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一词，是白居易提出的。所谓新乐府，就是以新题写时事的一种诗。这是针对长期统治诗坛的“嘲风月、弄花草”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出的。关于“用新题”的问题。建安以来，文人乐府也间或有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使题目与内容不协调，也使反映现实的范围受到限制。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所以又名“新题乐府”。关于“写时事”，建安后也有自创新题的，但内容与时事无关。杜甫虽有既用新题也写时事的，但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而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全写时事，专门“刺美见(现)事”。关于是否入乐的问题，新乐府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音乐上“未尝被于声”，只有乐府之名，而文学上则体现了汉乐府精神。“新乐府运动”既是一次恢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运动，也是一次文学通俗化的运动。“新乐府运动”之所以成就重大，影响深远，首先在于它有一套进步的文学理论作指导。白居易在总结《诗经》以来诗歌创作经验及前人和同时人诗论中的进步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并以其创作实践丰富了理论：
首先，强调诗歌的使命在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从而达到“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乐府诗序》)，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必须植根于现实。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也。”这就是说诗的产生是由于“事”触动了人的感情的结果。而这种“事”决不是个人小事或“嘲风雪，弄花草”的无聊之事，而是“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生民国家大事。因此，诗人要“多询时务”，关心政事，主动从现实生活中去吸取创作源泉，才能写出为政治服务的作品来。
其次，阐述了诗歌的特性，强调诗歌的作用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白居易在提出了诗歌的情、言、声、实四要素后，紧接着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诗歌有着巨大的感人之“情”，因而“实义”最为重要，应有《诗经》“六义”那种“美刺”精神，并对六朝以来脱离现实的绮靡颓废的文风给予彻底的否定。同时指出，诗歌也要注意“言”与“声”等表现形式，顾及诗歌的艺术性。
再次，从文学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出发，为了发挥诗歌的功能，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主张“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要“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同上)，“非求宫律高，不为文字奇”(《寄唐生》)，做到语言通俗平易，音节和谐婉转，内容真切感人，很好发挥诗歌功能。
白居易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尽管还有某些局限，但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和历史意义。“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们，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新乐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批判性。它继承和发扬了《诗经》“风雅比兴”和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战斗性和生命力。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急剧变化。在贞元、元和年间，外族吐藩回纥不断入侵，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争频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些现实为“新乐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新乐府”又较深刻地批判了这样的现实。比如白居易的“讽谕诗”就广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荒淫腐朽的本质，提出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厚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和强烈的斗争力量。
讽谕诗中表现民间疾苦，揭露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代表作品有《观刈麦》、《杜陵叟》、《采地黄者》、《重赋》、《卖炭翁》等名篇。《观刈麦》极写农民麦收季节的辛苦。通过“贫妇人”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封建课税的残酷，对广大农民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同情。《采地黄者》画出了一幅人瘦马肥图，尖锐地揭露了社会上两个阶级完全不同的生活——穷生的性命不如富家的牛马。《重赋》通过农民冬日无衣穿，官库“缯帛如山积”的对比描写，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严重不合理现象。《杜陵叟》描写在天灾迭降的情况下，统治者却“急敛暴征求考课”，迫使农民“典桑卖地纳官租”。对此，诗人愤怒喊出：“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的呼声，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宋人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确实如此。《卖炭翁》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营生的困苦，揭露了唐代宫市制度的罪恶。贫穷劳苦的卖炭老人，在南山伐了薪烧成炭运到京城出卖。他“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希望木炭不跌价，虽然衣服穿得单薄，身上很冷，而“心忧炭践愿天寒”，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的起码生存条件，但这最低愿望也成了泡影，木炭被“手把文书口称敕”的“黄衣使者白衫儿”掠夺了。作者寓爱憎于叙事之中，对“宫市”制度给予强烈谴责。
