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婚

洛阳牡丹记。推荐。爱诗词网。欧阳修花品序第一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仓旁薄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圆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余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红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红玉板白　　　花释名第二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其叶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四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骆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者。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一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杪深红一点，如人以手指之。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丛。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叶红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莲花萼者，多叶红花，青趺三重如莲花萼。左花者，千叶紫花，出民左氏家。叶密而齐如截，亦谓之平头紫。朱砂红者，多叶红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门氏子者，善接花以为生，买地于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阳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叶甚鲜，向日视之如猩血。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丛中旁必生一大枝，引叶覆其上。其开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阳人家亦少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中已无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谓之转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今有之。多叶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万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风俗记第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其分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作于宋景祐元年(1034)，全文分三部分：《花品序第一》、《花释名第二》、《风俗记第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牡丹属毛莨科，落叶小灌木，高一至一点五米。二回三出复叶，小叶常有三至五裂，初夏开花。花大型单生，有红、白或紫色，极为美丽。雄蕊甚多，雌蕊生于肉质花盘上，密布细毛。牡丹久经栽培，是著名的观赏植物。今山东曹县等地仍有大量种植。牡丹根、皮可入药，称为“丹皮”。丹皮性微寒苦辛，有凉血清热、散瘀抑菌功效。《洛阳牡丹记》正是以精练简明的文笔详细叙述了牡丹各类品种的特色、得名的由来，洛阳观赏牡丹的风俗及牡丹的栽培技术。本文是一篇笔记文，但又不同于宋代笔记文体中的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小说笔记，它偏重于记事。前者多以旧闻、故事、诗论、文评、志怪为主要内容，而后者类似商业发达、都市繁荣后出现的风俗笔记。所不同的是本文属记事考辨间杂、二者并重的笔记文。全文分三部分，结构明了，层次清晰，相互既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能分来独立成篇。唐代开元(713-741)中，牡丹盛于长安。到了宋代，以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当时其它花种都需称其本名，惟有牡丹可直呼为“花”。在第一部分《花品序第一》中，作者名为写“花品”，且列举了当时“特著者”二十四种，实则却运用了考、辨、记、述的笔法，告诉人们为什么牡丹“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虽“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然而各地的优秀品种，只有植于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越之花”可说是远罕新奇，可越人也不敢自誉，因为“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各地的著名品种都“不能独立与洛花敌”。洛阳人能毫不怜惜地把“黄芍药”之类称为“果子花”，况且“果子花”并不比它地的上等品逊色。第一自然段考、述味道十足，但是笔法讲究，不重虚美，事信言文，足见洛阳人对洛阳牡丹的自信、自豪与“爱重”。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洛阳是“古善地”，居天地之中，花木得了中和之气，与它地不同，所以牡丹特别美盛。