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论战

论他妈的。推荐。爱诗词网。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析】在鲁迅杂文中，《论“他妈的!”》可算得上是一篇奇文妙文。奇在论题奇怪，专论一句骂人的俗语;妙在立论高妙，谐趣无穷，对这句粗话的流传地域、演变发展的沿革、内在的深层含义论证考辩得详博而又精微。鲁迅还运用比较的方法，与日、俄、德国同类的骂法相比较，显示出中国“国骂”的别出心裁，自有深意。本文亦庄亦谐，机智锋利，由此，剖开了高门巨族的精魂，在戏谑性的嘲讽议论中透露出作者睿智而深沉的思考，显示了鲁迅杂文特有的幽默、冷峭、精警、奇崛的语言风格。首先，从流传的广泛和使用的频率，鲁迅断言“他妈的”乃是中国的“国骂”。因为只要中国人足迹所至，就能听到这句骂人的粗话，其使用的遍数未必比客气的问候用语“您好呀”为少。如果在骂人的恶语中进行评选，那么这句话必定夺魁;居“国骂”之位而并无愧色。但“国骂”也有变化，有发展，在浙东的骂法只限制于骂“妈”，那原话大概是“你妈妈的”。但当它流传开来以后，骂的对象就更为广泛而普遍了，“上溯祖宗，下递子孙”，不仅辱及女性，而且普及同性的男儿，最后甚至施之于牲口兽类。残暴的性行为可以施之于同性、异性，长辈、幼辈，甚至异类的牛马牲口，这就是这句“国骂”的含义，难怪鲁迅要引用庄子的话，表示“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便是银河系里的亿万颗星星，从数字和分布上也比不上这句粗话流传使用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那么，从比较的角度看，外国的“国骂”又如何呢?鲁迅就哈姆生和高尔基的作品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写下等人的小说中没有这一类的骂法，仅从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发现一例，即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而这句话在该书的日文、德文译本中都难以翻译：“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不仅费解，而且那含义也隐僻浑沦得莫名其妙，与亚拉借夫的原话大相迳庭。比较的结果，说明仅只俄国有这类骂法，但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流传也不如中国广泛，所以还得承认它是中国的“国骂”。它的发明权和使用权理应归属中国。其次，对于“国骂”的内容，鲁迅觉得不便阐释，写在纸上恐伤大雅，就委婉曲折，旁敲侧击地加以点评。这话只出于“下等人”之口，是林纾者流所贬斥的车夫们的口头禅，上等人“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即使是未为“士大夫”的作者，也只能改头换面，并不能放笔直书，其办法就是删掉这句骂人粗话之前表示性行为的一个动词，削去最后直指女性生殖器的一个名词，又将第二人称的“你妈”二字改为第三人称的“他妈”。这样一理解，“国骂”的内容就昭然若揭了，但此话并不通用于上等人，似难称为“国骂”。不过牡丹为“国花”，也只是阔人赏识，帝王封赠，下等人并未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何尝承认牡丹是“花之富贵者也”?以此类推，则“他妈的”作为“国骂”与牡丹被称“国花”，也是地位近似，旗鼓相当的。鲁迅的幽默，充溢在字里行间，处处露机锋，语语含讥刺，令人忍俊不禁。第三论及“国骂”的由来和动机。经鲁迅查考，这“他妈的”不见经史上记载，史书上记载的骂人毒语，“役夫”、“奴”、“死公”等都是把对方贬为奴仆、贱隶或死人，“老狗”、“貉子”则是贬人为兽。辱及先人的咒骂，则有齐威王骂周王的“而母婢也”，译成白话是“你妈是个大丫头”;还有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骂曹操是“赞阉遗丑”，是指曹操之父曹嵩过继给太监中常待曾腾为子，骂曹操是阉臣人家的后代。这二例虽意存轻蔑，但可能都是写实，不过揭了其母的老底，在专重门第的社会里是一种贬辱对方的厉害手段。“他妈的”一语直接凌辱对方的母亲，更为恶毒，为什么不见于史书呢?也许是士大夫不愿有伤大雅，故意讳而不录。但为什么产生这句“国骂”?鲁迅从《广弘明集》上的记载推想出其中的奥妙，邢子才认为妇人必不能保住贞节，因此，祖先和后代都不能保持纯正的血统。他说好友王元景不一定姓王，说自己不一定姓邢，因为决不能保证以后的五代人都有纯正的血统。这件事说明高门贵族对于血统的重视，但他们内部的混乱的性关系却又常常破坏了这理应保持的血统。口讲仁义道德而行为蔑礼败德，常常是阀阅世族的特点。下等人看透了这一点，就发明了“他妈的”来攻击高门世族，暴露其中的丑恶与卑劣。鲁迅深入分析了西晋北魏时贵族大重门第和被压迫的庶民对门第阀阅的仇恨心理。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实行九品中正制，严格士族的等第区分，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以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阶层的世袭统治。只要是高门贵胄家的子弟，即使蠢如酒囊饭袋，也不失清品，得做高官。