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穷碧落下黄泉作者

洛阳牡丹记。推荐。爱诗词网。欧阳修花品序第一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仓旁薄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圆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余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红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红玉板白　　　花释名第二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其叶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四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骆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者。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一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杪深红一点，如人以手指之。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丛。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叶红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莲花萼者，多叶红花，青趺三重如莲花萼。左花者，千叶紫花，出民左氏家。叶密而齐如截，亦谓之平头紫。朱砂红者，多叶红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门氏子者，善接花以为生，买地于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阳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叶甚鲜，向日视之如猩血。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丛中旁必生一大枝，引叶覆其上。其开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阳人家亦少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中已无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谓之转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今有之。多叶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万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风俗记第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其分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作于宋景祐元年(1034)，全文分三部分：《花品序第一》、《花释名第二》、《风俗记第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牡丹属毛莨科，落叶小灌木，高一至一点五米。二回三出复叶，小叶常有三至五裂，初夏开花。花大型单生，有红、白或紫色，极为美丽。雄蕊甚多，雌蕊生于肉质花盘上，密布细毛。牡丹久经栽培，是著名的观赏植物。今山东曹县等地仍有大量种植。牡丹根、皮可入药，称为“丹皮”。丹皮性微寒苦辛，有凉血清热、散瘀抑菌功效。《洛阳牡丹记》正是以精练简明的文笔详细叙述了牡丹各类品种的特色、得名的由来，洛阳观赏牡丹的风俗及牡丹的栽培技术。本文是一篇笔记文，但又不同于宋代笔记文体中的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小说笔记，它偏重于记事。前者多以旧闻、故事、诗论、文评、志怪为主要内容，而后者类似商业发达、都市繁荣后出现的风俗笔记。所不同的是本文属记事考辨间杂、二者并重的笔记文。全文分三部分，结构明了，层次清晰，相互既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能分来独立成篇。唐代开元(713-741)中，牡丹盛于长安。到了宋代，以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当时其它花种都需称其本名，惟有牡丹可直呼为“花”。在第一部分《花品序第一》中，作者名为写“花品”，且列举了当时“特著者”二十四种，实则却运用了考、辨、记、述的笔法，告诉人们为什么牡丹“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虽“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然而各地的优秀品种，只有植于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越之花”可说是远罕新奇，可越人也不敢自誉，因为“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各地的著名品种都“不能独立与洛花敌”。洛阳人能毫不怜惜地把“黄芍药”之类称为“果子花”，况且“果子花”并不比它地的上等品逊色。