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孽海花

新孽海花。推荐。爱诗词网。陆士谔著。二卷十二回。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初版,宣统二年(1910)12月再版。首序,题“宣统元年冬10月镇海李友琴女士序于海上之春风学馆”。文中有李友琴作的夹批。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10月的新版本。该本由晓式点校整理,与同一作者所著《孽海花续编》合并为一册出版,书名题《新孽海花》。《新孽海花》写的是,清朝末年,江苏昆山县井亭港有一位名叫苏慧儿的青年女子,才高貌美,清高拔俗。她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伯父苏继坡家中。苏继坡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小玉,与慧儿同庚。慧儿的伯母有个内侄叫李墨迂,在上海钱庄上做生意,想娶慧儿为妻,慧儿嫌他俗气一团,立誓终身不嫁。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起义之后,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慧儿受漕溪女校校长的聘请,在该校任教。一日,慧儿与校长一同到彗日寺梅林赏花,与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其昌邂逅相遇。两人一见钟情,都为彼此高雅的气质所吸引。慧儿在回去的路上,于三混荡地方被一伙强盗拦截,为首的海里奔欲劫持慧儿为妻。这时,朱其昌正好赶到,驱散了海盗,跳进水中去打救慧儿。可他与慧儿双双沉入水中。朱其昌和慧儿被人救起后,其昌在苏继坡家养病。慧儿感激其昌,时来探望,两人从交谈中都被彼此的才学、志向、气质所折服,感情日深,情不自禁地进入精神恋爱中。可朱其昌已由父亲订亲,他自知不能与慧儿结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慧儿。慧儿也日日思念其昌。朱其昌在回家的途中,被海里奔等一伙强盗绑架。海里奔软硬兼施,要其昌劝说慧儿嫁给他,被其昌断然拒绝。海里奔又用种种手段威胁朱其昌,给他三天期限,让其昌决定何去何从。三天期限已到,朱其昌仍不答应强盗们的要求。海盗们正欲对其昌下毒手时,朱其昌的好友孔生施展催眠术,将强盗困住,把朱其昌救出虎口。为了躲避海里奔等一伙强盗的纠缠,朱其昌和孔生为慧儿出钱,让她到上海女学校补习科学。朱其昌与孔生回到乡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希望能在成就功名后救国图强,施展大志。苏继坡贪财好利,私自把慧儿许配给李墨迂,于是到上海逼慧儿成亲。慧儿为逃婚、避祸,出走镇海。继坡没有找到慧儿,只好让女儿小玉假冒慧儿与李墨迂成亲。李墨迂接亲时,被海里奔等强盗劫持。海里奔将李墨迂打死,劫持到玉儿,才知不是慧儿,自己只好娶玉儿为压寨夫人。朱其昌与孔生参加科举考试,双双考中进士,衣锦还乡。恰在这时,其昌原配未婚妻死去。于是,孔生把慧儿接到其昌身边。苏慧儿和朱其昌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新孽海花》是陆士谔创作的众多通俗小说中的一部。从小说的题目来看,它显然受过曾朴的《孽海花》的影响,但,它与曾朴的《孽海花》在内容和性质上都完全不同。《孽海花》是政治历史小说,《新孽海花》则是新编爱情小说。不过,《新孽海花》虽以苏慧儿、朱其昌悲欢离合的爱情经历为主线,但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实内容和它所体现出的社会、历史价值,却又超出了一般的纯爱情小说,具有较为丰富的意蕴。小说在叙述苏慧儿、朱其昌爱情故事的同时,向人们展示了晚清、特别是庚子赔款以后中国社会百弊并存、畸形变态的现状。在小说第八、九两回中,作者借孔生之口,描绘了安南(越南)人被法国人欺凌、压迫的情景,诸如“人有人税,物有物税”、“瘟疫盛行”、“典卖田地”、“卖儿鬻女”等等惨不忍睹的社会状况,都酷似当时的黑暗中国,其实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在小说第九回里,仍是借孔生之口议论道:“其兄,你想亡国之人苦不苦?