讽谕诗中有不少是抨击封建贵族奢侈浮华生活的。《红线毯》一诗，写宣州太守为取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要勒索宣州人民编织的大量丝毯向朝廷进贡。诗人愤怒责问：“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买花》用“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对比，揭露统治者的奢侈豪华生活。《轻肥》、《歌舞》等诗，剖析了当时贵人们肥马轻裘，红烛歌舞生活，以及桌子上的九酝美酒，水陆八珍，是建立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悲苦和死亡上的。诗人们以匕首般的语言愤怒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在讽谕诗中，还有不少反映妇女命运的诗，这是难能可贵和值得重视的。作者对封建制度压迫下妇女的不幸遭遇从多方面进行反映，给予无限同情。《井底引银瓶》写一个多情少女为追求婚姻的幸福，勇敢地逃离家庭而委身于自己所爱的男子，她的正当行为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而遭到可怕的非议和迫害。诗人以极大同情对其遭遇鸣不平。在《母别子》中，诗人以强烈不平和无限愤懑抨击了负心男子在得到高官厚禄以后，就抛妻弃子另娶新人，造成母子分离的悲愤现象。《上阳白发人》通过上阳人的悲惨遭遇，反映出在深宫幽闭的岁月里，葬送了无数女子的青春和幸福，揭露了封建宫廷广选妃嫔的残酷与罪恶。在《太行路》中，诗人喊出了“人生莫作妇女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沉痛凄恻的不平之声。
讽谕诗中还有些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慨叹：“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风翔。”但是边防将领忘记了他们的职责，沉天“醉坐笑看”西凉伎人表演狮子舞。“遗民断肠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这是什么原因？诗人在《城盐州》诗中揭露了他们的秘密：“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边将们为了保存势力邀宠固权而不惜养寇纵敌。不仅“养寇”，而且把冒死从失地逃回来的爱国者当成“寇”去邀功请赏，真是令人发指。诗人对于正义战争态度是积极的，而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却坚决反对。《新丰折臂翁》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点。
白居易的讽谕诗题材广泛，锋芒锐利，象一把把匕首刺向统治集团，把那些丑恶，阴暗的东西都无情地揭示出来了。难怪当时“权豪贵近者”，读后要“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握军要者”，读后要“扼腕”、“切齿”(见《与元九书》昵。
第二个特点是通俗性。“通俗性”是“新乐府”诗人，特别是白居易的独创，所以他们被称为中唐的“通俗诗派”。如前所述，白居易主张“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浅切于白居易。”这“浅切”就是浅显深切，说明它的“通俗”，不同于一般的平庸粗糙，而是经过反复锤炼以后所形成的平易流畅的语言风格。他在《诗解》中曾说：“旧句时时改，令老妪解之……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周了闲《香山诗评》载有：“张文潜以五百金购白居易诗稿本，见其窜改涂乙，几不存一字……”可见其并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仔细推敲，精心修改的。苏轼说“白俗”，王安石说“白俚”，这似乎是贬抑之词，却正好说明白居易诗歌语言接近人民，也正因为如此，“新乐府”获得普遍、广泛的传播。据《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记：“白诗在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氏在《与元九书》中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王定保《唐摭言》引唐宗室李忱吊白氏诗：“童子解咏《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记载：“鸡林(新罗国)贾人求市(白诗)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一百金换一篇。”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就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不但汉民族喜欢，而且少数民族也热爱，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流行国外。这除了它现实主义内容之外，其语言的通俗流畅，音韵的和谐优美也是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所说：“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人。”白居易，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参加这个运动的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他青年时代就因战祸而避难越中，过着，“衣食不充，冻馁并至”的贫困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人民，对他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关系极大。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的思想带有儒释道三家杂揉的色采，但儒家的“穷则独善将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他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闭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既支配他政治态度，也支配他创作方向。如果以贬江州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话，那么其思想前期以“兼济”为主，后期以“独善”为主。前期他“为民请命”，勇敢战斗，愤怒批判，不怕牺牲自己，政治态度十分积极。后期他走上了明哲保身，乐天安命，妥协消极的道路。但“兼济”是他的思想，“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他后期虽以游山玩水、参禅、学道、饮酒来解除内心的痛苦，思想比前期退了一步，但并未放弃一切原则。在外任上，仍尽力做些有益于民生的事，如兴修水利等而受到人民爱戴；政治上不与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一直保持自己洁白的品格。