第一自然段考、述味道十足，但是笔法讲究，不重虚美，事信言文，足见洛阳人对洛阳牡丹的自信、自豪与“爱重”。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洛阳是“古善地”，居天地之中，花木得了中和之气，与它地不同，所以牡丹特别美盛。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第一部分以近三分之一的笔墨辩驳了“得中和之气”的观点。他认为洛阳仅是周王朝国土的四方之中，并非天地之中，天地阴阳之和也不能为洛阳所独擅。洛阳牡丹所以美盛，并不如人们所言，是因为“中气之和”，而完全是“幸于人焉”。是由于人们长期精心培育，才使得洛阳牡丹成为“天下真花”的。在写牡丹名前，作者又以含蓄委婉口气说，他居洛阳“四见春”，皆因游历、悼亡、解官而去，错过了牡丹极盛之际，但凭他一斑之见，洛阳牡丹就已经“不胜其丽”了。言外之意是说，更何况极盛之际，洛阳牡丹其美、其异简直不可名状了。牡丹美艳可贵，富丽堂皇，古人称之为花王。唐中书舍人李正封有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于是牡丹又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宋代，牡丹成了洛阳城中普遍种植的名花。据作者在西京留守兼河南府尹钱惟演处所见，当时记录的牡丹品种已达九十有余，许多品种流传至今。在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中，作者首先详细记述了二十五个“特著者”得名的由来。有的以氏以州命名，有的以地以色命名，还有的则是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而“旌其所异”的。同时作者一方面考述了部分“特著”培育者的家世，一方面又极细致地描绘了二十五个品种的花色、形状及“其美且异”，并对各色品种逐一加以评赏;语言形象入微，读来生动可感。牡丹是我国的特产，又名鹿韭、鼠枯、百两金、木芍药等。芍药分草芍药与木芍药两种。唐以后开始以木芍药称为牡丹。第二部分的最后，作者以考的方式记述了“牡丹”一名及洛阳牡丹的由来：上古并无“牡丹”之名，最早是以药名载入《本草》的。作为花草而言，算不得上品。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虽也兴盛，但还没有各类品种的名称。洛阳牡丹自古以来从未有现在这样繁盛，要么为什么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善咏花草之流没把各色品种“形于篇咏”呢?尽管刘禹锡(字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也不过说“一丛千万朵”而已，并没有言及各个名品和它们的美艳独特。可以想见，洛阳牡丹的美丽繁富，是洛阳人辛勤培育的结果。牡丹在唐代是比较名贵的花木。唐李肇的《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唐代很多诗人将牡丹写入篇什，如刘禹锡：“径前芍药妖无格，池上浮渠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们除了歌咏牡丹之美及描述赏花盛况外，还多对权贵争赏牡丹的奢靡铺张进行了讽刺。如白居易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李贺的“莲枝未长秦蘅老，走马驮金春草”等。唐代尚且如此，更何况“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的宋代呢?第三部分《风俗记第三》，作者寥寥数笔描述了洛阳的“好花”之俗，虽然着墨不多，人们仍能想见当时赏花的盛况：士庶无异，贫贱不分，张幄帟，列市肆，笙管齐鸣，人山人海，“至落花乃罢”。作者没象白、李二人那样讽刺权贵赏花的奢侈，却也不乏针砭之词：进御牡丹定使之“马上不动摇”，且“以蜡封蒂，乃落日不落”;权贵们求其接头者，“门园子”则“以汤中蘸杀与之”。写得并不直白，而其锋芒甚明。最后，欧阳修以简练的笔墨着重介绍了牡丹的栽培技术：“接花之法”、“种花之法”、“浇花之法”、“养花之法”、“医花之法”以及“花之忌”。文字翔实细致。层次清晰明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园艺成就。通观此文，给人的感觉是：洛阳人真善养花、赏花、好花、重花，难怪洛阳牡丹后来居上，美不胜收，天下第一呢!欧阳修在庆历二年(1042)还作有《洛阳牡丹图》一诗，说：“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看来洛阳牡丹的品类是日益繁富美艳了。《洛阳牡丹记》与欧阳修总的文风一样，写得平易自然，尚明尚简，语言形象、生动、明快。与作者比较轻视对具体事物的细节描写所不同的是，《花释名第二》中却不乏对牡丹的详尽描摹。本文结构虽然简单，却十分严谨。三个小标题既是每一部分的主题，又是大标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结构及文体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南宋陆游有《天彭牡丹谱》传世，记载了蜀地牡丹七十余种，文章的结构即仿效《洛阳牡丹记》撰写。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烘托手法。推荐。爱诗词网。为了使要表现的主要事物更加鲜明、突出，拿另一种次要事物和它放在一起，从侧面描写，进行映衬，以次托主。烘托又称“衬托”、“映衬”，但“衬托”、“映衬”又属修辞格。烘托原为中国画的一种技法，即用水墨或淡彩在物象的外面渲染描绘，从衬托中突出物象，如渲染云彩以托出月亮，即所谓“烘云托月”法。烘托可分正托和反托。正托：指形象相类，性质相通时，以此托彼，使主体更为突出。