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生抱柱

闺门秘术阅读。推荐。爱诗词网。闺门秘术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闺门秘术》扉页书影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闺门秘术》正文书影清代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一名《闺门秘术剑仙传》。四卷五十回。不题撰人。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沪上书局石印本,藏国家图书馆;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藏上海图书馆。1994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馆藏足本明清小说系列”排印本。唐朝山西大同府人华童,乃相门之后。妻子王氏,生三子二女。长子兆璧,次子兆琨,三子兆瑗,皆天资聪敏,在家读书。因安禄山起兵造反,华童携妻带儿女外逃。先逃到守坟仆人陶五兄弟陶发处住下。次日租下当地员外汤德元空屋,安顿家眷。汤德元疏财仗义,与华童结为挚友。华童为谋生计,赁室开门授徒,不上几日学生济济一堂,桃李盈门。汤德元二子汤俊、汤杰异常聪明顽皮,在三春庙会上将一卖荸荠的老者打伤,华童感愧,加上一路风寒而病势沉重,昏迷不醒。眼看医治无效,兆璧焚香祷告,割股煎药,华童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日见康复。后兆璧、春姑兄妹割股救母。汤德元闻兆璧孝道,极为赞叹,欲招为女婿,华童开始踌躇,后终与汤家成亲眷。隔年贼败,正值岁试之年,汤德元代兆璧、兆琨报名应考,同时资助一贫寒秀才李大椿应试。三人连考四场,终场发榜:兆璧第一,李大椿第二,兆琨第三。三人谒见县主,县主夏国华见璧、琨一表人材,欲将女儿瑶云配琨。华童不愿与做官人家攀亲而拒婚。李大椿母病,华家兄弟发轿将李母接到华家照料。三人复经府试,大椿第一,兆璧第二,兆琨第三。夏国华又请知府保媒,华童虽承允,但须俟岁考后,兆琨中榜方可行聘。几日后学宪按临,三人俱高取入榜,仍是兆璧第一。汤德元带三人荣归,府县馈赠银物,全镇上门贺喜,惊动了窃贼三眼虎,他深夜潜入华府盗银,华童惊醒,绊倒在地,一病呜呼。夏国华之子均祥是势利小人,对妹亲事极为不满。正值吏部天官叶槐之子开泰丧妻尚未续弦,叫篾骗王活嘴说媒续娶以图后嗣。夏均祥贪利附势,自作主张将妹瑶云许之。夏国华得知将不肖之子痛骂一顿。华夫人闻之退银还婢,以针黹度日甘愿清贫。瑶云遣婢庆喜买通陶五,暗中以好价买华家针线。均祥之仆童狗儿见庆喜给公子送衣,顿起邪念,抱住欲奸。庆喜用缓兵之计反使狗儿受冻吃苦,狗儿暗恨在心,反诬庆喜盗银叫奸夫陶五带走。均祥鞭打庆喜,国华大怒,夺鞭痛打均祥,再次赠银济助华家,并坚拒叶家婚事。叶开泰以父势压人,要知府万钧托媒,万钧告知国华,国华回家见均祥得意忘形,举手就打,气恼成病,不日亡故,均祥悔之不及。新任县官洪鹏程乃钻营谄媚之小人,又是叶槐门生,自然要促成叶开泰婚事。均祥附炎趋势,一口答应。洪鹏程买通监内大盗诬陷璧、琨是同谋,主谋是汤德元。用大刑逼供,兆璧屈打成招,兆琨严词痛骂,宁死不招。洪将兄弟二人收监,复将汤德元拘捕。洪鹏程命禁卒李春用金钩将汤治死,李春曾受恩于夏家,又受陶发之托,叫汤德元服下闭气丹装死,骗过赃官。汤死里逃生,就隐名逃往外乡。叶开泰请洪县令作媒,均祥将华、汤三人案情哄骗母亲,赵夫人知兆琨永远监禁,遂接受叶家聘金,瑶云急得口吐鲜血。庆喜定计主婢女扮男装,在迎娶之前出逃。谁料半路上了贼船,银饰被劫,主婢被强盗捆绑抛入江中。因瑶云身上有避水宝珠,乃叶家聘送之物,故二人未被淹死。又遇渔翁白长年夫妇,救回白渔村暂住。白渔村乃九门提督包清义故籍,渔翁的儿子媳妇在包府为仆,瑶云露出女身,以实情相告。包清义为官清廉,铁面无私,有“赛龙图”美称。生有一子一女,包小姐将瑶云接入包府相伴,瑶云诉说华、汤两家遭难,求包大人伸冤。叶开泰良辰迎不来新人,甚为恼火,逼均祥交人,新任刘知府只得将均祥看押起来。王活嘴编造谎言,叶开泰要夏均祥退回聘礼,见避水珠无影踪,刘知府将均祥问罪收监。秋闱将临,汤夫人资助李大椿赴省城应试,得中解元。主考王国钧乃吏部尚书,见大椿渊博宏通,必成大器,就提携入京参加春闱。包清义为主考,李大椿一鸣惊人,得中状元。