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有《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给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加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析】这是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纪念和哀悼性文章。这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被纪念者的身份来说。文章怀念的是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白莽)、冯铿、胡也频、李伟森。当时正是国民党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白色恐怖时期，对于五烈士，鲁迅的悼念是深刻的，但又“吟罢低眉无写处”，三年后写的这篇作品中说：“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了解这些，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在“没有写处”写出的一篇深沉的悼念革命文学战友的文章。写出文章的本身，既是对战友的怀念，也有着对于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愤慨和揭露。这是我们理解《为了忘却的记念》所表达的情感的一个基点。
不同于一般的悼念文的写法，鲁迅没有过多的去直接抒发对烈士的怀念之情，而是采取回忆记叙与烈士交往的一些生活细节的方式，来寄寓怀念的深情。正是通过对于白莽、柔石等人具体交往生活的细节的白描，突出地刻划被怀念者的音容笑貌与性格特征，使之能在读者的头脑中永生。在这篇文章中，花费笔墨最多的，自然是柔石。文章在开首记叙与白莽的交往后，接着就转入以柔石为主体的回忆。文中先说“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既自然地引出了柔石，又交待了他与柔石的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以“硬气”、“迂”来概括他的性格，并以“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来作比，使人们在对照中对柔石的性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直接写他的革命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而用“躲”来形容。“躲”者，执着，坚韧，心无旁鹜之谓也，写他对革命文学的倾注心力。作品还以具体事例来表现他的“迂”，这种“迂”气，是他入世未深，心地单纯所致。文中写道：“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在朝花社倒闭后，他对于“人心惟危”说怀疑减少了，但叹息中也仅是“真会这样的么?——”“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这种单纯、善良的“迂”气，在鲁迅笔下写得活灵活现。作品写“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但实际上也未能真正改变，反而因此闹出一些笑话，由此也更使人感到他确是“迂”得生动，“迂”得可爱。文中写他内在的善良，“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表现出柔石的善良，不顾自己的高度近视而时刻注意保护鲁迅的安全，也体现他们之间无私的友谊。鲁迅还用点睛之笔写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既是对柔石性格和精神的概括，同时也是一种升华。文章也记叙了和白莽(殷夫)的交往，用简略的勾勒和白描的写法，给白莽画下了一幅生动传神的速写。“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里的描写生动传神，时间是“热天”，白莽刚从狱中出来，穿的是“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是必然的，这形象是真实的，也是奇异的;不是扣门，而是“打门”，表现出他欲见鲁迅心情之急迫，这富于戏剧性的相会和相视而笑的动作神情更能深深印入读者的脑海。
作品所表达情感是复杂的，深沉的，而又是细腻的。对于革命战友的怀念是深沉的，而对于他们的被残害，既有对当局的无比愤慨，也有对“芳草零落”的无比痛惜，这两种情感之流交汇于文中，时起时落，相互激荡，形成极为强大的情感冲击波。但在当时的“无写处”的中国，这种情感形诸于文，又不可能酣畅淋漓，无所顾忌地加以表达，“我只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的文章。但他又坚信，“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里表现出一种极欲喷射而出又不得不强自压抑在心内的“含蓄”，是一种具有极大爆发力的沉重而复杂的情绪。鲁迅对于战友的感情也是极为细腻的。知道柔石被捕的消息后，鲁迅心中想的是“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这里的感情不仅仅是战友的情谊，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细腻的情感，还包含着父兄一般的深沉的爱心!而他选取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由《北斗》刊出，“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感情。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自然，是“发乎于情”，信笔写来，不事雕琢而自得其妙的文章。叙述角度是回忆，在对于五烈士的往事回忆中，娓娓地讲述出来。由于同五烈士的交往的疏密有间，所以文章重点写柔石，次写白莽，再次冯铿，至于其他两位，或“没有会见过”或“也只见过一次面”，无从多写，因而重点突出，主次清楚，使文章写得疏密相得，剪裁合宜。文章叙述各人往事又互为勾连，上下承接，以一种深沉的悼念之情贯通全文，形成紧针密线的艺术的整体和回环往复的情感场，使人读后为之动容。
