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家傲李清照

齐威王烹阿大夫。推荐。爱诗词网。(节自《田敬仲完世家》)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①,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②,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③:“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者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④,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⑤。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译文】齐威王自从即位以来,国家很不安定,国家政事都委任给公卿大夫去办。九年之中,诸侯不断来攻打,因而国内百姓不得安宁。于是,齐威王召见即墨地方的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职,诋毁你的言语,我天天都能听到。然而我派人视察即墨,那里的田野开垦出来了,百姓们都能够自给;官吏对政事都很勤恳,没有公案堆积。齐的东方很安宁。这是因为你不来拉拢、恭维我的左右近臣,以求名誉之故。”威王便封即墨大夫以万家的俸禄。威王又召见阿地的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受命守阿,赞扬你的言语我天天都听到。然而,我派使者去察看阿,那里的田野荒芜,未开垦,民众很贫苦。这之前,赵国攻打我们的甄邑,你未能出兵救援;卫国夺取了薛陵,你还假装不知道。是你用了大量钱币笼络我的左右近臣,让他们在我面前为你说好话,以求得荣誉罢了。”当天就将阿大夫烹死了,还将威王近臣之中那些常替阿大夫说好话的人都一起烹了。之后,即刻出兵向西攻击赵国、卫国。又在浊泽打败魏国,并将魏惠王围住,惠王被迫请求献上观的地方给齐国,以便求得和解。赵国将长城归还了齐国。于是,齐国的人都很震惧,个个都不敢掩盖、隐瞒坏人坏事,都实事求是地说话、行事。这样一来,齐国大治。各国诸侯闻听此事,不敢对齐国用兵长达二十多年。【鉴赏】这是一则倡扬实事求是,惩庸奖勤的故事。本文所记较为简略,其它古籍所记较为详实。说的是:战国时候,齐威王刚即位时,国内不稳定。后用邹忌为相,励精图治,富国强兵。邹忌忠于职守,常常了解全国邑守“谁贤谁不肖”,以便向君王报告。同朝之人,众口皆赞阿大夫,贬责即墨大夫。齐威王听到汇报后,没有进行奖罚,而是调查研究,多次问左右亲信,回答与邹忌的报告大略相同。齐威王还嫌不够,又悄悄派人去阿邑和即墨两地进行调查。结果,真相大白。即墨之地,田野开辟,人民富饶,官吏勤政,无积案拖办,齐国的东方边境非常安宁。而阿邑之地,田野荒芜,人民冻馁,并且昔日赵兵攻甄,也不去救;卫取薛陵,也假装不知。齐威王得知了“贤”、“恶”,与左右汇报的情况完全相反。于是,他对即墨大夫那种“专意治邑”,全心全意为百姓办事,不慕虚名,不肯阿谀奉承,以致蒙受诽谤,遭到诬陷的崇高品质,给予了极高的赞扬,进行“封赏”,并赞曰:“子诚贤令!”另一方面,对阿大夫那种以重金贿赂齐威王左右近臣,以求美誉的恶劣作风,进行强烈的谴责,下令“烹杀”了阿大夫。而且,还“择其平日尤所亲信者十余人,次第烹之。”理由是这些人是君王的耳目,却“私受贿赂,颠倒是非”,说假话,欺骗君王。从此,齐国上下官吏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国内大治,诸侯畏服,正气上升,成就了一时的“霸业”。“烹阿”、“封即墨”的故事揭示了一条真理:只有求“真”打假,人民才能团结,生产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民族才能振兴。作为像齐威王那样的高高在上者,不要偏听偏信,要兼听则明,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反对说假话;作为下级官吏来说,要像即墨大夫那样,光明磊落,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讲“真”不搞假。这样,上下齐心,是非清,赏罚明,正气升,邪气除,国强民富,事业兴旺。本文虽记述嫌略,但已体现出这一事件的基本精神,自古至今尤其对我们当今吏治仍有不小的警示意义。

