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阴谋案

华歆与王朗。推荐。爱诗词网。华歆王朗《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1）。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到，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2），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3），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注释：（1）〔歆（xīn）辄（zhé）难之〕辄，即，就。难，为难。（2）〔疑〕犹疑不决。（3）〔既以纳其自托〕以，同“已”。纳，承纳，接受。自托，请求。译文：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要跟随，华歆对这件事感到为难。王朗说：“幸而船里还很宽，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贼人追来，王朗就要抛开携带的人。华歆却说：“当初我所以犹豫不决，正是因为考虑这种情况。既然接受了他的请求，能因为危急就抛掉人家吗？”于是像当初一样携带帮助那个人。人们就凭这件事来评定华、王的好坏。

千岩万转路不定。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出处】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译注】群峰连绵，山峦重叠，峰回路转，山道曲折，盘旋变化不定。山上，奇花异草，怪石林立，令人陶醉，使人留恋。倏忽间，日薄西山，就到了黄昏。诗句通过丰富的想象，高度的夸张，洗炼的语言，描绘出梦中天姥山绮丽、明媚的景色。“迷”、“倚”不仅写出山中花石之美、之奇，而且反映出诗人渴望光明，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注：倚，靠。暝(míng)，黄昏。

列子御风。推荐。爱诗词网。典源出处《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疏：“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繻公同时，师于壶丘子林，著书八卷，得风仙之道，乘风游行，泠然轻举，所以称善也。”释义用法列御寇学得仙术，能够乘风而行。后以此典形容仙人乘风飞游;或用以形容乘车、船、马等奔驶疾速，如乘风一般。用典形式【仙寇】宋·杨亿：“泠然知有待，仙寇异吾曹。”【驭气】宋·范成大：“舍舟得马如驭气，步入青松三十里。”【驭风】唐·韩愈：“还随蹑凫骑，来访驭风襟。”宋·范成大：“控临缥缈疑无地，指点虚无欲驭风。”【乘风】宋·范成大：“玉宵有客方东望，竟欲乘风御气游。”明·陈子龙：“方见燕雀笑黄鹄，安能乘风凌九州。”【御风】唐·李商隐：“御风知有在，去国肯无聊。”宋·史达祖：“独自卷帘栊，谁为开尊俎。恨不得御风归去。”【驭风仙】唐·白居易：“我无缩地术，君非驭风仙。”【列子车】唐·刘禹锡：“云是淮王宅，风为列子车。”【列御风】清·赵执信：“我身列御风，舟子僚弄丸。”【列御至】唐·骆宾王：“人疑列御至，客似令威还。”【御风列】宋·苏轼：“愿因骑鲸李，追此御风列。”【御泠然】宋·孔平仲：“便欲御泠然，因之游广寒。”【御寇风】宋·陆游：“横空我欲江湖去，谁借泠然御寇风?”【列子御风】宋·苏轼：“列子御风殊不恶，犹被庄生讥数数。”宋·范成大：“列子御风犹有待，邹生吹律强生春。”【列生御风】唐·顾况：“列生御风归，饲豕如人焉。”【泠然御风】唐·刘禹锡：“仙子东南秀，泠然善御风。”【乘空列御】清·黄景仁：“乘空列御是耶非，广袖飘如鹢退飞。”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虞姬别霸王。推荐。爱诗词网。《虞姬自刎(虞姬别霸王)》出处、释义和例句【出典】《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正义》：“《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又，《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中记虞姬和项王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又，宋·范成大《虞姬墓》诗：“刘项家人总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又，宋·曾巩《虞美人草》诗(一说许彦国作)：“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先飞，青血化为原上草。”