为了忘却的纪念。推荐。爱诗词网。一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有《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给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二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华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三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四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以上正面。“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以上背面。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加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原来如此!……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五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二月七——八日。【析】这是一篇纪念性的文章，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纪念和哀悼性文章。这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被纪念者的身份来说。文章怀念的是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白莽)、冯铿、胡也频、李伟森。当时正是国民党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白色恐怖时期，对于五烈士，鲁迅的悼念是深刻的，但又“吟罢低眉无写处”，三年后写的这篇作品中说：“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了解这些，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篇在“没有写处”写出的一篇深沉的悼念革命文学战友的文章。写出文章的本身，既是对战友的怀念，也有着对于国民党当局暴行的愤慨和揭露。这是我们理解《为了忘却的记念》所表达的情感的一个基点。不同于一般的悼念文的写法，鲁迅没有过多的去直接抒发对烈士的怀念之情，而是采取回忆记叙与烈士交往的一些生活细节的方式，来寄寓怀念的深情。正是通过对于白莽、柔石等人具体交往生活的细节的白描，突出地刻划被怀念者的音容笑貌与性格特征，使之能在读者的头脑中永生。在这篇文章中，花费笔墨最多的，自然是柔石。文章在开首记叙与白莽的交往后，接着就转入以柔石为主体的回忆。文中先说“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既自然地引出了柔石，又交待了他与柔石的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以“硬气”、“迂”来概括他的性格，并以“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来作比，使人们在对照中对柔石的性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直接写他的革命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而用“躲”来形容。“躲”者，执着，坚韧，心无旁鹜之谓也，写他对革命文学的倾注心力。作品还以具体事例来表现他的“迂”，这种“迂”气，是他入世未深，心地单纯所致。文中写道：“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在朝花社倒闭后，他对于“人心惟危”说怀疑减少了，但叹息中也仅是“真会这样的么?——”“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这种单纯、善良的“迂”气，在鲁迅笔下写得活灵活现。作品写“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但实际上也未能真正改变，反而因此闹出一些笑话，由此也更使人感到他确是“迂”得生动，“迂”得可爱。文中写他内在的善良，“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表现出柔石的善良，不顾自己的高度近视而时刻注意保护鲁迅的安全，也体现他们之间无私的友谊。鲁迅还用点睛之笔写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既是对柔石性格和精神的概括，同时也是一种升华。文章也记叙了和白莽(殷夫)的交往，用简略的勾勒和白描的写法，给白莽画下了一幅生动传神的速写。“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里的描写生动传神，时间是“热天”，白莽刚从狱中出来，穿的是“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是必然的，这形象是真实的，也是奇异的;不是扣门，而是“打门”，表现出他欲见鲁迅心情之急迫，这富于戏剧性的相会和相视而笑的动作神情更能深深印入读者的脑海。