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逢春犹再发

闺门秘术阅读。推荐。爱诗词网。闺门秘术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闺门秘术》扉页书影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闺门秘术》正文书影清代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一名《闺门秘术剑仙传》。四卷五十回。不题撰人。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沪上书局石印本,藏国家图书馆;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藏上海图书馆。1994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馆藏足本明清小说系列”排印本。唐朝山西大同府人华童,乃相门之后。妻子王氏,生三子二女。长子兆璧,次子兆琨,三子兆瑗,皆天资聪敏,在家读书。因安禄山起兵造反,华童携妻带儿女外逃。先逃到守坟仆人陶五兄弟陶发处住下。次日租下当地员外汤德元空屋,安顿家眷。汤德元疏财仗义,与华童结为挚友。华童为谋生计,赁室开门授徒,不上几日学生济济一堂,桃李盈门。汤德元二子汤俊、汤杰异常聪明顽皮,在三春庙会上将一卖荸荠的老者打伤,华童感愧,加上一路风寒而病势沉重,昏迷不醒。眼看医治无效,兆璧焚香祷告,割股煎药,华童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日见康复。后兆璧、春姑兄妹割股救母。汤德元闻兆璧孝道,极为赞叹,欲招为女婿,华童开始踌躇,后终与汤家成亲眷。隔年贼败,正值岁试之年,汤德元代兆璧、兆琨报名应考,同时资助一贫寒秀才李大椿应试。三人连考四场,终场发榜:兆璧第一,李大椿第二,兆琨第三。三人谒见县主,县主夏国华见璧、琨一表人材,欲将女儿瑶云配琨。华童不愿与做官人家攀亲而拒婚。李大椿母病,华家兄弟发轿将李母接到华家照料。三人复经府试,大椿第一,兆璧第二,兆琨第三。夏国华又请知府保媒,华童虽承允,但须俟岁考后,兆琨中榜方可行聘。几日后学宪按临,三人俱高取入榜,仍是兆璧第一。汤德元带三人荣归,府县馈赠银物,全镇上门贺喜,惊动了窃贼三眼虎,他深夜潜入华府盗银,华童惊醒,绊倒在地,一病呜呼。夏国华之子均祥是势利小人,对妹亲事极为不满。正值吏部天官叶槐之子开泰丧妻尚未续弦,叫篾骗王活嘴说媒续娶以图后嗣。夏均祥贪利附势,自作主张将妹瑶云许之。夏国华得知将不肖之子痛骂一顿。华夫人闻之退银还婢,以针黹度日甘愿清贫。瑶云遣婢庆喜买通陶五,暗中以好价买华家针线。均祥之仆童狗儿见庆喜给公子送衣,顿起邪念,抱住欲奸。庆喜用缓兵之计反使狗儿受冻吃苦,狗儿暗恨在心,反诬庆喜盗银叫奸夫陶五带走。均祥鞭打庆喜,国华大怒,夺鞭痛打均祥,再次赠银济助华家,并坚拒叶家婚事。叶开泰以父势压人,要知府万钧托媒,万钧告知国华,国华回家见均祥得意忘形,举手就打,气恼成病,不日亡故,均祥悔之不及。新任县官洪鹏程乃钻营谄媚之小人,又是叶槐门生,自然要促成叶开泰婚事。均祥附炎趋势,一口答应。洪鹏程买通监内大盗诬陷璧、琨是同谋,主谋是汤德元。用大刑逼供,兆璧屈打成招,兆琨严词痛骂,宁死不招。洪将兄弟二人收监,复将汤德元拘捕。洪鹏程命禁卒李春用金钩将汤治死,李春曾受恩于夏家,又受陶发之托,叫汤德元服下闭气丹装死,骗过赃官。汤死里逃生,就隐名逃往外乡。叶开泰请洪县令作媒,均祥将华、汤三人案情哄骗母亲,赵夫人知兆琨永远监禁,遂接受叶家聘金,瑶云急得口吐鲜血。庆喜定计主婢女扮男装,在迎娶之前出逃。谁料半路上了贼船,银饰被劫,主婢被强盗捆绑抛入江中。因瑶云身上有避水宝珠,乃叶家聘送之物,故二人未被淹死。又遇渔翁白长年夫妇,救回白渔村暂住。白渔村乃九门提督包清义故籍,渔翁的儿子媳妇在包府为仆,瑶云露出女身,以实情相告。包清义为官清廉,铁面无私,有“赛龙图”美称。生有一子一女,包小姐将瑶云接入包府相伴,瑶云诉说华、汤两家遭难,求包大人伸冤。叶开泰良辰迎不来新人,甚为恼火,逼均祥交人,新任刘知府只得将均祥看押起来。王活嘴编造谎言,叶开泰要夏均祥退回聘礼,见避水珠无影踪,刘知府将均祥问罪收监。秋闱将临,汤夫人资助李大椿赴省城应试,得中解元。主考王国钧乃吏部尚书,见大椿渊博宏通,必成大器,就提携入京参加春闱。包清义为主考,李大椿一鸣惊人,得中状元。榜眼、探花亦是大同府人,一时传为佳话。李大椿将叶槐之子仗势欺人,华、汤两家蒙冤遭难之事向包大人细述一遍。