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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慢原文。推荐。爱诗词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是李清照后期流落江南时的作品，是她的名篇之一。金兵南侵，国家亡破，丈夫死去，家庭离散，一个孤独无依的寡妇，在战乱穷愁的生活中，真是有抒写不尽的悲痛，驱遣不完的哀怨。当时的李清照，没有办法不如此地“凄凄惨惨戚戚”。寒暖不定的秋天，自己很难生活，几杯淡酒，抵不住晚上的冷风，当年“雁字回时”，捎有丈夫来信，可今年要托它给丈夫捎信，已因人亡事变，不再可能。眼前唯见黄花憔悴，梧桐泣雨，一个人坐守窗前，怎能挨得到黑夜，听得了雨滴梧桐?这般情景，用一个“愁”字怎能抒写得尽?这首词以奇笔开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诗音。李清照在金兵南侵后夫妇渡淮南奔;国家不幸家难幸，在丈夫赵明诚死后，她只身飘泊江南，流离失所，情景极其悲惨。她所经历的生活中，国家的、家庭的、个人的，全是失去的记录，国土、家物、丈夫、收藏、希望、快乐……失去的实在是太多了，所剩的仅有愁苦，多到“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地步。一切可以宝贵和值得留恋的东西，都失去之后，心中总感到“空牢牢”的，要问寻找什么，因为所失太多，一句两句还说不清楚。这时要说心中情境，只有“寻寻觅觅”最为合适。李清照失去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在“寻寻觅觅”中可以得到的，特别是家破人亡的遭遇，那是无法挽回的，她每日孤独的生活环境，使她的心境从内到外地感到凄凉，这种心灵上的体验，变成具有深含厚蕴的文字，就是“冷冷清清”，这是在无可指望的寻求动作之后的一种外境的心感。但在词中的地位，它主要是表现情境气氛，这种气氛一旦形成，并环绕人心，就会造成心理上强烈的凄惨哀伤感觉。“凄凄惨惨戚戚”，就是这种沉重、杂错心理状态的体验性的揭示。这十四个叠字，字字无虚张，其自然妥贴，蕴情深厚，向来受到人们的称誉。在心情上有了这重重的失望、冷清、凄惨、悲愁感之后，它们还要在人的心田上随现实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而滋生蔓延，以致旧有新添完全交汇一起，不可解脱，不可忍受。首先是秋来时的寒近风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位有多般不幸遭遇的女作家，心情脆弱而又无比敏感，外在的一切变化对她具有特殊作用力，她内在感受中的那十四个叠字，每一个都象触一根而全响应的心弦，“乍暖还寒”气候，使比黄花还瘦的身体消受不了。而要支撑身体，安慰病苦，以淡酒来浇浓愁，“三杯两盏淡酒”，刚入愁肠，就被凉秋的急风吹尽，剩下的还是那难以将息的病体和无法消退的愁情。正是在这急风消淡酒，病体苦愁情的时候，心弦上又被外力狠重地一击，诸弦同发一声裂响，这就是：“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雁阵横空，鸣声清苦，好熟悉的节候的信使，好熟悉的哀怨的叫声，它们从北而南，正是自己当年流亡江左的方向路线，特别是丈夫在世之日，也曾以它的来去为约期，传书递意，可今天是旧友重逢，再写信也传无递处，所余唯有极度伤心和难禁的绝望。这时李清照甚想摆脱这种粘滞的愁情，岂知她的愁情已经积于心并又化于物了，因而心志不改，愁不能销，物色不移，情不能禁。她到窗外庭院中，见满地菊花堆积，憔悴损弃，无可采取，不由得同命相怜，想菊残人惨，悲叹满地西风，零落无依。在秋风欺病体，淡酒惹浓愁，归雁叫伤心，残菊助憔悴的生活氛围里，人不堪悲苦，想教时间快一点过去，让眼前所见所闻所想所恶的一切，都消失在黑暗当中，以便在睡乡中不了了之，可是这白天向黑夜过渡的路是那么远，脚步是那样慢，“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人们习惯上都以为黑天是从远处走向窗前，然后跨进室中，李清照此时心中再别无期待了，她在窗前竟等待和迎接起那可怕的黑暗来。可就是对一切人都同等赐予的东西，也因她的特别需要而有意延缓了脚步，可是一旦迎来了黑夜，一个人又怎么能消受得了呢!果然黑天来了，还带来了另外一种更助秋愁之物——连绵的凉秋细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梧桐细雨落在窗前，给心中的最后一点“寻寻觅觅”也造成失望的收场。它使凝聚在心中的那些“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更加扩延，与那“点点滴滴”的梧桐细雨，掺杂搅拌，带着它们挨入黄昏，那时人进夜里，雨滴心头，凭经验可以料想那黑夜将会是怎样的虚空，那虚空又会是怎样的难耐?人们常以“愁”字来形容这种心境，可是对这位女作家的这种情境，如用一个“愁”字来形容，那简直是太浅薄无力了!李清照的心境已经发展到了至极的地步，再紧缩一分心弦就该崩断了;而就诗的创作来说，也到了生发至极的地步，再增加一分就不能进行诗的创造了。也许是这位女作家在至极的顶点仍在不能自已地向上“寻寻觅觅”，走向了她虽不甘愿但又不能避免的生命与诗的双重绝境。《声声慢》应被视为李清照的绝命诗篇。

洛阳牡丹记。推荐。爱诗词网。欧阳修花品序第一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仓旁薄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圆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余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红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红玉板白　　　花释名第二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其叶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四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骆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者。