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是记述佛寺建筑园林风物的著作。北魏杨衒之撰。5卷。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最早著录。此书版本有10多种,较早的如明代如隐堂刻本、吴琯《古今逸史》本等,清代有《汉魏丛书》本、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吴若准《集证》本等,现常见的有《大正藏》本、《四部备要》重印《集证》本、张宗祥《合校》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今人周祖谟有《校释》本(1963年),范祥雍有《校注》本(1958、1978年)。据刘知几《史通》卷5所叙,本书原分正文和子注,但在流传过程中,正文和子注逐渐被混淆,以致后世传本一概连写,混子注入正文。清代顾广圻仿全祖望整理《水经注》例分出子注,没有做成;吴若准与唐晏根据此说,先后试行分析,都有缺点。
杨衒之(杨或作羊,或作阳),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广弘明集》卷6说他是北平(今河北完县东南)人。书首所署作者官衔姓名是“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永安(528—530)中衔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547),余因行役,重览洛阳”。或说他做过“期城郡太守”,或说他做了“秘书监”。北魏灭亡后,当他重游洛阳时,眼见昔日“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洛阳寺院变成一片废墟,满目凄凉,不禁触景生情,对世事变迁及国家兴衰存亡发出了内心的感慨,故而撰《洛阳伽蓝记》以期后人惊觉。《广弘明集》卷6说他“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即认为他撰书用意在批评北魏王公贵族不关心民间疾苦,用掠夺所得兴建佛寺。又说他曾上书批判佛教“虚诞”,“有为徒费”,主张对佛教加以整肃。这表明本书作者的立场是反佛的。
《洛阳伽蓝记》,5卷。分别记述北魏洛阳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较大的佛寺或有代表意义的佛寺的兴建缘起,兴盛情况以及有关传说、典故。全面正面介绍的佛寺有40所,顺便提到的有45所。它们是(据范祥雍校注本):卷1,城内9所,即永宁寺、建中寺、长秋寺、瑶光寺、景乐寺、昭仪尼寺、胡统寺、修梵寺、景林寺,附见4所;卷2,城东12所,即明悬尼寺、龙华寺、璎络寺、宗圣寺、崇真寺、魏昌尼寺、石桥南景兴尼寺、庄严寺、秦太上君寺、正始寺、平等寺、景宁寺,附见14所;卷3,城南7所,即景明寺、大统寺、报德寺、龙华寺、菩提寺、高阳王寺、崇虚寺,附见10所:卷4,城西10所,即冲觉寺、宣忠寺、王典御寺、白马寺、宝光寺、法云寺、追光寺、融觉寺、大觉寺、永明寺,附见3所;卷5,城北2所,即禅虚寺、凝圆寺,附见14所。
该书以洛阳寺院为纲目,广泛涉及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习惯、人物风貌、地理沿革以及社会传闻等,不仅对研究南北朝佛教史,而且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民间风俗以及洛阳城市建置、街坊里巷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中一些生动的历史记述还可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北魏是佛教迅速繁荣发展的时期,《魏书·释老志》载任城王元澄奏文,说北魏末年洛阳城内“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佛寺,无处不有”,本书提供的具体数字为1367所,造成“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的状况。如胡太后(?-528)所立永宁寺,中有9层木塔,高90丈,上有10丈高刹,塔上有金宝瓶、承露金盘、金铎,可谓“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书中有关佛教修习的记录,反映了北魏讲经以及重视坐禅诵经的情况。总的说,前期特别注重修禅诵经,对脱离修行的造寺和讲经持批评态度(见卷2崇真寺),而末年则盛行讲经。随着佛教的普及,它的节日开始成为民众的节日。本书详细记述了4月8日佛诞节景明寺(卷3)、长秋寺(卷1)、宗圣寺(卷2)举行纪念法会和佛像游行仪式的热烈场面。此外,书中还保存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如卷5所载神龟元年(518)至正光三年(522)敦煌人宋云与崇立寺比丘惠生奉胡太后之命西行求法的经过,是继东晋法显《佛国记》之后有关中外交通史的又一重要成果。这一部分内容是作者综合惠生《行纪》、宋云《家纪》并参照《道荣传》写成,对他们所经地区的山川地理、物产、政治、民俗、宗教、寺庙古迹以及自身的求法活动,作了生动的介绍。这方面记载已引起国际上许多学者的注意。书中叙述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以及北魏末年尔朱荣叛乱等事件等(见卷1永宁寺条、卷2平等寺条、卷4宣忠寺条),委曲详尽,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作者因有较高文学素养,对事物描写引人入胜,时而穿插掌故传闻,文笔浓丽透逸,从而使本书不仅是一部寺庙志,而且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祖谟的校释本。该本费时10年,参阅书籍达120余种,三易其稿。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范祥雍的校注本,该本校注精审,广征博引,并编有多种附录,便于披览。1978年上海古籍书店加以修订重版。
