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
北宋·张择端作
绢本水墨
纵二五.五厘米
横五二五厘米
藏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12世纪初期一幅罕见的杰出风俗画,描写了在清明节这一天,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各阶层在城郊一带的种种活动。不仅内容丰富、技巧精练,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在都城的南部,有一条河流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全卷选择城外沿河两岸和城内大街为清明活动的主要场合。卷后明李东阳的跋认为:“‘上河’云者,盖其风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这可以作为“上河”涵义的一种参考。画中的人物形象超过五百五十,不同类型的船只二十几艘,车、轿二十余,市街店铺、民居的房屋不可胜计。特别是城外那座“虹桥”,横跨河面,全部为木结构,刻画精微,甚至可以据此制成模型,而且与《宋史·陈希亮传》“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也基本相合。
画卷以静寂的春郊景象为开端。在通往城区的小道上,有两个少年赶着驮炭的驴群姗姗而来。这正是静中有动,也暗示画卷的内容将向繁忙的都市进展。树木已新枝萦绿,并渐多丛树、农家。但打麦场上无人,屋前石凳空闲,大约屋主已外出踏青祭扫或探亲访友。到了进入大道的三岔路口气氛渐变,一队有插满柳枝的小轿、官人骑马和不少仆从的行列,似已在扫墓之后回城。近处小路上又有另一行列:两位老妇骑驴,却各有年龄不同的男子随伴,似已自城里返回。这两组不同方向行进的人物,都明确点醒这正是清明佳节。
较繁忙的街道和柳荫下停泊着货船的汴河同时进入画面。路边一些茶坊、酒肆,已渐多顾客和小贩,更有人在河边监督着正从货船卸下大批粮包。画的重点又渐从沿河的大街转入河面。大船聚泊,有的明显是客船,或已开始出发。对船只各部的描绘精细已极,但不觉琐碎。船上人物的活动都历历在目。水纹多漩涡,显得急流动荡。笔法活泼自由,既表现了作者技巧的精湛,更适合于表现对象特征。如画老树笔法的古拙,画建筑物和舟、车等“界画”的坚挺线描,形成完美的结合。在河心的一艘大船,尾部有八人在协力摇柂。画上方的对岸,却有一队共五名纤夫,在拉着上水船艰难前进。画卷发展至此,辛苦劳动的船夫已明显占了突出的地位,接着进入第一个——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高潮。
结构繁密却不设梁柱的“虹桥”在望。一大船逆水而上,已至桥边。船夫十数人,或在船头、船舷,或在舱顶,正合力奋战。除桥栏边也有船夫和关心的游人外,在近岸停泊的船顶,亦有老船工们在挥手指点。桥下近处已露出另一下水船的长柂,在桥的另一边,可以看到在此船船尾的船夫们,亦在紧张瞭望。双方都在为顺利过桥、避免互相碰撞而奋斗。这是一首劳动者的赞歌,是这一幅交响乐似的宏伟画卷的动人主题。
在斜跨画面的桥上和桥头的景象:路两旁有各式各样的摊贩,使人流更加拥挤。交通工具亦种类繁多,有载重的“串车”(一种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驴拽)正在下桥,有少年赶着驮粮的毛驴上桥,有两个小摊贩在路心争夺顾客。在桥顶有抬着女眷的小轿和骑马的官人对面而来,双方都有奴仆在前开路,互不相让。两边看热闹的人群,则在指指点点,或侧目闪避。这些既表现了交通要道和节日的气氛,更饱含戏剧性,这正是风俗画的鲜明特色。在桥头近处,一家大“脚店”门前,高耸的“彩楼欢门”惹人注意。门前有店伙们正搬走一串串钱币上车,暗示这脚店因地处要冲而生意兴隆。在画幅下方,接连一大片重叠的屋脊,显示了这脚店的规模,同时在构图上增加了画面下部的重量。在楼窗内,可以看到有顾客们和盛宴的餐桌,使这一部分,单纯而不觉空虚冷寂,并衬托出纷繁多变的中景和远景。