又，元·王伯成套曲[般涉调·哨遍]《项羽自刎》中[耍孩儿]：“唯除个植楚怀忠政，错认做奸人暗等。误截一臂不任疼。猛魂飘已赴幽冥。碧澄澄万里天如水，明朗朗十分月满营。马首立虞姬氏，翠蛾低敛，粉泪双擎。[么]绝疑的宝剑挥圆颈，不二色的刚肠痛。怎教暴露在郊墟，惜香肌难入山陵，望碧云芳草封高塚。对黄土寒沙赴浅坑。伤情兴，须臾天晓，仿佛平明。”又，元·张时起有杂剧《霸王垓下别虞姬》，已佚。【释义】《史记·项羽本纪》记虞姬事，并未说明她是否自刎，但后世有“虞姬墓”。历来诗人对虞姬多有歌咏，皆以为自刎死。又，宋金杂剧、院本多有霸王剧目，最完整的、涉及虞姬的剧本应是元代张时起的《霸王垓下别虞姬》，惜已佚。而元代保留戏曲、小说中霸王故事最多的，是王伯成的套曲。其中说到霸王马上别虞姬，虞姬立马首，拔剑自刎，这也应是张时起剧本的关目。【例句】①你你你，做了个别霸王自刎虞姬。(关汉卿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第二折[梁州第七])张珪与妻相别，借用霸王别姬典故。“自刎”事自然是虚的。②我做了别虞姬楚霸王，全不见守玉关镇西将。(马致远杂剧《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第三折[雁儿落])剧中汉元帝被迫送昭君出塞，很觉怆然，所以用楚霸王比喻自己的处境。

春如江水绿如蓝。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出处】唐·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其一》【意思】太阳出来，江边的鲜花比火还红;春天到了，江水绿得跟靛蓝一样。江花：江边的花。蓝：靛蓝，一种深蓝色的染料，用蓼蓝的叶子发酵制成。【鉴赏1】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映照得比火还红润;春天到来时，碧绿的江水就像湛蓝的蓝草。怎能不让人怀念江南呢?这两句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明媚动人的江南春景图。词人选取“春江”作为江南春景的代表，描写了江花之艳红，江水之碧绿，色泽明亮清新。“日出”与“春来”是互文成义，上句有“春”，下句有“日”。一“出”一“来”，为宁静秀美的江南风景平添了一丝活力与生机。最后以反问句结尾，点出“忆江南”的主题，表达自己的怀念与向往之情。【鉴赏2】清晨日出的时候，江边盛开的花朵，简直比火还要红艳;当春天来到时，江里的水，青绿得就像是蓝色的一样。江南水乡花草繁盛，这首词以红花、绿水来描写江南的美景，色彩鲜明艳丽，情趣无限。【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江南等地阳光明媚，花红水碧的春景。[例]富春江最富于春天的色彩。唐代诗人白居易早就咏叹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富春江水蓝得透明，两岸的红杜鹃花烂漫。(碧野《跋涉者的脚印》)二、用以比喻面貌焕然一新，形势大好。[例]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郭沫若《科学的春天》)【全诗】《忆江南三首·其一》.[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释】1.谙(音an)：熟悉。2.胜：超过。蓝：植物名，蓼科，一年生草木，茎高二三尺，叶互生，卵形或椭圆形。叶可制染料，俗称靛青。【译】江南风景真美!那秀丽的景色早就熟谙。日出时，江边鲜艳的花儿，红胜火焰;春来时，清澈的江水碧绿如蓝。这般令人陶醉的景色，能不使人忆念?【鉴赏导示】这是一首写景抒情词，共有三首，这里选的是第一首。早年，白居易常在杭州、苏州做官，那里如画的风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他回到洛阳，回忆江南的风景时写下了这三首词。【鉴赏】起句即赞颂“江南好”，正因为“好”，才不能不“忆”。“风景旧曾谙”一句，写那里的风景美好如画，是诗人当年亲身体验和感受过的，因为在自己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具体写江南景色。太阳出来后江边的花比火还要红艳，春天来临，绿色的江水微波粼粼，像一条彩练在晃动。这里，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相映衬，红者更红，绿者更绿。想起如此的美景，诗人在结尾由衷地吟出：能不忆江南?在这首写景抒情词中，诗人不但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色彩鲜艳的江南之春的瑰丽图画，而且还表现了作者对江南无限怀念的美好情感。