我们中国,外人势力日增月涨,若是委天任运随着他去,必定要弄到与安南一样,那时候卖天的日子恐怕就要轮到我们身上来了……”作者在这里所写的,不只是孔生一人的愤恨,而是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深沉忧患。在小说第一回里,作者写道:庚子之后,“受了大亏后,朝廷翻然改悟,锐行新政。各处官吏及地方绅士仰承朝廷德旨,竭力兴办学堂……”表面上看,这是清政府穷而思变的新气象,其实,清政府为保住其岌岌可危的统治而实行的改革,特别是在兴办新学堂方面,又与其选拔人才的落后的科举制度形成尖锐的矛盾。在小说第十回里,科举考试的场面怪怪奇奇,令人着实感到可笑:“只见考场外挤挤挨挨,无数的留学生携着考篮都在等候点名。这些人的装束千奇百怪,有装着假辫、穿着顶帽靴套的;有戴着顶帽、穿着外套靴子,脑后光光没有装上辫子的;有身上外套,脚上靴子,头上戴着一顶外国帽子的;有上边顶帽外、脚上却穿着外国皮靴的;有全身洋装、头上独戴着金顶大帽的;有顶帽京靴、身上仍穿着学生衣服的,种种怪异,笔难尽述。……”这段生动的文字,真实地描绘出晚清科举考试时的古怪场景,不仅辛辣地嘲讽了那些留洋国外、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畸形的社会形态。然而,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揭露黑暗,其真实的创作意图却是在黑暗的背景下描绘出一线光明。因而,作者在揭露的同时,也将当时社会的新气象、新人物,特别是当时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富国强兵的思想愿望和进步意识在小说中表现出来。苏慧儿和朱其昌是一对具有进步思想和叛逆精神的青年男女,是作者用理想化的手法塑造出的新的人物形象。他们不仅情投意洽,深深相爱,而且志同道合,具有变革社会的愿望和决心。因此,他们作为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也使得这部小说同过去的才子佳人小说有着根本区别;也正因为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对新人,所以使得沉闷的社会环境中,仿佛有一股清风吹拂。苏慧儿,是作者饱蘸着感情的笔墨写成的。从书中可以看出,她是作者极喜爱的人物。她不仅貌美,而且才高;不仅是佳人,而且是才女。小说的开篇,作者首先介绍给读者的人物就是苏慧儿。仅用20多字交代其姓名、籍贯之后,作者便用浓彩重墨描绘慧儿的容貌、性格、心志:她“生得明眸皓齿,雾鬓风鬟,小蛮杨柳之腰,樊素樱桃之口。……讲她的面貌,则温如良玉;讲她的心志,则坚似精金。不要说上海滑头、苏州浪子不足邀其青眼,就是小说界上著名的人物,什么贾宝玉,张君瑞真个生于今世,也不足邀其一盼。……她这不嫁主义并不是厌世派,实缘尘寰忧忧,举世庸庸,找不出一个配得上自己的。”这一段描写,虽然有些地方落入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但,能让人看出,苏慧儿具有鲜明的个性:她特立独行,意志坚强,热爱生活而厌恶现实,“一种清高拔俗之气自然流露”(第二回)。可见,她是清末社会里一个新型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在苏慧儿认识朱其昌、两人坠入情网之后,作者运用波澜起伏的笔法,描写他们的忠贞、美好的爱情。这时,在作者的笔下,苏慧儿是一个多愁善感、向往美好生活的纯情女子的典型。她苦苦的眷恋、缠绵的情思,甚至于忧伤的神志、潸然而洒的玉泪,作者都极力刻画,用心描摹,令人无不感到她的可爱。特别是第十回,她劝说朱其昌时说:“我此后恳求你把爱我之心移在国家上,爱我怎么样爱,爱国也怎么样爱。你把中国像我一般的看待,中国就能威震东西,你也就能名扬四海了,我也可以快活了”。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苏慧儿希望其昌名扬四海,虽然未脱时代的局限性,但,她的爱国思想、她把对国家之爱看得高于个人恩爱的思想,实在识度高远,不让须眉!到此,苏慧儿的形象算是被完美地塑造出来了。她的身上尽管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仍不失一位惹人喜爱的人物、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朱其昌是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与苏慧儿相映生辉的人物形象。