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第一部分以近三分之一的笔墨辩驳了“得中和之气”的观点。他认为洛阳仅是周王朝国土的四方之中，并非天地之中，天地阴阳之和也不能为洛阳所独擅。洛阳牡丹所以美盛，并不如人们所言，是因为“中气之和”，而完全是“幸于人焉”。是由于人们长期精心培育，才使得洛阳牡丹成为“天下真花”的。在写牡丹名前，作者又以含蓄委婉口气说，他居洛阳“四见春”，皆因游历、悼亡、解官而去，错过了牡丹极盛之际，但凭他一斑之见，洛阳牡丹就已经“不胜其丽”了。言外之意是说，更何况极盛之际，洛阳牡丹其美、其异简直不可名状了。牡丹美艳可贵，富丽堂皇，古人称之为花王。唐中书舍人李正封有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于是牡丹又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宋代，牡丹成了洛阳城中普遍种植的名花。据作者在西京留守兼河南府尹钱惟演处所见，当时记录的牡丹品种已达九十有余，许多品种流传至今。在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中，作者首先详细记述了二十五个“特著者”得名的由来。有的以氏以州命名，有的以地以色命名，还有的则是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而“旌其所异”的。同时作者一方面考述了部分“特著”培育者的家世，一方面又极细致地描绘了二十五个品种的花色、形状及“其美且异”，并对各色品种逐一加以评赏;语言形象入微，读来生动可感。牡丹是我国的特产，又名鹿韭、鼠枯、百两金、木芍药等。芍药分草芍药与木芍药两种。唐以后开始以木芍药称为牡丹。第二部分的最后，作者以考的方式记述了“牡丹”一名及洛阳牡丹的由来：上古并无“牡丹”之名，最早是以药名载入《本草》的。作为花草而言，算不得上品。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虽也兴盛，但还没有各类品种的名称。洛阳牡丹自古以来从未有现在这样繁盛，要么为什么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善咏花草之流没把各色品种“形于篇咏”呢?尽管刘禹锡(字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也不过说“一丛千万朵”而已，并没有言及各个名品和它们的美艳独特。可以想见，洛阳牡丹的美丽繁富，是洛阳人辛勤培育的结果。牡丹在唐代是比较名贵的花木。唐李肇的《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唐代很多诗人将牡丹写入篇什，如刘禹锡：“径前芍药妖无格，池上浮渠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们除了歌咏牡丹之美及描述赏花盛况外，还多对权贵争赏牡丹的奢靡铺张进行了讽刺。如白居易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李贺的“莲枝未长秦蘅老，走马驮金春草”等。唐代尚且如此，更何况“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的宋代呢?第三部分《风俗记第三》，作者寥寥数笔描述了洛阳的“好花”之俗，虽然着墨不多，人们仍能想见当时赏花的盛况：士庶无异，贫贱不分，张幄帟，列市肆，笙管齐鸣，人山人海，“至落花乃罢”。作者没象白、李二人那样讽刺权贵赏花的奢侈，却也不乏针砭之词：进御牡丹定使之“马上不动摇”，且“以蜡封蒂，乃落日不落”;权贵们求其接头者，“门园子”则“以汤中蘸杀与之”。写得并不直白，而其锋芒甚明。最后，欧阳修以简练的笔墨着重介绍了牡丹的栽培技术：“接花之法”、“种花之法”、“浇花之法”、“养花之法”、“医花之法”以及“花之忌”。文字翔实细致。层次清晰明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园艺成就。通观此文，给人的感觉是：洛阳人真善养花、赏花、好花、重花，难怪洛阳牡丹后来居上，美不胜收，天下第一呢!欧阳修在庆历二年(1042)还作有《洛阳牡丹图》一诗，说：“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看来洛阳牡丹的品类是日益繁富美艳了。《洛阳牡丹记》与欧阳修总的文风一样，写得平易自然，尚明尚简，语言形象、生动、明快。与作者比较轻视对具体事物的细节描写所不同的是，《花释名第二》中却不乏对牡丹的详尽描摹。本文结构虽然简单，却十分严谨。三个小标题既是每一部分的主题，又是大标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结构及文体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南宋陆游有《天彭牡丹谱》传世，记载了蜀地牡丹七十余种，文章的结构即仿效《洛阳牡丹记》撰写。

阳曲傅先生事略。推荐。爱诗词网。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寻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啬庐。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先生六岁，啖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饭。少读书，上口数过，即成诵。顾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提学袁公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故奄党也，先生约其同学曹公良直等，诣匦使三上书讼之，不得达，乃伏阙陈情。时抚军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为作传，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贻之书曰：“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辅宜兴及骆锦衣养性，直声大震。