汴河渐自画幅上方转出画外。在河湾的岸边,既停有大量船舶,更有几艘船逐波来往,显得水面开阔。这许多屋宇和船只的描绘,不仅类型繁多,方位各异,更符合近大远小的规律并具有稳定感。而远近人物大小的差别并不太大,都能明确表现其动作和特征。这不仅说明中国古代画家是运用所谓“鸟瞰法”(即假定的视点在高处)来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作者必须对社会生活和一切事物的特征观察极精,并有很敏锐深刻的形象记忆力和组织构图的卓越技巧。
清明上河图
下一段是经过两处十字路口的进城大道。街道的曲折、店铺的类型、各色人物的行动和画面布局的繁简、动静,绝少雷同。有富家眷属乘坐的棕顶平头车和一般的席顶棚牛车往来于街心、路口,有女眷正等待上轿,有少年骑马穿行,有老人在路边互相答话,有大车铺即在路旁修理车轮,有人群在围观一老者卖药。小竹棚内的算命卜卦者顾客寥寥,卖杏花者和大饼摊前人潮喧嚷,可是在一官署门前倚坐的衙役们却昏昏欲睡。第二个十字路口正在护城河桥头,这平桥的两侧也有不少人在凭栏观水。河面无舟,沿河绿柳成荫,显得清新宁静。在平桥上又有一辆人和瘦驴同拉的重载的“串车”。到城门前,有一携带仆从的骑马贵人,对一跪地老人的乞求或申诉似乎无动于衷。这一段作者又突出了劳逸和贫富的对比。
一座宏伟富丽的城门楼横断画面,也可以看出画家构图的大胆。“虹桥”是斜跨,近处和桥下以人物活动为主,自不显单调。这城楼仅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更难处理。但作者在近处画一土石坡满栽杂树,上方城楼两边,也安排穿插了许多杨树,使这界画严谨的城楼不觉单调孤立。最巧妙的是用一骆驼队来作城里和城外的联系。两三只骆驼尚在城内,有一只已驼身半露,走出城门。这在构图上起牵针引线的作用,更暗示了汴京和北方塞外频繁的物资交流。
城里的大街,又是另一种繁荣而安详的景象。对面的一家搭着“彩楼双棚”的“正店”,应该是更为豪华的酒楼,宾客盈门。大街上的行人,已是官绅、大贾、文人、和尚等渐多,或结伴同行,或拱手为礼,近正店处轿中女子亦姿容半露。而近处可以“久住”的“王员外家”(大致类似后世的公寓)内,却有一士人在静坐读书。这儿不仅摊贩罗列,车辆、骡马在装卸货物,在又一十字街转角处的肉铺门前,有一黑须道士在宣讲什么,人群围集。而斜对面的路口棚下,又有不少人正坐听一老者说书。在纵向的街心,两辆驾着四匹牲口的“太平车”正疾驰而来,这又是静中有动。近卷尾处,行人渐少,有一远来的“行脚僧”,背负有棚顶的背筐,悬插杂物,惹人注目。一骑马头戴宽边遮阳帽的文官,姿态从容,前后有九名差役随行,描写了官僚们的游春雅兴。对街一家敞开的大门前,既有仆役闲坐,又有人携包裹在等待,似为送礼或探亲而来,再一次提醒这是在清明节日。卷尾近处的树木繁枝和对街的柳树相接,仿佛现代的舞台,已由尾声而轻轻闭幕。
全画构图的艺术性,已在叙述大体内容时连带提及。至于人物神态的生动,树木、水纹笔法的健朴流畅,界画的精练和谐,都可见作者在人物、山水、界画各方面的全面修养,正符合中国画发展至宋代,各画种都高度成熟这一特征,何况又集中表现在一位画家的一幅作品中。尤其是对人物形态,仔细观察并精心刻画,李东阳在跋中作了生动的概括:“行者,坐者,授者,受者,问者,答者,呼者,应者,骑马驰者,负者,戴者,抱而携者,导而前呵者,执斧锯者,操畚□者,持杯罂(ying,大腹小口瓶)者,袒而风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轿而搴帘以窥者;又有以板为舆,无轮箱而曳者;有牵重舟、溯急流、极力寸进,圜桥匝岸、驻足而旁观,皆若交欢助叫、百口而同声者。”我们如果从图中逐一对照,也是一种欣赏方式。至于内容的思想性,则更值得重视:它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都市、郊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并重点刻画了作为当时交通命脉的汴河运输情况和劳动者的艰苦生涯。同名的图卷而见于著录的,将近十本,唯独此本是真迹,实为我国古代绘画的瑰宝!