东晋承西晋余荫，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高门士族编订了“百家谱”，决不与庶族通婚。北方虽然处于异族统治下，拓跋氏建立北魏王朝，但汉族中的士人“却更其发狂地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生怕寒门庶族窜入，乱了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子弟往往骄贵恣肆，堕落腐化，毫无才能，完全凭祖宗福佑，承袭余荫做官。“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做仇敌”，一句“他妈的”既表示出对高门贵胄门第的蔑视与仇恨，又隐含着要辱及他们的先人，采用强暴的手段发泄仇恨，破坏他们血统的复仇愿望。被压迫的庶民的报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瞄准人家的血统，要侮辱人家母亲的战略却是奇特、怪诞而且狡诈的。鲁迅说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是一个卑劣的天才，褒中有贬，既肯定这种战术“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因为毁及祖宗，伤害了高门巨族的体面，也撕破了他们所赖以保全自己的唯一护符。但是，从动机到手段，这种骂法与想法都是卑劣的。“国骂”的流传，自然没有伤及高门贵族的一根毫毛，但却显示出骂人者品格的卑劣和怨仇的深重，自然，想在心造的幻梦中占别人的便宜，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对于“他妈的”一语的发展和运用，鲁迅接着从历史的发展和封建王朝的后代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唐王朝建立以后，以李渊、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限制豪门贵族，重视和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许多庶族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改变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金朝和元代都是异族入主中原，对宋朝贵族的打击十分厉害，“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严格的等级和门第限制自然不能照原样维持下去，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暴发户的兴起。鲁迅引用刘时中的散曲，生动刻画了那些暴发户的丑态：一经发迹，便附庸风雅，取了许多表字名号，想削尖脑袋钻进上等人的队伍中。卖米的谐音于“粮”号子良，卖肉的化脯为甫字仲甫，卖饭的盼客人吃饱就祝君宝(饱)，磨面的终以罗筛筛面得到麦夫，所以取表字为德夫。当他们未发迹之前，自然出口粗俗，“他妈的”随时挂在口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取雅号，修家谱，与豪门联宗，寻名儒和名臣为始祖。一方面，从血统上来寻求高贵的渊源，另方面，又从言行举止上装出一副文雅高贵派头，以掩盖自己的粗俗鄙陋。被压迫的民众看穿他们的这套把戏，就用“他妈的”作为武器，对这些“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伪善者进行猛烈的攻击。暴发户代代皆有，于是，“他妈的”也就不绝于世了。对于这句“他妈的”，鲁迅既承认它产生的合理性和它所包含的丰富的阶级的历史的内容，又严肃指出它的目的和手段的卑劣。鲁迅认为，不论是别人和自己的祖宗的旧荫和余泽，都应蔑弃或扫荡，因为靠祖宗吃饭总不是光采的事。至于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即使只是在幻想中取得做别人祖宗的光荣，也总是十分卑劣的。至于要施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以强暴的性行为去搞乱人家的血统，即使只是乘机施行，更是十分卑劣的行为。因此，国骂“他妈的”不论从动机和目的上，都显示出民族的劣根性。但鲁迅又清醒地看到：“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这种状况如不改变，产生国骂的阶级基础依然存在，无数有声或无声国骂就永远围绕在全社会的上下和四旁，国骂不绝于耳，就说明阶级的对立是何等严峻与尖锐，“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如果在革命的风潮席卷大地时，那么，被压迫的民众就不会只用国骂来表示反抗，而必然用刀和剑来进行清算了。篇末论“他妈的”一语的另外用法，举乡农父子吃饭时的对话为例，说明在特定的场合，在关系亲密的人口中，“他妈的”已经醇化为“我的亲爱的”，变成了表示惊异或叹服的口头禅。这就难怪阿Q深爱这“妈妈的”一语，在表示复杂的感情，如仇情、蔑视、惊异、叹服或热爱时，总是把“妈妈的”一语说将出来。这样，“他妈的”又变成万能的抒情体物写志的专用名词了。鲁迅对“国骂”的研究深入隐微，从中发出深厚的社会历史内蕴，并与中国人的深层心态联系起来加以剖析，给人以诸多启迪。因此，这篇文章的特点，就不是“谐趣”、“奇妙”等可以概括得了的。最主要的特点，正在于鲁迅以深刻的思想之光去烛照日常俗语，从中发掘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内涵来。

