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为形陋,不足以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世说新语》)
赏析《世说新语》不仅记叙高士的言行,名流的谈笑;也不仅记叙豪门的荒淫,贵族的腐朽,而且对统治阶层的残忍与险诈有深刻的揭露,这篇“床头捉刀人”便是其中的一例。
魏武帝曹操在正史《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中都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奸雄。这篇颇具幽默感的小品,非常集中地反映了曹操凡事从对自己是否有利出发而采取相应手段的个性。他在接见匈奴使者时,让一个叫崔季珪的人代替自己,而自己反在“床头捉刀”,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形象不佳,不足以威服远国的使者。戏既演毕,未露破绽,按一般常规来说就可以画个句号了。但多疑善虑,城府甚深的曹操却怕走露了消息。于是他立刻派间谍侦察。侦察对象就是那位匈奴使,而这位聪明的使者也太实在——愚鲁,他竟吐露了真言:“魏王”虽然“雅望非常”,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位“床头捉刀人”,结果丢掉了性命。
匈奴使者可谓慧眼独具,聪明过人,但魏武曹操比他更聪明,这聪明就表现在要套他的真话,掏出他心中的秘密。
匈奴使者的最大“弱点”是不够诡诈,设若他只字不吐,他就会安然无恙。魏武曹操最大的“优点”则在于他的阴狠,设若他不派间谍了解真相,他就会把秘密暴露给他的敌人;设若他不果断杀死使者,也同样会授人以柄。看来吐露真情是政治斗争的致命伤。同样,心慈手软也是两强较量的大敌。
《世说新语》中这则笔记独特之处在于:既写出曹操残忍、阴险的性格,也写出这种性格存在的必然合理性。
床头捉刀人。推荐。爱诗词网。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为形陋,不足以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世说新语》)赏析《世说新语》不仅记叙高士的言行,名流的谈笑;也不仅记叙豪门的荒淫,贵族的腐朽,而且对统治阶层的残忍与险诈有深刻的揭露,这篇“床头捉刀人”便是其中的一例。魏武帝曹操在正史《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中都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奸雄。这篇颇具幽默感的小品,非常集中地反映了曹操凡事从对自己是否有利出发而采取相应手段的个性。他在接见匈奴使者时,让一个叫崔季珪的人代替自己,而自己反在“床头捉刀”,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形象不佳,不足以威服远国的使者。戏既演毕,未露破绽,按一般常规来说就可以画个句号了。但多疑善虑,城府甚深的曹操却怕走露了消息。于是他立刻派间谍侦察。侦察对象就是那位匈奴使,而这位聪明的使者也太实在——愚鲁,他竟吐露了真言:“魏王”虽然“雅望非常”,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位“床头捉刀人”,结果丢掉了性命。匈奴使者可谓慧眼独具,聪明过人,但魏武曹操比他更聪明,这聪明就表现在要套他的真话,掏出他心中的秘密。匈奴使者的最大“弱点”是不够诡诈,设若他只字不吐,他就会安然无恙。魏武曹操最大的“优点”则在于他的阴狠,设若他不派间谍了解真相,他就会把秘密暴露给他的敌人;设若他不果断杀死使者,也同样会授人以柄。看来吐露真情是政治斗争的致命伤。同样,心慈手软也是两强较量的大敌。《世说新语》中这则笔记独特之处在于:既写出曹操残忍、阴险的性格,也写出这种性格存在的必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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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出处】唐·白居易《长恨歌》【翻译】渔阳的战鼓声震天动地,惊乱了宫中《霓裳羽衣曲》的舞步弦音。渔阳:唐代郡名,在今河北省蓟县一带,原属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管辖,此代指范阳地带,指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唐。鼙(pí)鼓:古代军中用的小鼓。霓裳羽衣曲:著名舞曲名,原为西域乐舞,名《婆罗门》,为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所献,经唐玄宗润色而成。【鉴赏】“渔阳鼙鼓”,指安禄山的军事叛乱。渔阳,今河北省蓟县一带,是叛军进攻京师的出发点。“霓裳羽衣曲”,是当时宫中最流行的舞曲。喻唐明皇贪恋杨贵妃而沉醉于歌舞欢乐之中。“惊破”的“破”字有破坏的意思,是说安史之乱发生,《霓裳羽衣曲》奏不成了。用形象的语言说明历史事件,深刻生动,极有文采。【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内战的爆发或外敌的入侵惊醒了沉醉于安乐的人们。[例]靖康初年,金兵南下,风云突变,恰如“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没有了平静与安宁,而生灵涂炭,无一幸免。(袁鹰、秦越《漱玉篇》)
惊破霓裳羽衣曲。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出处】唐·白居易《长恨歌》【翻译】渔阳的战鼓声震天动地,惊乱了宫中《霓裳羽衣曲》的舞步弦音。渔阳:唐代郡名,在今河北省蓟县一带,原属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管辖,此代指范阳地带,指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唐。鼙(pí)鼓:古代军中用的小鼓。霓裳羽衣曲:著名舞曲名,原为西域乐舞,名《婆罗门》,为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所献,经唐玄宗润色而成。【鉴赏】“渔阳鼙鼓”,指安禄山的军事叛乱。渔阳,今河北省蓟县一带,是叛军进攻京师的出发点。“霓裳羽衣曲”,是当时宫中最流行的舞曲。喻唐明皇贪恋杨贵妃而沉醉于歌舞欢乐之中。“惊破”的“破”字有破坏的意思,是说安史之乱发生,《霓裳羽衣曲》奏不成了。用形象的语言说明历史事件,深刻生动,极有文采。【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内战的爆发或外敌的入侵惊醒了沉醉于安乐的人们。[例]靖康初年,金兵南下,风云突变,恰如“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没有了平静与安宁,而生灵涂炭,无一幸免。(袁鹰、秦越《漱玉篇》)
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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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第二性——女人》
法国西蒙·波娃著。作者是法国现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女学者。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终身伴侣。《第二性》是她最著名的代表著作之一。这部巨著一问世,即刻轰动一时,称之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本书原分前后两集。中译本是原书的第二集《今日妇女之生活》,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文本除序言(1、2)外分3部,每部若干章,共36万余字。
