字。坑,指沟壑。陕甘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村与村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条深沟,有的深达几十米,长达几十里,彼此鸡犬之声相闻,但要往来,则需爬上爬下,曲折迂回,甚至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③彭大将军,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在北伐军中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毅然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所部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党的第六届至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党的“左”倾错误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深受人民的爱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赏析】1935年10月,自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西北高原后,敌“中央军”毛炳文部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东北军的骑兵部队一直尾追不舍。10月19日,当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当日,毛泽东电召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彭德怀20日赶到吴起镇后,毛泽东即与他筹划退敌之计,并决定由彭德怀指挥作战。经策划,红军准备在吴起镇西北面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上设伏。10月21日,敌马鸿宾部35师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即遭红军猛烈袭击而溃败;而敌白凤翔率领的东北骑兵师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重围。这一仗红军消灭敌军1个骑兵团,击溃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使敌骑再也不敢轻易追击红军,从而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战斗的当天上午,毛泽东本来在安全地点,由于非常关心作战情况,下午四五点钟,带了警卫员和通讯班到指挥位置。警卫班陪着毛主席直到阵地,毛泽东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用心倾听枪声的方向,直到枪声稀落,估计敌人远逃后才回驻地。赢得这场恶战后,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握着彭德怀的手,爽朗地笑着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啊!”他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这首六言诗以赞彭德怀。毛泽东的这首诗,廿四字,刻画了一位英勇无敌的大将军形象。与汉高祖刘邦廿三字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颇有些他曾熟读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收缰勒马、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雄风。“横刀立马”当然只是一个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彭德怀指挥作战时并未骑在马上,而是隐藏在壕沟里。他使用的枪也不是短距离格斗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古代兵器,而是能够较远距离射击的近代武器“盒子炮”。但该句确实刻画了一个挺身拒敌、勇猛无比的彭大将军形象。征战场上,彭德怀见到这首诗后,将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把原诗送还了毛泽东。遗憾的是,这首诗的原稿并未存留下来。但该诗不胫而走。12年后,它非正式地发表于1947年8月1日的《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后来又以来信的方式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这首诗正式收编入《毛泽东诗词选》是在1986年。该选集由长期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主持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人员根据多方可靠史料,证实毛泽东创作这首六言军旅诗的基本情节确凿无误后,便首次将之收入其中,并增加题目为“给彭德怀同志”。该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此,这首流传数十年诗作正式入集。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亦将它编入其中。但是,《彭德怀自述》中所记录的毛泽东这首诗却是这样的:“山高路远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毛泽东赞彭德怀的六言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在军中久已流传的版本,一个是1962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凭记忆写出的版本。这首六言诗的两个版本大体相同,但在字词使用上有很大差异,有一句完全不一致,总共24字竟有8字不同,如果加上位置的改动可说有10字不同。出于对彭德怀回忆的尊重,以王焰为组长的《彭德怀传》编写组在《彭德怀传》中引述这首诗时,采用的是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其优越之处在于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它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把陕北的地形地貌恰当地描绘出来了,把红军伏击敌骑兵大获全胜的意境展现出来了,把彭德怀的英勇形象刻画出来了。