华歆与王朗。推荐。爱诗词网。华歆王朗《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1）。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到，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2），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3），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注释：（1）〔歆（xīn）辄（zhé）难之〕辄，即，就。难，为难。（2）〔疑〕犹疑不决。（3）〔既以纳其自托〕以，同“已”。纳，承纳，接受。自托，请求。译文：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要跟随，华歆对这件事感到为难。王朗说：“幸而船里还很宽，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贼人追来，王朗就要抛开携带的人。华歆却说：“当初我所以犹豫不决，正是因为考虑这种情况。既然接受了他的请求，能因为危急就抛掉人家吗？”于是像当初一样携带帮助那个人。人们就凭这件事来评定华、王的好坏。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推荐。爱诗词网。原意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语出《景德传灯录·余杭大钱山从袭禅师》：“问：‘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如何是闭门造车?’师曰：‘造车即不问，汝作么生是辙?’”《续传灯录·端裕禅师》：“一法不堕尘缘，万法本无挂碍……直饶恁么，犹是闭门造车，未是出门合辙。”宋代朱熹在其《中庸或问》卷三中说它是“古语”。曰：“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意思是说：虽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造车，拿出门去使用，却能和车辙完全相合，这是因为依照的规格、尺寸相同的缘故。古时车辆，两轮间距离有一定尺寸，故轮子碾出的痕迹(辙)也是相同的，这叫“合辙”。古语所谓“闭门造车”是称赞“出门合辙”，比喻想法一致。后来，此语在使用时发生转义，比喻不考虑客观情况，脱离实际，只凭主观想象办事。

相见欢朱敦懦。推荐。爱诗词网。朱敦儒《相见欢》朱敦儒朱敦儒金陵城上西楼①。倚清秋②。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③。中原乱④。簪缨散⑤。几时收⑥。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⑦。江山秋色图(局部)【宋】赵伯驹故宫博物院藏注释①金陵：今江苏南京。②倚：倚栏。③大江：长江。④中原乱：指北宋末年靖康之难，金兵占领中原，北宋灭亡。⑤簪(zān)缨：古代官吏的帽饰，此指代北宋的官员。⑥收：结束乱局，此指收复失地。⑦倩：请托、恳请。过：到。扬州：位于今江苏，此指宋金对峙的前线。鉴赏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上。宋高宗赵构于次年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朝(史称南宋)，改元建炎，沿黄河一线设防阻止金军南下。十月，宋高宗以金兵南逼为由，从南京迁往扬州(今属江苏)，将防线由黄河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高宗建炎元年(1127)秋，朱敦儒南逃至金陵(今江苏南京)时作有本词，上阕写作者登临金陵城楼所见悲凉宏阔的江山秋景，下阕写作者面对国破山河乱的沉痛心情。上阕写得气象宏阔而凄美，悲怆之中有慷慨之音。首二句“金陵城上”“清秋”用浅淡之笔点出时空场景。“上西楼”自是无言，有“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南唐李煜《乌夜啼》)为证;“清秋”自是萧寒，有“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柳永《曲玉管》)为据。无言与萧索，两者烘托出作者沉郁低沉的心境。前人写登楼，如“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三国王粲《登楼赋》)，“城上西楼倚暮天，楼中归望正凄然”(唐张继《冯翊西楼》)之类，缺少本词清淡中所夹带的亡国悲凉之音，亦是因时事和个人气质不同使然。上阕末句“夕阳垂地”“大江流”等雄大意象一出，本词便更上一个境界，与杜甫的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相通，两者所流露出的感情色彩虽然不同，但在落笔之气势、景象之宏阔上，却堪称伯仲。“万里夕阳”的景色壮美而血红，可是“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残阳渲染的乃是满目疮痍的故国景象，正是“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减字木兰花》)。