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梨花

不薄今人爱古人。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处】唐·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意思】我不轻薄今人，同时也爱慕古人，只要他们有清新明丽的词句，我就亲近他们。薄：鄙薄，轻视。为邻：接近。【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喜欢古今好的词语、好的文艺作品或优秀文学艺术家。[例]我自己虽不作诗，但我从幼年起就爱读诗;不但爱读古人的诗词，也爱读今人的诗词，正如诗翁杜甫所咏叹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辞丽句必为邻。”只要是“清辞丽句”，不论古往今来，我一概爱读。(廖沫沙《暴雨飚风总不移》)二、用以形容既尊重前人的成果也重视今人的成就，学习古今优秀的东西。[例]艺术家需要广泛吸收前人的艺术美创造的经验，把前人艺术美创造经验中同自己的气质、趣味相适应的东西吸收融合，形成自己的艺术美创造的特殊风貌，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从“转益多师”中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的。“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陆一帆等《青年美学向导》)【全诗】《戏为六绝句·其五》.[唐].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赏析】这是杜甫阐明自己艺术见解的诗句。今人爱慕古人，凡有清词丽句，而必认真学习，我杜甫怎敢轻易小视这些善于向古人学习的人呢?作者强调向古人的优秀诗句学习，观点是正确的。注：今人，指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必为邻，意为离不开、少不了。

飞蓬各自远。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出处】唐·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意思】没有几天我们就要一醉而别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几乎游遍了这一带所有的名胜古迹，楼阁亭台。什么时候这石门路上能够让我们再度相逢，金樽重开?【全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唐].李白.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注释】①天宝三年(744)，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遇，次年伴游齐鲁，“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结下深厚友谊。745年晚秋，两人分别于石门山，此后再未相见。临别时李白写下了这首送别诗.杜二甫，即杜甫，因排行第二，故称杜二甫。②池台：山水台阁。③徂徕：徂徕山，在石门山东北。④飞蓬：草名，枯后根断，随风飘旋，故称飞蓬。比喻李白、杜甫。【题解】诗篇名。唐代李白作。此诗大意：上次醉别后多少天，我们又重逢于鲁郡，游遍了这里的山水楼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度聚首于石门，重新开樽痛饮呢?秋波荡漾不停地泻入泗水，晓色(海色)中徂徕山隐约可见。分别后将像飞蓬一样，各奔东西，愈离愈远，今日且让我们共同干杯，以博一醉。诗从醉别开始，以醉饮结束，酒成了李、杜友谊佳话的重要内容：叙旧、赏景、畅游、话别都离不开酒，酒是他们友谊的媒介与纽带。原诗如下：“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赏析】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识，从此结下深厚友谊，一年后，李杜重逢，同游齐鲁;深秋，杜甫告别李白，西去长安，李白因“思君”情切，写下此诗，遥寄杜甫。“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诗劈空发问，突兀而起。沙丘城，在山东汶水之畔，是李白在鲁中的寄寓址。来沙丘之前，诗人曾和杜甫一起“登临遍池台”(《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二人分手后，李白独寓沙丘城中，“高卧”指的正是当时无聊乏味的闲居生活。“我来竟何事”这一问，寓意深长，引人注目，开篇即抓住读者。它既表现出诗人在告别了与挚友携手同游、诗酒流连的欢乐生活后的孤单和惆怅，也折射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不被重用，最终被驱出朝廷，落得个“高卧沙丘城”的凄惨处境。好友远去，我竟独来，回想昨日，念及今日，诗人怎能不感慨万端，怎能不更加思念情同手足的远方朋友?对杜甫的思念之情仿佛占据了诗人的整个身心，使他无法排遣。诗的中间四句正是诗人这种情怀的生动写照。三、四两句借景抒情，五、六两句更以事言情。酒本可销忧，歌亦能解愁，如今“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足见诗人百般无聊，情思难遣。