白居易是我国文学史上从事诗歌创作很突出的一位诗人。他将他创作的三千多首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诗四大类。价值最高的是讽谕诗，它是“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的体现，也是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讽谕诗共一百七十余首(其中《秦中咏》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它主题明确，形象鲜明，具有深厚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和强烈的斗争力量。
除讽谕诗外，值得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是白居易长篇叙事诗的杰作。
《长恨歌》是白居易早年作品，写明皇误国，贵妃死难的悲剧。诗歌布局谨严，故事曲折，语言优美，形象鲜明。作品可能受了当时传奇文学的影响，加上神仙道士的穿插，丰富奇诡的想象，使故事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和浪漫主义色采。作者一方面对统治者荒淫误国给予强烈的讽刺和批判，同时，通过美化的艺术形象，把宫廷爱情故事写得美丽动人。就歌颂爱情这一点上，由于艺术的感染力量，远远超过了李杨爱情悲剧的本身，而得到人们的喜爱。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所作，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主义意义。诗歌以琵琶女沦落身世为主题，联系作者在政治上所受的打击，反映了被压迫者的悲惨命运。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把“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而落得“守空船”的琵琶女的生活感情，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表露了他们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同的不幸遭遇和感叹。通过哀怨和激愤的琶琵语，唱出了他们的不幸，唱出了社会的不平。诗歌叙事抒情有机结合，刻划人物深刻生动，比喻新颖精妙，语言优美明快。
白居易讽谕诗以外的三类诗，虽多数能反映社会现实，但也有少数宣扬佛老的消极无为、感叹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消极东西，应该具体分析。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他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人，文学观点基本一致，两人齐名，世称“元白”。元稹有《乐府古题》十九首(和刘猛及李余的)，《新题乐府》十二首(和李绅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的疾苦和阶级剥削。与《长恨歌》并称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以安禄山事变为背景，作者借宫边老人之口，批判了唐玄宗朝政的黑暗腐朽。诗歌针对当时现实，提出用政治来消灭内乱的主张。元稹还有些小诗也写得含蓄有味。如：“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行宫》)。”前人评论：《长恨歌》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的确是各尽其妙。其讽谕诗不如白居易的尖锐有力。
总之，“新乐府运动”是唐代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它继承发展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较全面地解决了诗歌的功能、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创作中(诸如内容与形式、语言、音韵等)几个重大的理论和创作问题。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所创作的“新乐府”，广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了社会的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和斗争力量。它不仅为唐代诗坛增了色，也为中国文学史生了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给予积极健康的影响。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所创作的大量诗歌，在当时即为广大群众广泛传颂，不少佳作今天仍脍炙人口，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
新乐府运动。推荐。爱诗词网。“新乐府”一词，是白居易提出的。所谓新乐府，就是以新题写时事的一种诗。这是针对长期统治诗坛的“嘲风月、弄花草”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出的。关于“用新题”的问题。建安以来，文人乐府也间或有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使题目与内容不协调，也使反映现实的范围受到限制。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所以又名“新题乐府”。关于“写时事”，建安后也有自创新题的，但内容与时事无关。杜甫虽有既用新题也写时事的，但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而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全写时事，专门“刺美见(现)事”。关于是否入乐的问题，新乐府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音乐上“未尝被于声”，只有乐府之名，而文学上则体现了汉乐府精神。“新乐府运动”既是一次恢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运动，也是一次文学通俗化的运动。“新乐府运动”之所以成就重大，影响深远，首先在于它有一套进步的文学理论作指导。白居易在总结《诗经》以来诗歌创作经验及前人和同时人诗论中的进步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并以其创作实践丰富了理论：首先，强调诗歌的使命在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从而达到“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乐府诗序》)，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必须植根于现实。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也。”这就是说诗的产生是由于“事”触动了人的感情的结果。而这种“事”决不是个人小事或“嘲风雪，弄花草”的无聊之事，而是“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生民国家大事。因此，诗人要“多询时务”，关心政事，主动从现实生活中去吸取创作源泉，才能写出为政治服务的作品来。其次，阐述了诗歌的特性，强调诗歌的作用和社会功能。《与元九书》)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白居易在提出了诗歌的情、言、声、实四要素后，紧接着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诗歌有着巨大的感人之“情”，因而“实义”最为重要，应有《诗经》“六义”那种“美刺”精神，并对六朝以来脱离现实的绮靡颓废的文风给予彻底的否定。