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游柳永

青山横北郭。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出处】唐·李白《送友人》【译注】青翠的山峰多情，横断在城关外城，明澄的流水多情环绕着城关内城。【原诗】《送友人》[唐]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赏析】李白作别诗，颇喜以自然景状为衬托，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此诗也不例外。这种写法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把别离之情具体化，使人如置身其境，并且还通过意象的表现，构成了一种寄托的形象美。这首《送友人》景色如画。这是此诗给人的第一印象。郭外城边，青山横卧，白水似练，这是送别的地点，是整体视野中一个完全的画面，纯客观地勾勒，表面上似乎并不见情感色彩。下面五、六两句，浮云飘忽，落日一抹，就物象本身看，亦可说是送别时的环境，与一、二两句相合。这是读者可以从中获得的最浅层次印象。三、四两句：“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这就替上述画面点题，也即为其注入了感情色彩。“一别”而“万里”，极大的反差，这是把极短促强烈的别情引向极深远极悠长。与此相应的是七、八两句：“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状写不忍长别、眷恋难舍之情。如果说最初的印象首先是送别的画面，那么这几句贯穿其间，抒写别意，则是画面内在的连接线，使其由直接的观感进而深入到情绪的体验了。唐人创作注重意象，而意象是作为内在感受与外在物象具有审美意义的结合，于诗中往往含有“兴”的因素，具有寄托象征的意味。此诗首两句推出的青山、白水，作为送别的特定环境，其实即具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如宋人王观送别词中也有“水是眼波横，山似眉峰聚”(《卜算子》)之句。后面的“浮云”、“落日”，其托意就更深。这两句原脱胎于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古诗十九首》)、“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陈后主《乐府》)。由此看，浮云落日不仅是当时的景象，其本身也是远别相思的寄托物，何况它还有渲染气氛烘托环境的作用。正是这种表现手法，使李白之别情，显得明显而又含蓄，具体却又深远无穷。送别诗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但光有真情却不一定能成为好诗。李白此诗之妙便在于把依依惜别之情与自然之景相结合，以景寓情，以景染情，化景为情，因而自然隽永。

一个冬天的童话。推荐。爱诗词网。作者简介遇罗锦(1946—),北京市人。1961年考上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5年毕业。1966年文革开始,因日记和其兄遇罗克事受牵连,被拘留,后被判到河北茶淀站清河劳动教养三年。1969年结束劳动教养后分配到河北临西县一小村插队落户。1970年迁至北大荒落户,并在那里与当地一知青结婚。1979年遇罗克被平反昭雪,随后返回北京。作品主要有《一个冬天的童话》及姊妹篇《乾坤特重我头轻》。《一个冬天的童话》最早发表于《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先后被译为德、日、英、法四国文字介绍到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的作品以朴实无华的笔触、真实强烈的感情讲述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悲惨的故事,是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之一。今天看来,她的作品有时感情宣泄太直接,缺乏艺术的表达,文字也尚显粗糙,缺乏雕琢。内容概要文革像一场灾难突然降临,空气十分紧张。哥哥罗克把他的一本舍不得烧的日记交给我保管,我却把它丢了。接着,家被抄了,哥哥被押到工厂,母亲被剃光了头也被关押在厂里。我和两个弟弟无家可归。日记惹了祸,我也被拘留,判3年劳动教养。劳教的生活是灭绝人性的艰辛:在一块没有人烟的土地上,13个劳教人员每天都要进行强度很大的劳作,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每一个人都在互相盯梢、猜忌、打小报告,日记是没法记了。一个1957年的右派因为把日记藏在被子里被发现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我把日记藏在炕洞里才幸免于难。就这样胆战心惊地捱过了一个又一个单调而又痛苦的日子。所幸哥哥罗克的来信给我慰藉和力量,赖以支撑着度过了3年的劳教生活。3年后我劳教期满回家探亲,一家人相见,恍若隔世。哥哥罗克还被关着,将受到公审。我们一家人都十分担心哥哥的安危。街道的小警察又故意刁难,春节前要赶我和两个弟弟离京,被分到河北临西县的一个小村里插队落户。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离京,身上又没钱买票,只好扒车。我所到的那个村庄是河北的一个穷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三分钱,劳动也很艰苦。因为穷,村里有许多光棍。我到后,村里有很多人来给我提亲。这使我想起了在工艺美术学校时的一场夭折了的爱情。刚入学,我就对同班的一个男生产生了好感,但是那个男生却似乎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从来不理我。他与全班的其他女生说话,却从不跟我说话。这使我暗暗认定他是喜欢我的,但只是不敢表露而已。这样过了四年,快毕业了,我终于忍耐不住,主动给那位男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几天以后,我收到回信,信中表示父母已认可,愿意与我恋爱。于是两个人埋在心里的种子终于在四年后发了芽,并且论及了婚嫁。