榜眼、探花亦是大同府人,一时传为佳话。李大椿将叶槐之子仗势欺人,华、汤两家蒙冤遭难之事向包大人细述一遍。包大人怒纳,正值御史黄如永奏劾叶槐纵子恶行,圣上询问三鼎甲,情况如实,龙颜大怒,传旨包清义前往查办。李大椿衣锦荣归,奉旨以副钦差随包同行。县令洪鹏程、知府刘用宾慌了手脚,向李老太送银被拒。包清义奉旨查办此案,将均祥押上公堂,均祥吓得魂不附体,供出王活嘴、洪鹏程陷害华家兄弟的实情。包公查实案情,当堂释放兆璧、兆琨,奏请圣上将叶槐革职,叶开泰充军三千里;王活嘴刁唆犯法、买盗扳人拟斩监候;夏均祥嫌贫爱富,从轻发往军营效力。华氏兄弟无辜受辱,赏银抚恤。夏国华开复原官,洪鹏程、刘用宾纵容权贵,一并革职;汤德元赏银五十两。汤将次女与李大椿为妻,李老夫人授了诰封。众人夸夏瑶云为女中丈夫,兆琨心中十分喜悦。山东龙泉山强人英雄豹招兵买马,打家劫舍,谋逆造反,包清义接旨挂帅征剿。包留下李大椿随营效力,助办机宜。包公命先锋王龙擒贼,王龙中奸计反遭贼擒。后兆璧亦中状元,兆琨中探花,汤德元长子汤俊中武状元,汤杰中武侍卫,大同府人材辈出,传为奇谈。适时包公军情告急,璧、琨、俊、杰四人奉旨星夜驰援,众人会齐,汤俊一马当先,将叛贼锤杀。得胜回朝,皆有封赏。兆琨与瑶云亦夫妻团圆,各家男女皆孝顺父母,夫妇和谐,子孙昌盛,传为佳话。

一个冬天的童话。推荐。爱诗词网。作者简介遇罗锦(1946—),北京市人。1961年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1966年文革开始,因日记和其兄遇罗克事受牵连,被拘留,后被判到河北茶淀站清河劳动教养三年。1969年结束劳动教养后分配到河北临西县一小村插队落户。1970年迁至北大荒落户,并在那里与当地一知青结婚。1979年遇罗克被平反昭雪,随后返回北京。作品主要有《一个冬天的童话》及姊妹篇《乾坤特重我头轻》。《一个冬天的童话》最早发表于《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先后被译为德、日、英、法四国文字介绍到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的作品以朴实无华的笔触、真实强烈的感情讲述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悲惨的故事,是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之一。今天看来,她的作品有时感情宣泄太直接,缺乏艺术的表达,文字也尚显粗糙,缺乏雕琢。内容概要文革像一场灾难突然降临,空气十分紧张。哥哥罗克把他的一本舍不得烧的日记交给我保管,我却把它丢了。接着,家被抄了,哥哥被押到工厂,母亲被剃光了头也被关押在厂里。我和两个弟弟无家可归。日记惹了祸,我也被拘留,判3年劳动教养。劳教的生活是灭绝人性的艰辛:在一块没有人烟的土地上,13个劳教人员每天都要进行强度很大的劳作,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每一个人都在互相盯梢、猜忌、打小报告,日记是没法记了。一个1957年的右派因为把日记藏在被子里被发现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我把日记藏在炕洞里才幸免于难。就这样胆战心惊地捱过了一个又一个单调而又痛苦的日子。所幸哥哥罗克的来信给我慰藉和力量,赖以支撑着度过了3年的劳教生活。3年后我劳教期满回家探亲,一家人相见,恍若隔世。哥哥罗克还被关着,将受到公审。我们一家人都十分担心哥哥的安危。街道的小警察又故意刁难,春节前要赶我和两个弟弟离京,被分到河北临西县的一个小村里插队落户。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离京,身上又没钱买票,只好扒车。我所到的那个村庄是河北的一个穷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三分钱,劳动也很艰苦。因为穷,村里有许多光棍。我到后,村里有很多人来给我提亲。这使我想起了在工艺美术学校时的一场夭折了的爱情。刚入学,我就对同班的一个男生产生了好感,但是那个男生却似乎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从来不理我。他与全班的其他女生说话,却从不跟我说话。这使我暗暗认定他是喜欢我的,但只是不敢表露而已。