洛阳伽蓝记作者。推荐。爱诗词网。《洛阳伽蓝记》是记述佛寺建筑园林风物的著作。北魏杨衒之撰。5卷。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最早著录。此书版本有10多种,较早的如明代如隐堂刻本、吴琯《古今逸史》本等,清代有《汉魏丛书》本、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吴若准《集证》本等,现常见的有《大正藏》本、《四部备要》重印《集证》本、张宗祥《合校》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今人周祖谟有《校释》本(1963年),范祥雍有《校注》本(1958、1978年)。据刘知几《史通》卷5所叙,本书原分正文和子注,但在流传过程中,正文和子注逐渐被混淆,以致后世传本一概连写,混子注入正文。清代顾广圻仿全祖望整理《水经注》例分出子注,没有做成;吴若准与唐晏根据此说,先后试行分析,都有缺点。杨衒之(杨或作羊,或作阳),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广弘明集》卷6说他是北平(今河北完县东南)人。书首所署作者官衔姓名是“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永安(528—530)中衔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547),余因行役,重览洛阳”。或说他做过“期城郡太守”,或说他做了“秘书监”。北魏灭亡后,当他重游洛阳时,眼见昔日“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洛阳寺院变成一片废墟,满目凄凉,不禁触景生情,对世事变迁及国家兴衰存亡发出了内心的感慨,故而撰《洛阳伽蓝记》以期后人惊觉。《广弘明集》卷6说他“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即认为他撰书用意在批评北魏王公贵族不关心民间疾苦,用掠夺所得兴建佛寺。又说他曾上书批判佛教“虚诞”,“有为徒费”,主张对佛教加以整肃。这表明本书作者的立场是反佛的。《洛阳伽蓝记》,5卷。分别记述北魏洛阳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较大的佛寺或有代表意义的佛寺的兴建缘起,兴盛情况以及有关传说、典故。全面正面介绍的佛寺有40所,顺便提到的有45所。它们是(据范祥雍校注本):卷1,城内9所,即永宁寺、建中寺、长秋寺、瑶光寺、景乐寺、昭仪尼寺、胡统寺、修梵寺、景林寺,附见4所;卷2,城东12所,即明悬尼寺、龙华寺、璎络寺、宗圣寺、崇真寺、魏昌尼寺、石桥南景兴尼寺、庄严寺、秦太上君寺、正始寺、平等寺、景宁寺,附见14所;卷3,城南7所,即景明寺、大统寺、报德寺、龙华寺、菩提寺、高阳王寺、崇虚寺,附见10所:卷4,城西10所,即冲觉寺、宣忠寺、王典御寺、白马寺、宝光寺、法云寺、追光寺、融觉寺、大觉寺、永明寺,附见3所;卷5,城北2所,即禅虚寺、凝圆寺,附见14所。该书以洛阳寺院为纲目,广泛涉及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习惯、人物风貌、地理沿革以及社会传闻等,不仅对研究南北朝佛教史,而且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民间风俗以及洛阳城市建置、街坊里巷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中一些生动的历史记述还可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北魏是佛教迅速繁荣发展的时期,《魏书·释老志》载任城王元澄奏文,说北魏末年洛阳城内“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今之佛寺,无处不有”,本书提供的具体数字为1367所,造成“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的状况。如胡太后(?-528)所立永宁寺,中有9层木塔,高90丈,上有10丈高刹,塔上有金宝瓶、承露金盘、金铎,可谓“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书中有关佛教修习的记录,反映了北魏讲经以及重视坐禅诵经的情况。总的说,前期特别注重修禅诵经,对脱离修行的造寺和讲经持批评态度(见卷2崇真寺),而末年则盛行讲经。随着佛教的普及,它的节日开始成为民众的节日。本书详细记述了4月8日佛诞节景明寺(卷3)、长秋寺(卷1)、宗圣寺(卷2)举行纪念法会和佛像游行仪式的热烈场面。此外,书中还保存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如卷5所载神龟元年(518)至正光三年(522)敦煌人宋云与崇立寺比丘惠生奉胡太后之命西行求法的经过,是继东晋法显《佛国记》之后有关中外交通史的又一重要成果。这一部分内容是作者综合惠生《行纪》、宋云《家纪》并参照《道荣传》写成,对他们所经地区的山川地理、物产、政治、民俗、宗教、寺庙古迹以及自身的求法活动,作了生动的介绍。这方面记载已引起国际上许多学者的注意。书中叙述北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以及北魏末年尔朱荣叛乱等事件等(见卷1永宁寺条、卷2平等寺条、卷4宣忠寺条),委曲详尽,可以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作者因有较高文学素养,对事物描写引人入胜,时而穿插掌故传闻,文笔浓丽透逸,从而使本书不仅是一部寺庙志,而且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祖谟的校释本。该本费时10年,参阅书籍达120余种,三易其稿。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范祥雍的校注本,该本校注精审,广征博引,并编有多种附录,便于披览。1978年上海古籍书店加以修订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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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路远沟深。推荐。爱诗词网。毛泽东诗词《六言诗①·给彭德怀同志》原文|译文|注释|赏析一九三五年十月山高路远坑深②,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③!