这幅画上没有作者的署名,但在画后有金代张著的题跋,明确作者及其生平。这是文献中仅有的关于张择端生平的记载,可能是金兵破汴京后使此画流入北方。至于称作者为“翰林”,应是北宋皇家画院“翰林待诏”的简称。因为一般的文人翰林,不可能创作这样的作品。这和“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并不矛盾。张择端读过书,猎取功名没有成就而专心于绘画。“界画”的学习需要极严格认真的锻炼,“本工其界画……”这几句,也可能暗示他曾师法画工。至于张择端未被列名于宋《宣和画谱》这一问题,查《画谱》编成于宣和二年(1120),距建炎元年(1127)汴京失守尚有七年,可能张择端进入画院是在宣和二年以后。或更有其他原因,如陆完跋中所谈“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京以权奸排除异己,因此“《画谱》之不载择端,犹《书谱》之不载苏、黄”。此说也有是处。
画后还有金代张公药、郦权、王磵和张世积等的题诗,都指出这画卷的内容是表现北宋宣和、政和年间汴京的景象。元代的杨准在“至正壬辰”(1352)所写的长篇跋文中,更谈到“卷前有徽庙(宋徽宗赵佶)标题”,可惜现已不存。但这也证明此画是北宋晚期的遗物并出于宫廷。还有明代著名的评论家、收藏家吴宽、李东阳、陆完、冯保等的一些跋文,他们对作者是张择端都没有疑问,而着重于对此画艺术成就的极高评价和赞扬。
因此画为历代所重视,其流传经过曾有种种传说,但可信者不多。据卷后跋文和收藏印,此画元代又入宫廷,被官方裱工以摹本换出,售于某贵官,再转入武林(今浙江杭州)陈彦廉手。至正年间为杨准所得(均见杨准之跋文)。画上有“兰氏”、“吴氏”等印章,似为金、元时期的藏者或鉴赏者。据至正二十五年(1365)李祁跋,此画已在“静山周氏”手中。自明代弘治中吴宽题跋和弘治四年(1491)李东阳跋时,画藏大理寺卿朱文征家,又转入徐溥手。徐临终前赠与李东阳,故有正德十年(1515)李作的第二次跋。其后画曾属陆完,陆死后画归昆山顾氏。继入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蕃手,严罪发家产均入官。至隆庆中为颇识书画的宦官冯保所据有,故有万历六年(1578)冯之跋文。在明末清初,画的踪迹不详。至乾隆年间(1736—1795),有陆费墀、毕沅印,嘉庆四年(1709),毕沅已死二载,其家产被没收,画入清宫。故开卷画首有“嘉庆御览之宝”和“石渠宝笈”、“宝笈三编”诸收藏印。画尾又有“宣统御览之宝”印记。至1931年,溥仪将画私携至长春,抗日战争胜利后画归东北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赏析。推荐。爱诗词网。清明上河图北宋·张择端作绢本水墨纵二五.五厘米横五二五厘米藏故宫博物院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12世纪初期一幅罕见的杰出风俗画,描写了在清明节这一天,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各阶层在城郊一带的种种活动。不仅内容丰富、技巧精练,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在都城的南部,有一条河流由西向东穿城而过。全卷选择城外沿河两岸和城内大街为清明活动的主要场合。卷后明李东阳的跋认为:“‘上河’云者,盖其风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这可以作为“上河”涵义的一种参考。画中的人物形象超过五百五十,不同类型的船只二十几艘,车、轿二十余,市街店铺、民居的房屋不可胜计。特别是城外那座“虹桥”,横跨河面,全部为木结构,刻画精微,甚至可以据此制成模型,而且与《宋史·陈希亮传》“希亮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也基本相合。画卷以静寂的春郊景象为开端。在通往城区的小道上,有两个少年赶着驮炭的驴群姗姗而来。这正是静中有动,也暗示画卷的内容将向繁忙的都市进展。树木已新枝萦绿,并渐多丛树、农家。但打麦场上无人,屋前石凳空闲,大约屋主已外出踏青祭扫或探亲访友。到了进入大道的三岔路口气氛渐变,一队有插满柳枝的小轿、官人骑马和不少仆从的行列,似已在扫墓之后回城。近处小路上又有另一行列:两位老妇骑驴,却各有年龄不同的男子随伴,似已自城里返回。这两组不同方向行进的人物,都明确点醒这正是清明佳节。较繁忙的街道和柳荫下停泊着货船的汴河同时进入画面。路边一些茶坊、酒肆,已渐多顾客和小贩,更有人在河边监督着正从货船卸下大批粮包。画的重点又渐从沿河的大街转入河面。大船聚泊,有的明显是客船,或已开始出发。对船只各部的描绘精细已极,但不觉琐碎。船上人物的活动都历历在目。水纹多漩涡,显得急流动荡。笔法活泼自由,既表现了作者技巧的精湛,更适合于表现对象特征。如画老树笔法的古拙,画建筑物和舟、车等“界画”的坚挺线描,形成完美的结合。在河心的一艘大船,尾部有八人在协力摇柂。画上方的对岸,却有一队共五名纤夫,在拉着上水船艰难前进。画卷发展至此,辛苦劳动的船夫已明显占了突出的地位,接着进入第一个——也是最震撼人心的高潮。结构繁密却不设梁柱的“虹桥”在望。一大船逆水而上,已至桥边。船夫十数人,或在船头、船舷,或在舱顶,正合力奋战。除桥栏边也有船夫和关心的游人外,在近岸停泊的船顶,亦有老船工们在挥手指点。桥下近处已露出另一下水船的长柂,在桥的另一边,可以看到在此船船尾的船夫们,亦在紧张瞭望。双方都在为顺利过桥、避免互相碰撞而奋斗。这是一首劳动者的赞歌,是这一幅交响乐似的宏伟画卷的动人主题。在斜跨画面的桥上和桥头的景象:路两旁有各式各样的摊贩,使人流更加拥挤。交通工具亦种类繁多,有载重的“串车”(一种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驴拽)正在下桥,有少年赶着驮粮的毛驴上桥,有两个小摊贩在路心争夺顾客。在桥顶有抬着女眷的小轿和骑马的官人对面而来,双方都有奴仆在前开路,互不相让。两边看热闹的人群,则在指指点点,或侧目闪避。这些既表现了交通要道和节日的气氛,更饱含戏剧性,这正是风俗画的鲜明特色。在桥头近处,一家大“脚店”门前,高耸的“彩楼欢门”惹人注意。门前有店伙们正搬走一串串钱币上车,暗示这脚店因地处要冲而生意兴隆。