长河渐落晓星沉。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出处】唐·李商隐《嫦娥》。【译注】室内，残烛的光亮渐渐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阴影，越发令人感到清冷。室外，银河逐渐西移垂地，寥落的晨星无言地陪伴着一轮孤月，也陪伴着永夜不寐的主人公。诗人借助环境氛围的渲染，表现了主人公孤清凄冷和不堪忍受寂寞包围的意绪。【全诗】《嫦娥》.[唐].李商隐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注释】1.云母：一种柔韧富于弹性的矿物，晶体透明，有类似珍珠的光泽。古代以其薄片装饰屏风、门扉等。烛影深：谓蜡烛越烧越短，幽暗的光影愈来愈大，暗示夜已很深。长河指银河。渐落：渐没，指银河向西移动，逐渐消失。2.嫦娥：古代神话中后羿的妻子，即传说中的月仙子。碧海青天：谓明月晚间从碧海升起，历青天而复入碧海。【全诗赏析】这是一首寄寓诗，幽美、窈渺而多义。或云悼亡，或云伤己之不遇，或云摹写女道士不能求偶的孤寂苦闷等等，此诗虽内涵多义，而无论其喻指对象为谁，也应该是一位与嫦娥生活处境类似的人物。前二句描绘主人公生活的环境和永夜不寐的情景。上句写室内，烛光黯淡，云母屏风上笼罩着一层深深的暗影，显得空寂清冷，她永夜独坐，内心能不感到黯淡孤寂?此句用冷屏残烛烘托其心境，尤为贴切。一个“深”字，更是道出了独坐之久，追忆之深。下句写室外，横空天河，渐渐西垂，将要消失;晓天的晨星，也慢慢隐没坠沉。此句用河落星沉暗示主人公永夜不眠，“渐”字状其时间流逝，“沉”字拟其低垂，既渲染了凄清的氛围，也暗合其情怀的凄冷和心情的沉重。后二句写主人公面对一轮孤月的遐想。仰望明月，联想孤寂清冷的嫦娥，年年幽居月宫，夜夜面对无垠的碧海青天，无法排遣孤独郁闷之情，能不深深后悔偷吃不死之药吗?这里写嫦娥的处境心情也就是写主人公的处境心情，二者互为映衬，情味更为浓郁。此诗含蓄蕴藉，寄托深远，情调幽美。诗人在黑暗现实的困境中，为了在精神上摆脱世间尘俗，追求高洁的境界，往往使自己陷于孤独的境地，不正是和月中嫦娥、入道女冠的处境心情类似么?无论是诗人抒发不得志的幽怨，还是写孀独女冠的孤凄，都与嫦娥高洁而孤寂的情景是灵犀相通的。诗中浓重的感伤之美最能引发清高文士的共鸣。此诗将嫦娥、女冠和诗人自己塑造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技巧高妙，唯李商隐能之。