同时指出，诗歌也要注意“言”与“声”等表现形式，顾及诗歌的艺术性。再次，从文学的认识意义和教育意义出发，为了发挥诗歌的功能，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主张“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要“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同上)，“非求宫律高，不为文字奇”(《寄唐生》)，做到语言通俗平易，音节和谐婉转，内容真切感人，很好发挥诗歌功能。白居易总结和发展了前人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尽管还有某些局限，但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和历史意义。“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们，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新乐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批判性。它继承和发扬了《诗经》“风雅比兴”和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战斗性和生命力。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急剧变化。在贞元、元和年间，外族吐藩回纥不断入侵，内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争频仍，赋税繁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些现实为“新乐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新乐府”又较深刻地批判了这样的现实。比如白居易的“讽谕诗”就广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荒淫腐朽的本质，提出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厚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和强烈的斗争力量。讽谕诗中表现民间疾苦，揭露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代表作品有《观刈麦》、《杜陵叟》、《采地黄者》、《重赋》、《卖炭翁》等名篇。《观刈麦》极写农民麦收季节的辛苦。通过“贫妇人”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封建课税的残酷，对广大农民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同情。《采地黄者》画出了一幅人瘦马肥图，尖锐地揭露了社会上两个阶级完全不同的生活——穷生的性命不如富家的牛马。《重赋》通过农民冬日无衣穿，官库“缯帛如山积”的对比描写，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严重不合理现象。《杜陵叟》描写在天灾迭降的情况下，统治者却“急敛暴征求考课”，迫使农民“典桑卖地纳官租”。对此，诗人愤怒喊出：“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的呼声，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宋人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确实如此。《卖炭翁》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营生的困苦，揭露了唐代宫市制度的罪恶。贫穷劳苦的卖炭老人，在南山伐了薪烧成炭运到京城出卖。他“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希望木炭不跌价，虽然衣服穿得单薄，身上很冷，而“心忧炭践愿天寒”，其目的是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的起码生存条件，但这最低愿望也成了泡影，木炭被“手把文书口称敕”的“黄衣使者白衫儿”掠夺了。作者寓爱憎于叙事之中，对“宫市”制度给予强烈谴责。讽谕诗中有不少是抨击封建贵族奢侈浮华生活的。《红线毯》一诗，写宣州太守为取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要勒索宣州人民编织的大量丝毯向朝廷进贡。诗人愤怒责问：“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买花》用“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对比，揭露统治者的奢侈豪华生活。《轻肥》、《歌舞》等诗，剖析了当时贵人们肥马轻裘，红烛歌舞生活，以及桌子上的九酝美酒，水陆八珍，是建立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悲苦和死亡上的。诗人们以匕首般的语言愤怒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在讽谕诗中，还有不少反映妇女命运的诗，这是难能可贵和值得重视的。作者对封建制度压迫下妇女的不幸遭遇从多方面进行反映，给予无限同情。《井底引银瓶》写一个多情少女为追求婚姻的幸福，勇敢地逃离家庭而委身于自己所爱的男子，她的正当行为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而遭到可怕的非议和迫害。诗人以极大同情对其遭遇鸣不平。在《母别子》中，诗人以强烈不平和无限愤懑抨击了负心男子在得到高官厚禄以后，就抛妻弃子另娶新人，造成母子分离的悲愤现象。《上阳白发人》通过上阳人的悲惨遭遇，反映出在深宫幽闭的岁月里，葬送了无数女子的青春和幸福，揭露了封建宫廷广选妃嫔的残酷与罪恶。在《太行路》中，诗人喊出了“人生莫作妇女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沉痛凄恻的不平之声。讽谕诗中还有些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慨叹：“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风翔。”但是边防将领忘记了他们的职责，沉天“醉坐笑看”西凉伎人表演狮子舞。“遗民断肠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这是什么原因？诗人在《城盐州》诗中揭露了他们的秘密：“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边将们为了保存势力邀宠固权而不惜养寇纵敌。不仅“养寇”，而且把冒死从失地逃回来的爱国者当成“寇”去邀功请赏，真是令人发指。诗人对于正义战争态度是积极的，而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却坚决反对。《新丰折臂翁》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点。白居易的讽谕诗题材广泛，锋芒锐利，象一把把匕首刺向统治集团，把那些丑恶，阴暗的东西都无情地揭示出来了。