在画幅下方,接连一大片重叠的屋脊,显示了这脚店的规模,同时在构图上增加了画面下部的重量。在楼窗内,可以看到有顾客们和盛宴的餐桌,使这一部分,单纯而不觉空虚冷寂,并衬托出纷繁多变的中景和远景。汴河渐自画幅上方转出画外。在河湾的岸边,既停有大量船舶,更有几艘船逐波来往,显得水面开阔。这许多屋宇和船只的描绘,不仅类型繁多,方位各异,更符合近大远小的规律并具有稳定感。而远近人物大小的差别并不太大,都能明确表现其动作和特征。这不仅说明中国古代画家是运用所谓“鸟瞰法”(即假定的视点在高处)来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作者必须对社会生活和一切事物的特征观察极精,并有很敏锐深刻的形象记忆力和组织构图的卓越技巧。清明上河图下一段是经过两处十字路口的进城大道。街道的曲折、店铺的类型、各色人物的行动和画面布局的繁简、动静,绝少雷同。有富家眷属乘坐的棕顶平头车和一般的席顶棚牛车往来于街心、路口,有女眷正等待上轿,有少年骑马穿行,有老人在路边互相答话,有大车铺即在路旁修理车轮,有人群在围观一老者卖药。小竹棚内的算命卜卦者顾客寥寥,卖杏花者和大饼摊前人潮喧嚷,可是在一官署门前倚坐的衙役们却昏昏欲睡。第二个十字路口正在护城河桥头,这平桥的两侧也有不少人在凭栏观水。河面无舟,沿河绿柳成荫,显得清新宁静。在平桥上又有一辆人和瘦驴同拉的重载的“串车”。到城门前,有一携带仆从的骑马贵人,对一跪地老人的乞求或申诉似乎无动于衷。这一段作者又突出了劳逸和贫富的对比。一座宏伟富丽的城门楼横断画面,也可以看出画家构图的大胆。“虹桥”是斜跨,近处和桥下以人物活动为主,自不显单调。这城楼仅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更难处理。但作者在近处画一土石坡满栽杂树,上方城楼两边,也安排穿插了许多杨树,使这界画严谨的城楼不觉单调孤立。最巧妙的是用一骆驼队来作城里和城外的联系。两三只骆驼尚在城内,有一只已驼身半露,走出城门。这在构图上起牵针引线的作用,更暗示了汴京和北方塞外频繁的物资交流。城里的大街,又是另一种繁荣而安详的景象。对面的一家搭着“彩楼双棚”的“正店”,应该是更为豪华的酒楼,宾客盈门。大街上的行人,已是官绅、大贾、文人、和尚等渐多,或结伴同行,或拱手为礼,近正店处轿中女子亦姿容半露。而近处可以“久住”的“王员外家”(大致类似后世的公寓)内,却有一士人在静坐读书。这儿不仅摊贩罗列,车辆、骡马在装卸货物,在又一十字街转角处的肉铺门前,有一黑须道士在宣讲什么,人群围集。而斜对面的路口棚下,又有不少人正坐听一老者说书。在纵向的街心,两辆驾着四匹牲口的“太平车”正疾驰而来,这又是静中有动。近卷尾处,行人渐少,有一远来的“行脚僧”,背负有棚顶的背筐,悬插杂物,惹人注目。一骑马头戴宽边遮阳帽的文官,姿态从容,前后有九名差役随行,描写了官僚们的游春雅兴。对街一家敞开的大门前,既有仆役闲坐,又有人携包裹在等待,似为送礼或探亲而来,再一次提醒这是在清明节日。卷尾近处的树木繁枝和对街的柳树相接,仿佛现代的舞台,已由尾声而轻轻闭幕。全画构图的艺术性,已在叙述大体内容时连带提及。至于人物神态的生动,树木、水纹笔法的健朴流畅,界画的精练和谐,都可见作者在人物、山水、界画各方面的全面修养,正符合中国画发展至宋代,各画种都高度成熟这一特征,何况又集中表现在一位画家的一幅作品中。尤其是对人物形态,仔细观察并精心刻画,李东阳在跋中作了生动的概括:“行者,坐者,授者,受者,问者,答者,呼者,应者,骑马驰者,负者,戴者,抱而携者,导而前呵者,执斧锯者,操畚□者,持杯罂(ying,大腹小口瓶)者,袒而风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轿而搴帘以窥者;又有以板为舆,无轮箱而曳者;有牵重舟、溯急流、极力寸进,圜桥匝岸、驻足而旁观,皆若交欢助叫、百口而同声者。”我们如果从图中逐一对照,也是一种欣赏方式。至于内容的思想性,则更值得重视:它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都市、郊区人民的生活面貌,并重点刻画了作为当时交通命脉的汴河运输情况和劳动者的艰苦生涯。同名的图卷而见于著录的,将近十本,唯独此本是真迹,实为我国古代绘画的瑰宝!这幅画上没有作者的署名,但在画后有金代张著的题跋,明确作者及其生平。这是文献中仅有的关于张择端生平的记载,可能是金兵破汴京后使此画流入北方。至于称作者为“翰林”,应是北宋皇家画院“翰林待诏”的简称。因为一般的文人翰林,不可能创作这样的作品。这和“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并不矛盾。张择端读过书,猎取功名没有成就而专心于绘画。“界画”的学习需要极严格认真的锻炼,“本工其界画……”这几句,也可能暗示他曾师法画工。至于张择端未被列名于宋《宣和画谱》这一问题,查《画谱》编成于宣和二年(1120),距建炎元年(1127)汴京失守尚有七年,可能张择端进入画院是在宣和二年以后。或更有其他原因,如陆完跋中所谈“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京以权奸排除异己,因此“《画谱》之不载择端,犹《书谱》之不载苏、黄”。此说也有是处。画后还有金代张公药、郦权、王磵和张世积等的题诗,都指出这画卷的内容是表现北宋宣和、政和年间汴京的景象。元代的杨准在“至正壬辰”(1352)所写的长篇跋文中,更谈到“卷前有徽庙(宋徽宗赵佶)标题”,可惜现已不存。但这也证明此画是北宋晚期的遗物并出于宫廷。还有明代著名的评论家、收藏家吴宽、李东阳、陆完、冯保等的一些跋文,他们对作者是张择端都没有疑问,而着重于对此画艺术成就的极高评价和赞扬。因此画为历代所重视,其流传经过曾有种种传说,但可信者不多。据卷后跋文和收藏印,此画元代又入宫廷,被官方裱工以摹本换出,售于某贵官,再转入武林(今浙江杭州)陈彦廉手。至正年间为杨准所得(均见杨准之跋文)。画上有“兰氏”、“吴氏”等印章,似为金、元时期的藏者或鉴赏者。据至正二十五年(1365)李祁跋,此画已在“静山周氏”手中。自明代弘治中吴宽题跋和弘治四年(1491)李东阳跋时,画藏大理寺卿朱文征家,又转入徐溥手。徐临终前赠与李东阳,故有正德十年(1515)李作的第二次跋。其后画曾属陆完,陆死后画归昆山顾氏。继入奸相严嵩之子严世蕃手,严罪发家产均入官。