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王敢道远

沙扬娜拉。推荐。爱诗词网。《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徐志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赏析】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一直相随在他身边。5月29日，徐志摩又陪泰戈尔一行前往东京讲学。在访日期间，他写了长达18节的《沙扬娜拉》，被辑录在1925年8月版的诗集《志摩的诗》中。1928年8月，徐志摩自己删改的、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志摩的诗》，将《沙扬娜拉》的前17节删去，仅保存了第18节，这就是广为传诵的《沙扬娜拉一首》。这首诗巧妙地运用了比喻性的意象。和描述性意象不同，诗人这五行诗的情思是借风中水莲的姿态传递出来的，而不是由现实的物象直射出来。诗人以不胜凉风的水莲花比拟日本少女与朋友道别时的那一低头的深情、温柔和娇羞，“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是喜是忧，是甜是苦，那感情是多么复杂，又多么微妙!朱自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说过，“徐志摩最讲究用比喻——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能够和这首《沙扬娜拉一首》媲美的《她是睡着了》的前两节，那也是用四个比喻构成四个不同的境界。“她”睡态的安详，用星光下的白莲去比拟;“她”入梦后的静谧，用袅起的碧螺烟去比拟;“她”睡熟时轻柔的鼾声，用山泉幽抑的声响去比拟;“她”进入梦乡后的欢快，用彩蝶成双结对飞舞去比拟。如此比拟，诗人那种恬静而欢快的情趣也就跃然纸上了。

不薄今人爱古人。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处】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意思】我不轻薄今人，同时也爱慕古人，只要他们有清新明丽的词句，我就亲近他们。薄：鄙薄，轻视。为邻：接近。【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喜欢古今好的词语、好的文艺作品或优秀文学艺术家。[例]我自己虽不作诗，但我从幼年起就爱读诗;不但爱读古人的诗词，也爱读今人的诗词，正如诗翁杜甫所咏叹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只要是“清辞丽句”，不论古往今来，我一概爱读。(廖沫沙《暴雨飚风总不移》)二、用以形容既尊重前人的成果也重视今人的成就，学习古今优秀的东西。[例]艺术家需要广泛吸收前人的艺术美创造的经验，把前人艺术美创造经验中同自己的气质、趣味相适应的东西吸收融合，形成自己的艺术美创造的特殊风貌，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从“转益多师”中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陆一帆等《青年美学向导》)【全诗】《戏为六绝句·其五》.[唐].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赏析】这是杜甫阐明自己艺术见解的诗句。今人爱慕古人，凡有清词丽句，而必认真学习，我杜甫怎敢轻易小视这些善于向古人学习的人呢?作者强调向古人的优秀诗句学习，观点是正确的。注：今人，指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必为邻，意为离不开、少不了。

繁华事散逐香尘。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出处】唐·杜牧《金谷园》。【意思】繁盛的往事追逐着芳香的尘埃，消散一空，流水潺潺，春草萋迷，已没有丁点儿尘事的萍踪。夕阳西下，东风传来啼鸟的幽怨，如泣如诉，满树落花凄然飘坠，犹似当年坠楼人的倩影。【全诗】《金谷园》.[唐].杜牧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赏析】金谷园是西晋石崇豪华的私人别墅，位于洛阳附近，唐时成为游览胜地。开成元年(836)，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游览这一古迹时写下这首绝句，伤春感昔，借景抒怀。“繁华事散逐香尘”，首句点出感昔的主旨，同时为全诗定下了苍凉的基调。相传石崇曾“屑沉水之香，如粉末，布象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珍珠”(《拾遗记》)。从此可窥见金谷豪奢之一斑。种种繁华都随着香尘事去而化为过眼云烟，一去不返了。“流水无情草自春”。用自然之景进一步渲染“繁华事散”。金谷水哪管人世沧桑，依旧无情地流淌着;草木更不解人之悲怆，反而长得茂盛异常，呈现出满园春色。一个“自”字，寄寓诗人多少感慨。这虽是化用“映阶碧草自春色”(杜甫《蜀相》)的诗意，但加上“流水无情”，使语言更加凝重。这情景已够使人伤怀的了，这时偏又传来令人痛楚之声。“日暮东风怨啼鸟”，使伤感又笼罩上一层凄怆的帷幕。日薄西山，残阳如血，园鸟悲鸣，如怨如慕，闻之惊心。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从反面衬托，以“空”字示人之悲;杜牧则从正面落墨，以“怨”字显人之痛，异曲同工。诗人边游边想，金谷一些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件件在脑中闪现。正在这触目皆愁、入耳皆伤之际，想到绿珠，突然瞥见落花，立即水到渠成地咏出结句。“落花犹似坠楼人”。石崇有妓名叫绿珠，美而艳，孙秀使人求之不得，矫诏收崇，绿珠坠楼而死。绿珠坠楼是金谷的主要逸事，她之坠楼又是石崇繁华事散的生动体现。诗人瞥见落花，想到如花之人，又从花之落幻化出人之坠，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花落耶?人坠耶?浑然莫辨。现实中的花落成为意念中的人坠，真是想落天外，妙趣天成。绿珠的命运不也就像眼前的落花吗?结句是全篇的高潮，是作者伤春感昔的凝聚点。此句囊括了前三句的主要内容，是繁华事散逐香尘的体现，是流水无情草自春的见证人，日暮是她命运象征，啼鸣难道不是为她悲鸣?还能引起人们无穷遐想，花依然在落，绿珠坠落之事现实中也在不断重演。繁花有尽，红颜命薄，才人运蹇，事虽殊途，理则同归。“犹似”之中既含花落之伤，又蕴对绿珠之同情，更深寓自己牢落不偶的感伤，收到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作者善于捕捉典型事例，以小见大。《赤壁》以二乔的命运虚拟孙曹之霸业，此则以绿珠坠楼，实喻金谷的兴亡，一虚一实，风骚各逞。徐凝也写有《金谷园》诗，说“绿珠歌舞天下绝，唯与石家生祸胎”。把绿珠看成祸水实属偏见，与此诗比起来，立意自有高下。