包大人怒纳,正值御史黄如永奏劾叶槐纵子恶行,圣上询问三鼎甲,情况如实,龙颜大怒,传旨包清义前往查办。李大椿衣锦荣归,奉旨以副钦差随包同行。县令洪鹏程、知府刘用宾慌了手脚,向李老太送银被拒。包清义奉旨查办此案,将均祥押上公堂,均祥吓得魂不附体,供出王活嘴、洪鹏程陷害华家兄弟的实情。包公查实案情,当堂释放兆璧、兆琨,奏请圣上将叶槐革职,叶开泰充军三千里;王活嘴刁唆犯法、买盗扳人拟斩监候;夏均祥嫌贫爱富,从轻发往军营效力。华氏兄弟无辜受辱,赏银抚恤。夏国华开复原官,洪鹏程、刘用宾纵容权贵,一并革职;汤德元赏银五十两。汤将次女与李大椿为妻,李老夫人授了诰封。众人夸夏瑶云为女中丈夫,兆琨心中十分喜悦。山东龙泉山强人英雄豹招兵买马,打家劫舍,谋逆造反,包清义接旨挂帅征剿。包留下李大椿随营效力,助办机宜。包公命先锋王龙擒贼,王龙中奸计反遭贼擒。后兆璧亦中状元,兆琨中探花,汤德元长子汤俊中武状元,汤杰中武侍卫,大同府人材辈出,传为奇谈。适时包公军情告急,璧、琨、俊、杰四人奉旨星夜驰援,众人会齐,汤俊一马当先,将叛贼锤杀。得胜回朝,皆有封赏。兆琨与瑶云亦夫妻团圆,各家男女皆孝顺父母,夫妇和谐,子孙昌盛,传为佳话。

遥怜小儿女。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出处】唐·杜甫《月夜》。【译注】今夜鄜州明月当空，只有你一人在闺房中独自仰望。遥想我那可怜的年幼儿女，还不懂得想念远在长安的爸爸。鄜(fū)州：今陕西省富县，当时作者妻小留居鄜州。闺：女子的卧室。未解：不懂得。忆：想念。【鉴赏】鄜：读作fu。鄜州：即今陕西富县。闺中：是指闺房中的妻子。唐玄宗天宝十五年，杜甫把家人安置在鄜州，自己一个人前往灵武(此时唐肃宗在灵武即位)，途中被安禄山的军队俘获，押往长安。这首诗便是杜甫在长安面对明月，思念妻女所写的。这几句诗语译成白话是这样的：今天晚上的鄜州，只有我妻子一人在那儿独自看着月亮;我在这遥远的异乡怜惜那四个小儿女，他们还不懂得想念我这沦落在长安的爸爸。在外流浪的男子，作客异乡，想念妻儿，最爱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这四句诗，感受也最为深刻。【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女子独守空闺，思念丈夫，而幼小的儿女并不理解。[例]想到这里她不禁眼眶湿润了，这倒不是悲自己的身世，她可怜怀里的孩子，又操心安林的事业和身体。……今天月下独思，不禁想起杜甫的那首《咏月》诗来：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梁衡《路，该这样走》)【全诗】《月夜》.[唐].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注释】①鄜(fu)州：今陕西富县。当时杜甫的妻子、儿女所在之地。②闺中：指妻子。③二句既点出上句“独看”的内心活动是“忆长安”，又进一层说明“独看”不仅因为丈夫不在身边，而且因为身边的儿女年小，还不懂得思念在长安的父亲;或者说小儿女还不能理解母亲思念长安的感情。④二句想象妻子看月久，思念深，以致云鬟被夜雾沾湿、玉臂被月光照冷而自己不觉得。清辉：月光。玉臂：洁白的手臂。⑤二句意谓何时才能两人团聚并倚在透明的窗帘边共同赏月，那就月光双照而泪痕消失了。虚幌：透明的薄幔。“双照”与前“独看”对应。【赏析】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奔蜀。七月，肃宗李亨即帝位于灵武。杜甫把家眷安置在鄜州(鄜：读fu，鄜州即今陕西省富县。)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肃宗，不幸被叛军截获，掳到长安。这首诗就是同年八月在长安所作。这是一篇抒写离情的诗作。题为《月夜》，句句从月色中照出。首联诗人设想闺中的妻子正在“独看”“鄜州月”，衬托出诗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颔联借小儿女点出妻子是因“忆长安”而望月，并加深了“独看”的含意：不仅因为丈夫不在而“独”，也因为小儿女“未解”而“独”。颈联想象妻子夜深不寐、独自望月怀人的情形，写得逼真感人，进一步表达出二人的相思之情。最后以希望之辞收束全篇。全诗构思巧妙，词语精工，情致曲折缠绵，遂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如黄生所云：“五律至此，无忝诗圣矣!”