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一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杪深红一点，如人以手指之。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丛。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叶红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莲花萼者，多叶红花，青趺三重如莲花萼。左花者，千叶紫花，出民左氏家。叶密而齐如截，亦谓之平头紫。朱砂红者，多叶红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门氏子者，善接花以为生，买地于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阳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叶甚鲜，向日视之如猩血。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丛中旁必生一大枝，引叶覆其上。其开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阳人家亦少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中已无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谓之转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今有之。多叶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万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风俗记第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其分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作于宋景祐元年(1034)，全文分三部分：《花品序第一》、《花释名第二》、《风俗记第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牡丹属毛莨科，落叶小灌木，高一至一点五米。二回三出复叶，小叶常有三至五裂，初夏开花。花大型单生，有红、白或紫色，极为美丽。雄蕊甚多，雌蕊生于肉质花盘上，密布细毛。牡丹久经栽培，是著名的观赏植物。今山东曹县等地仍有大量种植。牡丹根、皮可入药，称为“丹皮”。丹皮性微寒苦辛，有凉血清热、散瘀抑菌功效。《洛阳牡丹记》正是以精练简明的文笔详细叙述了牡丹各类品种的特色、得名的由来，洛阳观赏牡丹的风俗及牡丹的栽培技术。本文是一篇笔记文，但又不同于宋代笔记文体中的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小说笔记，它偏重于记事。前者多以旧闻、故事、诗论、文评、志怪为主要内容，而后者类似商业发达、都市繁荣后出现的风俗笔记。所不同的是本文属记事考辨间杂、二者并重的笔记文。全文分三部分，结构明了，层次清晰，相互既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能分来独立成篇。唐代开元(713-741)中，牡丹盛于长安。到了宋代，以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当时其它花种都需称其本名，惟有牡丹可直呼为“花”。在第一部分《花品序第一》中，作者名为写“花品”，且列举了当时“特著者”二十四种，实则却运用了考、辨、记、述的笔法，告诉人们为什么牡丹“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虽“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然而各地的优秀品种，只有植于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越之花”可说是远罕新奇，可越人也不敢自誉，因为“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各地的著名品种都“不能独立与洛花敌”。洛阳人能毫不怜惜地把“黄芍药”之类称为“果子花”，况且“果子花”并不比它地的上等品逊色。第一自然段考、述味道十足，但是笔法讲究，不重虚美，事信言文，足见洛阳人对洛阳牡丹的自信、自豪与“爱重”。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洛阳是“古善地”，居天地之中，花木得了中和之气，与它地不同，所以牡丹特别美盛。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第一部分以近三分之一的笔墨辩驳了“得中和之气”的观点。他认为洛阳仅是周王朝国土的四方之中，并非天地之中，天地阴阳之和也不能为洛阳所独擅。洛阳牡丹所以美盛，并不如人们所言，是因为“中气之和”，而完全是“幸于人焉”。是由于人们长期精心培育，才使得洛阳牡丹成为“天下真花”的。在写牡丹名前，作者又以含蓄委婉口气说，他居洛阳“四见春”，皆因游历、悼亡、解官而去，错过了牡丹极盛之际，但凭他一斑之见，洛阳牡丹就已经“不胜其丽”了。言外之意是说，更何况极盛之际，洛阳牡丹其美、其异简直不可名状了。牡丹美艳可贵，富丽堂皇，古人称之为花王。唐中书舍人李正封有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于是牡丹又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宋代，牡丹成了洛阳城中普遍种植的名花。据作者在西京留守兼河南府尹钱惟演处所见，当时记录的牡丹品种已达九十有余，许多品种流传至今。在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中，作者首先详细记述了二十五个“特著者”得名的由来。有的以氏以州命名，有的以地以色命名，还有的则是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而“旌其所异”的。同时作者一方面考述了部分“特著”培育者的家世，一方面又极细致地描绘了二十五个品种的花色、形状及“其美且异”，并对各色品种逐一加以评赏;语言形象入微，读来生动可感。牡丹是我国的特产，又名鹿韭、鼠枯、百两金、木芍药等。