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处理好花叶间的映照关系，不喧宾夺主，也不戕枝弱干，相得益彰，主次分明。如《三国演义》里，关羽斩华雄一节的人物相托：作者先写俞涉如何骁勇，潘凤怎样英雄，但都很快败死于华雄之手。然后关羽出马，不等探听，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此时“其酒尚温”！无须多用笔墨，关羽的神威勇武便表露无遗了。正托，还可用环境、景物来衬托人物的心情、品格；用此情衬彼情；此景衬彼景；此事衬彼事等等。反托：指形象相异，性质相反时，正反相衬，以次托主。如鲁迅《祝福》里，用祝福的热闹景象反衬了祥林嫂的悲惨结局。《红楼梦》中黛玉之死与宝钗结婚同时写来，以喜衬悲悲更悲。使用反托时，还可以用加剧矛盾的方法加强效果。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作者将诸葛亮与投降派的矛盾写得越尖锐，就越能体现他超人的胆识与气魄。运用烘托的方法，一定要确定所写的主体。对宾体的描写，是为了说明、补充、烘托主体，不能过分强调宾体，喧宾夺主。另外，人们用什么景物陪衬什么感情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用雷雨陪衬打击，用丽日、鲜花陪衬欢快、幸福，用秋风、落叶陪衬悲惨、凄凉，用阳光、大道陪衬希望、光明前途等。使用烘托手法时，要注意创新，不落俗套。

陈平反间计。推荐。爱诗词网。(节自《陈丞相世家》)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①。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②:“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③,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④,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即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⑤,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⑥。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⑦。”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⑧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囚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遂入关,收散兵复东。【译文】楚王很急迫地攻打汉王,断绝了他的甬道,将汉王围困在荥阳城中已经很久了。汉王很担忧,请求割让荥阳以西的地盘给项王与其讲和,项王不答应。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如此纷乱,何时才能安定哪?”陈平说:“项王为人很恭敬,他爱惜人才,所以那些讲求廉节、喜好礼仪的人,都归附于他;至于论功行赏封爵邑之事,他却看得很重,因此有些人又不愿归附他。而今大王你很傲慢,缺少礼节,所以那些讲求廉节的人不来你这里;然而大王你能够很丰厚的封他们的爵邑,因此那些无才而蠢笨,只图钱财而不知廉耻的人,也多愿归汉。如果各自真诚地去除你两个的短处,用两个的长处,那天下在挥指间就可安定了。但是,因大王你恣意侮辱人,所以得不到讲求廉节的人。而楚却有隙可乘,项王那些忠心耿耿之臣,即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这类人,也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你如能拿出几万斤金子,进行反间计,离间项王君臣关系,以使他们心起猜疑。项王的为人生性好猜忌,相信谗言。这样一来,楚的内部必定相互诛杀。汉便因此而举兵攻打他,楚军必定破败。”汉王认为这计策很可行,便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凭陈平怎么处理,不过问这批金子的出入去向。陈平既用大量的金子在楚军中实施反间计,又在楚军中宣扬钟离昧等诸位将领作为项王的战将,功劳已很多很多了,但是始终得不到割地封王,他们想投奔汉王,与汉一同来灭掉项氏天下,从而分割项王的领地。项王果然中计,不相信钟离昧等人。项王既然生了疑心,便派使节到汉。汉王为此备具了牛、羊、猪等精美食品,举着端进来。汉王见到楚使,故作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节,那知是项王的使节。”随即将精美食品拿走,并将粗糙食品拿进来给楚使食用。楚使回去,便将此情形完完全全地报告给项王。项王果然十分怀疑亚父。亚父想急于攻下荥阳城,因项王不相信他,便不听他的意见。亚父知道项王怀疑他,于是十分气愤地说:“天下之事,大局已定了,君王你好自为之,我情愿请求带着这把老骨头回家去。”亚父在回归的路上,还未到彭城,就因他背上长的毒疽而死了。陈平趁着黑夜从荥阳城东门放出二千女子逃出,楚军便跑到东门去攻击抓捕她们。陈平便与汉王趁着黑夜从城的西门逃出去了。到了关中,收聚那些离散的兵马,再向东进攻项羽。【鉴赏】《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本文记述的是陈平用反间计解汉王刘邦荥阳之围,就是因为陈平在陈涉起义后,曾投奔项羽,任都尉,后又归刘邦,他对项羽和刘邦二人知之甚深,故能针对项羽的弱点行计,从而取得了成功。本文分为“献计”、“行计”与“计果”三部分。(一)献计。