作品所表达情感是复杂的，深沉的，而又是细腻的。对于革命战友的怀念是深沉的，而对于他们的被残害，既有对当局的无比愤慨，也有对“芳草零落”的无比痛惜，这两种情感之流交汇于文中，时起时落，相互激荡，形成极为强大的情感冲击波。但在当时的“无写处”的中国，这种情感形诸于文，又不可能酣畅淋漓，无所顾忌地加以表达，“我只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的文章。但他又坚信，“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里表现出一种极欲喷射而出又不得不强自压抑在心内的“含蓄”，是一种具有极大爆发力的沉重而复杂的情绪。鲁迅对于战友的感情也是极为细腻的。知道柔石被捕的消息后，鲁迅心中想的是“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这里的感情不仅仅是战友的情谊，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细腻的情感，还包含着父兄一般的深沉的爱心!而他选取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由《北斗》刊出，“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感情。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自然，是“发乎于情”，信笔写来，不事雕琢而自得其妙的文章。叙述角度是回忆，在对于五烈士的往事回忆中，娓娓地讲述出来。由于同五烈士的交往的疏密有间，所以文章重点写柔石，次写白莽，再次冯铿，至于其他两位，或“没有会见过”或“也只见过一次面”，无从多写，因而重点突出，主次清楚，使文章写得疏密相得，剪裁合宜。文章叙述各人往事又互为勾连，上下承接，以一种深沉的悼念之情贯通全文，形成紧针密线的艺术的整体和回环往复的情感场，使人读后为之动容。字数：7328作者：张效民知识来源：张效民主编.鲁迅作品赏析大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第599-6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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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门秘术阅读。推荐。爱诗词网。闺门秘术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闺门秘术》扉页书影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闺门秘术》正文书影清代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一名《闺门秘术剑仙传》。四卷五十回。不题撰人。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现存主要版本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沪上书局石印本,藏国家图书馆;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藏上海图书馆。1994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馆藏足本明清小说系列”排印本。唐朝山西大同府人华童,乃相门之后。妻子王氏,生三子二女。长子兆璧,次子兆琨,三子兆瑗,皆天资聪敏,在家读书。因安禄山起兵造反,华童携妻带儿女外逃。先逃到守坟仆人陶五兄弟陶发处住下。次日租下当地员外汤德元空屋,安顿家眷。汤德元疏财仗义,与华童结为挚友。华童为谋生计,赁室开门授徒,不上几日学生济济一堂,桃李盈门。汤德元二子汤俊、汤杰异常聪明顽皮,在三春庙会上将一卖荸荠的老者打伤,华童感愧,加上一路风寒而病势沉重,昏迷不醒。眼看医治无效,兆璧焚香祷告,割股煎药,华童奇迹般地转危为安,日见康复。后兆璧、春姑兄妹割股救母。汤德元闻兆璧孝道,极为赞叹,欲招为女婿,华童开始踌躇,后终与汤家成亲眷。隔年贼败,正值岁试之年,汤德元代兆璧、兆琨报名应考,同时资助一贫寒秀才李大椿应试。三人连考四场,终场发榜:兆璧第一,李大椿第二,兆琨第三。三人谒见县主,县主夏国华见璧、琨一表人材,欲将女儿瑶云配琨。华童不愿与做官人家攀亲而拒婚。李大椿母病,华家兄弟发轿将李母接到华家照料。三人复经府试,大椿第一,兆璧第二,兆琨第三。夏国华又请知府保媒,华童虽承允,但须俟岁考后,兆琨中榜方可行聘。几日后学宪按临,三人俱高取入榜,仍是兆璧第一。汤德元带三人荣归,府县馈赠银物,全镇上门贺喜,惊动了窃贼三眼虎,他深夜潜入华府盗银,华童惊醒,绊倒在地,一病呜呼。夏国华之子均祥是势利小人,对妹亲事极为不满。正值吏部天官叶槐之子开泰丧妻尚未续弦,叫篾骗王活嘴说媒续娶以图后嗣。夏均祥贪利附势,自作主张将妹瑶云许之。夏国华得知将不肖之子痛骂一顿。华夫人闻之退银还婢,以针黹度日甘愿清贫。瑶云遣婢庆喜买通陶五,暗中以好价买华家针线。均祥之仆童狗儿见庆喜给公子送衣,顿起邪念,抱住欲奸。庆喜用缓兵之计反使狗儿受冻吃苦,狗儿暗恨在心,反诬庆喜盗银叫奸夫陶五带走。均祥鞭打庆喜,国华大怒,夺鞭痛打均祥,再次赠银济助华家,并坚拒叶家婚事。叶开泰以父势压人,要知府万钧托媒,万钧告知国华,国华回家见均祥得意忘形,举手就打,气恼成病,不日亡故,均祥悔之不及。新任县官洪鹏程乃钻营谄媚之小人,又是叶槐门生,自然要促成叶开泰婚事。均祥附炎趋势,一口答应。洪鹏程买通监内大盗诬陷璧、琨是同谋,主谋是汤德元。用大刑逼供,兆璧屈打成招,兆琨严词痛骂,宁死不招。洪将兄弟二人收监,复将汤德元拘捕。洪鹏程命禁卒李春用金钩将汤治死,李春曾受恩于夏家,又受陶发之托,叫汤德元服下闭气丹装死,骗过赃官。