纷纷开且落。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出处】唐·王维《辛夷坞》【意思】山涧口空寂无人，花儿独自纷纷开放，又相继凋落。涧(jiàn)：山间流水的沟。户：出入口。【鉴赏】寂寞的涧户，杳无人烟，这山中美丽动人的辛夷花，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声无息地开花，又无声无息地独自凋零。诗歌描绘的画面充满了落寞孤单的感觉。任凭辛夷花花朵开放得再好，再娇艳动人，也无人欣赏，最终只能逐渐凋零。花落本就让人伤悲，无人欣赏的花凋零更让人难过。花且如此，人何以堪?诗歌以辛夷花在无人的山涧自开自落的情景，寄托了诗人感伤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却被压抑埋没的无奈情绪。【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山间野外阒无人迹，花草自生自灭。[例]幽壑中有一片红红艳艳的山花，远远望去，烂漫至极。我又想起了王维写的《辛夷坞》的诗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诗句使人于此时此地身世两忘，万念俱寂。花开花落，既没有人赞美它，也没有人为花的凋零而悲伤。(许乐江《楼观台怀古》)【全诗】《辛夷坞》.[唐].王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鉴赏】王维是盛唐著名诗人，其山水诗尤佳。因他奉佛，又是画家，在山水诗中就注进了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感受，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咏辛夷的诗就颇能代表王维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色彩。辛夷，即木笔树的别称，又有紫玉兰、女郎花、木兰花之称。前两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是写辛夷花开似芙蓉花。因芙蓉花与辛夷花相近，裴迪在他和《辛夷坞》诗中也说：“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其花开时节在早春，而且是先叶开花，有紫、红两种，其含苞待放时有如笔蘸紫红颜料的毛笔头，向上而立，故有木笔之称。王维这里描绘的着眼点是木末，即树枝上的辛夷花，其色与芙蓉花相近，这一点，不从似笔着眼，也不从女郎花着眼，自有他自己的会意之处。“山中发红萼”辛夷花苞在“山中”发，其色为红，这里“山中”给人空旷之感。接着第三句“涧户寂无人”是进一步强调了辛夷花的红萼所处环境，是山中涧谷，寂寂无人的所在。“纷纷开且落”一句作结，将“无人”的境界进一步深化，深化到连花也“无”的最高境界中。“纷纷”是言其多，“开且落”是那样急促，匆匆而开，匆匆而落;发自山中，落于山中。不为人所开，不为人所落。这是一种多么古朴、宁静的境界，从这一境中我们能体味到什么呢，是为辛夷花“红萼”发而欣喜，为其落而惋惜吗?还是从辛夷花的山中自开自落的变化中对自然和人生有所领悟呢?真令人味之无穷，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之感。王维这里不仅仅是咏辛夷花，而是借此抒写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发，一种对自然界的返朴归真的探求。他不以咏物的细巧精致取胜，而是以物写境，以境喻理，以境达理。这在咏物诗写作中真可以说别具一格，难以企及。当然咏物诗贵在有寄托，但寄托也是各种各样，难求一律。王维这首诗中体现出来的无人的境界，花开花落无人知也无须人知的境界，就是无我的境界，我与物混一的境界。不必欣喜于“红萼发”，不必惋惜于“开且落”。“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好静”的追求不一定限于晚年，以动态写静，动中求静，倒却是王维诗中常见的艺术手法。他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所追求的境界同《辛夷坞》境界相类。当然，这些地方都是他辋川别墅的具体处所，还有文杏馆，斤竹岭，孟城坳，华子冈等胜地，他都有吟咏。但就咏辛夷而言，用简炼形象语言将花开花落的常见现象表现得如此富有哲理，确是大家手笔。