汉四年(前203),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攻已久,面临粮绝乏食之危,刘邦欲解荥阳之围,陈平给他献计,分析说:“项王的优点是恭敬爱才,所以廉节好礼之士都归顺他;他的缺点是太看重行赏封爵之事,即不轻易进行封赏,所以有些人不愿归附他。汉王你呢,缺点是傲慢,缺少礼节,因此讲求廉节的人不来你这里;优点是你能很丰厚的进行封赏,因此那些才愚智笨、只图钱财的人多愿归汉。你们两人各自如能去掉两人的缺点,综合两人的优点,那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此外,陈平又根据项羽生性好妒忌,相信谗言这一弱点,建议行反间计,离间他与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几位忠耿之臣的关系,使之内部互相诛杀,楚必破,荥阳之围必解。(二)行计。陈平以汉王给的四万斤黄金作诱饵,大行其计。其一大量收买楚军官兵;其二在楚军中大造舆论,说钟离昧等跟从楚王征战,劳苦功高,但不能得地封王,现在想投奔汉王,共同消灭楚王,以分割楚王的领地;其三当楚使来汉之时,故意让汉王以精美食品迎接,又故意说他们不是亚父的使节,便以粗糙食品待之。假使节之口在项王面前说亚父范增与汉王有勾结。项王果然中计,不信几位忠耿大臣之言,缓攻荥阳。最后,亚父范增只好愤而请归,引发背疽而死。(三)计果。陈平趁黑夜放出二千女子出东门,让楚军去抓捕她们,然后与汉王等从西门逃出,到关中,聚兵力。全文围绕陈平的设计而展开,步步按陈平的预计而进行,情节曲折生动,充分展现了陈平知己知彼的智谋与韬略。

神谴。推荐。爱诗词网。各种神迹,除了可以正面地为宗教起张扬宣传作用,以利于它的弘传之外,还可以从反面起警戒威慑作用,以杜绝内部的背离倾向,恐吓异端。上天会以某种方式惩戒人类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即有灾异之说。“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汉书·宣帝纪》)。一旦遭遇,连统治者也要公开下罪己诏,调整政策,以“上顺天心,下安百姓”。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文学作品中描写神谴的故事便特别多。这里所说的神谴,主要是针对佛教内部的错误,从细行不端到僧人破戒都算。对于犯规的行为,僧团自有惩戒,而冥冥中来自神明的责罚,则似乎强制力更大。有故事说,一个叫释僧远的和尚生性疏诞,唯酒肉是好。终于有一夜,他梦见圣者告诫他:“再继续放荡下去,你难道还敢对着镜子照自己的模样吗?”次日他取水照面,但觉眼角处有些暗淡,伸手一摸,不料眉毛竟被抹掉了。至此他方知荒弃戒律,后果严重。于是痛下决心,一改常习,反形易性,严奉律仪。一年以后,圣者入梦表扬了他。不久他面部滋润,眉毛又长了出来。这类故事总要有一些惊人之点;唯其惊人,才可望收警戒之效。下边这个故事更为委曲婉转,因此也更著名。有一天,某寺院举行斋会,来人很多。一个贫女正好路过此地,便带着两个幼子和一只狗入门乞食。由于身无分文,她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施给寺院,以表心意。看到午斋要等很久,她说还要他往,希望提前用斋。寺主答应了,让小僧给她端来三份饭食。她说不够,要求给狗一份,寺主也勉强答应了。她又说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应该也给他一点吃的。寺主忍耐不住,喝斥道:“你这贪得无厌的女人,没有出生的胎儿难道也要饭吃?快快走吧!”贫女受辱,顿时离地升天,变做文殊菩萨;孩子亦随之化为善才和于阗王;狗成了狮子。同时五彩祥云满天,一时蔚为壮观。为告诫世人,文殊在空中留下一偈:“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是我超三界,却被阿师嫌。”然后隐化而去。众人顶礼膜拜,嘘唏感叹,唯有寺主自恨无眼,睹面不识真圣。从此该地方风气淳厚,再也没有以贫富取人的事情发生。怠慢俗人尚且受到如此的警示,轻侮佛教,自然要有更加严重的惩戒。在这方面,法敏不敬佛经的故事可作一例:唐贞观年间,金陵栖玄寺住着高僧道琼。他善诵《法华经》,由于声韵清雅,别人都很爱听。某夏,道琼端坐诵经至深夜,法敏裸身而卧,躺在一旁。忽然,他从床上跌到地下,同时左搪右挡,哎哟求饶,继而满地翻滚,似乎有人揍他。如此折腾了一夜,直至他鼻青脸肿,面目全非。过后他承认是露体仰卧,不敬《法华》,被神鬼嗔怪,打了一顿。经过此番责打,他的行为真地检点起来。

谦卦。推荐。爱诗词网。(下艮上坤)《谦》：亨。君子有终。《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六四：无不利，谦。《象》曰：“‘无不利谦’，不违则也。”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注释〕　谦：卦名，象征谦虚、谦卑。　有终：有善终，有美好的结果。　天道下济：指日光往下照射，风朝下吹，雨向下降落。　地道卑：地的位置在天之下。上行：地气上升。　亏：损。盈：满。天道亏盈：指太阳到正午后开始倾斜，月满后渐亏。益：增益。谦：这里指低下者。(天道)益谦：指日从低位上升，月由缺渐圆。　变：毁。流：由上往下运动，增益低处，如泥、水降落到低洼处。　恶(wù)盈而好(hào)谦：憎恶盈满而喜好谦卑。　逾：逾越。　地中有山：谦卦上坤下艮，坤作地，而艮表山，地高于山，所以说“地中有山”，意为山本高而自立于卑微。　裒(póu)：取出。益：增补。　称物平施：称量财物的多寡而平均施舍于人。　牧：放牧，此处指约束、管理的意思。自牧：自我约束。　鸣：名声在外，有声望。鸣谦：即名谦，有名而谦，意为有美誉名声而不傲。　中心得：即心得中，言心得中正之道。　劳：(有)功劳。劳谦：意为居功不傲而谦虚有余。　(xuān)：明智。一说同“挥”，举止、行动，释为挥手、摆手而表谦虚之义。　以：因为。　用：以。利用：有利于。　不服：指不服王命之人。〔鉴赏〕　谦卦的卦象是下艮(象征山)上坤(象征地)，本来山高地低，现在山在地下，表示高大者自居于下位，是谦虚的表现。