可是,正当我们憧憬着未来、憧憬着新生活的时候,文革开始了,那男生家里也是大资本家,很快地,就与我失去了联系……过了不久,哥哥罗克被枪决的消息传来了犹若晴天霹雳。这使我万念俱灰。现在,我想得更多的不是有爱情的婚姻,而是有一个窝,一个立足点,把父母兄弟都接出来落户。要生存,物质第一,精神第二,马克思如是说。我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落户点,经过母亲的一位邻居介绍,他的儿子赵国志在北大荒,那里很富裕,一天的工分值一块多,我决心只身去闯关东。我变卖了母亲给我的一条新裤子和其他一些杂物,带着出卖自己屈辱的钱只身去闯关东。但是要在北大荒落户的代价是必须在当地结婚。在举目无亲的土地上,我只好选择了赵国志,而赵国志也向我求婚了。这样,我终于把户口落在了东北,而且也把父亲与两个兄弟的户口迁到了东北。而母亲还在工作只好留在北京。我嫁给赵国志只是为了能在东北落户,并不爱赵国志。在新婚之夜,赵国志粗暴地凌辱了我,我只好抽剪刀以自卫,并从此洁身自守。谁料到只几分钟的肉体的接触却给我带来了一个耻辱的新生命。十月怀胎的艰辛与母爱的复苏又使我继续与赵国志一起生活。同时两人白手起家也是很不易的,即使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也认了,不愿再打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合该出事。哥哥罗克是我心中的偶像与神,偏偏有一个朋友出现了,他的出现打破了我的平静的生活。他就是维盈。他长得极像哥哥罗克。一个风雪之天,维盈和弟弟维力来拜访我,我们俩一见钟情,谈得十分投缘。他成了我倾诉心中的凄苦的好朋友。我不愿离开他。事情的发展有成三角感情之势。我有些敏感,可又以坚决维持与维盈朋友关系为由从容处之。去河上游放排的前夜,我去向维盈告别,长期压抑的感情终于奔放了出来,那一个月光之夜,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光明的月光之夜,也是一个昭示我不祥命运的月光之夜,维盈与我接吻了,维盈再也不是我的普通朋友了,我一向维持的平衡动摇了,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我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终于下定决心,愿意舍弃自己心爱的孩子和来之不易的家而与维盈结合。赵国志抱着一线将来可能复婚的念头同意与我离婚了。可是维盈这时却退缩了。原来他的母亲坚决反对我们的结合。只是因为我已经结过婚,而且成分也不好。我对维盈很失望,也很怨恨也很想念,我失恋了。曾经有过的全部伤痛又在此时复活了,一起来折磨着我,我决心一死了之,可是哥哥的灵魂又一次拯救了我,他叫我要坚强地生活下去,要热爱生活,我带着经过一场台风袭击后恢复平静的村庄的心情又开始了漫漫的人生之旅……作品鉴赏冬天的童话,从题目上看似乎是要讲述一个在残酷的年代里发生的一个美丽的故事。待读完了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童话,至多也只是一个破灭了的童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在不正常社会中一个人一个女人所走过的轨迹,是一篇控诉自己不平遭遇的檄文,是对自己破灭的爱情之梦的奠祭书。同时,也是作者对自己死去的哥哥的怀念之作。社会的动乱,必然会使社会各组织解体、换移、重生、再组合,社会各成员便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多少家破,多少人亡,多少青春被毁,多少纯洁被伤害,于是当社会甫定之后,便会有许多长歌当哭,哀悼过去的作品产生。纵观中国文学史概莫如此。伤痕文学在1979年出现也极其自然,《一个冬天的童话》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支。作者以凄凉、愤懑的强烈感情,控诉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弱女子在那个时代里的真实经历,催人泪下。哥哥罗克由于日记等事被押,受到公审,被枪决了。母亲也被关押在厂里。父亲在1957年便被打成右派,在当时也受到监督。“我”和弟弟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不久,我(罗锦)也因为日记被拘留,判了三年劳教。好容易捱过了这三年非人的劳教生活,还没来得及与家人过一个团圆年,又被赶到河北的一个小村里插队落户。爱情夭折了,哥哥也死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锦只想有一个窝,为此,她千方百计地只身闯关东,想在北大荒找个落脚点,并把家人接来,以躲是非。为此,她以与她所不爱的赵国志结婚为代价得到了这些。新婚之夜便给她带来了一个孩子,她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婚姻,与赵国志一起生活。但是维盈的出现打乱了她的生活,当她决定舍弃孩子与维盈结合时,维盈却因家庭的阻力退缩了,罗锦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打击,她想到了死,可她还是挺了过来……文章以真情动人,这是基本常识,可文章真正饱含感情者在文坛并不多见,更多的是虚情假意,要么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要么抛开感情,以政治代之。伤痕文学之所以引起轰动效应全在一个“真”字。唯有“真”才能动人,唯有动人才有艺术生命。《一个冬天的童话》的成功也全在于一个“真”字。文章写于1974年遇罗克就义4周年前夕,在那样一个恐怖的年代里这是需要勇气的。同时,在本书的献词里作者说:“我用生命写出这些文字,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某些文艺评论上或许写着:这是她——一个女孩子的遗作。”从这些我们可以知道文章是作者长期的压抑在瞬间爆发的结果,是感情的肆意渲泄,是金圣叹所谓“怨毒以著书”。是饱含着强烈的真实的感情的作品。文章有了真情自然很好,但并不一定就是好文章了,对情感的毫无节制的使用,便有可能导致文章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到这篇小说也有这方面的毛病:比如对哥哥的怀念,对维盈的感情在文中多次出现,给人的感觉是在说谎或者是说谎的,强烈的情感反而显得不真实了。另外,本文的可取之处还在于它的组织故事的结构方式。文章讲述了我在那个时代的长长的一段经历,有劳教,有到河北插队,有去北大荒,要从头讲起来是很费劲的,作者采用了追忆的结构方式,一开始讲罗锦与维盈的相识,罗锦向维盈讲自己过去的经历,这样,就把长长的一段浓缩于一点上了。而且,随着追忆的讲述,罗锦与维盈的感情也发展到了不能分离的境界,使故事能够接着离婚开始讲述而不突兀。这种结构方式,出现在80年代初的文坛上,还是显得颇具匠心的。