这样过了四年,快毕业了,我终于忍耐不住,主动给那位男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几天以后,我收到回信,信中表示父母已认可,愿意与我恋爱。于是两个人埋在心里的种子终于在四年后发了芽,并且论及了婚嫁。可是,正当我们憧憬着未来、憧憬着新生活的时候,文革开始了,那男生家里也是大资本家,很快地,就与我失去了联系……过了不久,哥哥罗克被枪决的消息传来了犹若晴天霹雳。这使我万念俱灰。现在,我想得更多的不是有爱情的婚姻,而是有一个窝,一个立足点,把父母兄弟都接出来落户。要生存,物质第一,精神第二,马克思如是说。我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落户点,经过母亲的一位邻居介绍,他的儿子赵国志在北大荒,那里很富裕,一天的工分值一块多,我决心只身去闯关东。我变卖了母亲给我的一条新裤子和其他一些杂物,带着出卖自己屈辱的钱只身去闯关东。但是要在北大荒落户的代价是必须在当地结婚。在举目无亲的土地上,我只好选择了赵国志,而赵国志也向我求婚了。这样,我终于把户口落在了东北,而且也把父亲与两个兄弟的户口迁到了东北。而母亲还在工作只好留在北京。我嫁给赵国志只是为了能在东北落户,并不爱赵国志。在新婚之夜,赵国志粗暴地凌辱了我,我只好抽剪刀以自卫,并从此洁身自守。谁料到只几分钟的肉体的接触却给我带来了一个耻辱的新生命。十月怀胎的艰辛与母爱的复苏又使我继续与赵国志一起生活。同时两人白手起家也是很不易的,即使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也认了,不愿再打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合该出事。哥哥罗克是我心中的偶像与神,偏偏有一个朋友出现了,他的出现打破了我的平静的生活。他就是维盈。他长得极像哥哥罗克。一个风雪之天,维盈和弟弟维力来拜访我,我们俩一见钟情,谈得十分投缘。他成了我倾诉心中的凄苦的好朋友。我不愿离开他。事情的发展有成三角感情之势。我有些敏感,可又以坚决维持与维盈朋友关系为由从容处之。去河上游放排的前夜,我去向维盈告别,长期压抑的感情终于奔放了出来,那一个月光之夜,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光明的月光之夜,也是一个昭示我不祥命运的月光之夜,维盈与我接吻了,维盈再也不是我的普通朋友了,我一向维持的平衡动摇了,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我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定决心,愿意舍弃自己心爱的孩子和来之不易的家而与维盈结合。赵国志抱着一线将来可能复婚的念头同意与我离婚了。可是维盈这时却退缩了。原来他的母亲坚决反对我们的结合。只是因为我已经结过婚,而且成分也不好。我对维盈很失望,也很怨恨也很想念,我失恋了。曾经有过的全部伤痛又在此时复活了,一起来折磨着我,我决心一死了之,可是哥哥的灵魂又一次拯救了我,他叫我要坚强地生活下去,要热爱生活,我带着经过一场台风袭击后恢复平静的村庄的心情又开始了漫漫的人生之旅……作品鉴赏冬天的童话,从题目上看似乎是要讲述一个在残酷的年代里发生的一个美丽的故事。待读完了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童话,至多也只是一个破灭了的童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在不正常社会中一个人一个女人所走过的轨迹,是一篇控诉自己不平遭遇的檄文,是对自己破灭的爱情之梦的奠祭书。同时,也是作者对自己死去的哥哥的怀念之作。社会的动乱,必然会使社会各组织解体、换移、重生、再组合,社会各成员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多少家破,多少人亡,多少青春被毁,多少纯洁被伤害,于是当社会甫定之后,便会有许多长歌当哭,哀悼过去的作品产生。纵观中国文学史概莫如此。伤痕文学在1979年出现也极其自然,《一个冬天的童话》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支。作者以凄凉、愤懑的强烈感情,控诉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弱女子在那个时代里的真实经历,催人泪下。