汤死里逃生,就隐名逃往外乡。叶开泰请洪县令作媒,均祥将华、汤三人案情哄骗母亲,赵夫人知兆琨永远监禁,遂接受叶家聘金,瑶云急得口吐鲜血。庆喜定计主婢女扮男装,在迎娶之前出逃。谁料半路上了贼船,银饰被劫,主婢被强盗捆绑抛入江中。因瑶云身上有避水宝珠,乃叶家聘送之物,故二人未被淹死。又遇渔翁白长年夫妇,救回白渔村暂住。白渔村乃九门提督包清义故籍,渔翁的儿子媳妇在包府为仆,瑶云露出女身,以实情相告。包清义为官清廉,铁面无私,有“赛龙图”美称。生有一子一女,包小姐将瑶云接入包府相伴,瑶云诉说华、汤两家遭难,求包大人伸冤。叶开泰良辰迎不来新人,甚为恼火,逼均祥交人,新任刘知府只得将均祥看押起来。王活嘴编造谎言,叶开泰要夏均祥退回聘礼,见避水珠无影踪,刘知府将均祥问罪收监。秋闱将临,汤夫人资助李大椿赴省城应试,得中解元。主考王国钧乃吏部尚书,见大椿渊博宏通,必成大器,就提携入京参加春闱。包清义为主考,李大椿一鸣惊人,得中状元。榜眼、探花亦是大同府人,一时传为佳话。李大椿将叶槐之子仗势欺人,华、汤两家蒙冤遭难之事向包大人细述一遍。包大人怒纳,正值御史黄如永奏劾叶槐纵子恶行,圣上询问三鼎甲,情况如实,龙颜大怒,传旨包清义前往查办。李大椿衣锦荣归,奉旨以副钦差随包同行。县令洪鹏程、知府刘用宾慌了手脚,向李老太送银被拒。包清义奉旨查办此案,将均祥押上公堂,均祥吓得魂不附体,供出王活嘴、洪鹏程陷害华家兄弟的实情。包公查实案情,当堂释放兆璧、兆琨,奏请圣上将叶槐革职,叶开泰充军三千里;王活嘴刁唆犯法、买盗扳人拟斩监候;夏均祥嫌贫爱富,从轻发往军营效力。华氏兄弟无辜受辱,赏银抚恤。夏国华开复原官,洪鹏程、刘用宾纵容权贵,一并革职;汤德元赏银五十两。汤将次女与李大椿为妻,李老夫人授了诰封。众人夸夏瑶云为女中丈夫,兆琨心中十分喜悦。山东龙泉山强人英雄豹招兵买马,打家劫舍,谋逆造反,包清义接旨挂帅征剿。包留下李大椿随营效力,助办机宜。包公命先锋王龙擒贼,王龙中奸计反遭贼擒。后兆璧亦中状元,兆琨中探花,汤德元长子汤俊中武状元,汤杰中武侍卫,大同府人材辈出,传为奇谈。适时包公军情告急,璧、琨、俊、杰四人奉旨星夜驰援,众人会齐,汤俊一马当先,将叛贼锤杀。得胜回朝,皆有封赏。兆琨与瑶云亦夫妻团圆,各家男女皆孝顺父母,夫妇和谐,子孙昌盛,传为佳话。
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诗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出处】唐·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意思】王濬(jùn)，西晋大将。金陵，今南京，东吴之都。王濬率领庞大的水军从益州顺江东下，征伐而来。东吴闻风丧胆，王气黯然消失。多用来形容得势者不可阻挡的气势及失势者日渐衰微的窘境。◇他在想，歼灭了归州路的宋军，大可乘胜东下，席卷荆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吞并南唐，与宋朝划江而守，割天下之半。(高阳《大将曹彬》)【全诗】《西塞山怀古》.[唐].刘禹锡.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注释】①西塞山：在今湖北黄石市东面长江南。②西晋：指王硔，晋武帝时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刺史。下益州：由益州沿江东下。王气：帝王所在地的祥瑞之气，古人迷信的说法。③千寻铁锁：吴人为了防晋，曾用巨大铁索横截江面，防止晋的兵船东下。后被王硔烧毁。石头：石头城，又名石首城，旧址在南京清凉山，后用作南京市代称。④山形句：意为西塞山仍然紧挨着长江毫无不同。江流，长江。⑤四海为家：四海归于一家，即天下统一。故垒：旧时的吴国堡垒，也喻指当时的藩镇割据。【鉴赏导示】刘禹锡是中唐进步的思想家、著名诗人。他的怀古作品历来被传诵。《西塞山怀古》是其名篇。西塞山是六朝时的江防要塞，宪宗长庆四年(824)，诗人经过此地时写下了这首诗。【鉴赏】此诗通过对晋、吴兴亡事迹的回顾，抒发了山川之险不足恃的感慨，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强盛的深沉愿望。诗的首四句是对西晋灭吴的历史的回顾，叙述中深寓感慨。首二句：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益州金陵，相距遥远，一“下”即“收”，写出败亡之速。两字对举，一方声势煊赫，一方闻风丧胆。三、四句写战争及其结果：“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以“千寻铁锁”对“一片降幡”，一“沉”一“出”，通过鲜明的形象、动态的对比表现晋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和东吴的彻底覆亡之状，说明无论是自然山川之险要，还是人为工事之坚固，对于一个腐朽的王朝政权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颈联在叙述东吴灭亡的基础上，纵览历史，于感慨之中暗示出兴亡的原因。前一句说，吴亡以后，东晋、宋、齐、梁、陈败亡相继，逗起世人一次又一次的兴亡之感;后一句说虽然朝代屡易，江山却仍是旧貌。这就说明兴废不是由地理决定的，从而暗示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深刻哲理。尾联把笔触由历史转向现实。刘禹锡写作此诗时，河北藩镇势力又有所抬头，诗人描写芦苇丛中的“故垒”，意在告诫人们在这四海一家的今天，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一方面警告割据势力，分裂不会有好下场的;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唐王朝前途的忧虑，希望统治者能吸取前代败亡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因此，这首诗虽是“怀古”，实际上是借古喻今，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慨。