“山高路远坑深”,此句确实是当地地貌的真实写照。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曾描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确实,由于水土流失,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吴起镇一带多是高山深沟险壑。只是红军在越过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后往东走时,地势逐渐低落,正是谓“山高路远坑深”。依据《彭德怀自述》的版本来分析,“骑兵任你纵横”,是谓看你们这些骑兵还能横行几时。“纵横”,强横无忌、奔行无阻之意,是写敌骑气焰嚣张。该句体现了毛泽东及所率领的红军将士志在歼敌、胜利在握的从容镇定和对骄横之敌骑的藐视。“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古时战场的勇猛战将重叠在一起,令人景仰。然而,也有人认为存在毛泽东在1947年对这首诗的重书版本。1979年,黄克诚在《人民日报》撰文悼念彭德怀时,其中提到毛泽东在1947年曾经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他说:“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出色指挥和辉煌战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主席乘兴即席挥笔,为彭老总重新书写了他在长征路上热情赞扬彭老总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黄克诚所说毛泽东重书该诗并非他所亲见,因为1947年8月他远在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这篇悼念文章如果不是黄克诚亲自起草,代起草人就有可能将有关信息写到文章中去。假若毛泽东1947年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实有其事,彭德怀在回忆中应该会忆及的。但他没有忆及。而毛泽东在1947年曾重书六言诗的说法得到了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的赞同。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魏艾民先生在《哪家报纸最先刊用“彭大将军”这首诗》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些信息:曾在《解放军报》担任过重要职务、并任《彭德怀传》编写组组长的王焰,在1990年曾对他说:“‘彭大将军’那首诗,出自毛泽东之手,有了更多的直接证据。后来,看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记述了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整编36师后,毛泽东再录此诗的经过。”王焰还说,1947年《战友报》发表的此诗全文,是“毛泽东从整个革命战争的长期性着眼”,“路远坑深”“使这首诗具有更深刻的意境”。“彭总回忆第二句‘骑兵任你纵横’和第三句‘谁敢横枪立马’,看来他的回忆是不准确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矛盾:第一,如果毛泽东是在1947年8月19日“沙家店大捷”后重书的此诗,那么刊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的诗就不是来源于毛泽东重书的这首,而确实是从流传中搜集到的“在长征中所作的”诗。第二,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忆及1947年沙家店大捷后,毛泽东并非重书六言诗,只是书写两句:“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书写地点不是在“军事会议”上,而是在梁家岔住地。凑巧的是,毛泽东书写的这12个字与伍修权回忆1935年的情况相同:“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所以,毛泽东1947年是否重书六言诗尚无确证。再者,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不经意地改变了,以至说法前后矛盾。比如,1935年10月毛泽东给彭德怀拟写的一份电报中有‘山高路远沟深’句,但这类电报并未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见到。由上可以推断,1947年《战友报》首次发表的传抄本可能就与彭德怀的回忆本同源,它并未由毛泽东重新书写过。如果作一比较,彭德怀忆写的诗可信度和艺术性更高,况且彭德怀是当事人,也是最后一句诗的修改人,采信彭德怀忆写的版本更可靠些。当然,“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也不失其壮美。它可以理解为彭德怀在军中当大任,指挥红军一路远征,突破敌军重重包围,战胜一路险阻。这位将军横刀立马,有万夫不当之勇,使敌闻风丧胆,令人钦佩之至,根本让人想不到一路纵横无阻的红军,是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大军变成的七千之众!文章作者:胡为雄
【诗句】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出处】唐·李白《送友人》【译注】青翠的山峰多情,横断在城关外城,明澄的流水多情环绕着城关内城。【原诗】《送友人》[唐]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赏析】李白作别诗,颇喜以自然景状为衬托,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此诗也不例外。这种写法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把别离之情具体化,使人如置身其境,并且还通过意象的表现,构成了一种寄托的形象美。这首《送友人》景色如画。这是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郭外城边,青山横卧,白水似练,这是送别的地点,是整体视野中一个完全的画面,纯客观地勾勒,表面上似乎并不见情感色彩。下面五、六两句,浮云飘忽,落日一抹,就物象本身看,亦可说是送别时的环境,与一、二两句相合。这是读者可以从中获得的最浅层次印象。三、四两句:“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这就替上述画面点题,也即为其注入了感情色彩。“一别”而“万里”,极大的反差,这是把极短促强烈的别情引向极深远极悠长。