清风明月苦相思。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出处】唐·王维《伊州歌》【意思】夜夜对着清风明月苦苦想念离家的亲人，亲人从军在外到处征战已十年有余。亲人啊，离家时我再三嘱咐你：归雁来的时候要常常往家里寄书信。【鉴赏】回想十年前送别从戎远征的丈夫的情景，千叮咛万嘱咐：当大雁南归时，可要多多寄来书信啊!这里采用逆婉的手法，追忆往事，更加深刻而细腻地表现了眼前的相思之苦。【全诗】《伊州歌》.[唐].王维.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鉴赏】读这首绝句，如听一个军属叙家常，话苦衷，没有什么难解的地方。但是要深入理解它、体味它，还得有点人生体验，要知道点时俗、时风。曹丕《燕歌行》有云：“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鸿雁辞归燕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燕子和大雁都是候鸟，春天从南方飞到北方，秋天从北方飞到南方。由北到南，所以说“归”。“雁初归”，指去年初秋时节。初秋时节，大雁回家寻求温暖，而自己的丈夫却在这个时候离开温暖的家从军远去。去年“离别”之时，是怎样的一番哀怨，可想而知。所谓：“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王维《伊州歌》)。现在，又到了“雁初归”之时，是该写封信去问问了。谢朓《玉阶怨》云：“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萤火虫在秋夜最为触目，它那闪闪烁烁的萤光在夜长人静时最容易勾引起少妇凄凉寂寞飘忽不定的感叹。头两句展现了思妇从去年初秋到今年初秋的痛苦与思念。由“雁初归”和“萤巳飞”构成了一个以日以夜，情意绵绵的、惆怅的感性世界，使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而秋夜“裁缝”的已不是妇女的“罗衣”而是战士的“征衣”了。唐代实行府兵制，战士多为农夫，而农夫又多是一些新婚不久的青年。战士所需寒衣，得由家人亲自裁缝寄出。所以，一到秋天，天气转寒，为战士赶制寒衣，就成了牵动着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李白《子夜秋歌》有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可是，现在从军战士的音信断绝，消息杳无，裁缝好了的寒衣还不知道寄往何处?青年夫妻天各一方，锦书难托，相会无期，这是怎样一幕令人心碎的人生悲剧呵!就语言艺术而言，整首诗取语质实，但能曲尽人情。这不就是司空图说的“性情所至，妙不可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的上乘之作么!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明史纪事本末。推荐。爱诗词网。《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系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系统地记载明代近3百年的重要史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取北京。全书80卷,以一卷系一事,故卷帙大小不一,详略悬殊。以广雅本为例,其中篇幅较多的,如卷16燕王起兵,卷66东林党议,卷71魏忠贤乱政,卷72崇祯治乱,卷75中原群盗;篇幅较少的,如卷19开设贵州,卷23平山东盗,卷70平徐鸿儒,卷76郑芝龙受抚等。《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附论,写法仿《晋书》的“论”、“赞”,用骈体文,多数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或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论。如卷56《李福达之狱》即用高岱论,卷66《东林党议》用倪元路论,卷68《三案》之“梃击”、“移宫”二案用夏允彝论。《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代官修《明史》前八十多年,无正史为据,广泛采用野史和杂记传说。