瓯北诗话。推荐。爱诗词网。《瓯北诗话》本书为清代赵翼(号瓯北)所撰的诗话，12卷。前10卷评论唐、宋、元、明、清10家，计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二卷(附年谱)，元好问、高启合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后2卷是续诗话，论韦应物、杜牧、王安石、黄庭坚诸人诗及诗格诗体。赵翼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他的诗论，观点极为鲜明，即反对“荣古虐今”，力主“争新”、“独创”。他的论诗绝句：“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这与另几首都表现了一定的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再就本书的体制看，把他同一朝代的吴伟业、查慎行与李、杜相提并论，这是相当胆大的，与崇尚汉唐、“劝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复古派迥然不同。他评诗，内容与形式并重，要这两方面都能创新才能成家。他既反对一味摹倣古人，认为这不过是“拾人牙后”、“抱柱守株”的“优孟”而已;同时也反对那些只在词句上“争难斗险、使人骇目”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元、白的诗触景生情，用眼前语、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因而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也批评了那些把黄庭坚捧在苏轼之上，以及说苏轼超过陆游的人，因为陆游的诗具有丰富的爱国内容，而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写诗往往回避现实。苏、黄的优劣表现在写作方法上，苏随物赋形、信笔挥洒的熟练技巧，较之黄庭坚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是略胜一筹的。他批评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可说是一针见血的高论。但作者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封建糟粕，有待于读者的扬弃。霍松林、胡主佑根据寿考堂、湛贻堂等《瓯北全集》本作了校点，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1981年再版。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黄公好谦卑。推荐。爱诗词网。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失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妹必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也。——《尹文子》【意译】齐国有位黄公,喜欢谦卑。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天姿国色。因为她们长得美,黄公常常很谦卑地对人说自己的女儿生得丑,大家也就都以为他女儿长得丑。后来,丑陋的名声到处传播,使两个女儿过了出嫁的年纪还呆在家里,全国没有一个人敢来求亲。卫国有个光棍,错过了婚娶时机,就冒险娶了黄公的长女,结果发现非但不丑,反而是国色天香。然后人们说:“黄公这个人好谦卑,所以说自己女儿丑,因此小女儿肯定也很漂亮。”于是远近的人都争着来求亲,结果发现也是国色。黄公女儿漂亮,是实情,丑陋,是名声。这实际上是违背名声而得到实情的一例。【解说】谦虚,是中国古代圣贤推崇的美德之一。先秦诸子中,《老子》最讲究谦退,虚无。因为老子认为万物之源的“道”是虚状的,但虚状的道却能发挥无穷的作用来,可见老子讲虚无,含有无穷的创造因素。应用于人生上,虚、谦、退,一方面呼吁“不争”,以消除社会争端,另一方面,要人们凝炼内在的生命,给予人的主体以无限的精神空间。与老子本体论、人生观角度讲谦不同,孔子讲谦是为了提高个人的修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导弟子善于从别人身上汲取长处,加速自己的道德完成。至于《礼记》所载言论,往往泛化为一种行为准则,比如“美则称人,过则称己”,“自卑而尊人”等等,都是脱离了具体条件,将“谦卑”作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要人们尊奉。世界上没有真正无条件的真理,或者说一切无条件的都不真。上帝是无条件的存在,也是虚伪的存在。谦卑一旦成为抽象的道德律令,也就虚伪得像黄公一样讨厌。谦卑、谦虚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其真意应在于提供一种调节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精神机制,它的根据和条件是个体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由于人们的认识都受到特定时空的限制,都带有片面性,甚至是根本的荒谬,就不能仅仅鼓吹“固执己见”,而应该能够容纳,允许与自己不同乃至敌对的见解的存在,这就需要“谦虚”,——虚己以待人,这样的谦虚也许才真正有意义和价值。如果从谦虚的问题看此则寓言,也就超越了寓言作者对于“名”、“实”关系的譬喻。【相关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卦》人各有能有不能。——左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