第二性女人。推荐。爱诗词网。《第二性——女人》法国西蒙·波娃著。作者是法国现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女学者。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终身伴侣。《第二性》是她最著名的代表著作之一。这部巨著一问世,即刻轰动一时,称之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本书原分前后两集。中译本是原书的第二集《今日妇女之生活》,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文本除序言(1、2)外分3部,每部若干章,共36万余字。在本书中,作者以十分坦城的态度,大胆、严肃而深入地探讨了妇女的人生和地位,论述妇女为何会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考察了女性心理成长的过程,提出妇女如何获得自由、独立的人格尊严的设想。作者认为“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本书第1部主要论述妇女形成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过程。作者认为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是由于人类文化整体的作用,才使女人成为“第二性”的地位,作者通过对女人童年、少年时期和性爱、欲望等方面的分析,评述了人类文化传统的影响。第2部论述了妇女在婚后、家庭、社交、成年、老年的不同时期的处境和性格的生成,深入地分析了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而造成的种种不公正的束缚。第3部主要论述妇女在爱情、职业、事业等方面的矛盾心理现象,自卑感产生的原因及妇女应有的尊严。综观全书,颇有新见,启示原出,但是作者仅从心理分析,女人的自我不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解释今日西方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是难以真正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亦反映出作者阶级意识的局限性。本书文笔优美,论述细腻,耐人寻味。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栗,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尽,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辞序。推荐。爱诗词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栗,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尽,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归去来兮①,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②,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③,恨晨光之熹微④。乃瞻衡宇⑤,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⑥。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⑦。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⑧,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⑨,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乎矣!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⑩。登东皋以舒啸(11),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注释】①归去来:归去的意思。兮,语气词。②以心为形役:把心当成了形体的役使。意思是说:为了避免身受饥寒,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做官。③征夫:路上的行人。④熹(xī)微:天色微明。⑤衡宇:横木为门的房屋,形容居处简陋。⑥眄(miǎn):斜视,这里是浏览之意。⑦容膝:只能容下膝盖,形容房屋很小。⑧翳(yì)翳:昏暗的样子。⑨窈(yǎo)窕(tiǎo):幽深曲折。⑩耘(yún)耔(zǐ):除草培土。(11)皋(gāo):水边高地,山岗。【鉴赏】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由于家境贫困,在亲友鼓励、叔父引荐之下,出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陶渊明决定自行去职,临行前写下了这篇文章。文章分为“序”和“辞”两部分。“序”的部分说明家贫出仕、辞官归田和撰写本文的前因后果,“辞”的部分抒写自己归田的决心和归田后的生活状况,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由衷向往和真挚赞美。“辞”的部分分为四段。首先是对辞官归隐的反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喜爱田园生活,不忍心看到田地荒芜;二是自己以前为了温饱,才勉强做官;三是觉悟到过去做官是错误的,如今归隐才是正确的。接着,描述归途中的心情,“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景色怡然,恬淡自适。作者昼夜兼程,归心似箭,还嫌天亮得太晚了。设想刚刚抵达家中,便看见“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派欣喜的景象,使他感受到田园之乐。虽然园里的小路已经荒芜,但是松树和菊花还和以前一样。坐在家中,可以自斟自饮,欣赏庭院的树木,可以涉足园中,享受清静悠闲的乐趣。接下来,作者想象归隐之后生活会给他带来的乐趣:可以与尘世相隔离,可以与亲朋好友叙旧谈心,可以抚琴读书,忘却尘世的一切烦恼。最后,作者抒发对宇宙和人生的感慨,明确表明“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人生态度,既不想奔走求富贵,也不愿服药求长生。并以一段充满诗意的描绘作结,“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想象在良辰美景,独来独往,躬耕农桑,啸吟东岗,赋诗清溪的生活,表达了作者顺应自然、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思想情怀。此文在艺术上的特点是意境生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作者创造了闲适的生活环境,多从具体生动的日常事物中取材,例如饮酒、涉园、观景、弹琴、读书、耕作、赋诗等等,自然亲切,引人入胜。文章句式灵活,骈中带散,骈散结合。绝大多数是四字句,但也有三字句“胡不归”“已乎矣”,也有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行文自然流畅,富有音节美。此文对后世影响较大。文中表现出陶渊明鄙弃官位,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一心向往田园,亲近自然,乐于劳动,独善其身,乐天知命的思想情怀,使他成为后世隐士的楷模。其写作艺术也让人称道。北宋散文家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而已。”明代散文家归有光说:“两晋文章,此真杰然者。”作者:汪平秀知识来源:汤克勤主编.古文鉴赏辞典.武汉: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2015.第180-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