王睿楼船下益州。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出处】唐·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意思】王濬(jùn)，西晋大将。金陵，今南京，东吴之都。王濬率领庞大的水军从益州顺江东下，征伐而来。东吴闻风丧胆，王气黯然消失。多用来形容得势者不可阻挡的气势及失势者日渐衰微的窘境。◇他在想，歼灭了归州路的宋军，大可乘胜东下，席卷荆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吞并南唐，与宋朝划江而守，割天下之半。(高阳《大将曹彬》)【全诗】《西塞山怀古》.[唐].刘禹锡.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注释】①西塞山：在今湖北黄石市东面长江南。②西晋：指王硔，晋武帝时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刺史。下益州：由益州沿江东下。王气：帝王所在地的祥瑞之气，古人迷信的说法。③千寻铁锁：吴人为了防晋，曾用巨大铁索横截江面，防止晋的兵船东下。后被王硔烧毁。石头：石头城，又名石首城，旧址在南京清凉山，后用作南京市代称。④山形句：意为西塞山仍然紧挨着长江毫无不同。江流，长江。⑤四海为家：四海归于一家，即天下统一。故垒：旧时的吴国堡垒，也喻指当时的藩镇割据。【鉴赏导示】刘禹锡是中唐进步的思想家、著名诗人。他的怀古作品历来被传诵。《西塞山怀古》是其名篇。西塞山是六朝时的江防要塞，宪宗长庆四年(824)，诗人经过此地时写下了这首诗。【鉴赏】此诗通过对晋、吴兴亡事迹的回顾，抒发了山川之险不足恃的感慨，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强盛的深沉愿望。诗的首四句是对西晋灭吴的历史的回顾，叙述中深寓感慨。首二句：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益州金陵，相距遥远，一“下”即“收”，写出败亡之速。两字对举，一方声势煊赫，一方闻风丧胆。三、四句写战争及其结果：“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以“千寻铁锁”对“一片降幡”，一“沉”一“出”，通过鲜明的形象、动态的对比表现晋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和东吴的彻底覆亡之状，说明无论是自然山川之险要，还是人为工事之坚固，对于一个腐朽的王朝政权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颈联在叙述东吴灭亡的基础上，纵览历史，于感慨之中暗示出兴亡的原因。前一句说，吴亡以后，东晋、宋、齐、梁、陈败亡相继，逗起世人一次又一次的兴亡之感;后一句说虽然朝代屡易，江山却仍是旧貌。这就说明兴废不是由地理决定的，从而暗示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深刻哲理。尾联把笔触由历史转向现实。刘禹锡写作此诗时，河北藩镇势力又有所抬头，诗人描写芦苇丛中的“故垒”，意在告诫人们在这四海一家的今天，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一方面警告割据势力，分裂不会有好下场的;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唐王朝前途的忧虑，希望统治者能吸取前代败亡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因此，这首诗虽是“怀古”，实际上是借古喻今，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慨。【赏读】诗的前四句以精炼、紧凑的词句，运用对此手法叙写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和战争的结局。诗只在第一句写到晋军，余三句俱写东吴。“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何其神速。开言便先叙结果，以下便回讲这段历史，东吴想拒长江天险及沉锁江底来阻敌军，可是最后还是举起“降幡”。作者写这段历史，一方面揭示当时吴王的昏聩，用以讽刺后来者的愚蠢之至，国家统一乃必然;同时更进一步说明，虚妄的“王气”，险要的地势，弄虚作假是不足以为恃，不堪一击的。这几句写史之句气势雄浑，跌宕有致。接下五六句感慨自然永恒与人事变迁：前四句内容深刻，故此四句可以从容而以“几回”来总括，用“收”来抒感叹，言简意赅;“依旧”显示出自然永恒变化人事短暂。最后二句作者宕笔而直写今事，展现作者冷静的历史感，而中间又加以作者感慨之情。这首诗看似在叙述历史，描述古迹，然而却把思想寓于对往事的叙写之中，格调酣畅淋漓;诗人把嘲弄锋芒直指妄想割据一方、昏聩无能的统治者，对腐败无能的唐王朝发出警示。【鉴赏要点】[1]名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2]即景抒怀，借古讽今。[3]语言形象、生动。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阳曲傅先生事略。推荐。爱诗词网。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寻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啬庐。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先生六岁，啖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饭。少读书，上口数过，即成诵。顾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提学袁公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故奄党也，先生约其同学曹公良直等，诣匦使三上书讼之，不得达，乃伏阙陈情。