白马湖之冬。推荐。爱诗词网。夏丏尊《白马湖之冬》原文《白马湖之冬》这篇写景抒情散文，是夏丏尊先生的名篇。文中所写的白马湖，在浙江上虞县境内，是著名的春晖中学的所在地。1922年教育家经亨颐在白马湖畔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以“与时俱进”为校训，吸引了不少文化名人前来执教，夏丏尊、朱自清因此成为同事，蔡元培、俞平伯、叶圣陶等也先后应邀在此讲学或考察指导，使得这所位于乡村的中学竟获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而白马湖也益发成了一块风水宝地。正如俞平伯所描述的：“春晖校址殊佳，四山拥翠，曲水环之。村居绝少，只十数家。”夏丏尊的住处“平屋”与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便相依在春晖园外不远处。《白马湖之冬》则是夏丏尊迁居上海后，对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时的深情回顾。作者写白马湖的冬天，着眼于一个“风”字，因为在作者看来，“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有重要的因素”;再者，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于是作者主要抓住白马湖的风来写冬天。首先是那里的风多，“差不多日日有的”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那是日夜狂吼，一般要到数天才止。其后，作者又着眼于白马湖的风之大：“呼呼作响，好像虎吼”，除了用这种表示声音的词语生动地表现风的强劲外，作者又通过人的感受、反应，传神地写出风的刺骨、凛冽，“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因而全家人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这些描写使无形的风，有了形象，有了声势，白马湖冬天的特征也就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运用烘托的手法，写白马湖的人烟稀少，山脚下只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又写山野荒凉，“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这便使得严冬里的景物更是苍茫，“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作者描绘并渲染了白马湖的整体环境和氛围，更烘托出当时当地“风”的凄厉与强劲，从而使白马湖之冬的意味更浓了。关于这一切，作者又写得如叙家常，娓娓道来，朴实无华而又极为醇厚。作者匠心独运，偏偏选择一年之中最萧索乏味，甚至有点凄厉可怕的白马湖的冬天来写景抒情，不仅角度新奇，并且作者又在其中领略和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情趣。虽然白马湖一到冬天，“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而且它无孔不入，即便“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它也会从椽缝中钻入。然而作者却在“松涛如吼，霜月当窗”时，“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有时“独自拨划着炉灰”，领悟到一种特别的情调，即作者所说的“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并且觉得自己犹如山水画中的人物，不由把读者带入类似“独钓寒江雪”的一种诗的境界，引人作种种幽妙的遐想。同时，又显示出作者在貌似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中感悟到人生的情味与意趣，难怪作者在移居上海后，仍在回味白马湖之冬的荒野与朔风，咀嚼那种萧瑟和寂寞，留恋其中的美感及诗意，把他对白马湖的怀念之情表现得十分真切而朴实，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处事泰然、平和达观的人生态度。

瓯北诗话。推荐。爱诗词网。《瓯北诗话》本书为清代赵翼(号瓯北)所撰的诗话，12卷。前10卷评论唐、宋、元、明、清10家，计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二卷(附年谱)，元好问、高启合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后2卷是续诗话，论韦应物、杜牧、王安石、黄庭坚诸人诗及诗格诗体。赵翼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他的诗论，观点极为鲜明，即反对“荣古虐今”，力主“争新”、“独创”。他的论诗绝句：“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这与另几首都表现了一定的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再就本书的体制看，把他同一朝代的吴伟业、查慎行与李、杜相提并论，这是相当胆大的，与崇尚汉唐、“劝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复古派迥然不同。他评诗，内容与形式并重，要这两方面都能创新才能成家。他既反对一味摹倣古人，认为这不过是“拾人牙后”、“抱柱守株”的“优孟”而已;同时也反对那些只在词句上“争难斗险、使人骇目”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元、白的诗触景生情，用眼前语、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因而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也批评了那些把黄庭坚捧在苏轼之上，以及说苏轼超过陆游的人，因为陆游的诗具有丰富的爱国内容，而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写诗往往回避现实。苏、黄的优劣表现在写作方法上，苏随物赋形、信笔挥洒的熟练技巧，较之黄庭坚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是略胜一筹的。他批评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可说是一针见血的高论。但作者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封建糟粕，有待于读者的扬弃。霍松林、胡主佑根据寿考堂、湛贻堂等《瓯北全集》本作了校点，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1981年再版。

浣溪沙 欧阳修。推荐。爱诗词网。《浣溪沙》·欧阳修欧阳修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这首词是描写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的春景，也微露了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苦恼心情。词的上片，描写颍州西湖，画船荡漾，游人如织。“堤上游人逐画船”，只用一个“逐”字，生动地描写出了游人熙攘、热闹非凡的情景。“拍堤春水四垂天”，写出了春波荡漾、水天一色的美丽图景。“绿杨楼外出秋千”，他又用绿杨湖畔的美人正在玩弄秋千，作为西湖的陪衬，更显出了西湖的妩媚，这“出”字用得极妙。下片，写欧阳修自己游西湖的情景，首句用自我调侃的语气：“白发戴花君莫笑”，老年人插花，表现了欧阳修的乐而忘形，其实这个“乐”是苦中作乐。“六么催拍盏频传”，“六么”，曲调名;“拍”，节拍。这是说，在船上急管繁弦，频频举杯。结句“人生何处似尊前”，字里行间，道出了宦海浮沉、政治苦闷的心态。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