芍药分草芍药与木芍药两种。唐以后开始以木芍药称为牡丹。第二部分的最后，作者以考的方式记述了“牡丹”一名及洛阳牡丹的由来：上古并无“牡丹”之名，最早是以药名载入《本草》的。作为花草而言，算不得上品。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虽也兴盛，但还没有各类品种的名称。洛阳牡丹自古以来从未有现在这样繁盛，要么为什么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善咏花草之流没把各色品种“形于篇咏”呢?尽管刘禹锡(字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也不过说“一丛千万朵”而已，并没有言及各个名品和它们的美艳独特。可以想见，洛阳牡丹的美丽繁富，是洛阳人辛勤培育的结果。牡丹在唐代是比较名贵的花木。唐李肇的《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唐代很多诗人将牡丹写入篇什，如刘禹锡：“径前芍药妖无格，池上浮渠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们除了歌咏牡丹之美及描述赏花盛况外，还多对权贵争赏牡丹的奢靡铺张进行了讽刺。如白居易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李贺的“莲枝未长秦蘅老，走马驮金春草”等。唐代尚且如此，更何况“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的宋代呢?第三部分《风俗记第三》，作者寥寥数笔描述了洛阳的“好花”之俗，虽然着墨不多，人们仍能想见当时赏花的盛况：士庶无异，贫贱不分，张幄帟，列市肆，笙管齐鸣，人山人海，“至落花乃罢”。作者没象白、李二人那样讽刺权贵赏花的奢侈，却也不乏针砭之词：进御牡丹定使之“马上不动摇”，且“以蜡封蒂，乃落日不落”;权贵们求其接头者，“门园子”则“以汤中蘸杀与之”。写得并不直白，而其锋芒甚明。最后，欧阳修以简练的笔墨着重介绍了牡丹的栽培技术：“接花之法”、“种花之法”、“浇花之法”、“养花之法”、“医花之法”以及“花之忌”。文字翔实细致。层次清晰明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园艺成就。通观此文，给人的感觉是：洛阳人真善养花、赏花、好花、重花，难怪洛阳牡丹后来居上，美不胜收，天下第一呢!欧阳修在庆历二年(1042)还作有《洛阳牡丹图》一诗，说：“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看来洛阳牡丹的品类是日益繁富美艳了。《洛阳牡丹记》与欧阳修总的文风一样，写得平易自然，尚明尚简，语言形象、生动、明快。与作者比较轻视对具体事物的细节描写所不同的是，《花释名第二》中却不乏对牡丹的详尽描摹。本文结构虽然简单，却十分严谨。三个小标题既是每一部分的主题，又是大标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结构及文体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南宋陆游有《天彭牡丹谱》传世，记载了蜀地牡丹七十余种，文章的结构即仿效《洛阳牡丹记》撰写。

有心栽花花不开。推荐。爱诗词网。谓有意做成的事情反而没做成，无心促成的事反而意外地成功了。此语源自这样一个故事：　元朝有个叫魏鹏的官宦之子，自幼在浙江与贾家女儿娉娉订了婚，父亲死后举家回到襄阳家乡，音讯遂绝。魏鹏长至18岁，聪明好学，熟读经史，不料屡次考试不取，心中郁闷。母亲恐其成疾，遣其去浙江，一则访师问友，二则开豁心胸，三则找贾家议定婚期。那贾家只有老夫人和女儿在家，听说魏鹏到来十分欢喜，款待也十分周到，只是不提起婚姻之事。娉娉有西子之容、倾城之色，对魏鹏眉来眼去极有好感，二人诗词奉和，情意日深，遂山盟海誓成了眷属。从此无夕不欢，往来频数，只瞒了贾老夫人。不期光阴易过，夏暑将去，家中来信催魏鹏回去参加秋试。魏鹏无奈，与小姐絮絮叨叨洒泪而别。回家已将至入试之时，魏鹏仓促应试，随手去写，答卷平平。谁知偏偏那试官昏了眼，只顾圈圈点点起来，竟然高中了，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待得廷试，虽母亲逼他赴京应试，但魏鹏仍一心想念娉娉，又怎么能静心写出好文章来?不想试官说他文字稳当，不犯忌讳，是平正举业之文，双中在甲榜，派为江浙儒学副提举。魏鹏甚是得意，匆匆赶往钱塘，去拜见贾老夫人，从容议及婚事。谁知贾老夫人只此一女，时刻不见尚且思念，若嫁他乡，誓死不允。然而，就在此时，魏鹏忽闻母亲病逝，只得回去奔丧。这番生离，娉娉几番哭得死去活来，终日饮恨染成一病，竟一命呜呼。魏鹏得此凶信，悲痛万分，伏地哭曰：“你为我而死，我何忍相负?惟终身不娶，以慰芳魂。”后人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谚比喻一心谋求的事不能成功，随意办的事却意外地获得好结果。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阳曲傅先生事略。推荐。爱诗词网。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寻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啬庐。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先生六岁，啖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饭。少读书，上口数过，即成诵。顾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提学袁公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故奄党也，先生约其同学曹公良直等，诣匦使三上书讼之，不得达，乃伏阙陈情。时抚军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为作传，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贻之书曰：“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辅宜兴及骆锦衣养性，直声大震。先生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抚晋，时寇已亟，讲学于三立书院，亦及军政、军器之属。