时抚军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为作传，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贻之书曰：“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辅宜兴及骆锦衣养性，直声大震。先生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抚晋，时寇已亟，讲学于三立书院，亦及军政、军器之属。先生往听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先生得书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而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平定张际者，亦遗民也，以不谨得疾死。先生抚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妇人，以求必死者有几人哉。呜呼，张生!是与沙场之痛等也。”又自叹曰：“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员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于是复学颜太师。”因语人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寿髦，能养志，每日樵于山中，置书担上，休担则取书读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访先生，既见，问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负薪而归者，先生呼曰：“孺子来前肃客。”吏部颇惊。抵暮，先生令伴客寝，则与叙中州之文献，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尽答也。诘朝，谢先生曰：“吾其惭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自称曰小蘖禅。或出游，眉与子共挽车，暮宿逆旅，仍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始行，否则予杖。故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尝批欧公《集古录》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荐。时，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豫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曰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黄冠殓。著述之仅传者，曰《霜红龛集》十二卷，眉之诗亦附焉。眉诗名《我诗集》。同邑人张君刻之宜兴。先生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奇如此。惟顾亭林之称先生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静修自屈者。其文当不为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未免为江南之文尔。这篇文章见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六“状略”类。“事略”，亦即“行状”，又称“行述”、“行略”，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所谓“行状”，指一个人的德行状貌。其人死后，他的亲属或门生故旧，便本着“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的要求记其一生主要事迹，送呈礼官或史官，以供议定谥号或采择立传之用。唐、宋以后，“行状”的用途已经不限于此，而大半属于请人代撰墓铭碑表以前准备的原始资料。本文结语处说“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可见全祖望的这篇文章是为史官立传而写的。今查《清史稿》卷五○一有《傅山传》，略同本文，正说明当年“史馆”诸公确实采用了这篇《事略》。“阳曲傅先生”指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他生当明末清初，深怀民族意识，志在前明，不甘臣服于清。入清后四十年，行为放诞，雌伏不出。当时的学者顾炎武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亭林文集·文师》)全祖望则认为，顾炎武的话只是说出了“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傅山的“真性”盖在于“时时怀翟义之志”(卓尔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小传语)。按《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子翟义，为东郡太守，王莽称帝，起兵讨莽，兵败被杀。傅山之于明清之际，犹翟义之于两汉之间，两人行事有所不同，但其心情则毫无二致。这是全祖望要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同时也披露了这篇《事略》的主题。如果抹去作者为傅山涂饰的神秘色彩与灵光，可以说本文写主人公的民族气节主要讲了六件事，在明有三件，入清后也有三件。傅山生当明季末叶，社会凋敝已极，以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作者写这个时期的傅山，一方面“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一方面也“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圆通应世)”。先是想慷慨济世，不得已乃淡泊守志，这是傅山一生的行迹大略，而其前半生则以“济世”为主导方面。傅山的“济世”思想，具体表现为嫉恶如仇。他得知山西提学袁继咸遭到巡按孙振的诬陷，便联络同学曹良直等多次上书申冤，直至冤情昭雪。在傅山看来，这是与“阉党”(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余孽进行的殊死斗争，决不可退让。