谦卦的卦名、卦象、卦辞和大多数爻辞，乃至《彖传》和《象传》的解释，都直接而明确地赞扬谦虚，一卦各个组成部分如此高度集中于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在六十四卦中是罕见的。此外，谦卦的卦辞和六爻爻辞都言吉利，其中有一个“亨”，三个“吉”，三个“利”，如此大吉大利，在六十四卦中也是唯有此卦。谦卦的前三爻都为吉，据有高位的人，谦虚谨慎，能够度过任何艰险。他们遵循正道，虽有声誉，又有功劳，但居功不傲，万民敬服，结果都是吉利而有善终。后三爻稍次，但也无不利，小至一举一动，大到出兵征伐，都因虚怀若谷，克尽职守，遵循准则，而最后得到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远古时代谦的观念已经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谦虚有百利而无一害，是人们求成功所必须的美德。在《周易》中，谦决不是故作姿态，也不只是事关个人礼貌这一类的小节。谦卦赋予它许多重要的涵义，其中主要有：第一，态度温和，恭敬，不粗暴，这是“初六”爻辞中“谦谦君子”所包含的意义。第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即限制特权，实行平等。第三，“卑以自守”，即谦让，不争雄为首，不锋芒毕露。第四，“鸣谦”，即不急于表现自己，有美德不自矜，有美誉不自诩，有才华不自吹，讲述自己的品性和业绩始终保持低调。第五，“劳谦”，即不自满，既是由于有远大的目标，也是意识到成绩、功劳是依靠众人之力获得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谦这一观念中不自满、不自足的意义，《彖传》就是由此把握、发挥谦的观念的，进一步把它规定为万事万物最具生命力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是宇宙运动变化的普遍法则。在它看来，世界是生生不息的万化之流，宇宙的生命力就表现在有无限广阔的运行空间和无穷的发展前途。谦就保证了这样的空间和前途。在人类看来，天在上，所以最广阔的运行空间是在它的下方；地在下，上方是它的发展空间。所以《彖传》说“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这里“下济”和“地道卑”的用语同老子的崇拜下位的思想十分相似，但是同老子的贵柔守雌理念毫不相干，其本意是讲天地之道都是谋求最广阔的发展空间。《彖传》的思想是，谦使人“卑以自守”就不会自满自大、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从而为人们打开了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彖传》还根据《周易》的物极必反的哲学来看待天地万物的运行过程，评价谦的作用。正是以否极泰来、泰极否来的眼光看，极盛就意味着将要走向衰落，而新生事物却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因此在《彖传》的世界图式中天地之道总是不利于“盈”、即“满”的方面，而有利于“谦”、即“不满”的方面。它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它把天地之道解释为以下为根本，着眼于下，倾向于下，特别重视新生事物，特别关注尚未完满的方面。把希望寄托于有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的方面。这样，谦就不只是一种个人美德，而是宇宙普遍法则的一种作用。在《彖传》中它已经突破伦理学的范畴，进入哲学的范畴。必须注意的是，《周易》推崇的谦的观念决不意味着自卑、退缩和无所作为。可能正是由于考虑到人们会从消极的方面理解谦的观念，《彖传》有意识地渲染低调的谦的神奇功用。它说天道“下济”却“光明”，“地道卑”却“上行”。谦不仅是一种崇高品质的表现，而且是同宏伟的抱负、不懈的追求、伟大的事业相联系的，并且终将获得巨大的成功，在精神上所达到的境界和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普通人难以逾越的，所以《彖传》说：“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退缩和无所作为是决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谦卦把乾卦的自强不息的阳刚与坤卦的厚德载物的柔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谦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知足长乐”的思想在中国人中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讲“知足”主要是为了克服人们的贪婪心理和反对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但是有保守倾向的人往往以“知足”的古训来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生活和工作态度辩解。但是，在中国古人思想中占有崇高地位的《周易》的谦的观念要求人们在精神上永远不自满，在任何时候都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自己在道德修养和事业上已经取得的进步，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抵消了“知足”思想的消极作用，使人们能够始终积极进取，奋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