先生往听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先生得书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而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平定张际者，亦遗民也，以不谨得疾死。先生抚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妇人，以求必死者有几人哉。呜呼，张生!是与沙场之痛等也。”又自叹曰：“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员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于是复学颜太师。”因语人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寿髦，能养志，每日樵于山中，置书担上，休担则取书读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访先生，既见，问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负薪而归者，先生呼曰：“孺子来前肃客。”吏部颇惊。抵暮，先生令伴客寝，则与叙中州之文献，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尽答也。诘朝，谢先生曰：“吾其惭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自称曰小蘖禅。或出游，眉与子共挽车，暮宿逆旅，仍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始行，否则予杖。故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尝批欧公《集古录》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荐。时，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豫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曰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黄冠殓。著述之仅传者，曰《霜红龛集》十二卷，眉之诗亦附焉。眉诗名《我诗集》。同邑人张君刻之宜兴。先生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奇如此。惟顾亭林之称先生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静修自屈者。其文当不为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未免为江南之文尔。这篇文章见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六“状略”类。“事略”，亦即“行状”，又称“行述”、“行略”，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所谓“行状”，指一个人的德行状貌。其人死后，他的亲属或门生故旧，便本着“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的要求记其一生主要事迹，送呈礼官或史官，以供议定谥号或采择立传之用。唐、宋以后，“行状”的用途已经不限于此，而大半属于请人代撰墓铭碑表以前准备的原始资料。本文结语处说“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可见全祖望的这篇文章是为史官立传而写的。今查《清史稿》卷五○一有《傅山传》，略同本文，正说明当年“史馆”诸公确实采用了这篇《事略》。“阳曲傅先生”指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他生当明末清初，深怀民族意识，志在前明，不甘臣服于清。入清后四十年，行为放诞，雌伏不出。当时的学者顾炎武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亭林文集·文师》)全祖望则认为，顾炎武的话只是说出了“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傅山的“真性”盖在于“时时怀翟义之志”(卓尔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小传语)。按《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子翟义，为东郡太守，王莽称帝，起兵讨莽，兵败被杀。傅山之于明清之际，犹翟义之于两汉之间，两人行事有所不同，但其心情则毫无二致。这是全祖望要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同时也披露了这篇《事略》的主题。如果抹去作者为傅山涂饰的神秘色彩与灵光，可以说本文写主人公的民族气节主要讲了六件事，在明有三件，入清后也有三件。傅山生当明季末叶，社会凋敝已极，以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作者写这个时期的傅山，一方面“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一方面也“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圆通应世)”。先是想慷慨济世，不得已乃淡泊守志，这是傅山一生的行迹大略，而其前半生则以“济世”为主导方面。傅山的“济世”思想，具体表现为嫉恶如仇。他得知山西提学袁继咸遭到巡按孙振的诬陷，便联络同学曹良直等多次上书申冤，直至冤情昭雪。在傅山看来，这是与“阉党”(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余孽进行的殊死斗争，决不可退让。后来曹良直任兵科给事中，专司规谏、稽查之事，傅山写信要他直言敢谏，不避“天下第一等事”，于是曹良直疏劾首辅周延儒十大罪状、锦衣卫骆养性非君当死，天下为之震动。曹良直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傅山在思想上有一致处，而且是与傅山的直接激励分不开的。