后来曹良直任兵科给事中，专司规谏、稽查之事，傅山写信要他直言敢谏，不避“天下第一等事”，于是曹良直疏劾首辅周延儒十大罪状、锦衣卫骆养性非君当死，天下为之震动。曹良直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傅山在思想上有一致处，而且是与傅山的直接激励分不开的。傅山在明亡以前还有一件事耿耿于心，就是平定所谓“时寇”(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蔡懋德巡抚山西，在三立书院开讲军政、军器之学。傅山欣然前往所课，但事后感慨系之地说：“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迳斥其纸上谈兵，不切时用。后来李自成攻占太原，蔡懋德自缢而死，这也证明了傅山的先见之明。当然，在对待明末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体现出傅山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入清后守贫不仕的民族气节，不也正是出于这种忠于明室始终不渝的思想吗?甲申(1644年)之变，是傅山一生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积极用世变为消极出世。傅山的消极出世，无疑意味着对清王朝的示威与反抗，全祖望秉笔直书恐亦有所顾虑，所以甲申年傅山变服黄冠朱衣，居土穴，竟托言于在天帝赐命。“天命不可违”，傅山可以借此放浪形骸，全祖望也可以就此放笔写开去。值得注意的是，写傅山的土穴生活，作用亦自生出波澜，于起伏中精心刻画傅山的“真性”所在。甲申入居土穴后的二十年间，南方的晚明政权还在抵抗，傅山的心境亦难得平静。袁继咸被降清叛将俘送燕邸，傅山痛失知己之余愈发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仇恨。等到顺治十一年(1654)，因事受牵连被逮捕下狱时，傅山表现得异常坚定，“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由抗辩而至于绝食，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决心啊。幸被门生解救出狱，仍然“咤恨”不已，以为与其受悔而生不如速死。由此可知，傅山虽然形同黄冠，却依然壮怀激烈。用全祖望的话说，即是“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仰视天、俯画地”的典故来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和灌夫，进谗言说：“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按《史记》张宴注认为，“视天”是“占三光(日、月、星)”，“画地”是“知分野所在”，意谓从星象判气运，时刻准备造反。我们前已谈到，全祖望博通经史，极擅长运用古典来抒发今情。这里只是说“仰视天、俯画地”，于字面上无丝毫违碍处，而其背后却蕴含着“腹诽而心谤，辟倪(睥倪)两宫(指朝廷)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的深意，以此点醒傅山蔑视清王朝未尝一日忘怀前明的心境。“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这一段以下写傅山晚年生活情景。清朝统治巩固以后，傅山情知无能为力，惟有诗酒风流放诞不羁而已。但他即使形似黄冠，仍不能心如古井，不时还会发泄出郁积的愤懑。他的朋友张际大抵和他处境相同，竟沉湎于醇酒和妇人，以求必死。张际死后，傅山抚尸大哭，谓“是与沙场之痛等”，完完全全是一种明朝遗民的立场。当他回顾自己眼前的作为时，也不禁慨叹：“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就是说，他并不甘心老于笔砚诵读之间，曾梦想跃马横枪，为国家洒尽碧血。所以，有人问傅山治学倾向于宋儒何人，他回答说：“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同甫”即陈亮，南渡后，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陈亮治学不尚微言高论，务建事功实绩。傅山晚年依然倾心陈亮的为人，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矢志不移。《事略》写傅山晚年遭际，最著墨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北京之行，这一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宿。给事中李宗孔荐举已七十四岁的傅山。傅山初时称病卧床，但被强行抬着上路。行至距京城三十里处，便死也不肯入城。公卿前来拜候，傅山踞傲卧床不迎送。朝廷特诏免试，加中书舍人，许其还山，行前又挟持入谢。一见午门，忆及前朝，痛极泪下，仆地不起。第二天，急急出城还家。对于这一段经历，傅山良多忌讳，惟恐后人把他与元朝的刘因相比。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命，问其缘故，道是：“不如此，道不尊。”刘因辞官是为“道”摆架子，傅山辞荐是为民族争气节，二人行迹相似而本质不同。傅山说如果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他就是死不瞑目了。作者详细记述此行细节，再三强调傅山的决绝态度，一切都是为了表彰明朝遗民的忠义节操。全祖望文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碑传墓表，号称是《明史》的补充，其实是有意识地表彰明季忠义，歌颂民族气节。他的表彰范围不仅限于抗清领袖，而且广及山林隐逸。这里所选的《张公神道碑铭》和《阳曲傅先生事略》，正可以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全祖望的这类文章对晚清的部分革命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就是对普通的读书人也有扶植正气的鼓励作用。如李慈铭说：“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谢山尤关乡邦文献，其文多言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及《刘蕺山集》、谢山此集耳。”(《越缦堂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