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注释】①六言诗,诗体名。全篇都是六字句,故称。始于汉代。后来也有古体、近体之分。本篇不拘平仄,属于古体。②“山高”句,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为组织这次战斗而草拟的电报中,论及吴起镇一带的地形特点,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这里就用电报中的语句,稍改一字。坑,指沟壑。陕甘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村与村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条深沟,有的深达几十米,长达几十里,彼此鸡犬之声相闻,但要往来,则需爬上爬下,曲折迂回,甚至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③彭大将军,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在北伐军中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毅然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所部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党的第六届至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党的“左”倾错误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深受人民的爱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赏析】1935年10月,自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西北高原后,敌“中央军”毛炳文部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东北军的骑兵部队一直尾追不舍。10月19日,当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当日,毛泽东电召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彭德怀20日赶到吴起镇后,毛泽东即与他筹划退敌之计,并决定由彭德怀指挥作战。经策划,红军准备在吴起镇西北面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上设伏。10月21日,敌马鸿宾部35师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即遭红军猛烈袭击而溃败;而敌白凤翔率领的东北骑兵师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重围。这一仗红军消灭敌军1个骑兵团,击溃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使敌骑再也不敢轻易追击红军,从而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战斗的当天上午,毛泽东本来在安全地点,由于非常关心作战情况,下午四五点钟,带了警卫员和通讯班到指挥位置。警卫班陪着毛主席直到阵地,毛泽东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用心倾听枪声的方向,直到枪声稀落,估计敌人远逃后才回驻地。赢得这场恶战后,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握着彭德怀的手,爽朗地笑着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啊!”他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这首六言诗以赞彭德怀。毛泽东的这首诗,廿四字,刻画了一位英勇无敌的大将军形象。与汉高祖刘邦廿三字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颇有些他曾熟读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收缰勒马、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雄风。“横刀立马”当然只是一个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彭德怀指挥作战时并未骑在马上,而是隐藏在壕沟里。他使用的枪也不是短距离格斗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古代兵器,而是能够较远距离射击的近代武器“盒子炮”。但该句确实刻画了一个挺身拒敌、勇猛无比的彭大将军形象。征战场上,彭德怀见到这首诗后,将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把原诗送还了毛泽东。遗憾的是,这首诗的原稿并未存留下来。但该诗不胫而走。12年后,它非正式地发表于1947年8月1日的《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后来又以来信的方式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这首诗正式收编入《毛泽东诗词选》是在1986年。该选集由长期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主持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人员根据多方可靠史料,证实毛泽东创作这首六言军旅诗的基本情节确凿无误后,便首次将之收入其中,并增加题目为“给彭德怀同志”。该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此,这首流传数十年诗作正式入集。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亦将它编入其中。