至隆庆中为颇识书画的宦官冯保所据有,故有万历六年(1578)冯之跋文。在明末清初,画的踪迹不详。至乾隆年间(1736—1795),有陆费墀、毕沅印,嘉庆四年(1709),毕沅已死二载,其家产被没收,画入清宫。故开卷画首有“嘉庆御览之宝”和“石渠宝笈”、“宝笈三编”诸收藏印。画尾又有“宣统御览之宝”印记。至1931年,溥仪将画私携至长春,抗日战争胜利后画归东北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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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意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语出《景德传灯录·余杭大钱山从袭禅师》:“问:‘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如何是闭门造车?’师曰:‘造车即不问,汝作么生是辙?’”《续传灯录·端裕禅师》:“一法不堕尘缘,万法本无挂碍……直饶恁么,犹是闭门造车,未是出门合辙。”
宋代朱熹在其《中庸或问》卷三中说它是“古语”。曰:“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意思是说:虽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造车,拿出门去使用,却能和车辙完全相合,这是因为依照的规格、尺寸相同的缘故。古时车辆,两轮间距离有一定尺寸,故轮子碾出的痕迹(辙)也是相同的,这叫“合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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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
洛阳牡丹记。推荐。爱诗词网。欧阳修花品序第一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仓旁薄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圆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余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红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红玉板白 花释名第二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其叶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四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骆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者。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一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杪深红一点,如人以手指之。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丛。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叶红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莲花萼者,多叶红花,青趺三重如莲花萼。左花者,千叶紫花,出民左氏家。叶密而齐如截,亦谓之平头紫。朱砂红者,多叶红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门氏子者,善接花以为生,买地于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阳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叶甚鲜,向日视之如猩血。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丛中旁必生一大枝,引叶覆其上。其开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阳人家亦少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中已无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谓之转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今有之。多叶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万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风俗记第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其分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作于宋景祐元年(1034),全文分三部分:《花品序第一》、《花释名第二》、《风俗记第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牡丹属毛莨科,落叶小灌木,高一至一点五米。二回三出复叶,小叶常有三至五裂,初夏开花。花大型单生,有红、白或紫色,极为美丽。雄蕊甚多,雌蕊生于肉质花盘上,密布细毛。牡丹久经栽培,是著名的观赏植物。今山东曹县等地仍有大量种植。牡丹根、皮可入药,称为“丹皮”。丹皮性微寒苦辛,有凉血清热、散瘀抑菌功效。《洛阳牡丹记》正是以精练简明的文笔详细叙述了牡丹各类品种的特色、得名的由来,洛阳观赏牡丹的风俗及牡丹的栽培技术。