【赏读】诗的前四句以精炼、紧凑的词句，运用对此手法叙写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和战争的结局。诗只在第一句写到晋军，余三句俱写东吴。“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何其神速。开言便先叙结果，以下便回讲这段历史，东吴想拒长江天险及沉锁江底来阻敌军，可是最后还是举起“降幡”。作者写这段历史，一方面揭示当时吴王的昏聩，用以讽刺后来者的愚蠢之至，国家统一乃必然;同时更进一步说明，虚妄的“王气”，险要的地势，弄虚作假是不足以为恃，不堪一击的。这几句写史之句气势雄浑，跌宕有致。接下五六句感慨自然永恒与人事变迁：前四句内容深刻，故此四句可以从容而以“几回”来总括，用“收”来抒感叹，言简意赅;“依旧”显示出自然永恒变化人事短暂。最后二句作者宕笔而直写今事，展现作者冷静的历史感，而中间又加以作者感慨之情。这首诗看似在叙述历史，描述古迹，然而却把思想寓于对往事的叙写之中，格调酣畅淋漓;诗人把嘲弄锋芒直指妄想割据一方、昏聩无能的统治者，对腐败无能的唐王朝发出警示。【鉴赏要点】[1]名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2]即景抒怀，借古讽今。[3]语言形象、生动。
王睿楼船下益州。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出处】唐·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意思】王濬(jùn)，西晋大将。金陵，今南京，东吴之都。王濬率领庞大的水军从益州顺江东下，征伐而来。东吴闻风丧胆，王气黯然消失。多用来形容得势者不可阻挡的气势及失势者日渐衰微的窘境。◇他在想，歼灭了归州路的宋军，大可乘胜东下，席卷荆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吞并南唐，与宋朝划江而守，割天下之半。(高阳《大将曹彬》)【全诗】《西塞山怀古》.[唐].刘禹锡.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注释】①西塞山：在今湖北黄石市东面长江南。②西晋：指王硔，晋武帝时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刺史。下益州：由益州沿江东下。王气：帝王所在地的祥瑞之气，古人迷信的说法。③千寻铁锁：吴人为了防晋，曾用巨大铁索横截江面，防止晋的兵船东下。后被王硔烧毁。石头：石头城，又名石首城，旧址在南京清凉山，后用作南京市代称。④山形句：意为西塞山仍然紧挨着长江毫无不同。江流，长江。⑤四海为家：四海归于一家，即天下统一。故垒：旧时的吴国堡垒，也喻指当时的藩镇割据。【鉴赏导示】刘禹锡是中唐进步的思想家、著名诗人。他的怀古作品历来被传诵。《西塞山怀古》是其名篇。西塞山是六朝时的江防要塞，宪宗长庆四年(824)，诗人经过此地时写下了这首诗。【鉴赏】此诗通过对晋、吴兴亡事迹的回顾，抒发了山川之险不足恃的感慨，表达了对国家统一强盛的深沉愿望。诗的首四句是对西晋灭吴的历史的回顾，叙述中深寓感慨。首二句：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益州金陵，相距遥远，一“下”即“收”，写出败亡之速。两字对举，一方声势煊赫，一方闻风丧胆。三、四句写战争及其结果：“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以“千寻铁锁”对“一片降幡”，一“沉”一“出”，通过鲜明的形象、动态的对比表现晋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和东吴的彻底覆亡之状，说明无论是自然山川之险要，还是人为工事之坚固，对于一个腐朽的王朝政权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颈联在叙述东吴灭亡的基础上，纵览历史，于感慨之中暗示出兴亡的原因。前一句说，吴亡以后，东晋、宋、齐、梁、陈败亡相继，逗起世人一次又一次的兴亡之感;后一句说虽然朝代屡易，江山却仍是旧貌。这就说明兴废不是由地理决定的，从而暗示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深刻哲理。尾联把笔触由历史转向现实。刘禹锡写作此诗时，河北藩镇势力又有所抬头，诗人描写芦苇丛中的“故垒”，意在告诫人们在这四海一家的今天，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一方面警告割据势力，分裂不会有好下场的;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唐王朝前途的忧虑，希望统治者能吸取前代败亡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因此，这首诗虽是“怀古”，实际上是借古喻今，抒发诗人对现实的感慨。【赏读】诗的前四句以精炼、紧凑的词句，运用对此手法叙写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和战争的结局。诗只在第一句写到晋军，余三句俱写东吴。“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何其神速。开言便先叙结果，以下便回讲这段历史，东吴想拒长江天险及沉锁江底来阻敌军，可是最后还是举起“降幡”。作者写这段历史，一方面揭示当时吴王的昏聩，用以讽刺后来者的愚蠢之至，国家统一乃必然;同时更进一步说明，虚妄的“王气”，险要的地势，弄虚作假是不足以为恃，不堪一击的。这几句写史之句气势雄浑，跌宕有致。接下五六句感慨自然永恒与人事变迁：前四句内容深刻，故此四句可以从容而以“几回”来总括，用“收”来抒感叹，言简意赅;“依旧”显示出自然永恒变化人事短暂。最后二句作者宕笔而直写今事，展现作者冷静的历史感，而中间又加以作者感慨之情。这首诗看似在叙述历史，描述古迹，然而却把思想寓于对往事的叙写之中，格调酣畅淋漓;诗人把嘲弄锋芒直指妄想割据一方、昏聩无能的统治者，对腐败无能的唐王朝发出警示。【鉴赏要点】[1]名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2]即景抒怀，借古讽今。[3]语言形象、生动。