但是,《彭德怀自述》中所记录的毛泽东这首诗却是这样的:“山高路远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毛泽东赞彭德怀的六言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在军中久已流传的版本,一个是1962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凭记忆写出的版本。这首六言诗的两个版本大体相同,但在字词使用上有很大差异,有一句完全不一致,总共24字竟有8字不同,如果加上位置的改动可说有10字不同。出于对彭德怀回忆的尊重,以王焰为组长的《彭德怀传》编写组在《彭德怀传》中引述这首诗时,采用的是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其优越之处在于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它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把陕北的地形地貌恰当地描绘出来了,把红军伏击敌骑兵大获全胜的意境展现出来了,把彭德怀的英勇形象刻画出来了。“山高路远坑深”,此句确实是当地地貌的真实写照。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曾描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确实,由于水土流失,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吴起镇一带多是高山深沟险壑。只是红军在越过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后往东走时,地势逐渐低落,正是谓“山高路远坑深”。依据《彭德怀自述》的版本来分析,“骑兵任你纵横”,是谓看你们这些骑兵还能横行几时。“纵横”,强横无忌、奔行无阻之意,是写敌骑气焰嚣张。该句体现了毛泽东及所率领的红军将士志在歼敌、胜利在握的从容镇定和对骄横之敌骑的藐视。“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古时战场的勇猛战将重叠在一起,令人景仰。然而,也有人认为存在毛泽东在1947年对这首诗的重书版本。1979年,黄克诚在《人民日报》撰文悼念彭德怀时,其中提到毛泽东在1947年曾经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他说:“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出色指挥和辉煌战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主席乘兴即席挥笔,为彭老总重新书写了他在长征路上热情赞扬彭老总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黄克诚所说毛泽东重书该诗并非他所亲见,因为1947年8月他远在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这篇悼念文章如果不是黄克诚亲自起草,代起草人就有可能将有关信息写到文章中去。假若毛泽东1947年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实有其事,彭德怀在回忆中应该会忆及的。但他没有忆及。而毛泽东在1947年曾重书六言诗的说法得到了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的赞同。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魏艾民先生在《哪家报纸最先刊用“彭大将军”这首诗》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些信息:曾在《解放军报》担任过重要职务、并任《彭德怀传》编写组组长的王焰,在1990年曾对他说:“‘彭大将军’那首诗,出自毛泽东之手,有了更多的直接证据。后来,看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记述了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整编36师后,毛泽东再录此诗的经过。”王焰还说,1947年《战友报》发表的此诗全文,是“毛泽东从整个革命战争的长期性着眼”,“路远坑深”“使这首诗具有更深刻的意境”。“彭总回忆第二句‘骑兵任你纵横’和第三句‘谁敢横枪立马’,看来他的回忆是不准确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矛盾:第一,如果毛泽东是在1947年8月19日“沙家店大捷”后重书的此诗,那么刊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的诗就不是来源于毛泽东重书的这首,而确实是从流传中搜集到的“在长征中所作的”诗。第二,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忆及1947年沙家店大捷后,毛泽东并非重书六言诗,只是书写两句:“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书写地点不是在“军事会议”上,而是在梁家岔住地。凑巧的是,毛泽东书写的这12个字与伍修权回忆1935年的情况相同:“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所以,毛泽东1947年是否重书六言诗尚无确证。再者,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不经意地改变了,以至说法前后矛盾。比如,1935年10月毛泽东给彭德怀拟写的一份电报中有‘山高路远沟深’句,但这类电报并未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见到。由上可以推断,1947年《战友报》首次发表的传抄本可能就与彭德怀的回忆本同源,它并未由毛泽东重新书写过。如果作一比较,彭德怀忆写的诗可信度和艺术性更高,况且彭德怀是当事人,也是最后一句诗的修改人,采信彭德怀忆写的版本更可靠些。当然,“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也不失其壮美。它可以理解为彭德怀在军中当大任,指挥红军一路远征,突破敌军重重包围,战胜一路险阻。这位将军横刀立马,有万夫不当之勇,使敌闻风丧胆,令人钦佩之至,根本让人想不到一路纵横无阻的红军,是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大军变成的七千之众!文章作者:胡为雄