与此相应的是七、八两句:“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状写不忍长别、眷恋难舍之情。如果说最初的印象首先是送别的画面,那么这几句贯穿其间,抒写别意,则是画面内在的连接线,使其由直接的观感进而深入到情绪的体验了。唐人创作注重意象,而意象是作为内在感受与外在物象具有审美意义的结合,于诗中往往含有“兴”的因素,具有寄托象征的意味。此诗首两句推出的青山、白水,作为送别的特定环境,其实即具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如宋人王观送别词中也有“水是眼波横,山似眉峰聚”(《卜算子》)之句。后面的“浮云”、“落日”,其托意就更深。这两句原脱胎于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古诗十九首》)、“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陈后主《乐府》)。由此看,浮云落日不仅是当时的景象,其本身也是远别相思的寄托物,何况它还有渲染气氛烘托环境的作用。正是这种表现手法,使李白之别情,显得明显而又含蓄,具体却又深远无穷。送别诗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光有真情却不一定能成为好诗。李白此诗之妙便在于把依依惜别之情与自然之景相结合,以景寓情,以景染情,化景为情,因而自然隽永。
青山横北郭。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出处】唐·李白《送友人》【译注】青翠的山峰多情,横断在城关外城,明澄的流水多情环绕着城关内城。【原诗】《送友人》[唐]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赏析】李白作别诗,颇喜以自然景状为衬托,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此诗也不例外。这种写法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把别离之情具体化,使人如置身其境,并且还通过意象的表现,构成了一种寄托的形象美。这首《送友人》景色如画。这是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郭外城边,青山横卧,白水似练,这是送别的地点,是整体视野中一个完全的画面,纯客观地勾勒,表面上似乎并不见情感色彩。下面五、六两句,浮云飘忽,落日一抹,就物象本身看,亦可说是送别时的环境,与一、二两句相合。这是读者可以从中获得的最浅层次印象。三、四两句:“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这就替上述画面点题,也即为其注入了感情色彩。“一别”而“万里”,极大的反差,这是把极短促强烈的别情引向极深远极悠长。与此相应的是七、八两句:“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状写不忍长别、眷恋难舍之情。如果说最初的印象首先是送别的画面,那么这几句贯穿其间,抒写别意,则是画面内在的连接线,使其由直接的观感进而深入到情绪的体验了。唐人创作注重意象,而意象是作为内在感受与外在物象具有审美意义的结合,于诗中往往含有“兴”的因素,具有寄托象征的意味。此诗首两句推出的青山、白水,作为送别的特定环境,其实即具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如宋人王观送别词中也有“水是眼波横,山似眉峰聚”(《卜算子》)之句。后面的“浮云”、“落日”,其托意就更深。这两句原脱胎于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古诗十九首》)、“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陈后主《乐府》)。由此看,浮云落日不仅是当时的景象,其本身也是远别相思的寄托物,何况它还有渲染气氛烘托环境的作用。正是这种表现手法,使李白之别情,显得明显而又含蓄,具体却又深远无穷。送别诗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光有真情却不一定能成为好诗。李白此诗之妙便在于把依依惜别之情与自然之景相结合,以景寓情,以景染情,化景为情,因而自然隽永。
《瓯北诗话》
本书为清代赵翼(号瓯北)所撰的诗话,12卷。前10卷评论唐、宋、元、明、清10家,计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二卷(附年谱),元好问、高启合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后2卷是续诗话,论韦应物、杜牧、王安石、黄庭坚诸人诗及诗格诗体。赵翼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他的诗论,观点极为鲜明,即反对“荣古虐今”,力主“争新”、“独创”。他的论诗绝句:“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这与另几首都表现了一定的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再就本书的体制看,把他同一朝代的吴伟业、查慎行与李、杜相提并论,这是相当胆大的,与崇尚汉唐、“劝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复古派迥然不同。他评诗,内容与形式并重,要这两方面都能创新才能成家。他既反对一味摹倣古人,认为这不过是“拾人牙后”、“抱柱守株”的“优孟”而已;同时也反对那些只在词句上“争难斗险、使人骇目”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元、白的诗触景生情,用眼前语、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因而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也批评了那些把黄庭坚捧在苏轼之上,以及说苏轼超过陆游的人,因为陆游的诗具有丰富的爱国内容,而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写诗往往回避现实。苏、黄的优劣表现在写作方法上,苏随物赋形、信笔挥洒的熟练技巧,较之黄庭坚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是略胜一筹的。他批评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可说是一针见血的高论。但作者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封建糟粕,有待于读者的扬弃。霍松林、胡主佑根据寿考堂、湛贻堂等《瓯北全集》本作了校点,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1981年再版。