傅山在明亡以前还有一件事耿耿于心，就是平定所谓“时寇”(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蔡懋德巡抚山西，在三立书院开讲军政、军器之学。傅山欣然前往所课，但事后感慨系之地说：“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迳斥其纸上谈兵，不切时用。后来李自成攻占太原，蔡懋德自缢而死，这也证明了傅山的先见之明。当然，在对待明末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体现出傅山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入清后守贫不仕的民族气节，不也正是出于这种忠于明室始终不渝的思想吗?甲申(1644年)之变，是傅山一生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积极用世变为消极出世。傅山的消极出世，无疑意味着对清王朝的示威与反抗，全祖望秉笔直书恐亦有所顾虑，所以甲申年傅山变服黄冠朱衣，居土穴，竟托言于在天帝赐命。“天命不可违”，傅山可以借此放浪形骸，全祖望也可以就此放笔写开去。值得注意的是，写傅山的土穴生活，作用亦自生出波澜，于起伏中精心刻画傅山的“真性”所在。甲申入居土穴后的二十年间，南方的晚明政权还在抵抗，傅山的心境亦难得平静。袁继咸被降清叛将俘送燕邸，傅山痛失知己之余愈发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仇恨。等到顺治十一年(1654)，因事受牵连被逮捕下狱时，傅山表现得异常坚定，“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由抗辩而至于绝食，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决心啊。幸被门生解救出狱，仍然“咤恨”不已，以为与其受悔而生不如速死。由此可知，傅山虽然形同黄冠，却依然壮怀激烈。用全祖望的话说，即是“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仰视天、俯画地”的典故来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和灌夫，进谗言说：“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按《史记》张宴注认为，“视天”是“占三光(日、月、星)”，“画地”是“知分野所在”，意谓从星象判气运，时刻准备造反。我们前已谈到，全祖望博通经史，极擅长运用古典来抒发今情。这里只是说“仰视天、俯画地”，于字面上无丝毫违碍处，而其背后却蕴含着“腹诽而心谤，辟倪(睥倪)两宫(指朝廷)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的深意，以此点醒傅山蔑视清王朝未尝一日忘怀前明的心境。“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这一段以下写傅山晚年生活情景。清朝统治巩固以后，傅山情知无能为力，惟有诗酒风流放诞不羁而已。但他即使形似黄冠，仍不能心如古井，不时还会发泄出郁积的愤懑。他的朋友张际大抵和他处境相同，竟沉湎于醇酒和妇人，以求必死。张际死后，傅山抚尸大哭，谓“是与沙场之痛等”，完完全全是一种明朝遗民的立场。当他回顾自己眼前的作为时，也不禁慨叹：“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就是说，他并不甘心老于笔砚诵读之间，曾梦想跃马横枪，为国家洒尽碧血。所以，有人问傅山治学倾向于宋儒何人，他回答说：“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同甫”即陈亮，南渡后，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陈亮治学不尚微言高论，务建事功实绩。傅山晚年依然倾心陈亮的为人，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矢志不移。《事略》写傅山晚年遭际，最著墨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北京之行，这一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宿。给事中李宗孔荐举已七十四岁的傅山。傅山初时称病卧床，但被强行抬着上路。行至距京城三十里处，便死也不肯入城。公卿前来拜候，傅山踞傲卧床不迎送。朝廷特诏免试，加中书舍人，许其还山，行前又挟持入谢。一见午门，忆及前朝，痛极泪下，仆地不起。第二天，急急出城还家。对于这一段经历，傅山良多忌讳，惟恐后人把他与元朝的刘因相比。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命，问其缘故，道是：“不如此，道不尊。”刘因辞官是为“道”摆架子，傅山辞荐是为民族争气节，二人行迹相似而本质不同。傅山说如果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他就是死不瞑目了。作者详细记述此行细节，再三强调傅山的决绝态度，一切都是为了表彰明朝遗民的忠义节操。全祖望文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碑传墓表，号称是《明史》的补充，其实是有意识地表彰明季忠义，歌颂民族气节。他的表彰范围不仅限于抗清领袖，而且广及山林隐逸。这里所选的《张公神道碑铭》和《阳曲傅先生事略》，正可以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全祖望的这类文章对晚清的部分革命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就是对普通的读书人也有扶植正气的鼓励作用。如李慈铭说：“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谢山尤关乡邦文献，其文多言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及《刘蕺山集》、谢山此集耳。”(《越缦堂读书记》)

东望都门信马归。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出处】唐·白居易《长恨歌》【翻译】君臣相顾泪成行，沿着京城的方向信马由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