白马湖之冬。推荐。爱诗词网。夏丏尊《白马湖之冬》原文《白马湖之冬》这篇写景抒情散文,是夏丏尊先生的名篇。文中所写的白马湖,在浙江上虞县境内,是著名的春晖中学的所在地。1922年教育家经亨颐在白马湖畔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以“与时俱进”为校训,吸引了不少文化名人前来执教,夏丏尊、朱自清因此成为同事,蔡元培、俞平伯、叶圣陶等也先后应邀在此讲学或考察指导,使得这所位于乡村的中学竟获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而白马湖也益发成了一块风水宝地。正如俞平伯所描述的:“春晖校址殊佳,四山拥翠,曲水环之。村居绝少,只十数家。”夏丏尊的住处“平屋”与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便相依在春晖园外不远处。《白马湖之冬》则是夏丏尊迁居上海后,对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时的深情回顾。作者写白马湖的冬天,着眼于一个“风”字,因为在作者看来,“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有重要的因素”;再者,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于是作者主要抓住白马湖的风来写冬天。首先是那里的风多,“差不多日日有的”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那是日夜狂吼,一般要到数天才止。其后,作者又着眼于白马湖的风之大:“呼呼作响,好像虎吼”,除了用这种表示声音的词语生动地表现风的强劲外,作者又通过人的感受、反应,传神地写出风的刺骨、凛冽,“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因而全家人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这些描写使无形的风,有了形象,有了声势,白马湖冬天的特征也就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运用烘托的手法,写白马湖的人烟稀少,山脚下只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又写山野荒凉,“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这便使得严冬里的景物更是苍茫,“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作者描绘并渲染了白马湖的整体环境和氛围,更烘托出当时当地“风”的凄厉与强劲,从而使白马湖之冬的意味更浓了。关于这一切,作者又写得如叙家常,娓娓道来,朴实无华而又极为醇厚。作者匠心独运,偏偏选择一年之中最萧索乏味,甚至有点凄厉可怕的白马湖的冬天来写景抒情,不仅角度新奇,并且作者又在其中领略和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情趣。虽然白马湖一到冬天,“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而且它无孔不入,即便“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它也会从椽缝中钻入。然而作者却在“松涛如吼,霜月当窗”时,“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有时“独自拨划着炉灰”,领悟到一种特别的情调,即作者所说的“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并且觉得自己犹如山水画中的人物,不由把读者带入类似“独钓寒江雪”的一种诗的境界,引人作种种幽妙的遐想。同时,又显示出作者在貌似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中感悟到人生的情味与意趣,难怪作者在移居上海后,仍在回味白马湖之冬的荒野与朔风,咀嚼那种萧瑟和寂寞,留恋其中的美感及诗意,把他对白马湖的怀念之情表现得十分真切而朴实,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处事泰然、平和达观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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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
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寻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啬庐。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先生六岁,啖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饭。少读书,上口数过,即成诵。顾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提学袁公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故奄党也,先生约其同学曹公良直等,诣匦使三上书讼之,不得达,乃伏阙陈情。时抚军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为作传,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贻之书曰:“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辅宜兴及骆锦衣养性,直声大震。