虽然作者对他的喜爱程度稍逊于苏慧儿,却花费了很多笔墨使之出现在全书的每一回之中。朱其昌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豪杰”,作者于第一回中描绘道:“却说松江府华亭县有位豪杰,姓朱名其昌,年方二十一岁。生得五官清正,鼻直口方,气宇轩昂,英雄出众。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仅仅这些描写,并不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过去的爱情小说中,类似的人物屡见不鲜。但在第二回里,从他与好友孔生的对话可以看出,其昌是一位曾受过西洋文化熏陶、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待他于彗日寺与苏慧儿邂逅相遇之后,他的“英雄”本色渐渐显露出来。当苏慧儿于三混荡落水时,他见义勇为,确有一种豪杰精神。在第六、七两回里,朱其昌被海里奔等一伙强盗绑架后,虽经强盗百般恫吓和诱惑,但他在强盗的刀下依然不屈不挠,既表现出他对爱情的忠贞,又刻画出他“气宇轩昂,英雄出众”的形象。在朱其昌身上,寄托着作者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可由于作者缺乏革命思想,所以他为朱其昌铺垫的是一条曲折的救国之路,即走科举缙绅之路,用改良的方式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作者的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朱其昌这个人物形象。在第十回里,他对苏慧儿说:“倘一朝置身政界,我必竭我的力量办理国务是了,必不敢稍存畏难苟安之念。至于把中国能够办到与欧洲一样不能,这句话此刻尚不敢预说呢。……”这正是当时缺乏革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朱其昌这个形象,虽有一些缺憾,但,他是贴近生活的真实形象,是当时社会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典型。除男女主人公以外,苏继坡和海里奔这两个人物,在艺术方面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苏继坡是一个“头脑冬烘,俗不可耐”的吝啬鬼、守财奴形象。在第一回中,这老头刚刚出场,就显出了他的性格特点。他的妻子得了伤寒症,他却舍不得去请医生。“后来实在瞧不过了,方忍着肉痛,拿出一百个钱来。……”寥寥数语,把一个守财奴的形象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在第三回里,当继坡听说慧儿落水的消息,“大惊失色道:‘这个人如何死得?他死我也死了。咳!祖宗保佑,菩萨保佑!慧儿如果死了,漕溪女校校员要聘别人了,吾家少了一注进款了,我又要过困难日子了,……”当校长要他去为慧儿请医生时,“继坡道:‘是,是,是!嫂子,但我没有钱怎样呢?’……”作者似乎是信手拈来,一个吝啬鬼的形象却呼之欲出。他为了银子,竟将自己的侄女卖掉;甚至寄封信,也舍不得付邮资,而是让对方支付;当自己的亲生女儿小玉被强盗劫持时,“苏继坡得着了消息,倒也并不怎样,为的是他老人家只要有银子,别的都不甚在意。”作者在这个不太重要的人物身上花费这么多笔墨,并极尽嘲讽之能事,使得苏继坡这个形象在小说中栩栩如生,与其它小说中的一些有名的吝啬鬼、守财奴的形象相比,也并不显得逊色。海里奔是小说中的一个强盗形象,但他与一般强盗的凶狠、残忍、丑恶的形象特征不同,而是一位具有强横霸道与豪爽直率双重性格、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恰到好处地描绘了他的性格特征,使其形象鲜明、独特。他为了获得慧儿,三翻五次地施展计谋,绑架苏慧儿不成,便绑架朱其昌以示恫吓、要挟。他对朱其昌,先是嘲弄,而后劝诱,劝诱不成,便又威胁。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软硬兼施,诡计多端。尽管他不懂得什么叫“婚姻自由”,却又用时髦的“自由”一词与朱其昌争辩;他不懂得什么是“文明”,却又拿“文明”来抨击时政:“‘文明’两个字,本来不过是强权的代名词。