作者登古都金陵，临邈远之长江，望烽烟之中原，流离漂泊，“故国山河”，“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苏幕遮》)，其情感纠缠何其复杂，都统统凝练在寥寥数笔的景致中。柳永有“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八声甘州》)，两位词人虽寄意不同，但情景却十分相通。上阕写景铺陈渲染悲凉氛围，下阕转入抒情以达胸臆。下阕首三句“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连用三个短句，音节急促，慷慨悲歌之中表达着对故国的无限深情，可谓“一双新泪眼，千里旧关山”(《临江仙》)。下阕末句写作者恳请悲风将自己的眼泪吹过前线重镇扬州以问候故土同胞。他泪流纵横，深感恢复旧山河遥遥无期，哀痛中流露出绝望，绝望中留有希望，可谓写得凄婉至极。“扬州”自古繁华，而今却是“悲风吹泪”，今昔对比，更是惹人泣下如雨，再联想到后来词人姜夔过扬州时“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扬州慢》)，其辛酸更是难忍了。作者早年隐居故乡洛阳，过着“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朝中措》)的“清都山水郎”(《鹧鸪天《西都作》)式的优游闲雅生活，词风浪漫潇洒、清雅飘逸。此次南渡之变促使朱敦儒逃奔南方，亦促使其词风转向悲壮慷慨、沉郁清丽，亦最终改变其人生方向。本词慷慨苍凉，充满对故国的怀念，是朱敦儒人生转折时期的经典之作。(张伟特)集评清《陈廷焯：“希真词最清淡，惟此章笔力雄大，气韵苍凉，悲歌慷慨，情见乎词。”(《云韶集》)链接宋代的文化名城——扬州。扬州为宋代的淮南东路治所，经济文化繁荣。北宋时工商业虽远不如唐代，但仍为漕运重要转运站，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货物多经此转运，闽、广、江、浙商人亦常在此经商，神宗熙宁年间年商税额达五万余贯。手工业有造船、纺织、铜器打造、印刷、酿酒等部门。朝廷在此设造船场。所产锦、白绫等绸缎与白苎布、铜器、白桃酒享有盛名，销量很大。郊区产稻较多，并产茶叶，种花较盛。芍药尤多，有的园圃多达数万株，不少销往外地。文风兴盛，文字学家徐铉、徐锴等均是当地人，欧阳修、王安石、秦观皆曾在此居住过。风俗喜簪花，多花市之设。南宋时期为南北军事要冲，因遭兵火，经济文化发展受到影响。咸淳年间穆罕默德十六裔孙普哈丁来此传教，所创仙鹤寺为国内四大清真寺之一。

沈醉不知归路。推荐。爱诗词网。如梦令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首词，选自李清照的词集《漱玉词》。这是李清照回忆少女时代生活的一首词。她截取了天真烂漫的少女生活的一个片断——曾经有一次临晚乘醉尽兴忘归的泛舟。“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常”，“尝”的通假字，曾经的意思。词一开头先作交代，点出时间地点，然后以“沈醉”写人。至于为何而醉且沉？似乎应是饮酒而醉，但如果细读下文，看到主人公饱览初夏美景，留连忘返，则不妨可以说这种醉意也有几分是因这美好的景色而为之陶醉。“不知归路”四字，既承上“沈醉”而言，又引起下文的描写。“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这是进一步讲“不知归路”，其中“误入”两字照应前面的“沈醉”，因为“沈醉”方会“误入”，“藕花深处”四字则照应前面的“不知归路”，而进一步具体化。此句既说“兴尽”，又写“误入”，实际上还在写主人公余兴未尽、意犹未尽，所以虽说“兴尽”，但远远看到莲叶田田，闻到荷花飘香，却又身不由己，信舟划去。然而，当她划到藕花深处时，才发现此处已无路可通，从对景色的“沈醉”中顿然醒悟过来。作者早已就在前面交代了的“日暮”、“晚”的天气，此刻当已更晚，贪玩的少女这才不免有些吃惊，于是赶紧往回划。“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的“争”，就是争先恐后的意思，引申为“赶紧”，主人公赶紧划归，船桨击水，发出哗哗声响，把两岸沙滩上已经栖息的鸥鹭惊了起来，这也照应到前面，见出主人公确实归舟甚晚了。这就是李清照这首《如梦令》的全部内容。在这首词中，我们虽然看不到有多少现实的社会内容，但可以看到一个在封建社会中不受妇女礼教规范束缚的天真活泼的性格，看到作者对自然、对生活的浓厚的兴趣和热爱，给我们以美的享受。李清照词中，有不少这样的笔墨，曾因此而被封建道学家们视为“毫无顾藉”，但在今天看来这正是可贵的地方。从词的创作的角度来看，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派主要把笔墨放在珠帘罗幕香闺佳人的描写上，天地狭窄。南唐至宋初词渐趋阔大，而李清照作为一个女词人，能走向广阔的郊外，扩大视野，不作卿卿我我男女恩怨之声，而写自己对美好自由生活及大自然的热爱，情调显得健康，意境显得开阔，这是不容易的。李清照后期词因时代的动乱而更多地写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时代情绪，在思想内容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与她前期的词作就有这样良好的开端分不开的。这首词在艺术上采用白描的手法，不事雕饰，文辞清新，用笔轻灵，写得真切自然，已开始显露出李清照词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征。