阳曲傅先生事略。推荐。爱诗词网。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寻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啬庐。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先生六岁,啖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饭。少读书,上口数过,即成诵。顾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提学袁公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故奄党也,先生约其同学曹公良直等,诣匦使三上书讼之,不得达,乃伏阙陈情。时抚军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为作传,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贻之书曰:“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辅宜兴及骆锦衣养性,直声大震。先生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抚晋,时寇已亟,讲学于三立书院,亦及军政、军器之属。先生往听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先生得书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而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平定张际者,亦遗民也,以不谨得疾死。先生抚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妇人,以求必死者有几人哉。呜呼,张生!是与沙场之痛等也。”又自叹曰:“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员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于是复学颜太师。”因语人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寿髦,能养志,每日樵于山中,置书担上,休担则取书读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访先生,既见,问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负薪而归者,先生呼曰:“孺子来前肃客。”吏部颇惊。抵暮,先生令伴客寝,则与叙中州之文献,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尽答也。诘朝,谢先生曰:“吾其惭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自称曰小蘖禅。或出游,眉与子共挽车,暮宿逆旅,仍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始行,否则予杖。故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尝批欧公《集古录》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荐。时,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豫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曰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黄冠殓。著述之仅传者,曰《霜红龛集》十二卷,眉之诗亦附焉。眉诗名《我诗集》。同邑人张君刻之宜兴。先生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奇如此。惟顾亭林之称先生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静修自屈者。其文当不为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未免为江南之文尔。这篇文章见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六“状略”类。“事略”,亦即“行状”,又称“行述”、“行略”,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所谓“行状”,指一个人的德行状貌。其人死后,他的亲属或门生故旧,便本着“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的要求记其一生主要事迹,送呈礼官或史官,以供议定谥号或采择立传之用。唐、宋以后,“行状”的用途已经不限于此,而大半属于请人代撰墓铭碑表以前准备的原始资料。本文结语处说“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可见全祖望的这篇文章是为史官立传而写的。今查《清史稿》卷五○一有《傅山传》,略同本文,正说明当年“史馆”诸公确实采用了这篇《事略》。“阳曲傅先生”指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他生当明末清初,深怀民族意识,志在前明,不甘臣服于清。入清后四十年,行为放诞,雌伏不出。当时的学者顾炎武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亭林文集·文师》)全祖望则认为,顾炎武的话只是说出了“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傅山的“真性”盖在于“时时怀翟义之志”(卓尔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小传语)。按《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子翟义,为东郡太守,王莽称帝,起兵讨莽,兵败被杀。傅山之于明清之际,犹翟义之于两汉之间,两人行事有所不同,但其心情则毫无二致。这是全祖望要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同时也披露了这篇《事略》的主题。