结尾两句巧妙设喻，直抒其情：我思念朋友的感情像沙丘城外的汶水一样，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汶水，源出山东莱芜，自东北向西南而流;杜甫告别李白前往长安，长安在沙丘西南，所以说“浩荡寄南征”。由“思君”两句试回过头来再看以上各句，觉前六句虽句句不直言思君，却句句不离思君，诗人的各种感受皆由思君使然。如此蓄势蓄力，至结尾发而为“思君若汶水”的浩歌。两句诗把思君之情比作一川流水，化无形为有形，创造出一种情意绵绵、相思不绝的意境，将美好而深挚的感情表达得尤为真切动人。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接吻门。推荐。爱诗词网。《接吻门·严辰》全文与读后感赏析在罗马尼亚日乌县的布伦库什公园，有现代派名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什设计建成的三组艺术作品：“沉默的桌子”、“接吻门”、“未完的柱子”。“接吻门”由巨大的方石组成，正反两面左右石柱上，都同样刻有男女接吻的浮雕。两方巨大的石柱，在大地里深深扎根，坚实、浑厚、稳重，构成了奇特的接吻门。刻一条浅浅的竖线，勾勒出一对男女的体型，刻一条短短的横线，面对面的两张嘴唇。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上面刻着“霍拉舞”的花纹，她是辛勤劳动的成果，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坚硬的石头，体现了雕塑家的匠心，冰冷的石头，发出了沸腾的感情。她质朴而又含蓄，粗犷中流露精致聪明，她是现代派的名作，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她启示某种哲理，具有思想，具有生命，她和你默默地对话，和你一同探索，一同思忖。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友谊，相爱，永不分离，团结，创造，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座“和平纪念碑”，为了歌颂牺牲的英雄们的功勋，通过一道门，从苦难的时代，向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挺进！1979年8月7日，日乌县初稿，9月18日，北京修改我们读这首诗，与其说是通过它来欣赏“接吻门”，不如说是从中去看诗人如何欣赏“接吻门”。“接吻门”作为一件雕塑艺术品，具有自身的独立的艺术价值。诗人试图用“诗”来“再现”它，并且在诗中融入自己对这件艺术品的新颖感受。这“奇特的接吻门”由“一对男女的体型”和“面对面的两张嘴唇”所组成，除此而外，都属于诗人的艺术体验和联想。那“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以及“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均是诗人沉迷于艺术欣赏中的遥思与感受。诗人在表现对“接吻门”的艺术欣赏心态时，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理性的思索。无论是“雕塑家的匠心”或“沸腾的感情”，抑或那“现代派的名作”与“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的结合的告诫，都呈现出一种以艺术原则规范具体作品的倾向，但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则是以非常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了“接吻门”的艺术真谛，成为全诗中闪光的诗句。我们不妨用“瑕瑜互见”来评价此诗。当诗人以艺术感受的触角探幽察微时，他的诗句不乏闪光的火花，而一旦落入理性的轨道，更多地像是在宣传某种观念。

破匈奴。推荐。爱诗词网。(节自《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①,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②。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③,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④!”匈奴每人,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⑤。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⑥,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⑦。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⑧,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⑨。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⑩,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11),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12),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译文】李牧是赵国北部边防的优秀将领,经常驻防在代和雁门两郡,以防备匈奴入侵。