本文是一篇笔记文,但又不同于宋代笔记文体中的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小说笔记,它偏重于记事。前者多以旧闻、故事、诗论、文评、志怪为主要内容,而后者类似商业发达、都市繁荣后出现的风俗笔记。所不同的是本文属记事考辨间杂、二者并重的笔记文。全文分三部分,结构明了,层次清晰,相互既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能分来独立成篇。唐代开元(713-741)中,牡丹盛于长安。到了宋代,以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当时其它花种都需称其本名,惟有牡丹可直呼为“花”。在第一部分《花品序第一》中,作者名为写“花品”,且列举了当时“特著者”二十四种,实则却运用了考、辨、记、述的笔法,告诉人们为什么牡丹“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虽“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然而各地的优秀品种,只有植于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越之花”可说是远罕新奇,可越人也不敢自誉,因为“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各地的著名品种都“不能独立与洛花敌”。洛阳人能毫不怜惜地把“黄芍药”之类称为“果子花”,况且“果子花”并不比它地的上等品逊色。第一自然段考、述味道十足,但是笔法讲究,不重虚美,事信言文,足见洛阳人对洛阳牡丹的自信、自豪与“爱重”。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洛阳是“古善地”,居天地之中,花木得了中和之气,与它地不同,所以牡丹特别美盛。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第一部分以近三分之一的笔墨辩驳了“得中和之气”的观点。他认为洛阳仅是周王朝国土的四方之中,并非天地之中,天地阴阳之和也不能为洛阳所独擅。洛阳牡丹所以美盛,并不如人们所言,是因为“中气之和”,而完全是“幸于人焉”。是由于人们长期精心培育,才使得洛阳牡丹成为“天下真花”的。在写牡丹名前,作者又以含蓄委婉口气说,他居洛阳“四见春”,皆因游历、悼亡、解官而去,错过了牡丹极盛之际,但凭他一斑之见,洛阳牡丹就已经“不胜其丽”了。言外之意是说,更何况极盛之际,洛阳牡丹其美、其异简直不可名状了。牡丹美艳可贵,富丽堂皇,古人称之为花王。唐中书舍人李正封有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于是牡丹又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宋代,牡丹成了洛阳城中普遍种植的名花。据作者在西京留守兼河南府尹钱惟演处所见,当时记录的牡丹品种已达九十有余,许多品种流传至今。在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中,作者首先详细记述了二十五个“特著者”得名的由来。有的以氏以州命名,有的以地以色命名,还有的则是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而“旌其所异”的。同时作者一方面考述了部分“特著”培育者的家世,一方面又极细致地描绘了二十五个品种的花色、形状及“其美且异”,并对各色品种逐一加以评赏;语言形象入微,读来生动可感。牡丹是我国的特产,又名鹿韭、鼠枯、百两金、木芍药等。芍药分草芍药与木芍药两种。唐以后开始以木芍药称为牡丹。第二部分的最后,作者以考的方式记述了“牡丹”一名及洛阳牡丹的由来:上古并无“牡丹”之名,最早是以药名载入《本草》的。作为花草而言,算不得上品。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虽也兴盛,但还没有各类品种的名称。洛阳牡丹自古以来从未有现在这样繁盛,要么为什么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善咏花草之流没把各色品种“形于篇咏”呢?尽管刘禹锡(字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也不过说“一丛千万朵”而已,并没有言及各个名品和它们的美艳独特。可以想见,洛阳牡丹的美丽繁富,是洛阳人辛勤培育的结果。牡丹在唐代是比较名贵的花木。唐李肇的《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唐代很多诗人将牡丹写入篇什,如刘禹锡:“径前芍药妖无格,池上浮渠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们除了歌咏牡丹之美及描述赏花盛况外,还多对权贵争赏牡丹的奢靡铺张进行了讽刺。如白居易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李贺的“莲枝未长秦蘅老,走马驮金春草”等。唐代尚且如此,更何况“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的宋代呢?第三部分《风俗记第三》,作者寥寥数笔描述了洛阳的“好花”之俗,虽然着墨不多,人们仍能想见当时赏花的盛况:士庶无异,贫贱不分,张幄帟,列市肆,笙管齐鸣,人山人海,“至落花乃罢”。作者没象白、李二人那样讽刺权贵赏花的奢侈,却也不乏针砭之词:进御牡丹定使之“马上不动摇”,且“以蜡封蒂,乃落日不落”;权贵们求其接头者,“门园子”则“以汤中蘸杀与之”。写得并不直白,而其锋芒甚明。最后,欧阳修以简练的笔墨着重介绍了牡丹的栽培技术:“接花之法”、“种花之法”、“浇花之法”、“养花之法”、“医花之法”以及“花之忌”。文字翔实细致。层次清晰明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园艺成就。通观此文,给人的感觉是:洛阳人真善养花、赏花、好花、重花,难怪洛阳牡丹后来居上,美不胜收,天下第一呢!欧阳修在庆历二年(1042)还作有《洛阳牡丹图》一诗,说:“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看来洛阳牡丹的品类是日益繁富美艳了。《洛阳牡丹记》与欧阳修总的文风一样,写得平易自然,尚明尚简,语言形象、生动、明快。与作者比较轻视对具体事物的细节描写所不同的是,《花释名第二》中却不乏对牡丹的详尽描摹。本文结构虽然简单,却十分严谨。三个小标题既是每一部分的主题,又是大标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结构及文体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南宋陆游有《天彭牡丹谱》传世,记载了蜀地牡丹七十余种,文章的结构即仿效《洛阳牡丹记》撰写。