如果抹去作者为傅山涂饰的神秘色彩与灵光,可以说本文写主人公的民族气节主要讲了六件事,在明有三件,入清后也有三件。傅山生当明季末叶,社会凋敝已极,以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作者写这个时期的傅山,一方面“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一方面也“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圆通应世)”。先是想慷慨济世,不得已乃淡泊守志,这是傅山一生的行迹大略,而其前半生则以“济世”为主导方面。傅山的“济世”思想,具体表现为嫉恶如仇。他得知山西提学袁继咸遭到巡按孙振的诬陷,便联络同学曹良直等多次上书申冤,直至冤情昭雪。在傅山看来,这是与“阉党”(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余孽进行的殊死斗争,决不可退让。后来曹良直任兵科给事中,专司规谏、稽查之事,傅山写信要他直言敢谏,不避“天下第一等事”,于是曹良直疏劾首辅周延儒十大罪状、锦衣卫骆养性非君当死,天下为之震动。曹良直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傅山在思想上有一致处,而且是与傅山的直接激励分不开的。傅山在明亡以前还有一件事耿耿于心,就是平定所谓“时寇”(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蔡懋德巡抚山西,在三立书院开讲军政、军器之学。傅山欣然前往所课,但事后感慨系之地说:“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迳斥其纸上谈兵,不切时用。后来李自成攻占太原,蔡懋德自缢而死,这也证明了傅山的先见之明。当然,在对待明末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体现出傅山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入清后守贫不仕的民族气节,不也正是出于这种忠于明室始终不渝的思想吗?甲申(1644年)之变,是傅山一生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积极用世变为消极出世。傅山的消极出世,无疑意味着对清王朝的示威与反抗,全祖望秉笔直书恐亦有所顾虑,所以甲申年傅山变服黄冠朱衣,居土穴,竟托言于在天帝赐命。“天命不可违”,傅山可以借此放浪形骸,全祖望也可以就此放笔写开去。值得注意的是,写傅山的土穴生活,作用亦自生出波澜,于起伏中精心刻画傅山的“真性”所在。甲申入居土穴后的二十年间,南方的晚明政权还在抵抗,傅山的心境亦难得平静。袁继咸被降清叛将俘送燕邸,傅山痛失知己之余愈发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仇恨。等到顺治十一年(1654),因事受牵连被逮捕下狱时,傅山表现得异常坚定,“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由抗辩而至于绝食,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决心啊。幸被门生解救出狱,仍然“咤恨”不已,以为与其受悔而生不如速死。由此可知,傅山虽然形同黄冠,却依然壮怀激烈。用全祖望的话说,即是“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仰视天、俯画地”的典故来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和灌夫,进谗言说:“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按《史记》张宴注认为,“视天”是“占三光(日、月、星)”,“画地”是“知分野所在”,意谓从星象判气运,时刻准备造反。我们前已谈到,全祖望博通经史,极擅长运用古典来抒发今情。这里只是说“仰视天、俯画地”,于字面上无丝毫违碍处,而其背后却蕴含着“腹诽而心谤,辟倪(睥倪)两宫(指朝廷)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的深意,以此点醒傅山蔑视清王朝未尝一日忘怀前明的心境。“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这一段以下写傅山晚年生活情景。清朝统治巩固以后,傅山情知无能为力,惟有诗酒风流放诞不羁而已。但他即使形似黄冠,仍不能心如古井,不时还会发泄出郁积的愤懑。他的朋友张际大抵和他处境相同,竟沉湎于醇酒和妇人,以求必死。张际死后,傅山抚尸大哭,谓“是与沙场之痛等”,完完全全是一种明朝遗民的立场。当他回顾自己眼前的作为时,也不禁慨叹:“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就是说,他并不甘心老于笔砚诵读之间,曾梦想跃马横枪,为国家洒尽碧血。所以,有人问傅山治学倾向于宋儒何人,他回答说:“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同甫”即陈亮,南渡后,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陈亮治学不尚微言高论,务建事功实绩。傅山晚年依然倾心陈亮的为人,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矢志不移。《事略》写傅山晚年遭际,最著墨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北京之行,这一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宿。给事中李宗孔荐举已七十四岁的傅山。傅山初时称病卧床,但被强行抬着上路。行至距京城三十里处,便死也不肯入城。公卿前来拜候,傅山踞傲卧床不迎送。朝廷特诏免试,加中书舍人,许其还山,行前又挟持入谢。一见午门,忆及前朝,痛极泪下,仆地不起。第二天,急急出城还家。对于这一段经历,傅山良多忌讳,惟恐后人把他与元朝的刘因相比。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命,问其缘故,道是:“不如此,道不尊。”刘因辞官是为“道”摆架子,傅山辞荐是为民族争气节,二人行迹相似而本质不同。