【赏析】白居易的《忆江南》，原作共三首，分写江南春色、杭州秋景和苏州胜事。每首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各首之间又密切相关，脉络相通，构成有机的整体。这是其中的第一首。作者以追忆的情怀生动描绘和热情赞美了江南的迷人春色，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词人一开口即赞颂“江南好”，这不是一般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式的人云亦云，而是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忆恋之情，是昔日审美意识的复活，是满怀激动和喜悦的赞颂，因为“风景旧曾谙”。这就是说，那江南风景，不是听说或凭想象而来，而是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的结果。白居易少年时曾避乱吴、越，旅居苏、杭。江南的奇山秀水，苏、杭的旖旎风光，给这个北方少年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深刻的记忆。穆宗长庆二年(822)至敬宗宝历二年(826)，白居易又先后出任杭州、苏州刺史。这位酷爱自然的诗人，政事之余，经常优游于寺庙林泉之中，陶醉于湖光山色之间，曾写有《暮江吟》、《钱塘湖春行》、《白云泉》等歌咏江南风光的名篇。宝历二年秋，他因眼疾而废郡事，回到洛阳后写了不少怀念旧游的诗作。直到六十七岁的暮年，他依然对“旧曾谙”的江南风景念念不忘，写下了这首景美情深的《忆江南》。因此，“风景旧曾谙”，可谓言之凿凿，既落实了“江南好”的“好”字，又点明了“忆江南”的“忆”字，并为下面的写景作了铺垫。前两句泛忆江南，写得比较概括。接下去具体描写江南的美好春色：“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真是运笔如神，写景如画!寥寥数语，便尽收江南春色。春天的清晨，鲜花开遍了江畔，红艳艳的一片，在旭日照耀下，似喷火蒸霞，红得更加显目;春来水绿，江流泛碧，在江花、红日的映照下，更加清碧如蓝。作者以江为中心，以“江花”、“江水”为主要意象，以“日出”、“春来”为背景，经过心营意造、从而织染出一幅阔大绚丽的江南春色图，给人以亲临其境、陶醉其中的美感，从而成了赞美江南风景的名句。这两句所以写得好，首先是由于作者选择了最有代表性、最富于特征的景物。江南春景，可忆者甚多，要用两句话概括而形象地描绘出来，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以便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个性表现共性。选择什么呢?江南水乡，“江水”是这个地区的代表性景物;春暖花开，花是春天的象征，而且江南又多鲜花。于是作者就选取“江花”、“江水”这两个最富有特征的景物来写，起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其次，作者在描绘江南春色时采取了同色相烘染和异色相映衬的手法，把江南春色写得鲜艳夺目，精彩绝伦。“日出”与“春来”，都是带有色彩的动态形象，都为江南风景增色添彩。春花本已红艳，在红日照耀下，更红得胜过火焰，因同色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天是绿的使者，它染绿了江南大地，也把那江水染得愈加碧绿如蓝，因同色滃染而加深了色彩的浓度。“红胜火”的江花与“绿如蓝”的江水，互为背景，异色相衬，使整个画面更为绚丽夺目，层次分明。再次，作者不仅写景如画，而且画中寓以深挚的感情;不仅写出了江南春景的色彩、精神和灵魂，也写出了自然之美给予词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写出了词人心灵中的江南之春，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词人描绘出如诗如画江南春景之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情不自禁地喊出“能不忆江南”的心声。这样结尾，不仅照应了“江南好”的开头，充分抒发了他的忆恋之情，而且空灵含蓄，余音袅袅，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想，更激起万千江南游子的眷恋情怀。【鉴赏要点】[1]名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采用映衬、比喻的手法。[3]语言浅显、生动。[4]色彩明丽，层次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