洛阳牡丹记。推荐。爱诗词网。欧阳修花品序第一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仓旁薄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圆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余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红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红玉板白　　　花释名第二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其叶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四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骆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者。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一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杪深红一点，如人以手指之。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丛。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叶红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莲花萼者，多叶红花，青趺三重如莲花萼。左花者，千叶紫花，出民左氏家。叶密而齐如截，亦谓之平头紫。朱砂红者，多叶红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门氏子者，善接花以为生，买地于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阳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叶甚鲜，向日视之如猩血。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丛中旁必生一大枝，引叶覆其上。其开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阳人家亦少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中已无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谓之转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今有之。多叶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万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风俗记第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其分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作于宋景祐元年(1034)，全文分三部分：《花品序第一》、《花释名第二》、《风俗记第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牡丹属毛莨科，落叶小灌木，高一至一点五米。二回三出复叶，小叶常有三至五裂，初夏开花。花大型单生，有红、白或紫色，极为美丽。雄蕊甚多，雌蕊生于肉质花盘上，密布细毛。牡丹久经栽培，是著名的观赏植物。今山东曹县等地仍有大量种植。牡丹根、皮可入药，称为“丹皮”。丹皮性微寒苦辛，有凉血清热、散瘀抑菌功效。《洛阳牡丹记》正是以精练简明的文笔详细叙述了牡丹各类品种的特色、得名的由来，洛阳观赏牡丹的风俗及牡丹的栽培技术。本文是一篇笔记文，但又不同于宋代笔记文体中的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小说笔记，它偏重于记事。前者多以旧闻、故事、诗论、文评、志怪为主要内容，而后者类似商业发达、都市繁荣后出现的风俗笔记。所不同的是本文属记事考辨间杂、二者并重的笔记文。全文分三部分，结构明了，层次清晰，相互既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能分来独立成篇。唐代开元(713-741)中，牡丹盛于长安。到了宋代，以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当时其它花种都需称其本名，惟有牡丹可直呼为“花”。在第一部分《花品序第一》中，作者名为写“花品”，且列举了当时“特著者”二十四种，实则却运用了考、辨、记、述的笔法，告诉人们为什么牡丹“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虽“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然而各地的优秀品种，只有植于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越之花”可说是远罕新奇，可越人也不敢自誉，因为“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各地的著名品种都“不能独立与洛花敌”。