【诗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意思】门前冷落，车马稀少，年纪也大了，就嫁给了一个商人。车：一作“鞍”。老大：上了年纪。【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非凡(色相、技艺、家族等不凡)女子因年老色衰等缘故，风光不再，遭受冷遇，落魄下嫁。[例]令她看破人生虽可能明艳煊赫一时，却终不免“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之悲剧命运的，正是那宦海沉浮、饱读诗书的东坡先生。(姜琍敏《禅边浅唱》)二、前一句用以形容来往人少，门户冷清。[例]我和李宗仁孤零零地守在傅厚岗副总统官邸，门庭冷落车马稀，殊无聊赖。(程思远《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三、前一句用以比喻某一事物很少有人过问或关心。[例]比如投考理工的人最多，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跟其他部门相比，有的就冷落得不像样子。比如师范，就是这么一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最可怜、最倒霉的部门。(魏巍《做新型的知识分子》)
嫁做商人妇。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意思】门前冷落，车马稀少，年纪也大了，就嫁给了一个商人。车：一作“鞍”。老大：上了年纪。【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非凡(色相、技艺、家族等不凡)女子因年老色衰等缘故，风光不再，遭受冷遇，落魄下嫁。[例]令她看破人生虽可能明艳煊赫一时，却终不免“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之悲剧命运的，正是那宦海沉浮、饱读诗书的东坡先生。(姜琍敏《禅边浅唱》)二、前一句用以形容来往人少，门户冷清。[例]我和李宗仁孤零零地守在傅厚岗副总统官邸，门庭冷落车马稀，殊无聊赖。(程思远《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三、前一句用以比喻某一事物很少有人过问或关心。[例]比如投考理工的人最多，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跟其他部门相比，有的就冷落得不像样子。比如师范，就是这么一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最可怜、最倒霉的部门。(魏巍《做新型的知识分子》)
【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出处】唐·王维《鸟鸣涧》【意思】月亮出来惊吓了山鸟，偶尔会在春天的山涧中鸣叫。涧：山间流水的沟。【鉴赏1】月亮从东边山头悄悄地冒了出来，惊醒了山林中沉睡的鸟儿。此诗描写山中之夜的寂静。明月爬上了山头，放射出如同太阳般的光亮。沉睡中的山鸟被惊醒，竟以为是天亮了。【鉴赏2】明月东升，给夜幕笼罩的山谷洒满了银辉，受惊的山鸟在春涧中不时发出喳喳的惊叫声。“月出”、“鸟惊”不仅使静的环境增添了生机，而且更加反衬出春涧的幽静，万籁俱寂。【用法例释】用以形容月夜山林寂静，偶有鸟飞鸟鸣。[例]在这里，听不到任何喧闹，只有被车轮的鸣响声惊飞的山鸟在月光里飞过，能让人感受大山的律动。友人吟出王维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芦茜《风景》)【全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释】1.鸟鸣涧：地名。皇甫岳别墅所在的一个山涧，在云溪。2.闲：当寂静讲。桂花：也叫木犀。常见品种为秋天开花，但也有四季开花的。此处指的是“四季桂”，春天也开花。一说是冬季开花的桂树，春深花落。“闲”“空”二字王维诗中常见，它正是诗人空灵闲适心态的表现。3.王维受佛教思想影响，追求心态的空、静，然不同的是佛徒追求物外的空无静寂，维诗却静中有动，动静相衬。故后二句转出山鸟的惊叫。【赏析】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写春夜溪山的清幽境界。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但诗人并非以静写静，使诗中的意境一片死寂;而往往是以动写静，使诗境在静谧中又显出活泼生机。这首诗中，有桂花花瓣飘坠的声息和它所散发出的丝丝芬芳，有从山间升起的皎洁月亮，还有因月出感到惊异而啁啾啼鸣的山鸟;也许，还有那春涧中潺潺流淌的水声。因此，尽管这溪山的春夜是静谧的，却浮动着安恬、温馨的气息，蕴含着春天特有的活泼生机。我们在这静美迷人的大自然中，不也可以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吗?【鉴赏】王维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是描写友人别墅风光的一组诗，《鸟鸣涧》即其一。鸟鸣涧是云溪一处地名，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多鸟而幽静的山沟。王维“晚年唯好静”，对大自然的幽美境界多所发现。这首描写春天月色，空山鸟语的小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关于鸟鸣和山幽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古代诗人是很感兴趣的。梁代诗人王籍就有“鸟鸣山更幽”的名句。而宋代诗人王安石却反其意而用之，在诗中写道：“一鸟不鸣山更幽”。