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传

谭嗣同传朗读

散文·梁启超文《谭嗣同传》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

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拂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某某等为学堂教习,召某某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故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谓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三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胡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己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日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谭嗣同传》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戊戌政变”中殉难烈士谭嗣同的历史,而且再现了“戊戌政变”这一时期的历史,堪称符合历史真实的人物画和真实的历史图画。为什么能这样呢?这当然与梁启超“文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分不开,也与他在叙事手法上采用了“全知的视角”分不开。

之所以说《谭嗣同传》以“全知的视象”来叙事,这是因为从纵向上来说,梁启超不仅“深知”并展示了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前的经历,而且“深知”并展示了谭嗣同思想发展的过程。“少倜傥”、“好任侠”的谭嗣同,由于“幼丧母”而被“父妾所虐”,便养成了小心谨慎、深谋远虑的性格。这可见作者“知”谭嗣同性格的“雏形”。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谭嗣同一方面“益发愤提倡新学”,并“私淑”康有为;另一方面又糅合儒、道、墨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著成《仁学》一书。书中既有朴素的唯物论与民主精神,又有以墨子中的任侠精神和佛教中普渡众生的教义而铸成的人格——奋发图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这可见作者“知”谭嗣同性格的“发展”。文中说当陈宝箴在湖南当政时期,谭嗣同便在湖南办“强学会”,“办新政”,使“湖南全省风气大开”。这可见作者深“知”谭嗣同思想在维新道路上的“再发展”。

如果说上文是从纵向以“全知的视角”叙事,那么,文中对“百日维新”的描写则是从横向上以“全知的视象”叙事。这种叙事视角是“全方位”的:既有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与濒于失败时的焦虑,也有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物的多方奔走活动;既有光绪与慈禧两派由暗伏转而暴露的尖锐斗争,又有袁世凯这个阴险狡诈人物的丑恶表演。由此可见,《谭嗣同传》采用了“全方位”观照的手法,叙事者(作者)的视线四通八达,几乎“面面俱到”地展示了“百日维新”时的真实历史。《谭嗣同传》中以“全知的视象”叙写历史,不仅具有“广度”,而且颇有“深度”。这种“深度”主要体现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之中。而这个游说的全过程是以“三部曲”组成的。一是试探。谭嗣同亲自去袁世凯所在的法华寺,一见面就试探袁世凯对光绪帝的态度。二是献计。谭嗣同在试探中自以为见到了袁世凯对光绪帝的“忠诚”,便主动向袁世凯献计,让他在可能发生的“天津事变”中保护皇上,整顿宫廷,清除慈禧党羽。三是施行“激将法”。谭嗣同故意当着袁世凯的面称荣禄为“绝世之雄”,从而激怒了袁世凯,迫使他急于表白,口吐狂言:“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对于谭、袁二人对答如流的“三部曲”,作者以“全知的视象”尽收眼底,并且一五一十如数家珍地叙写出来。甚至还“微观”到人物的举手投足,比如写谭嗣同“以手抚其颈曰”;“微观”到人物的音容、笑(怒)貌,比如接连写袁世凯“正色厉声曰”、“笑而不言”、“怒目视曰”等,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作者不仅“知”其对话的细节,而且“知”其内心深处,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谭嗣同在沉着坚定中又有某些愚拙(没有能识辨出袁世凯的假面目);袁世凯在易暴易怒中又隐藏着阴险狡诈。知人知事之“细”与“深”,在“全方位”的观照中是相辅相成的,从而进一步显示出“全知视角”在叙事中的巧妙作用。

由于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慈禧及其党羽迅速导演了一场“政变”。他们一面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一面又命令捕杀维新党人。面对着保守派的猖狂反扑,谭嗣同毫不畏惧,一面设计劫出光绪,一面疏散维新党人。而当别人再三苦劝谭嗣同外出避难时,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被捕入狱后,他神色自若,意态从容,在狱中题诗以明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时还是“慷慨神气不少变”。在这里,作者又以“全知的视角”随着保守反扑、谭嗣同被捕和临刑而一一转换视点,将人物形象刻画得真实而具体,生动而丰满,在“全知”的观照中充分地表现了谭嗣同以身殉国、慷慨赴难的献身精神。这,可以视为谭嗣同性格发展的“高潮”。而这个“高潮”又向上补足了谭嗣同性格发展的过程。由此可见“全知视角”的叙事法在丰满人物性格上的妙用。

当然,《谭嗣同传》的艺术特色是多方面的,例如构思精密,情节完整;剪裁巧妙,详略得当;形象生动,条理清晰;文笔奔放,语言晓畅,等等。但是,“全知视角”的叙事法,则是《谭嗣同传》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高度统一的关键。应该说,“全知的视象”,是自《史记》以来中国传统的史传体散文常用的一种叙事手法。梁启超之所以在《谭嗣同传》中能加以继承与发展,这与他以维新变法者的身份知人论世分不开。梁启超与谭嗣同一样,都是晚清时期的维新变法的志士,在“戊戌变法”中并肩奋斗。对于谭嗣同,梁启超不仅“知”其言与行,而且“知”其心,赞誉他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清代学术概论》),十分景仰他为维新变法而流血牺牲的壮烈行为。正因梁启超对谭嗣同如此“全知”,所以,他在《谭嗣同传》中能得心应手地采用“全知的视角”来叙述谭嗣同一生光辉的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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