现在世界上头等大国,借着‘文明’两字出来逞强行霸的很多呢,偏我就不行?”虽是胡纠蛮缠,但也切中时弊,不无道理。他自称“一生正直,素来不喜女色,所以年纪虽已三十,尚未娶有妻室。”他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不去管他,可当他误劫苏小时,却又良心发现:“他向众光蛋道:‘可知我没福,美人儿到我手里就变蠢了。早知这样,也不来劫他了,白白地伤掉人家一命。如今说不得既拆散了人家夫妻,不配还人家天理也不容。况我前儿既这么样爱他(指苏慧儿),现在为胖了一些儿,就此丢掉也很说不过去。说不得只好将就将就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海里奔人性中“善”的一面。陆士谔的友人李友琴女士在小说序言中评论说:“即海里奔,不过江湖一剧盗,而磊落豪爽,自异猥鄙繁琐之徒,读之令人精神勃发。”海里奔虽说不上“磊落”,但也不失“豪爽”,确与一般强盗一味穷凶极恶有所不同。从这个独特的人物身上,足见作者的艺术匠心。这部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人物,而且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活动。细腻的心理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一大艺术特色。在第五回里,苏慧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时,作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她的心理活动:“初想,今夕的聚会,不知可就是二人的收局?此后可能再得会面?他(指朱其昌)明儿到了松江,不知可能依我的话力图上进?既而又念:我与他不过是朋友罢了,为甚这般的关爱?忽大悟道:我的身子已落在孽海中了,为孽海中情波所激荡,所以不能自己作主。……万一他与我一般的心思,一般的情爱,则吾二人缠绵固结,将来又不知如何收来呢?所恨他已聘有妻室,我此念头终系空想。又念:自己如花美眷似流水,后顾茫茫,前途渺渺,遇着知心之人又不能终身相托,惟存着一空中的恋爱。……又念:……咳!慧儿,慧儿,你未认得其昌时候,身心舒泰,举动自由,疏疏散散,何等快活!今无端惹起情丝缠绵固结,莫可解释,正是自讨苦吃了。既而又想:……咳!我与此人精神相会,只梦里作夫妻了。思念至此,又不觉悲从中来,呜咽不止,把平日所读的古诗冲口而发”。这段心理描写,曲折委婉,丝丝入扣,层层递进,生动地表现了苏慧儿——这个情窦初开的青年女子的心灵世界。女主人公时而思念,时而忧伤,时而憧憬,时而困惑,时而自怜身世,玉泪涔涔,时而情波激荡,长吁短叹……作者把女主人公复杂的情感和心态和盘托出,令人读之顿生爱怜之情。这虽是一部章回小说,但在叙事方式上也颇具特色。作者在描写故事情节的发展时,时常自己直接介入,或叙述,或评论,为故事增添了一些意趣。小说的开头,作者在故事开始前先设一点悬念,而后写道:“看官不要着急,待士谔铺了纸,磨了墨,蘸了笔,一一写来”。这种叙述方式,很象话本小说,但又与话本小说不完全相同。试看第六回中,朱其昌被强盗们绑架,海里奔劝说朱其昌不成,便来威胁,只见海里奔把那口钢刀不停地飞舞,寒光闪闪,令人目眩。这时,众光蛋齐声说:“大老板问他则甚,快把来斫掉了”。写到这里,作者又写道:“看官,若使陆士谔见了这个情形,早吓得屁滚尿流,半句话都说不出了。幸亏其昌是镇定惯了的……”这里,作者直接介入,把自己与小说中的主人公相对比,不仅是插科打诨,显得风趣幽默,而且给人以亲临其境的感觉。小说的结尾,作者又写道:“于是孔生就到镇海去接了慧儿来,其昌也禀准了父母,择了个吉日良时,就在松江其昌本宅举行文明结婚礼,成就了百年好合。陆士谔也送了一份贺仪,扰了他的喜酒,吃得熏熏地回来,伸纸濡毫,把二人离合缘由记载出来,孝敬看官们,作为酒后茶余的消遣物品。看官们,领我情否?哈哈!”这样收尾,不仅在叙事结构上照应了小说的开头和第六回,而且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似乎是故事刚刚发生、结束,作者正以当事者的身份娓娓讲述。这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而且笔调幽默、诙谐,显得灵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