先生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抚晋，时寇已亟，讲学于三立书院，亦及军政、军器之属。先生往听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先生得书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而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平定张际者，亦遗民也，以不谨得疾死。先生抚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妇人，以求必死者有几人哉。呜呼，张生!是与沙场之痛等也。”又自叹曰：“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员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于是复学颜太师。”因语人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寿髦，能养志，每日樵于山中，置书担上，休担则取书读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访先生，既见，问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负薪而归者，先生呼曰：“孺子来前肃客。”吏部颇惊。抵暮，先生令伴客寝，则与叙中州之文献，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尽答也。诘朝，谢先生曰：“吾其惭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自称曰小蘖禅。或出游，眉与子共挽车，暮宿逆旅，仍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始行，否则予杖。故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尝批欧公《集古录》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荐。时，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豫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曰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黄冠殓。著述之仅传者，曰《霜红龛集》十二卷，眉之诗亦附焉。眉诗名《我诗集》。同邑人张君刻之宜兴。先生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奇如此。惟顾亭林之称先生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静修自屈者。其文当不为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未免为江南之文尔。这篇文章见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六“状略”类。“事略”，亦即“行状”，又称“行述”、“行略”，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所谓“行状”，指一个人的德行状貌。其人死后，他的亲属或门生故旧，便本着“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的要求记其一生主要事迹，送呈礼官或史官，以供议定谥号或采择立传之用。唐、宋以后，“行状”的用途已经不限于此，而大半属于请人代撰墓铭碑表以前准备的原始资料。本文结语处说“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可见全祖望的这篇文章是为史官立传而写的。今查《清史稿》卷五○一有《傅山传》，略同本文，正说明当年“史馆”诸公确实采用了这篇《事略》。“阳曲傅先生”指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他生当明末清初，深怀民族意识，志在前明，不甘臣服于清。入清后四十年，行为放诞，雌伏不出。当时的学者顾炎武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亭林文集·文师》)全祖望则认为，顾炎武的话只是说出了“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傅山的“真性”盖在于“时时怀翟义之志”(卓尔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小传语)。按《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子翟义，为东郡太守，王莽称帝，起兵讨莽，兵败被杀。傅山之于明清之际，犹翟义之于两汉之间，两人行事有所不同，但其心情则毫无二致。这是全祖望要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同时也披露了这篇《事略》的主题。如果抹去作者为傅山涂饰的神秘色彩与灵光，可以说本文写主人公的民族气节主要讲了六件事，在明有三件，入清后也有三件。傅山生当明季末叶，社会凋敝已极，以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作者写这个时期的傅山，一方面“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一方面也“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圆通应世)”。先是想慷慨济世，不得已乃淡泊守志，这是傅山一生的行迹大略，而其前半生则以“济世”为主导方面。傅山的“济世”思想，具体表现为嫉恶如仇。