难怪当时“权豪贵近者”，读后要“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握军要者”，读后要“扼腕”、“切齿”(见《与元九书》昵。第二个特点是通俗性。“通俗性”是“新乐府”诗人，特别是白居易的独创，所以他们被称为中唐的“通俗诗派”。如前所述，白居易主张“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浅切于白居易。”这“浅切”就是浅显深切，说明它的“通俗”，不同于一般的平庸粗糙，而是经过反复锤炼以后所形成的平易流畅的语言风格。他在《诗解》中曾说：“旧句时时改，令老妪解之……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周了闲《香山诗评》载有：“张文潜以五百金购白居易诗稿本，见其窜改涂乙，几不存一字……”可见其并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仔细推敲，精心修改的。苏轼说“白俗”，王安石说“白俚”，这似乎是贬抑之词，却正好说明白居易诗歌语言接近人民，也正因为如此，“新乐府”获得普遍、广泛的传播。据《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记：“白诗在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氏在《与元九书》中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王定保《唐摭言》引唐宗室李忱吊白氏诗：“童子解咏《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记载：“鸡林(新罗国)贾人求市(白诗)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一百金换一篇。”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就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不但汉民族喜欢，而且少数民族也热爱，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流行国外。这除了它现实主义内容之外，其语言的通俗流畅，音韵的和谐优美也是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所说：“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人。”白居易，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参加这个运动的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诗人。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他青年时代就因战祸而避难越中，过着，“衣食不充，冻馁并至”的贫困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近人民，对他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关系极大。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白居易的思想带有儒释道三家杂揉的色采，但儒家的“穷则独善将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他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闭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既支配他政治态度，也支配他创作方向。如果以贬江州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话，那么其思想前期以“兼济”为主，后期以“独善”为主。前期他“为民请命”，勇敢战斗，愤怒批判，不怕牺牲自己，政治态度十分积极。后期他走上了明哲保身，乐天安命，妥协消极的道路。但“兼济”是他的思想，“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他后期虽以游山玩水、参禅、学道、饮酒来解除内心的痛苦，思想比前期退了一步，但并未放弃一切原则。在外任上，仍尽力做些有益于民生的事，如兴修水利等而受到人民爱戴；政治上不与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一直保持自己洁白的品格。白居易是我国文学史上从事诗歌创作很突出的一位诗人。他将他创作的三千多首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诗四大类。价值最高的是讽谕诗，它是“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的体现，也是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讽谕诗共一百七十余首(其中《秦中咏》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它主题明确，形象鲜明，具有深厚的同情人民的思想和强烈的斗争力量。除讽谕诗外，值得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是白居易长篇叙事诗的杰作。《长恨歌》是白居易早年作品，写明皇误国，贵妃死难的悲剧。诗歌布局谨严，故事曲折，语言优美，形象鲜明。作品可能受了当时传奇文学的影响，加上神仙道士的穿插，丰富奇诡的想象，使故事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和浪漫主义色采。作者一方面对统治者荒淫误国给予强烈的讽刺和批判，同时，通过美化的艺术形象，把宫廷爱情故事写得美丽动人。就歌颂爱情这一点上，由于艺术的感染力量，远远超过了李杨爱情悲剧的本身，而得到人们的喜爱。《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所作，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主义意义。诗歌以琵琶女沦落身世为主题，联系作者在政治上所受的打击，反映了被压迫者的悲惨命运。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把“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而落得“守空船”的琵琶女的生活感情，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表露了他们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共同的不幸遭遇和感叹。通过哀怨和激愤的琶琵语，唱出了他们的不幸，唱出了社会的不平。诗歌叙事抒情有机结合，刻划人物深刻生动，比喻新颖精妙，语言优美明快。白居易讽谕诗以外的三类诗，虽多数能反映社会现实，但也有少数宣扬佛老的消极无为、感叹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消极东西，应该具体分析。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他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人，文学观点基本一致，两人齐名，世称“元白”。元稹有《乐府古题》十九首(和刘猛及李余的)，《新题乐府》十二首(和李绅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的疾苦和阶级剥削。