哥哥罗克由于日记等事被押,受到公审,被枪决了。母亲也被关押在厂里。父亲在1957年便被打成右派,在当时也受到监督。“我”和弟弟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不久,我(罗锦)也因为日记被拘留,判了三年劳教。好容易捱过了这三年非人的劳教生活,还没来得及与家人过一个团圆年,又被赶到河北的一个小村里插队落户。爱情夭折了,哥哥也死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锦只想有一个窝,为此,她千方百计地只身闯关东,想在北大荒找个落脚点,并把家人接来,以躲是非。为此,她以与她所不爱的赵国志结婚为代价得到了这些。新婚之夜便给她带来了一个孩子,她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婚姻,与赵国志一起生活。但是维盈的出现打乱了她的生活,当她决定舍弃孩子与维盈结合时,维盈却因家庭的阻力退缩了,罗锦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她想到了死,可她还是挺了过来……文章以真情动人,这是基本常识,可文章真正饱含感情者在文坛并不多见,更多的是虚情假意,要么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要么抛开感情,以政治代之。伤痕文学之所以引起轰动效应全在一个“真”字。唯有“真”才能动人,唯有动人才有艺术生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成功也全在于一个“真”字。文章写于1974年遇罗克就义4周年前夕,在那样一个恐怖的年代里这是需要勇气的。同时,在本书的献词里作者说:“我用生命写出这些文字,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某些文艺评论上或许写着:这是她——一个女孩子的遗作。”从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文章是作者长期的压抑在瞬间爆发的结果,是感情的肆意渲泄,是金圣叹所谓“怨毒以著书”。是饱含着强烈的真实的感情的作品。文章有了真情自然很好,但并不一定就是好文章了,对情感的毫无节制的使用,便有可能导致文章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到这篇小说也有这方面的毛病:比如对哥哥的怀念,对维盈的感情在文中多次出现,给人的感觉是在说谎或者是说谎的,强烈的情感反而显得不真实了。另外,本文的可取之处还在于它的组织故事的结构方式。文章讲述了我在那个时代的长长的一段经历,有劳教,有到河北插队,有去北大荒,要从头讲起来是很费劲的,作者采用了追忆的结构方式,一开始讲罗锦与维盈的相识,罗锦向维盈讲自己过去的经历,这样,就把长长的一段浓缩于一点上了。而且,随着追忆的讲述,罗锦与维盈的感情也发展到了不能分离的境界,使故事能够接着离婚开始讲述而不突兀。这种结构方式,出现在80年代初的文坛上,还是显得颇具匠心的。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推荐。爱诗词网。坎坎①伐檀②兮,置③之河之干④兮。河水清且涟⑤漪⑥。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⑦兮?不狩不猎⑧,胡瞻尔庭有县⑨貆⑩兮?彼君子兮,不素餐B11兮!(《诗经·伐檀》)注释①坎坎:用斧子伐木的声音。②檀:乔木,可以造车。③置:放。④干:河岸。⑤涟:水面波纹。⑥猗(yī):表赞叹的语气词。⑦廛(chán):一个成年男子居住和耕种的土地。⑧狩猎:狩,大型的集体围猎;猎,单人打猎。⑨县:通“悬”。⑩貆(huán):兽名,形似小猪而肥壮。⑪素餐:白白吃饭。译文砍伐檀树声坎坎,把它放在河之岸。河水清清起波澜。不耕种来不收割,为何夺走我粮食三百担?从不见你去打猎,为何有獾子在你院中悬?你们这些老爷们,别再不劳而获吃白饭!感悟这是何种世道?锦衣玉食者不劳而获、巧取豪夺、恬不知耻;终日劳作者劳而不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劳动者们已不再沉默,他们发出愤怒的吼声。这吼声让食人者胆战心惊,让劳动者看到希望。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