他得知山西提学袁继咸遭到巡按孙振的诬陷，便联络同学曹良直等多次上书申冤，直至冤情昭雪。在傅山看来，这是与“阉党”(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余孽进行的殊死斗争，决不可退让。后来曹良直任兵科给事中，专司规谏、稽查之事，傅山写信要他直言敢谏，不避“天下第一等事”，于是曹良直疏劾首辅周延儒十大罪状、锦衣卫骆养性非君当死，天下为之震动。曹良直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傅山在思想上有一致处，而且是与傅山的直接激励分不开的。傅山在明亡以前还有一件事耿耿于心，就是平定所谓“时寇”(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蔡懋德巡抚山西，在三立书院开讲军政、军器之学。傅山欣然前往所课，但事后感慨系之地说：“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迳斥其纸上谈兵，不切时用。后来李自成攻占太原，蔡懋德自缢而死，这也证明了傅山的先见之明。当然，在对待明末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体现出傅山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入清后守贫不仕的民族气节，不也正是出于这种忠于明室始终不渝的思想吗?甲申(1644年)之变，是傅山一生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积极用世变为消极出世。傅山的消极出世，无疑意味着对清王朝的示威与反抗，全祖望秉笔直书恐亦有所顾虑，所以甲申年傅山变服黄冠朱衣，居土穴，竟托言于在天帝赐命。“天命不可违”，傅山可以借此放浪形骸，全祖望也可以就此放笔写开去。值得注意的是，写傅山的土穴生活，作用亦自生出波澜，于起伏中精心刻画傅山的“真性”所在。甲申入居土穴后的二十年间，南方的晚明政权还在抵抗，傅山的心境亦难得平静。袁继咸被降清叛将俘送燕邸，傅山痛失知己之余愈发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仇恨。等到顺治十一年(1654)，因事受牵连被逮捕下狱时，傅山表现得异常坚定，“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由抗辩而至于绝食，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决心啊。幸被门生解救出狱，仍然“咤恨”不已，以为与其受悔而生不如速死。由此可知，傅山虽然形同黄冠，却依然壮怀激烈。用全祖望的话说，即是“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仰视天、俯画地”的典故来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和灌夫，进谗言说：“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按《史记》张宴注认为，“视天”是“占三光(日、月、星)”，“画地”是“知分野所在”，意谓从星象判气运，时刻准备造反。我们前已谈到，全祖望博通经史，极擅长运用古典来抒发今情。这里只是说“仰视天、俯画地”，于字面上无丝毫违碍处，而其背后却蕴含着“腹诽而心谤，辟倪(睥倪)两宫(指朝廷)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的深意，以此点醒傅山蔑视清王朝未尝一日忘怀前明的心境。“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这一段以下写傅山晚年生活情景。清朝统治巩固以后，傅山情知无能为力，惟有诗酒风流放诞不羁而已。但他即使形似黄冠，仍不能心如古井，不时还会发泄出郁积的愤懑。他的朋友张际大抵和他处境相同，竟沉湎于醇酒和妇人，以求必死。张际死后，傅山抚尸大哭，谓“是与沙场之痛等”，完完全全是一种明朝遗民的立场。当他回顾自己眼前的作为时，也不禁慨叹：“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就是说，他并不甘心老于笔砚诵读之间，曾梦想跃马横枪，为国家洒尽碧血。所以，有人问傅山治学倾向于宋儒何人，他回答说：“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同甫”即陈亮，南渡后，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陈亮治学不尚微言高论，务建事功实绩。傅山晚年依然倾心陈亮的为人，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矢志不移。《事略》写傅山晚年遭际，最著墨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北京之行，这一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宿。给事中李宗孔荐举已七十四岁的傅山。傅山初时称病卧床，但被强行抬着上路。行至距京城三十里处，便死也不肯入城。公卿前来拜候，傅山踞傲卧床不迎送。朝廷特诏免试，加中书舍人，许其还山，行前又挟持入谢。一见午门，忆及前朝，痛极泪下，仆地不起。第二天，急急出城还家。对于这一段经历，傅山良多忌讳，惟恐后人把他与元朝的刘因相比。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命，问其缘故，道是：“不如此，道不尊。”刘因辞官是为“道”摆架子，傅山辞荐是为民族争气节，二人行迹相似而本质不同。傅山说如果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他就是死不瞑目了。作者详细记述此行细节，再三强调傅山的决绝态度，一切都是为了表彰明朝遗民的忠义节操。全祖望文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碑传墓表，号称是《明史》的补充，其实是有意识地表彰明季忠义，歌颂民族气节。他的表彰范围不仅限于抗清领袖，而且广及山林隐逸。这里所选的《张公神道碑铭》和《阳曲傅先生事略》，正可以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全祖望的这类文章对晚清的部分革命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就是对普通的读书人也有扶植正气的鼓励作用。如李慈铭说：“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谢山尤关乡邦文献，其文多言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及《刘蕺山集》、谢山此集耳。”(《越缦堂读书记》)