然而，它们似乎都不如王维《鸟鸣涧》善于体察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从而创造出更为深邃的境界。诗的前二句包含四个片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里的“闲”、“静”、“空”，是诗人王维最喜欢使用的字眼，在诗中它们分别表出了人的心境的平静、夜的宁静、山的寂静，加之桂花(这是春桂或月桂)落地静无声这样一个细节，就充分地写出了月出以前春山毫无声息的静谧。它使人联想到“山中不隐响，一叶动亦闻”(孟郊)或“闲花落地听无声”(刘长卿)那样幽寂的境界，正是“一鸟不鸣山更幽”。如果仅此而已，诗境便不免单调，缺乏意趣，尤其是不能见出“鸟鸣涧”的特色。所以诗人进而写道：“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由于月出，使鸟儿受到惊扰，不时发出一两声啼鸣，打破了夜的寂静，却又反衬出深夜空山的寂静。这就是“鸟鸣山更幽”。如果没有月出前春山绝对的寂静，鸟儿就不会因月出而惊啼;而月出后整个空山的氛围仍是一片寂静，偶而传来一两声鸟鸣，反而更衬出春山的寂静，这里有对立面相反相成的关系，也有整体与局部的对比关系;鸟声乍停之后，更显得春山无边的寂静。这里，“鸟鸣山更幽”又回到“一鸟不鸣山更幽”。然而意境却更加深邃了。因为读者不仅从比较中加深了对静的感受，而且体味到春山的寂静中包孕的无限生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出处】唐·王维《鸟鸣涧》【意思】月亮出来惊吓了山鸟，偶尔会在春天的山涧中鸣叫。涧：山间流水的沟。【鉴赏1】月亮从东边山头悄悄地冒了出来，惊醒了山林中沉睡的鸟儿。此诗描写山中之夜的寂静。明月爬上了山头，放射出如同太阳般的光亮。沉睡中的山鸟被惊醒，竟以为是天亮了。【鉴赏2】明月东升，给夜幕笼罩的山谷洒满了银辉，受惊的山鸟在春涧中不时发出喳喳的惊叫声。“月出”、“鸟惊”不仅使静的环境增添了生机，而且更加反衬出春涧的幽静，万籁俱寂。【用法例释】用以形容月夜山林寂静，偶有鸟飞鸟鸣。[例]在这里，听不到任何喧闹，只有被车轮的鸣响声惊飞的山鸟在月光里飞过，能让人感受大山的律动。友人吟出王维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芦茜《风景》)【全诗】《鸟鸣涧》.[唐].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释】1.鸟鸣涧：地名。皇甫岳别墅所在的一个山涧，在云溪。2.闲：当寂静讲。桂花：也叫木犀。常见品种为秋天开花，但也有四季开花的。此处指的是“四季桂”，春天也开花。一说是冬季开花的桂树，春深花落。“闲”“空”二字王维诗中常见，它正是诗人空灵闲适心态的表现。3.王维受佛教思想影响，追求心态的空、静，然不同的是佛徒追求物外的空无静寂，维诗却静中有动，动静相衬。故后二句转出山鸟的惊叫。【赏析】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写春夜溪山的清幽境界。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但诗人并非以静写静，使诗中的意境一片死寂;而往往是以动写静，使诗境在静谧中又显出活泼生机。这首诗中，有桂花花瓣飘坠的声息和它所散发出的丝丝芬芳，有从山间升起的皎洁月亮，还有因月出感到惊异而啁啾啼鸣的山鸟;也许，还有那春涧中潺潺流淌的水声。因此，尽管这溪山的春夜是静谧的，却浮动着安恬、温馨的气息，蕴含着春天特有的活泼生机。我们在这静美迷人的大自然中，不也可以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吗?【鉴赏】王维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是描写友人别墅风光的一组诗，《鸟鸣涧》即其一。鸟鸣涧是云溪一处地名，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多鸟而幽静的山沟。王维“晚年唯好静”，对大自然的幽美境界多所发现。这首描写春天月色，空山鸟语的小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关于鸟鸣和山幽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古代诗人是很感兴趣的。梁代诗人王籍就有“鸟鸣山更幽”的名句。而宋代诗人王安石却反其意而用之，在诗中写道：“一鸟不鸣山更幽”。然而，它们似乎都不如王维《鸟鸣涧》善于体察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从而创造出更为深邃的境界。诗的前二句包含四个片语：“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这里的“闲”、“静”、“空”，是诗人王维最喜欢使用的字眼，在诗中它们分别表出了人的心境的平静、夜的宁静、山的寂静，加之桂花(这是春桂或月桂)落地静无声这样一个细节，就充分地写出了月出以前春山毫无声息的静谧。它使人联想到“山中不隐响，一叶动亦闻”(孟郊)或“闲花落地听无声”(刘长卿)那样幽寂的境界，正是“一鸟不鸣山更幽”。如果仅此而已，诗境便不免单调，缺乏意趣，尤其是不能见出“鸟鸣涧”的特色。所以诗人进而写道：“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由于月出，使鸟儿受到惊扰，不时发出一两声啼鸣，打破了夜的寂静，却又反衬出深夜空山的寂静。这就是“鸟鸣山更幽”。如果没有月出前春山绝对的寂静，鸟儿就不会因月出而惊啼;而月出后整个空山的氛围仍是一片寂静，偶而传来一两声鸟鸣，反而更衬出春山的寂静，这里有对立面相反相成的关系，也有整体与局部的对比关系;鸟声乍停之后，更显得春山无边的寂静。这里，“鸟鸣山更幽”又回到“一鸟不鸣山更幽”。然而意境却更加深邃了。因为读者不仅从比较中加深了对静的感受，而且体味到春山的寂静中包孕的无限生机。