与《长恨歌》并称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以安禄山事变为背景，作者借宫边老人之口，批判了唐玄宗朝政的黑暗腐朽。诗歌针对当时现实，提出用政治来消灭内乱的主张。元稹还有些小诗也写得含蓄有味。如：“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行宫》)。”前人评论：《长恨歌》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的确是各尽其妙。其讽谕诗不如白居易的尖锐有力。总之，“新乐府运动”是唐代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它继承发展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较全面地解决了诗歌的功能、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创作中(诸如内容与形式、语言、音韵等)几个重大的理论和创作问题。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所创作的“新乐府”，广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了社会的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和斗争力量。它不仅为唐代诗坛增了色，也为中国文学史生了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给予积极健康的影响。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所创作的大量诗歌，在当时即为广大群众广泛传颂，不少佳作今天仍脍炙人口，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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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眸剪秋水。推荐。爱诗词网。“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的意思,全诗,出处,解释,赏析“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是关于描写“人物摹写·人物形象·歌女”类的诗句。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如同澄净的秋水，她那纤细的十指好似刚刚剥开的春葱，又白又嫩。诗人将弹筝女的眼睛比作“秋水”，将十指比作“春葱”，自然而贴切，生动而形象。注：眸，指眼睛。白居易“筝”“全唐诗”第5134页。繁体:“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的意思,全詩,出處,解釋,賞析“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是關於描寫“人物摹寫·人物形象·歌女”類的詩句。她那雙明亮的眼睛如同澄凈的秋水，她那纖細的十指好似剛剛剝開的春蔥，又白又嫩。詩人將彈箏女的眼睛比作“秋水”，將十指比作“春蔥”，自然而貼切，生動而形象。註：眸，指眼睛。白居易“箏”“全唐詩”第5134頁。拼音:“ShuangMouJianQiuShui，ShiZhiBaoChunCong”DeYiSai,QuanShi,ChuChu,JieShi,ShangXi“ShuangMouJianQiuShui，ShiZhiBaoChunCong”ShiGuanYuMiaoXie“RenWuMoXie·RenWuXingXiang·GeNv”LeiDeShiGou。TaNaShuangMingLiangDeYanJingRuTongChengJingDeQiuShui，TaNaQianXiDeShiZhiHaoShiGangGangBaoKaiDeChunCong，YouBaiYouNen。ShiRenJiangDanZhengNvDeYanJingBiZuo“QiuShui”，JiangShiZhiBiZuo“ChunCong”，ZiRanErTieQie，ShengDongErXingXiang。Zhu：Mou，ZhiYanJing。BaiJuYi“Zheng”“QuanTangShi”Di5134Xie。
墓园挽歌。推荐。爱诗词网。晚钟响起来一阵阵给白昼报丧，牛群在草原上迂回，吼声起落，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把整个世界留给了黄昏与我。苍茫的景色逐渐从眼前消退，一片肃穆的寂静盖遍了尘寰，只听见嗡嗡的甲虫转圈子纷飞，昏沉的铃声催眠着远处的羊栏。只听见常春藤披裹的塔顶底下一只阴郁的鸱枭向月亮诉苦，怪人家无端走近它秘密的住家，搅扰它这个悠久而僻静的领土。峥嵘的榆树底下，扁柏的荫里，草皮鼓起了许多零落的荒堆，各自在洞窟里永远放下了身体，小村里粗鄙的父老在那里安睡。香气四溢的晨风轻松的呼召，燕子从茅草棚子里吐出的呢喃，公鸡的尖喇叭，使山鸣谷应的猎号再不能唤醒他们在地下的长眠。在他们，熊熊的炉火不再会燃烧，忙碌的管家妇不再会赶她的夜活;孩子们不再会“牙牙”的报父亲来到，为一个亲吻爬到他膝上去争夺。往常是：他们一开镰就所向披靡，顽梗的泥板让他们犁出了垄沟;他们多么欢欣的赶牲口下地!他们一猛砍，树木就一棵棵低头!雄心别嘲讽他们实用的操劳，家常的欢乐、默默无闻的运命;豪华也不用带着轻蔑的冷笑来听讲穷人的又短又简的生平。门第的炫耀，有权有势的煊赫，凡是美和财富所能赋予的好处，前头都等待着不可避免的时刻：光荣的道路无非是引导到坟墓。骄傲人，你也不要怪这些人不行，怀念没有给这些坟建立纪念堂，没有让悠长的廊道、雕花的拱顶洋溢着洪亮的赞美歌，进行颂扬。栩栩的半身像、铭刻了事略的瓮碑，难道能恢复断气，促使还魂?荣誉的声音能激发沉默的死灰?谄媚能叫死神听软了耳根?也许这一块地方，尽管荒芜，就埋着曾经充满过灵焰的一颗心;一双手，本可以执掌到帝国的王笏或者出神入化的拨响了七弦琴。可是知识从不曾对他们展开它世代积累而琳琅满目的书卷;贫寒压制了他们高贵的襟怀，冻结了他们从灵府涌出的流泉。世界上多少晶莹皎洁的珠宝埋在幽暗而深不可测的海底：世界上多少花吐艳而无人知晓，把芳香白白的散发给荒凉的空气。……远离了纷纭人世的勾心斗角，他们有清醒的愿望，从不学糊涂，顺着生活的清凉僻静的山坳，他们坚持了不声不响正路。……至于你，你关心这些陈死人，用这些诗句讲他们质朴的故事，假如在幽思的引领下，偶然有缘分，一位同道来问起你的身世——也许会有白头的乡下人对他说，“我们常常看见他，天还刚亮，就用匆忙的脚步把露水碰落，上那边高处的草地去会晤朝阳;“那边有一棵婆娑的山毛榉老树，树底上隆起的老根盘错在一起，他常常在那里懒躺过一个中午，悉心看旁边一道涓涓的小溪。“他转悠到林边，有时候笑里带嘲，念念有词，发他的奇谈怪议，有时候垂头丧气，像无依无靠，像忧心忡忡或者像情场失意。“有一天早上，在他惯去的山头，灌木丛、他那棵爱树下，我不见他出现;第二天早上，尽管我走下溪流，上草地，穿过树林，他还是不见。“第三天我们见到了送葬的行列，唱着挽歌，抬着他向坟场走去——请上前看那丛老荆棘底下的碑碣，(你是识字的)请念念这些诗句”：墓铭 这里边，高枕地膝，是一位青年，生平从不曾受知于富贵和名声;知识可没有轻视他生身的微贱，清愁把他标出来认作宠幸。他生性真挚，最乐于慷慨施惠，上苍也给了他同样慷慨的报酬：他给了坎坷全部的所有，一滴泪;从上苍全得了所求，一位朋友。别再想法子表彰他的功绩，也别再把他的弱点翻出了暗窖(它们同样在颤抖的希望①中休息)，那就是他的天父和上帝的怀抱。(卞之琳译)注释：①“颤抖的希望”，是因为基督教义认为世界末日即最后审判日，届时死人都得从坟墓里起来接受审判。【赏析】托马斯·格雷是英国18世纪重要的“墓园派”诗人。格雷写诗，量少却质精。他最优秀的诗篇，往往表现出重沉思而不是行动、重个人冥想而不是大众狂欢的特征，语言优雅而较少雕琢，流畅却不显得松散，明晰却充满韵味。