嫁做商人妇。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意思】门前冷落，车马稀少，年纪也大了，就嫁给了一个商人。车：一作“鞍”。老大：上了年纪。【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非凡(色相、技艺、家族等不凡)女子因年老色衰等缘故，风光不再，遭受冷遇，落魄下嫁。[例]令她看破人生虽可能明艳煊赫一时，却终不免“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之悲剧命运的，正是那宦海沉浮、饱读诗书的东坡先生。(姜琍敏《禅边浅唱》)二、前一句用以形容来往人少，门户冷清。[例]我和李宗仁孤零零地守在傅厚岗副总统官邸，门庭冷落车马稀，殊无聊赖。(程思远《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三、前一句用以比喻某一事物很少有人过问或关心。[例]比如投考理工的人最多，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跟其他部门相比，有的就冷落得不像样子。比如师范，就是这么一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最可怜、最倒霉的部门。(魏巍《做新型的知识分子》)

破匈奴。推荐。爱诗词网。(节自《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①,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②。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③,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④!”匈奴每人,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⑤。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⑥,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⑦。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⑧,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⑨。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⑩,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11),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12),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译文】李牧是赵国北部边防的优秀将领,经常驻防在代和雁门两郡,以防备匈奴入侵。并因实际需要,可以自行任命地方和军中官吏,所收得的租税都纳入李牧军中的办事机构,作为养兵的经费。每天宰杀好几头牛供给军士食用,军士们练习射击、骑马,小心把守着警报台,多多地派遣侦察敌情的人员,优厚地对待战斗人员。发出约束命令:“匈奴一旦侵入边境来抢夺,我们应立即把人马物资收拾起来,退入堡垒中固守。如有人胆敢去捕捉匈奴就处斩。”每当匈奴侵入,烽火台就报警,全部人马都迅即进入堡垒,不敢出战。这样过了好几年,军队也没有什么损失。然而,匈奴认为李牧胆怯,即便是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我们的将帅太胆小了。赵王责怪李牧不出兵应战,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很气愤,将李牧召回,用其他人代替为将。之后一年多,每次匈奴来犯,都出兵与匈奴作战。出兵应战,屡次战败,伤亡损失很多,使得赵国的边民不能耕田放牧。于是,赵王又请李牧做边将,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自己有病。赵王便强行派遣李牧带兵守边,李牧说:“大王你必定要用我,那就要允许我像以前那样做,才能接受你的命令。”赵王允许了他的要求。李牧到了边关,像从前一样约束官兵。好几年来,匈奴都没有从赵国得到什么,始终认为李牧胆怯。守边将士得到许多赏赐而不使用他们,他们都愿意为国一战。于是,李牧便为作战,挑选出合格的战车一千三百辆;挑选出合格的骑兵一万三千人;挑选出曾获过百金之赏的勇士五万名;能拉硬弓的善射之兵十万名,并把这些入选的人、马、车辆全部组织起来,进行作战训练。然后,在边境大肆放牧,放牧的百姓遍布边境的田野。匈奴人用少量的人马侵入抢劫,李牧假装打不赢而败走,并把几千人丢给匈奴。匈奴的君主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大举领兵来入侵赵的边境。李牧多用奇特的战阵,向敌左右两面包抄攻击,大败匈奴,杀死匈奴十多万骑兵。灭掉了襜褴族,打败了东胡族,降服了林胡族,单于败逃远奔。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匈奴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城邑。【鉴赏】本文记叙了赵国良将李牧保卫边疆,大破匈奴的战绩。