衢地合交。推荐。爱诗词网。名言: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注释:圮(pi)地:象森林、沼泽等难以展开运动的地区叫圮地。衢地:战略要道。绝地:难以维持生活的地区。围地:指道路狭窄、进退两难的易被围歼的地区。死地:绝无退路的地区。句意:在圮地不可宿营,在衢地与友军会合,在绝地不可停留,在围地要用计谋,在死地就要拼死一战。出处:《孙子·九变篇》
诗歌。郭沫若著。写于1919年末。诗歌为抗议日本新闻界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的诬蔑而作。诗人以热情的呼喊、愤激的反语,赞颂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对他们三呼万岁!充分体现了向旧传统、旧制度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其中对“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歌颂,更显示了诗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
匪徒颂。推荐。爱诗词网。诗歌。郭沫若著。写于1919年末。诗歌为抗议日本新闻界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的诬蔑而作。诗人以热情的呼喊、愤激的反语,赞颂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对他们三呼万岁!充分体现了向旧传统、旧制度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其中对“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歌颂,更显示了诗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
《接吻门·严辰》全文与读后感赏析
在罗马尼亚日乌县的布伦库什公园,有现代派名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什设计建成的三组艺术作品:“沉默的桌子”、“接吻门”、“未完的柱子”。“接吻门”由巨大的方石组成,正反两面左右石柱上,都同样刻有男女接吻的浮雕。
接吻门。推荐。爱诗词网。《接吻门·严辰》全文与读后感赏析在罗马尼亚日乌县的布伦库什公园,有现代派名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什设计建成的三组艺术作品:“沉默的桌子”、“接吻门”、“未完的柱子”。“接吻门”由巨大的方石组成,正反两面左右石柱上,都同样刻有男女接吻的浮雕。两方巨大的石柱,在大地里深深扎根,坚实、浑厚、稳重,构成了奇特的接吻门。刻一条浅浅的竖线,勾勒出一对男女的体型,刻一条短短的横线,面对面的两张嘴唇。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上面刻着“霍拉舞”的花纹,她是辛勤劳动的成果,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坚硬的石头,体现了雕塑家的匠心,冰冷的石头,发出了沸腾的感情。她质朴而又含蓄,粗犷中流露精致聪明,她是现代派的名作,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她启示某种哲理,具有思想,具有生命,她和你默默地对话,和你一同探索,一同思忖。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友谊,相爱,永不分离,团结,创造,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座“和平纪念碑”,为了歌颂牺牲的英雄们的功勋,通过一道门,从苦难的时代,向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挺进!1979年8月7日,日乌县初稿,9月18日,北京修改我们读这首诗,与其说是通过它来欣赏“接吻门”,不如说是从中去看诗人如何欣赏“接吻门”。“接吻门”作为一件雕塑艺术品,具有自身的独立的艺术价值。诗人试图用“诗”来“再现”它,并且在诗中融入自己对这件艺术品的新颖感受。这“奇特的接吻门”由“一对男女的体型”和“面对面的两张嘴唇”所组成,除此而外,都属于诗人的艺术体验和联想。那“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以及“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均是诗人沉迷于艺术欣赏中的遥思与感受。诗人在表现对“接吻门”的艺术欣赏心态时,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理性的思索。无论是“雕塑家的匠心”或“沸腾的感情”,抑或那“现代派的名作”与“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的结合的告诫,都呈现出一种以艺术原则规范具体作品的倾向,但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则是以非常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了“接吻门”的艺术真谛,成为全诗中闪光的诗句。我们不妨用“瑕瑜互见”来评价此诗。当诗人以艺术感受的触角探幽察微时,他的诗句不乏闪光的火花,而一旦落入理性的轨道,更多地像是在宣传某种观念。