《墓园挽歌》正是这样一首诗歌。这首挽歌的创作动机，是为了哀悼他在伊顿公学时的好友理查德·威斯特。虽然中学毕业以后，格雷上了剑桥大学，威斯特去了牛津大学，两人并没有因此断了联系，而是书信往来不断。1642年，威斯特不幸去世，格雷备受打击，准备撰写挽歌，寄托哀思。这一写，便历经多年，直到1650年才完稿。纵观全诗，其内容明显超越了对具体个人的哀思，而是通过乡村墓地的描写，表达了对乡土的热爱，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同时也表现了对权贵和虚荣的蔑视。诗歌语言中流露出一种难以排遣的感伤情怀，与当时英国社会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情感体验相呼应，体现了一代人的情绪。19世纪的作家斯温伯恩曾说，以悼亡诗而论，格雷的这首诗歌在今后的世世代代里将永远无可置疑地占据鳌头，就连对格雷存有偏见的约翰逊，也对该诗赞不绝口。可以说，《墓园挽歌》是英语诗歌中最有吸引力又最耐读的名篇之一。在诗歌开头三节，格雷首先进行设景：黄昏时分，牧人赶着牛群徐徐入村，农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诗人孑然立于墓地。在这种“苍茫”、“肃穆”的背景之下，晚钟深沉而有力地回荡着、远处的铃声“昏沉”作响、不知名的甲虫“嗡嗡”地飞来飞去、阴郁的鸱枭“向月亮诉苦”……此情此景，此声此音，无不让人产生一种悲凉的感觉。尤其是第一句“晚钟响起来一阵阵给白昼报丧”，格雷巧妙地把夜的降临比作白天的死亡，点出了他在墓园冥思的下文。在紧接其后的四节诗歌里，格雷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描写墓园中沉睡着的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在世的时候，虽然“粗鄙”、清贫，却也过着田园式的纯朴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而如今，“香气四溢的晨风”的呼召、“燕子从茅草棚子里吐出”的呢喃、“公鸡的尖喇叭”以及“使山鸣谷应的猎号”都不能把他们从“荒堆”和“洞窟”里唤醒。他们长眠于此，默默无语。在随后四节诗歌里，格雷提出了死亡面前贫富均等的思想。权贵们虽然生前显赫，但“光荣的道路无非是引导到坟墓”，权力和财富并不能改变死神的意志。即使他们还要用“栩栩的半身像”、“铭刻了事略的瓮碑”夸耀自己的身份，也不可能带来丝毫的意义，因为这些身外的装饰并不能令他们“恢复断气，促使还魂”。死亡是众生同赴的归属，在死亡面前，权贵们不再有傲慢的资本，他们与那些生时勤俭朴实、死后墓地简陋的劳苦大众一起接受生命终止的宿命。在对权贵和虚荣进行谴责和嘲讽之后，格雷把同情的笔锋转向默默无闻的农民。他们没有投生到条件良好的家庭，被“贫寒”剥夺了学习和造就的机会，因而无法发挥才能、施展抱负。或许，正是在这些“粗鄙”的农民当中，有不亚于弥尔顿的诗歌天才，有强过汉普敦和克伦威尔的领袖人物，但现实的境况却压制了他们走向“光荣的道路”的可能。他们好似深埋在海底的“晶莹皎洁的珠宝”，或者在荒野上独自“吐艳”的花朵，遭命运无情地埋没。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相当不幸。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不幸，帮助他们“远离了纷纭人世的勾心斗角”，“坚持了不声不响正路”。他们没有“雄心”、“豪华”、“荣誉”、“谄媚”和“知识”，他们在“贫寒”中保留了自己的纯真本性。正所谓无权也无罪，地位低下，未尝不是一种福佑。在最后九节诗歌里，格雷对自己死后的情景展开了联想。有朝一日，偶然的缘分也许会将一位同样对往者心存感念的“幽思”之人引领到他的墓前。这位有心人可能会对他产生兴趣，向路过的“白头的乡下人”打听他的生平。于是，我们通过“白头的乡下人”的描述，看到了格雷平时的所作所为：他曾踏着“露水”去“会晤朝阳”，曾在午后“懒躺”在一棵“老根盘错”的山毛榉树下，也曾“转悠到林边”排遣自己的情感。他就像接下来的墓铭中概括的一样，远离尘世虚荣，“生性真挚”，“乐于慷慨施惠”，最后投入“天父和上帝的怀抱”。其中，“他给了坎坷全部的所有，一滴泪;/从上苍全得了所求，一位朋友”，刚好映衬了格雷感伤的情怀，以及与威斯特之间的友谊。全诗一共三十二节，每节由四行五音步抑扬格的诗句组成，押abab式的交韵，结构匀称，节奏齐整，韵脚严格，表现出古典主义的文雅气质。诗歌中不时出现的“雄心”、“豪华”、“荣誉”、“知识”之类的人格化抽象名词，也体现了古典主义作家们力图将具体事物扩展为普遍品质、表达“永恒真理”的用意。但在古典主义艺术的外衣之下，《墓园挽歌》传达的却是浪漫主义的情感，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时代纷乱状态的厌恶、对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渴望。正是从《墓园挽歌》开始，英国诗歌才逐渐摆脱了古典主义的束缚，理性的优势地位被感情或感受所取代。(蔡海燕)
蔡勉旃坚还亡友财。推荐。爱诗词网。清·徐珂蔡磷，字勉旃，吴县人。重诺责②，敦风义③。有友某以千金寄④之，不立券⑤。亡何⑥，其人亡。蔡召⑦其子至，归之。愕然⑧不受，曰：“嘻!无此事也，安有寄千金而无券者?且父未尝⑨语⑩我也。”蔡笑曰：“券在心，不在纸。而翁(11)知我，故不语郎君。”卒辇(12)而致(13)之。【注释】①本文选自《清稗类钞·敬信》。徐珂(1869年—1928年)，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旃，音zhān。②〔诺责〕诺言和责任。③〔敦风义〕重视情谊。④〔寄〕寄存，寄放。⑤〔券〕书面证明。⑥〔亡(wú)何〕没多久。⑦〔召〕召唤，召集。⑧〔愕(è)然〕很吃惊的样子。⑨〔未尝〕未曾。⑩〔语〕告诉。(11)〔而翁〕你的父亲。而，同“尔”。(12)〔辇(niǎn)〕车子，这里是“用车子运”的意思。(13)〔致〕归还。【译文】蔡璘，字勉旃，吴县人。很注重诺言和责任，对情谊很忠厚，笃实。有一位朋友将很多钱寄放在他那里，没有立字据。没过多久，这位朋友就死了。蔡璘呼唤那人的儿子来，(把钱)还给他。(那人的儿子)感到惊讶没有接受，说：“哎，没有这件事呀，怎么会有寄放那么多钱却不立字据的人呢?况且，我的父亲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呀。”蔡璘笑着说：“字据立在心中，不是立在纸上。你父亲很了解我(的为人)，所以没有告诉你。”于是便用车子(把钱)运到(那人)家中。字数：638知识来源：何小宛主编.中学生古诗古文阅读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第456-457页.
【诗句】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出处】唐·卢纶《晚次鄂州》。【意思】安史之乱使诗人被迫浪迹异乡，流徙漂泊。国难乡思已使诗人两鬓如霜，时值萧瑟的寒秋，心境就更加悲凉。所以虽然人往三湘去，心却驰回千里迢迢的故乡，此时此刻在秋风落叶中独对明月，归思更切。注：三湘，指湖南境内，即诗人此行的目的地。【全诗】《晚次鄂州》.[唐].卢纶.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注释】①二句意谓汉阳城在晴朗气候下已远远望见，但估计孤舟还需要一天的航程。汉阳：在今湖北武汉市西北部，汉水之北，水北曰阳。②二句写舟行情景极为传神，俞陛云《诗境浅说》丙编铨释云：“三句言浪平舟隐，估客高眠。凡在湍急处行舟，篙橹声终日不绝。惟江上扬帆，但闻船唇啮浪，吞吐作声，四无人语，水窗倚枕，不觉寐之酣也。四句言野岸维舟，夜静闻舟人相唤，加缆扣舷，众声杂作，不问而知为夜潮来矣。诵此二句，宛若身在江船容与之中。”估客：商人。舟人：船家。③二句意谓经过三湘之时，忧愁得鬓发花白，正逢萧瑟的秋色，离家万里，对着明月，思归之心更切。三湘：泛指今湖南境内。④二句意谓家乡的产业都已被战争摧毁殆尽，哪里再能忍受得了江上又有战争的声音!旧业：家产。江上鼓鼙声：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李璘镇江陵，以为天下大乱，惟南方富裕，宜据金陵，保有江南，如东晋故事，于是擅自率水兵东下。此句当即指此事。【鉴赏】此诗系作者有感于安史之乱而作，是一首“伤乱之诗”。前三联从漂泊异乡、衰鬓、归心诸方面暗诉战乱之苦;末联从旧业荡尽，鼓鼙不息等方面抒写伤乱之情，点明主题。据此，似觉前面金圣叹、赵臣瑷之说，尚未探明诗的主意;喻守真之说，则又面面俱到，亦未将主意突出。此诗还值得一提的是，第二联在写法上的以情烘景，再以景染情。浪静、潮生，皆由“估客昼眠”、“舟人夜语”托出;而诗人之情怀，又由“浪静”、“潮生”触发而起。它不仅是景语，且有情在，情景之交融实难分开。这与一般诗词或以情烘景，或以景染情不一样，显得更有情致。所以，此联向为名句，颇得人所喜爱。