歌颂了李牧不急功,不近利,不逞匹夫之勇,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不惜触怒赵王而罢将丢官,一切以战事为重,一切以护边为重的爱国精神。塑造了貌似“不敢战”,实则英勇善战,貌似“怯弱”,实则大智大勇,匈奴“小入”则“佯北不胜”,匈奴“大人”则“大破大胜”,善为奇谋,独具风采的良将形象。通篇用“赋”的手法,轻描淡写,平实道来,然淡中有浓,平中有奇。平实的陈述与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的丰功伟绩,形成强烈的反差,鲜明地托出一代良将的形象,可谓以平凡显神奇,以淡泊寄至味。文章还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先写李牧“不敢战”,匈奴“以李牧为怯”;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也因此责备李牧,并“使他人代将”。一抑再抑,李牧之“无能”似乎已登峰造极。但结果是,代他为将之人,以匹夫之勇“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这与李牧原来守边时的“数岁,亦不亡失”形成鲜明对比,反衬李牧以“不战”为战的策略的英明,这是一扬。最后,赵王不得不再请李牧“将兵”,李牧仍按“如前”之“故约”带兵,抗击匈奴。果然,“匈奴数岁无所得”,这是二扬。最后,李牧训练精兵,布杀阵,诱敌深入,待匈奴“大率众来入”之时,“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这是三扬。这种以“怯”写勇,以“抑”写“扬”,以“不敢战”写“大破之”的手法,使李牧的形象特别突出,独具异采。同时,以李牧的赫赫战功说明他不是真“怯”,而是一种麻痹敌人的奇谋,有力地呼应了开篇的“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使文章首尾完整,浑然一体。

以道佐人主者。推荐。爱诗词网。以道佐人主者①,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②。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③。善有果而已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⑤,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⑥,是谓不道⑦,不道早已⑧。【注释】①以:用。佐:辅助。人主:君主。②还:报应。③凶年:灾荒年。④有果:取得成功。⑤伐:夸耀。⑥壮:强盛。老:衰败。⑦不道:不合乎“道”。⑧已,死亡,衰亡。【今译】用道辅助君主的人,不依靠兵力称霸天下,用兵一定会遭到报应。军队所到之处,将会满目荒凉;大战过后,必有荒年。善用兵者只求成功,不敢以攻占国家而称强。胜利了不矜持,胜利了不夸耀,成功了不骄横,取得成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实现的,胜了不能逞强。事物兴盛了必定要走向衰亡,这是不合乎“道”的,不合“道”的东西,不会长久。【集评】明·徐学谟《老子解》:“此章以用兵喻求道,惟主柔之为得也。”【总案】由于春秋战国之际,战争十分频繁,所以老子、孟子、墨子都有反战的要求。但是老子的反战与孟子、墨子又不尽相同。老子反战是因为战争本是“凶器”,其事好还,战争过后,不论胜负同样要遭到损失,但他在不得已情况之下还是要战的,并且要取得胜利(有果)。正因如此,《老子》一书中多次提到战争,并且将战争之术同治国之法、处世之法统一起来,为治国者提供胜利的法宝。难怪有人称《老子》一书是一部兵书(唐·玉真《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闻道欲来相问讯作者。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出处】唐·韦应物《寄李儋元锡》【意思】听说你要来看我，我一直在盼望着你的到来，西楼望月亮已圆缺好几次了。言盼望好几个月了。【全诗】《寄李儋元锡》.[唐].韦应物.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全诗赏析】这是一首寄赠诗。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初夏，韦应物由尚书比部员外郎调任滁州(今属安徽)刺史。在滁州任上，诗友李儋托人问候。韦应物写了此诗寄赠之。是时，朝政紊乱，藩镇嚣狂，国衰民贫，诗人深为忧虑。这年冬，京都长安为叛逆朱泚所占，德宗逃往奉先，直到次年五月才收复长安。此间，韦应物曾派人北上打探消息。写此诗时，探者未回，诗人十分忧愁。此诗真实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见出其有志难伸的无奈心境。首联起笔写“花里逢君别”，勾起往事而回忆，又以“花开已一年”比衬，显出光阴之迅疾，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之感。颔联之“世事”暗指朱泚叛乱，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茫茫”“黯黯”，两个叠词写透了国事的不堪设想和诗人心情的沉重无奈，诗人为国家与个人前途而忧虑，真是一筹莫展，百般无奈，只觉前途一片茫茫，无所作为。颈联采用对比写法，出句“多疾病”写归隐田里的理由，对句写自己一贯勤于政事，忠于职守，见百姓流离逃亡，内心惭愧，岂能一走了事?这就写出了诗人仕隐的矛盾苦闷心情。对此联，范仲淹曾叹为“仁者之言”，朱熹赞之“贤矣”，黄彻云：“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䂬溪诗话》)这些评论，赞美了韦应物的思想品格，在那个时代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典型性，遂成名句。尾联对友人之问候和慰勉，流露出感激之情。全诗语言朴实，真实动人，表现了诗人较高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