傅山说如果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他就是死不瞑目了。作者详细记述此行细节,再三强调傅山的决绝态度,一切都是为了表彰明朝遗民的忠义节操。全祖望文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碑传墓表,号称是《明史》的补充,其实是有意识地表彰明季忠义,歌颂民族气节。他的表彰范围不仅限于抗清领袖,而且广及山林隐逸。这里所选的《张公神道碑铭》和《阳曲傅先生事略》,正可以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全祖望的这类文章对晚清的部分革命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就是对普通的读书人也有扶植正气的鼓励作用。如李慈铭说:“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谢山尤关乡邦文献,其文多言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及《刘蕺山集》、谢山此集耳。”(《越缦堂读书记》)
诗歌。郭沫若著。写于1919年末。诗歌为抗议日本新闻界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的诬蔑而作。诗人以热情的呼喊、愤激的反语,赞颂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对他们三呼万岁!充分体现了向旧传统、旧制度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其中对“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歌颂,更显示了诗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
匪徒颂。推荐。爱诗词网。诗歌。郭沫若著。写于1919年末。诗歌为抗议日本新闻界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的诬蔑而作。诗人以热情的呼喊、愤激的反语,赞颂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对他们三呼万岁!充分体现了向旧传统、旧制度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其中对“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歌颂,更显示了诗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
《接吻门·严辰》全文与读后感赏析
在罗马尼亚日乌县的布伦库什公园,有现代派名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什设计建成的三组艺术作品:“沉默的桌子”、“接吻门”、“未完的柱子”。“接吻门”由巨大的方石组成,正反两面左右石柱上,都同样刻有男女接吻的浮雕。
接吻门。推荐。爱诗词网。《接吻门·严辰》全文与读后感赏析在罗马尼亚日乌县的布伦库什公园,有现代派名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什设计建成的三组艺术作品:“沉默的桌子”、“接吻门”、“未完的柱子”。“接吻门”由巨大的方石组成,正反两面左右石柱上,都同样刻有男女接吻的浮雕。两方巨大的石柱,在大地里深深扎根,坚实、浑厚、稳重,构成了奇特的接吻门。刻一条浅浅的竖线,勾勒出一对男女的体型,刻一条短短的横线,面对面的两张嘴唇。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上面刻着“霍拉舞”的花纹,她是辛勤劳动的成果,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坚硬的石头,体现了雕塑家的匠心,冰冷的石头,发出了沸腾的感情。她质朴而又含蓄,粗犷中流露精致聪明,她是现代派的名作,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她启示某种哲理,具有思想,具有生命,她和你默默地对话,和你一同探索,一同思忖。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友谊,相爱,永不分离,团结,创造,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座“和平纪念碑”,为了歌颂牺牲的英雄们的功勋,通过一道门,从苦难的时代,向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挺进!1979年8月7日,日乌县初稿,9月18日,北京修改我们读这首诗,与其说是通过它来欣赏“接吻门”,不如说是从中去看诗人如何欣赏“接吻门”。“接吻门”作为一件雕塑艺术品,具有自身的独立的艺术价值。诗人试图用“诗”来“再现”它,并且在诗中融入自己对这件艺术品的新颖感受。这“奇特的接吻门”由“一对男女的体型”和“面对面的两张嘴唇”所组成,除此而外,都属于诗人的艺术体验和联想。那“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以及“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均是诗人沉迷于艺术欣赏中的遥思与感受。诗人在表现对“接吻门”的艺术欣赏心态时,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理性的思索。无论是“雕塑家的匠心”或“沸腾的感情”,抑或那“现代派的名作”与“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的结合的告诫,都呈现出一种以艺术原则规范具体作品的倾向,但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则是以非常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了“接吻门”的艺术真谛,成为全诗中闪光的诗句。我们不妨用“瑕瑜互见”来评价此诗。当诗人以艺术感受的触角探幽察微时,他的诗句不乏闪光的火花,而一旦落入理性的轨道,更多地像是在宣传某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