洛阳人能毫不怜惜地把“黄芍药”之类称为“果子花”，况且“果子花”并不比它地的上等品逊色。第一自然段考、述味道十足，但是笔法讲究，不重虚美，事信言文，足见洛阳人对洛阳牡丹的自信、自豪与“爱重”。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洛阳是“古善地”，居天地之中，花木得了中和之气，与它地不同，所以牡丹特别美盛。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第一部分以近三分之一的笔墨辩驳了“得中和之气”的观点。他认为洛阳仅是周王朝国土的四方之中，并非天地之中，天地阴阳之和也不能为洛阳所独擅。洛阳牡丹所以美盛，并不如人们所言，是因为“中气之和”，而完全是“幸于人焉”。是由于人们长期精心培育，才使得洛阳牡丹成为“天下真花”的。在写牡丹名前，作者又以含蓄委婉口气说，他居洛阳“四见春”，皆因游历、悼亡、解官而去，错过了牡丹极盛之际，但凭他一斑之见，洛阳牡丹就已经“不胜其丽”了。言外之意是说，更何况极盛之际，洛阳牡丹其美、其异简直不可名状了。牡丹美艳可贵，富丽堂皇，古人称之为花王。唐中书舍人李正封有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于是牡丹又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宋代，牡丹成了洛阳城中普遍种植的名花。据作者在西京留守兼河南府尹钱惟演处所见，当时记录的牡丹品种已达九十有余，许多品种流传至今。在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中，作者首先详细记述了二十五个“特著者”得名的由来。有的以氏以州命名，有的以地以色命名，还有的则是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而“旌其所异”的。同时作者一方面考述了部分“特著”培育者的家世，一方面又极细致地描绘了二十五个品种的花色、形状及“其美且异”，并对各色品种逐一加以评赏;语言形象入微，读来生动可感。牡丹是我国的特产，又名鹿韭、鼠枯、百两金、木芍药等。芍药分草芍药与木芍药两种。唐以后开始以木芍药称为牡丹。第二部分的最后，作者以考的方式记述了“牡丹”一名及洛阳牡丹的由来：上古并无“牡丹”之名，最早是以药名载入《本草》的。作为花草而言，算不得上品。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虽也兴盛，但还没有各类品种的名称。洛阳牡丹自古以来从未有现在这样繁盛，要么为什么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善咏花草之流没把各色品种“形于篇咏”呢?尽管刘禹锡(字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也不过说“一丛千万朵”而已，并没有言及各个名品和它们的美艳独特。可以想见，洛阳牡丹的美丽繁富，是洛阳人辛勤培育的结果。牡丹在唐代是比较名贵的花木。唐李肇的《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唐代很多诗人将牡丹写入篇什，如刘禹锡：“径前芍药妖无格，池上浮渠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们除了歌咏牡丹之美及描述赏花盛况外，还多对权贵争赏牡丹的奢靡铺张进行了讽刺。如白居易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李贺的“莲枝未长秦蘅老，走马驮金春草”等。唐代尚且如此，更何况“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的宋代呢?第三部分《风俗记第三》，作者寥寥数笔描述了洛阳的“好花”之俗，虽然着墨不多，人们仍能想见当时赏花的盛况：士庶无异，贫贱不分，张幄帟，列市肆，笙管齐鸣，人山人海，“至落花乃罢”。作者没象白、李二人那样讽刺权贵赏花的奢侈，却也不乏针砭之词：进御牡丹定使之“马上不动摇”，且“以蜡封蒂，乃落日不落”;权贵们求其接头者，“门园子”则“以汤中蘸杀与之”。写得并不直白，而其锋芒甚明。最后，欧阳修以简练的笔墨着重介绍了牡丹的栽培技术：“接花之法”、“种花之法”、“浇花之法”、“养花之法”、“医花之法”以及“花之忌”。文字翔实细致。层次清晰明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园艺成就。通观此文，给人的感觉是：洛阳人真善养花、赏花、好花、重花，难怪洛阳牡丹后来居上，美不胜收，天下第一呢!欧阳修在庆历二年(1042)还作有《洛阳牡丹图》一诗，说：“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看来洛阳牡丹的品类是日益繁富美艳了。《洛阳牡丹记》与欧阳修总的文风一样，写得平易自然，尚明尚简，语言形象、生动、明快。与作者比较轻视对具体事物的细节描写所不同的是，《花释名第二》中却不乏对牡丹的详尽描摹。本文结构虽然简单，却十分严谨。三个小标题既是每一部分的主题，又是大标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结构及文体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南宋陆游有《天彭牡丹谱》传世，记载了蜀地牡丹七十余种，文章的结构即仿效《洛阳牡丹记》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