并因实际需要,可以自行任命地方和军中官吏,所收得的租税都纳入李牧军中的办事机构,作为养兵的经费。每天宰杀好几头牛供给军士食用,军士们练习射击、骑马,小心把守着警报台,多多地派遣侦察敌情的人员,优厚地对待战斗人员。发出约束命令:“匈奴一旦侵入边境来抢夺,我们应立即把人马物资收拾起来,退入堡垒中固守。如有人胆敢去捕捉匈奴就处斩。”每当匈奴侵入,烽火台就报警,全部人马都迅即进入堡垒,不敢出战。这样过了好几年,军队也没有什么损失。然而,匈奴认为李牧胆怯,即便是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我们的将帅太胆小了。赵王责怪李牧不出兵应战,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很气愤,将李牧召回,用其他人代替为将。之后一年多,每次匈奴来犯,都出兵与匈奴作战。出兵应战,屡次战败,伤亡损失很多,使得赵国的边民不能耕田放牧。于是,赵王又请李牧做边将,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自己有病。赵王便强行派遣李牧带兵守边,李牧说:“大王你必定要用我,那就要允许我像以前那样做,才能接受你的命令。”赵王允许了他的要求。李牧到了边关,像从前一样约束官兵。好几年来,匈奴都没有从赵国得到什么,始终认为李牧胆怯。守边将士得到许多赏赐而不使用他们,他们都愿意为国一战。于是,李牧便为作战,挑选出合格的战车一千三百辆;挑选出合格的骑兵一万三千人;挑选出曾获过百金之赏的勇士五万名;能拉硬弓的善射之兵十万名,并把这些入选的人、马、车辆全部组织起来,进行作战训练。然后,在边境大肆放牧,放牧的百姓遍布边境的田野。匈奴人用少量的人马侵入抢劫,李牧假装打不赢而败走,并把几千人丢给匈奴。匈奴的君主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大举领兵来入侵赵的边境。李牧多用奇特的战阵,向敌左右两面包抄攻击,大败匈奴,杀死匈奴十多万骑兵。灭掉了襜褴族,打败了东胡族,降服了林胡族,单于败逃远奔。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匈奴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城邑。【鉴赏】本文记叙了赵国良将李牧保卫边疆,大破匈奴的战绩。歌颂了李牧不急功,不近利,不逞匹夫之勇,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不惜触怒赵王而罢将丢官,一切以战事为重,一切以护边为重的爱国精神。塑造了貌似“不敢战”,实则英勇善战,貌似“怯弱”,实则大智大勇,匈奴“小入”则“佯北不胜”,匈奴“大人”则“大破大胜”,善为奇谋,独具风采的良将形象。通篇用“赋”的手法,轻描淡写,平实道来,然淡中有浓,平中有奇。平实的陈述与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的丰功伟绩,形成强烈的反差,鲜明地托出一代良将的形象,可谓以平凡显神奇,以淡泊寄至味。文章还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写李牧“不敢战”,匈奴“以李牧为怯”;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也因此责备李牧,并“使他人代将”。一抑再抑,李牧之“无能”似乎已登峰造极。但结果是,代他为将之人,以匹夫之勇“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这与李牧原来守边时的“数岁,亦不亡失”形成鲜明对比,反衬李牧以“不战”为战的策略的英明,这是一扬。最后,赵王不得不再请李牧“将兵”,李牧仍按“如前”之“故约”带兵,抗击匈奴。果然,“匈奴数岁无所得”,这是二扬。最后,李牧训练精兵,布杀阵,诱敌深入,待匈奴“大率众来入”之时,“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这是三扬。这种以“怯”写勇,以“抑”写“扬”,以“不敢战”写“大破之”的手法,使李牧的形象特别突出,独具异采。同时,以李牧的赫赫战功说明他不是真“怯”,而是一种麻痹敌人的奇谋,有力地呼应了开篇的“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使文章首尾完整,浑然一体。

聊斋志异之侠女。推荐。爱诗词网。《侠女》是《聊斋志异》中一篇流溢着奇光异彩的小说。全篇没有头尾完整、交待详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于人物的一二奇行异事，写得虚虚实实、闪闪烁烁。小说写家境贫困，以书画为生计赡养老母的顾生，与其母常周济不知从何而来、对门而居的老妪少女，甚至老妪病逝后代为安葬。女则知恩图报，为其生子，但又不肯嫁与顾生。其女行踪诡异，剑术超群，曾以匕首掷杀纠缠顾生并侵犯自己的白狐娈童，最后提仇人头来与顾告别，自言是司马官之女，为报籍家之仇，隐姓埋名三年之久。小说极写此女的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在那个封建礼教禁锢森严的社会，一个年轻女子，不怕抛头露面，不避男女之嫌，而又冷若冰霜;受顾家母子周济，不拒亦不谢，然又入顾家代母操作，为顾母洗创敷药，俨然如妇。