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等事,其中史实较《明史》详细而又颇有出入,可以相互参证。该书较以前纪事本末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史料来源不是脱胎于某一部书,而是集众书之长。《明史纪事本末》关于晚明与清室相关之事,略而不载。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通行本内缺《辽东兵端》、《熊王功罪》、《插汉寇边》、《毛师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六篇,拜经楼有旧钞本。”清初厉行文字之禁,谷氏成书后,曾被指控,其缺少晚明之事当为受政治影响后之改版,而非由于谷氏撰作的疏漏,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本(后归陆氏皕宋楼,清末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经傅以礼借钞得一本(今存浙江图书馆),他于光绪三年孟冬写有跋文,称原书“不分卷,亦无序目,撰人名截去。”又称“是书体例全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只篇末无论为小异耳。观卷中附注有详《流寇之乱》、《崇祯治乱》等话,此两篇为谷书中子目,疑此书亦出其手,初为一书,后以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授梓时始别而出之。”傅氏乃改题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定为6卷。《四库提要》引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之说,谓谷氏书原为张岱所辑的《石匮藏书》,谷氏以五百金购之;又称其多取谈迁所作,后论则杭诸生陆圻所作。古代官僚著书多有幕宾为之操笔,谷氏之书内容充实,组织亦甚为精密,似非一人在公余之暇所能胜任。但该书编纂得当,首尾一致,其中应有谷氏一定的功劳,不可便认为是袭取他人之作;若以《国榷》与《明史纪事本末》相较,所载崇祯时期多有相同,这是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在史料来源方面似有一定承袭关系,但采用同一史料并非等同于代作。又张岱《与周戬伯书》说:“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厥役。”据此则张岱所协助者以崇祯部分为主,更非谷应泰出于巨金相购。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是以封建士大夫的立场总结明王朝的统治经验。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仅一律诬蔑为“盗贼”,并多用丑化的写法,如诬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是“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而对于效忠君王的人物都作正面肯定,甚至不惜采用伪史记载。如燕兵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自焚身死。但当时曾有建文帝未死,潜服出逃的传说,后来便有许多伪史乘机而作,其中最有系统者和万历年间所写《致身录》,记随建文出亡者凡22人。当时稍具历史知识者,无不指出其伪,论证十分明确,沈德符《野获编》、许元溥《吴乘窃笔》均指出系后人伪造的种种明证,“与逊国仕宦从亡,风影无涉”。而谷氏全用《致身录》之说,并作论云:“疑一龙之未出,摈众蛇而不载。”他相信这些伪史记载,并为那些“忠君”的人叫屈,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明史纪事本末》以简明的文笔,系统地概括了明朝一代的史实,仍应值得肯定。如关于农民起义,从前期的山东唐赛儿、浙闽矿工、郧阳流民,和中期的河北、蜀中、江西,以及末年的全国性起义,都有专篇作比较集中的记载;又如修治运河、防御倭寇、宦官弄权以及矿税为害等,也都有专篇论述,这就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