瓯北诗话。推荐。爱诗词网。《瓯北诗话》本书为清代赵翼(号瓯北)所撰的诗话,12卷。前10卷评论唐、宋、元、明、清10家,计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二卷(附年谱),元好问、高启合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后2卷是续诗话,论韦应物、杜牧、王安石、黄庭坚诸人诗及诗格诗体。赵翼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他的诗论,观点极为鲜明,即反对“荣古虐今”,力主“争新”、“独创”。他的论诗绝句:“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这与另几首都表现了一定的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再就本书的体制看,把他同一朝代的吴伟业、查慎行与李、杜相提并论,这是相当胆大的,与崇尚汉唐、“劝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复古派迥然不同。他评诗,内容与形式并重,要这两方面都能创新才能成家。他既反对一味摹倣古人,认为这不过是“拾人牙后”、“抱柱守株”的“优孟”而已;同时也反对那些只在词句上“争难斗险、使人骇目”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元、白的诗触景生情,用眼前语、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因而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也批评了那些把黄庭坚捧在苏轼之上,以及说苏轼超过陆游的人,因为陆游的诗具有丰富的爱国内容,而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写诗往往回避现实。苏、黄的优劣表现在写作方法上,苏随物赋形、信笔挥洒的熟练技巧,较之黄庭坚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是略胜一筹的。他批评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可说是一针见血的高论。但作者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封建糟粕,有待于读者的扬弃。霍松林、胡主佑根据寿考堂、湛贻堂等《瓯北全集》本作了校点,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1981年再版。
《寓言诗》外国文学作品简析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1621—1695)的杰作。诗集共12卷,约250篇,给整个17世纪法国社会制作了一幅巨大无比的图画。诗集取材于希腊、罗马的寓言诗人伊索和费德尔的作品,也吸收古代的童话、法国民间故事和东方的传说。寓言诗虽然是模仿古人的作品,但不是象古人的作品那样单纯地给人教训,而是对法国当代的社会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揭示和鞭挞了“路易大帝”时代的种种罪恶。诗里的主人公有些是人,但多数是飞禽走兽,象征当代社会各阶级的人,如狮子代表国王,虎、豹象征凶残的廷臣,狼、狐代表玩弄权术的贵族,羔羊象征任人宰割的百姓。诗里写的是动物,但分析的是人性。《狼和羔羊》反映社会上弱肉强食的现象,指出“强者的理由始终是最好的理由。”《小母牛、山羊和绵羊跟狮子合伙》揭露国王横蛮无理,恃强凌弱。《患瘟疫的野兽》是对腐朽的专制政体的辛辣讽刺。《狮子、狼和狐狸》揭露廷臣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的斗争。拉·封丹对受压迫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高尚品质表示赞赏。《园丁和贵族》抨击贵族的巧取豪夺。《樵夫和默居尔》赞扬樵夫诚实,不接受不义之财的高贵品质。诗集中也有很多诗篇是教育人的,用以提高人们的道德。
寓言诗。推荐。爱诗词网。《寓言诗》外国文学作品简析法国寓言家拉·封丹(1621—1695)的杰作。诗集共12卷,约250篇,给整个17世纪法国社会制作了一幅巨大无比的图画。诗集取材于希腊、罗马的寓言诗人伊索和费德尔的作品,也吸收古代的童话、法国民间故事和东方的传说。寓言诗虽然是模仿古人的作品,但不是象古人的作品那样单纯地给人教训,而是对法国当代的社会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揭示和鞭挞了“路易大帝”时代的种种罪恶。诗里的主人公有些是人,但多数是飞禽走兽,象征当代社会各阶级的人,如狮子代表国王,虎、豹象征凶残的廷臣,狼、狐代表玩弄权术的贵族,羔羊象征任人宰割的百姓。诗里写的是动物,但分析的是人性。《狼和羔羊》反映社会上弱肉强食的现象,指出“强者的理由始终是最好的理由。”《小母牛、山羊和绵羊跟狮子合伙》揭露国王横蛮无理,恃强凌弱。《患瘟疫的野兽》是对腐朽的专制政体的辛辣讽刺。《狮子、狼和狐狸》揭露廷臣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的斗争。拉·封丹对受压迫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高尚品质表示赞赏。《园丁和贵族》抨击贵族的巧取豪夺。《樵夫和默居尔》赞扬樵夫诚实,不接受不义之财的高贵品质。诗集中也有很多诗篇是教育人的,用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寓言诗用自由诗体写成,打破了旧的格律,创造出多种韵律。每首诗几乎都有一段对话,诗人让人物在行动和谈话中把自己表现出来,而人物的谈吐和行动又是符合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因而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出诗人在人物造型上的惊人才能。诗人在寓言诗里运用了大量俗语、俚语和民间语言,使他的诗通俗易懂,能够广泛流传。寓言诗对后世文学产生过久远的影响。寓言诗也有其局限性。诗人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无情地鞭挞社会的罪恶,但他鞭挞的目的在于改变一下社会的现状,而不是要推翻专制制度。改变现状的办法,是对人们进行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他劝人为善,主张人们必须互助(《驴子和狗》),劝人柔和胜于暴力。他的道德观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的创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