旧业已随征战尽。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出处】唐·卢纶《晚次鄂州》。【意思】安史之乱使诗人被迫浪迹异乡，流徙漂泊。国难乡思已使诗人两鬓如霜，时值萧瑟的寒秋，心境就更加悲凉。所以虽然人往三湘去，心却驰回千里迢迢的故乡，此时此刻在秋风落叶中独对明月，归思更切。注：三湘，指湖南境内，即诗人此行的目的地。【全诗】《晚次鄂州》.[唐].卢纶.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注释】①二句意谓汉阳城在晴朗气候下已远远望见，但估计孤舟还需要一天的航程。汉阳：在今湖北武汉市西北部，汉水之北，水北曰阳。②二句写舟行情景极为传神，俞陛云《诗境浅说》丙编铨释云：“三句言浪平舟隐，估客高眠。凡在湍急处行舟，篙橹声终日不绝。惟江上扬帆，但闻船唇啮浪，吞吐作声，四无人语，水窗倚枕，不觉寐之酣也。四句言野岸维舟，夜静闻舟人相唤，加缆扣舷，众声杂作，不问而知为夜潮来矣。诵此二句，宛若身在江船容与之中。”估客：商人。舟人：船家。③二句意谓经过三湘之时，忧愁得鬓发花白，正逢萧瑟的秋色，离家万里，对着明月，思归之心更切。三湘：泛指今湖南境内。④二句意谓家乡的产业都已被战争摧毁殆尽，哪里再能忍受得了江上又有战争的声音!旧业：家产。江上鼓鼙声：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李璘镇江陵，以为天下大乱，惟南方富裕，宜据金陵，保有江南，如东晋故事，于是擅自率水兵东下。此句当即指此事。【鉴赏】此诗系作者有感于安史之乱而作，是一首“伤乱之诗”。前三联从漂泊异乡、衰鬓、归心诸方面暗诉战乱之苦;末联从旧业荡尽，鼓鼙不息等方面抒写伤乱之情，点明主题。据此，似觉前面金圣叹、赵臣瑷之说，尚未探明诗的主意;喻守真之说，则又面面俱到，亦未将主意突出。此诗还值得一提的是，第二联在写法上的以情烘景，再以景染情。浪静、潮生，皆由“估客昼眠”、“舟人夜语”托出;而诗人之情怀，又由“浪静”、“潮生”触发而起。它不仅是景语，且有情在，情景之交融实难分开。这与一般诗词或以情烘景，或以景染情不一样，显得更有情致。所以，此联向为名句，颇得人所喜爱。
【名句】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出处】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译注】金陵年轻朋友，纷纷赶来相送。欲走还留之间，各自畅饮悲欢。【原文】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注释】①金陵：即今南京。酒肆：酒店。留别：留诗赠别。②金陵子弟：指金陵的年轻人。尽觞(shang)：干杯。【鉴赏导示】这是李白在漫游中的某个春天离开金陵时赠给年轻友人之作。诗人充满了对友人的深情厚意。最后二句即景生情，就地取才，构思巧妙，比喻生动，增强了诗的抒情气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向来耐人寻味的名句。【鉴赏】这首送别诗，生动传神地描绘了意气风发的青年们交朋接友的风采，表达了诗人与朋友们之间热情纯真的友谊。开头两句首先用写意的笔法勾勒了花香四溢、热情款待的宴别场景：风吹柳絮，满店飘香;美女捧着酿造的新酒，连声呼唤客人品尝。这里虽然并未点出送别的青年朋友，但东道主对诗人的热爱和敬重，却通过这盛情的款待场面，作了侧面烘托。诗人也深受感动。柳花本无香可言，诗人着一“香”字，初看似觉突兀，细味却又感到是那么的妥贴。三、四句，点出饯别的东道主“金陵子弟”，并写大家欢饮的活动。“来相送”的行动，道出金陵青年的主动、热情。“欲行”，要走的人，指诗人;“不行”，不走的人，指金陵子弟。“各尽觞”，各人都喝尽了杯中的酒。诗人用众人频频干杯与酒店的美女不停劝酒相呼应，写出了告别筵席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表现了青年朋友爽朗、豪放的性格。结尾二句，诗人即兴抒情，以绵绵不尽的江水比喻他和金陵子弟依依不舍的友情，使抽象的感情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写出了友情的深厚、悠远和永恒。设问之中，又有比较的句式，轻灵活泼，情趣横生，也能使人产生无限遐想。【鉴赏要点】[1]名句：“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2]即景生情，情从景出。[3]采用比喻、设问等手法描写。[4]语言清新，侧面烘托出色。
金陵子弟来相送。推荐。爱诗词网。【名句】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出处】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译注】金陵年轻朋友，纷纷赶来相送。欲走还留之间，各自畅饮悲欢。【原文】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注释】①金陵：即今南京。酒肆：酒店。留别：留诗赠别。②金陵子弟：指金陵的年轻人。尽觞(shang)：干杯。【鉴赏导示】这是李白在漫游中的某个春天离开金陵时赠给年轻友人之作。诗人充满了对友人的深情厚意。最后二句即景生情，就地取才，构思巧妙，比喻生动，增强了诗的抒情气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向来耐人寻味的名句。【鉴赏】这首送别诗，生动传神地描绘了意气风发的青年们交朋接友的风采，表达了诗人与朋友们之间热情纯真的友谊。开头两句首先用写意的笔法勾勒了花香四溢、热情款待的宴别场景：风吹柳絮，满店飘香;美女捧着酿造的新酒，连声呼唤客人品尝。这里虽然并未点出送别的青年朋友，但东道主对诗人的热爱和敬重，却通过这盛情的款待场面，作了侧面烘托。诗人也深受感动。柳花本无香可言，诗人着一“香”字，初看似觉突兀，细味却又感到是那么的妥贴。三、四句，点出饯别的东道主“金陵子弟”，并写大家欢饮的活动。“来相送”的行动，道出金陵青年的主动、热情。“欲行”，要走的人，指诗人;“不行”，不走的人，指金陵子弟。“各尽觞”，各人都喝尽了杯中的酒。诗人用众人频频干杯与酒店的美女不停劝酒相呼应，写出了告别筵席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表现了青年朋友爽朗、豪放的性格。结尾二句，诗人即兴抒情，以绵绵不尽的江水比喻他和金陵子弟依依不舍的友情，使抽象的感情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写出了友情的深厚、悠远和永恒。设问之中，又有比较的句式，轻灵活泼，情趣横生，也能使人产生无限遐想。【鉴赏要点】[1]名句：“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2]即景生情，情从景出。[3]采用比喻、设问等手法描写。[4]语言清新，侧面烘托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