尤其是她为报顾生养母送终之德，怜顾贫不能成婚，为之生子的异行，乃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之尤，济贫助人的侠义之极。篇名题为“侠女”，作品突出侠女的侠义之行，充分表现出作者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气和尊崇女性的民主意识。这篇小说从思想到艺术明显地受到司马迁史传文学的影响。《史记·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写郭解“急人之难，免雠于更。“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高尚品格给予热烈赞扬。《刺客列传》则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聂政、荆轲等五名刺客勇敢抗暴、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热情歌颂他们自我牺牲，以报知己者的侠义精神。作者于篇末赞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侠女》写侠女为报顾生孝养其母，以身相报，为其延一线之续，以成彼之孝的侠行，又写其以一孤弱女子，独力抗暴报仇的异行，明显可以见出是兼采游侠之同情贫苦百姓，“专趋人之急”，“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与刺客的勇敢抗暴和自我牺牲、以报知己的侠义精神。甚至司马迁借句践之语惋惜荆轲“不讲刺剑之术”而失败，《侠女》就大写侠女剑术之神异而大功告成。《侠女》在艺术表现上也继承了《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不重故事情节的首尾联贯、完整铺写，而注重人物奇行异事的描绘，以人物言行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特点，重在以为人作妇生子的异行来表现侠女的侠义性格。如将三篇作品对照看，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见出这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的承继关系。为了塑造好这位卓尔不群的侠女形象，作者在现实描绘上涂抹了一层神异色彩。侠女与顾生母子的互相帮助完全是现实的街邻交往，侠女以身相报、为其生子延嗣的细节描写虽为异行，却也极为生活化。而侠女的来无影去无踪，以匕首掷杀白狐，以革囊提仇人头，甚而知顾生“福薄无寿，此儿可光门闾”，最后“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以上种种描写，倍增侠女神异，这种把现实神幻化的艺术手法，使得人物灵光四射，异采夺目，使其侠行义胆更加光彩过人。这种把现实神异化的艺术手法，还起到了把现实的内容虚化的作用，如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似真似幻。如小说实写侠女灭狐：“女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灿若长虹;俄一物堕地作响。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而对其报仇之大事，则只用笑提仇人头来与顾生告别这样的侧面描写，即虚写来表现。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正如但明伦所评：“报仇是本文正面，剑术是报仇实迹，正面难写，而实迹又不可不写。乃于此处借狐以写匕首之神异。后之杀仇取头，只用虚写便足。”说明虚写(侧面描写、概略说明)避免了难写的实事，而又达到、甚至超过了实写(正面描写、直接具体的描绘)的艺术效果。试想如果在一短篇小说中大段大段地铺叙侠女报仇过程，反而会令人感到冗长平淡，不如仅用极少的笔墨写她用匕首击杀白狐，后只点出她取回仇人之头这样的虚实结合的写法来得强烈集中、凝炼含蓄，使侠女性格特征的表现更为深刻有力。这种把现实神异化，对侠女虚虚实实的描写，使得侠女是人似仙，如真似幻，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王渔洋回末评)。小说还采用这种写法，实写详写侠女与顾生母子的交往，以突出她以身相报的侠义行为，虚写略写她的来历、行踪、报仇经过，“只一句两句，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省却几许笔墨”(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的虚写)。一方面倍增侠女的神异，一方面以简省的笔墨反映了更为广泛复杂的情节内容，增加了作品内容的容量，同时又使作品结构紧凑、集中、精炼，充分显示出蒲翁对于短篇小说谋篇布局的精湛造诣。悬念是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设置悬念是小说结构艺术的重要手段。《侠女》善设悬念，将侠女行动诡秘、身份来历不明、剑术高超神异写得闪烁迷离，使人频生疑窦，悬想不已，直到最后侠女挟人头而至，慷慨陈词，才使人释疑。紧接着又境界翻新，写侠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给读者留下悬想的无穷天地，比之一般小说篇末释疑即止，匠心独运，结构巧妙，艺术魅力更大，显示出作者营构短篇的过人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