《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
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
明史纪事本末。推荐。爱诗词网。《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系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系统地记载明代近3百年的重要史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取北京。全书80卷,以一卷系一事,故卷帙大小不一,详略悬殊。以广雅本为例,其中篇幅较多的,如卷16燕王起兵,卷66东林党议,卷71魏忠贤乱政,卷72崇祯治乱,卷75中原群盗;篇幅较少的,如卷19开设贵州,卷23平山东盗,卷70平徐鸿儒,卷76郑芝龙受抚等。《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附论,写法仿《晋书》的“论”、“赞”,用骈体文,多数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或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论。如卷56《李福达之狱》即用高岱论,卷66《东林党议》用倪元路论,卷68《三案》之“梃击”、“移宫”二案用夏允彝论。《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代官修《明史》前八十多年,无正史为据,广泛采用野史和杂记传说。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等事,其中史实较《明史》详细而又颇有出入,可以相互参证。该书较以前纪事本末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史料来源不是脱胎于某一部书,而是集众书之长。《明史纪事本末》关于晚明与清室相关之事,略而不载。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通行本内缺《辽东兵端》、《熊王功罪》、《插汉寇边》、《毛师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六篇,拜经楼有旧钞本。”清初厉行文字之禁,谷氏成书后,曾被指控,其缺少晚明之事当为受政治影响后之改版,而非由于谷氏撰作的疏漏,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本(后归陆氏皕宋楼,清末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经傅以礼借钞得一本(今存浙江图书馆),他于光绪三年孟冬写有跋文,称原书“不分卷,亦无序目,撰人名截去。”又称“是书体例全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只篇末无论为小异耳。观卷中附注有详《流寇之乱》、《崇祯治乱》等话,此两篇为谷书中子目,疑此书亦出其手,初为一书,后以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授梓时始别而出之。”傅氏乃改题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定为6卷。《四库提要》引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之说,谓谷氏书原为张岱所辑的《石匮藏书》,谷氏以五百金购之;又称其多取谈迁所作,后论则杭诸生陆圻所作。古代官僚著书多有幕宾为之操笔,谷氏之书内容充实,组织亦甚为精密,似非一人在公余之暇所能胜任。但该书编纂得当,首尾一致,其中应有谷氏一定的功劳,不可便认为是袭取他人之作;若以《国榷》与《明史纪事本末》相较,所载崇祯时期多有相同,这是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在史料来源方面似有一定承袭关系,但采用同一史料并非等同于代作。又张岱《与周戬伯书》说:“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厥役。”据此则张岱所协助者以崇祯部分为主,更非谷应泰出于巨金相购。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是以封建士大夫的立场总结明王朝的统治经验。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仅一律诬蔑为“盗贼”,并多用丑化的写法,如诬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是“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而对于效忠君王的人物都作正面肯定,甚至不惜采用伪史记载。如燕兵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自焚身死。但当时曾有建文帝未死,潜服出逃的传说,后来便有许多伪史乘机而作,其中最有系统者和万历年间所写《致身录》,记随建文出亡者凡22人。当时稍具历史知识者,无不指出其伪,论证十分明确,沈德符《野获编》、许元溥《吴乘窃笔》均指出系后人伪造的种种明证,“与逊国仕宦从亡,风影无涉”。而谷氏全用《致身录》之说,并作论云:“疑一龙之未出,摈众蛇而不载。”他相信这些伪史记载,并为那些“忠君”的人叫屈,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明史纪事本末》以简明的文笔,系统地概括了明朝一代的史实,仍应值得肯定。如关于农民起义,从前期的山东唐赛儿、浙闽矿工、郧阳流民,和中期的河北、蜀中、江西,以及末年的全国性起义,都有专篇作比较集中的记载;又如修治运河、防御倭寇、宦官弄权以及矿税为害等,也都有专篇论述,这就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