陈平反间计。推荐。爱诗词网。(节自《陈丞相世家》)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①。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②:“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③,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④,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即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佯惊⑤,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⑥。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⑦。”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⑧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囚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遂入关,收散兵复东。【译文】楚王很急迫地攻打汉王,断绝了他的甬道,将汉王围困在荥阳城中已经很久了。汉王很担忧,请求割让荥阳以西的地盘给项王与其讲和,项王不答应。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如此纷乱,何时才能安定哪?”陈平说:“项王为人很恭敬,他爱惜人才,所以那些讲求廉节、喜好礼仪的人,都归附于他;至于论功行赏封爵邑之事,他却看得很重,因此有些人又不愿归附他。而今大王你很傲慢,缺少礼节,所以那些讲求廉节的人不来你这里;然而大王你能够很丰厚的封他们的爵邑,因此那些无才而蠢笨,只图钱财而不知廉耻的人,也多愿归汉。如果各自真诚地去除你两个的短处,用两个的长处,那天下在挥指间就可安定了。但是,因大王你恣意侮辱人,所以得不到讲求廉节的人。而楚却有隙可乘,项王那些忠心耿耿之臣,即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这类人,也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你如能拿出几万斤金子,进行反间计,离间项王君臣关系,以使他们心起猜疑。项王的为人生性好猜忌,相信谗言。这样一来,楚的内部必定相互诛杀。汉便因此而举兵攻打他,楚军必定破败。”汉王认为这计策很可行,便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凭陈平怎么处理,不过问这批金子的出入去向。陈平既用大量的金子在楚军中实施反间计,又在楚军中宣扬钟离昧等诸位将领作为项王的战将,功劳已很多很多了,但是始终得不到割地封王,他们想投奔汉王,与汉一同来灭掉项氏天下,从而分割项王的领地。项王果然中计,不相信钟离昧等人。项王既然生了疑心,便派使节到汉。汉王为此备具了牛、羊、猪等精美食品,举着端进来。汉王见到楚使,故作惊讶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节,那知是项王的使节。”随即将精美食品拿走,并将粗糙食品拿进来给楚使食用。楚使回去,便将此情形完完全全地报告给项王。项王果然十分怀疑亚父。亚父想急于攻下荥阳城,因项王不相信他,便不听他的意见。亚父知道项王怀疑他,于是十分气愤地说:“天下之事,大局已定了,君王你好自为之,我情愿请求带着这把老骨头回家去。”亚父在回归的路上,还未到彭城,就因他背上长的毒疽而死了。陈平趁着黑夜从荥阳城东门放出二千女子逃出,楚军便跑到东门去攻击抓捕她们。陈平便与汉王趁着黑夜从城的西门逃出去了。到了关中,收聚那些离散的兵马,再向东进攻项羽。【鉴赏】《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本文记述的是陈平用反间计解汉王刘邦荥阳之围,就是因为陈平在陈涉起义后,曾投奔项羽,任都尉,后又归刘邦,他对项羽和刘邦二人知之甚深,故能针对项羽的弱点行计,从而取得了成功。本文分为“献计”、“行计”与“计果”三部分。(一)献计。汉四年(前203),刘邦在荥阳被项羽围攻已久,面临粮绝乏食之危,刘邦欲解荥阳之围,陈平给他献计,分析说:“项王的优点是恭敬爱才,所以廉节好礼之士都归顺他;他的缺点是太看重行赏封爵之事,即不轻易进行封赏,所以有些人不愿归附他。汉王你呢,缺点是傲慢,缺少礼节,因此讲求廉节的人不来你这里;优点是你能很丰厚的进行封赏,因此那些才愚智笨、只图钱财的人多愿归汉。你们两人各自如能去掉两人的缺点,综合两人的优点,那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此外,陈平又根据项羽生性好妒忌,相信谗言这一弱点,建议行反间计,离间他与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几位忠耿之臣的关系,使之内部互相诛杀,楚必破,荥阳之围必解。(二)行计。陈平以汉王给的四万斤黄金作诱饵,大行其计。其一大量收买楚军官兵;其二在楚军中大造舆论,说钟离昧等跟从楚王征战,劳苦功高,但不能得地封王,现在想投奔汉王,共同消灭楚王,以分割楚王的领地;其三当楚使来汉之时,故意让汉王以精美食品迎接,又故意说他们不是亚父的使节,便以粗糙食品待之。假使节之口在项王面前说亚父范增与汉王有勾结。项王果然中计,不信几位忠耿大臣之言,缓攻荥阳。最后,亚父范增只好愤而请归,引发背疽而死。(三)计果。陈平趁黑夜放出二千女子出东门,让楚军去抓捕她们,然后与汉王等从西门逃出,到关中,聚兵力。全文围绕陈平的设计而展开,步步按陈平的预计而进行,情节曲折生动,充分展现了陈平知己知彼的智谋与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