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千金少

玉盘珍羞直万钱。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出处】唐·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一【译注】一斗十千的美酒斟满金杯，名贵的珍羞佳肴盛满玉盘。此诗写送别宴席上的情景及诗人的心绪。字里行间充满了抑郁不平的感慨，同时也表现出自信的精神。【全诗】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赏析】《行路难》系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乐府解题》云“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李白此诗作于离开长安之时，有系于开元十八、九年(730—731)，言是初入长安困顿而归时所作;有系于天宝三载(744)，谓是赐金放还时作。参照《梁园吟》、《梁甫吟》二诗，与此结尾如出一辙，故以前说为允。诗从高堂华宴写起，可能是饯筵的场面。“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前句化用曹植《名都篇》“美酒斗十千”，后句本于《北史》“韩晋明好酒纵诞，招饮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它展示的是如同《将进酒》“烹羊宰牛且为乐”那样的盛宴，然而接下来却没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酒兴和食欲。“停杯”尤其“投著”这个动作，表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和失落，“拔剑击柱”这一动作，更增加了这种感觉。“心茫然”也就是失落感的表现。于是诗的前四句就有一个场面陡转的变化。

千岩万转路不定。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出处】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译注】群峰连绵，山峦重叠，峰回路转，山道曲折，盘旋变化不定。山上，奇花异草，怪石林立，令人陶醉，使人留恋。倏忽间，日薄西山，就到了黄昏。诗句通过丰富的想象，高度的夸张，洗炼的语言，描绘出梦中天姥山绮丽、明媚的景色。“迷”、“倚”不仅写出山中花石之美、之奇，而且反映出诗人渴望光明，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注：倚，靠。暝(míng)，黄昏。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鸣筝金粟柱。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出处】唐.李端《听筝》【意思】在华美的房舍前，她用洁白的手拔弄着筝弦;【全诗】《听筝》.[唐].李端.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注释】①金粟柱：上有金色小点花纹的筝柱，柱为架弦的码子，木制，桥形，立在筝的面板上，一柱架一弦，定弦时可左右移动以调节音高，弹奏时则将弦的振动传导至音箱，使声音得到美化和增强。②素手：洁白的手。玉房：闺房的美称。③二句意谓为了得到周郎的眷顾，故意常常拨错弦。《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吴国名将周瑜，精通音乐，听人奏曲有误，就回头向那人望一眼示意，当时人说：“曲有误，周郎顾。”二句化用此典。【鉴赏】咏弹筝女郎诗。唐代李端作：“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金粟：形容筝的弦轴(俗称柱)精美华贵。玉房：对筝的安枕(俗称横木)的美称，此处代指筝。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窈窕淑女，纤纤玉手，拨弄着筝弦。为了能得到意中人的眷顾，她常常成心地拂错筝弦。末两句诗人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吴国的周瑜，英俊潇洒，在24岁时即被任命为建威中郎将，且精通音律，人们美称之为周郎。周瑜喜欢听琴，每当他听到别人弹琴曲调有误时都会回过头去看上弹琴者一眼，故人们议之曰“曲有误，周郎顾”，后人又给他一个“顾曲周郎”的雅称。诗人细腻地写出了弹筝女郎的心理，通过她们“时时”拨错筝弦这一细节，巧妙地表现了她们对意中人无限爱恋的情意，筝也成了她们传达爱情的中介物。【鉴赏导示】清人徐增分析这首诗时说：“妇人卖弄身份，巧于撩拨，往往以有心为无心。手在弦上，意属听者。在赏音人之前，不欲见长，偏欲见短。见长则人审其音，见短则人见其意。李君何故知得恁细。”这一精辟见解可供鉴赏时参考。【鉴赏】这首小诗写一位弹琴女子为博取青睐而故意弹琴出错的情态，写得婉曲细腻，富有情趣。首句用“金粟”形容筝柱装饰华贵。作者一落笔就擒题，写装饰漂亮的筝发出了鸣弹之声，不只用笔简省，而且“先声夺人”，引起读者注意。第二句，写弹琴人。用“画龙点睛”法，只写她的纤纤“素手”在玉房(筝上安枕的地方)前摆动。通过这只灵巧洁白的纤手，人们可以想见其人的美貌和精湛的技艺。前二句合起来，好像一个特写镜头，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和充分想象的余地。三、四句，仍然没有描绘弹琴女郎的形貌，却借助细微的动作，透露了她别有心意的情思。这里诗人巧妙化用了“曲有误，周郎顾”这一典故，用“周郎”比喻弹琴女子属意的知音者。“欲得”二字，表明这位女子渴望看到意中人的顾盼;“时时”二字，强调她一再出错，显示故意撩拨的情态，表示注意到她的用心不在献艺博知音，而在其他。此诗的妙处在于诗人通过细致的观察，抓住了生活中体现人物心理状态的典型细节，将弹琴女子的微妙心理，一种邀宠之情，曲曲写出，十分传神。诗的写法像速写，似素描，对弹琴女形象的描写是十分成功的。【鉴赏要点】[1]名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2]描写抓住细节，刻画形象、传神。[3]巧于用典。[4]形象鲜明。

黄公好谦卑。推荐。爱诗词网。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失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妹必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也。——《尹文子》【意译】齐国有位黄公,喜欢谦卑。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天姿国色。因为她们长得美,黄公常常很谦卑地对人说自己的女儿生得丑,大家也就都以为他女儿长得丑。后来,丑陋的名声到处传播,使两个女儿过了出嫁的年纪还呆在家里,全国没有一个人敢来求亲。卫国有个光棍,错过了婚娶时机,就冒险娶了黄公的长女,结果发现非但不丑,反而是国色天香。然后人们说:“黄公这个人好谦卑,所以说自己女儿丑,因此小女儿肯定也很漂亮。”于是远近的人都争着来求亲,结果发现也是国色。黄公女儿漂亮,是实情,丑陋,是名声。这实际上是违背名声而得到实情的一例。【解说】谦虚,是中国古代圣贤推崇的美德之一。先秦诸子中,《老子》最讲究谦退,虚无。因为老子认为万物之源的“道”是虚状的,但虚状的道却能发挥无穷的作用来,可见老子讲虚无,含有无穷的创造因素。应用于人生上,虚、谦、退,一方面呼吁“不争”,以消除社会争端,另一方面,要人们凝炼内在的生命,给予人的主体以无限的精神空间。与老子本体论、人生观角度讲谦不同,孔子讲谦是为了提高个人的修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导弟子善于从别人身上汲取长处,加速自己的道德完成。至于《礼记》所载言论,往往泛化为一种行为准则,比如“美则称人,过则称己”,“自卑而尊人”等等,都是脱离了具体条件,将“谦卑”作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要人们尊奉。世界上没有真正无条件的真理,或者说一切无条件的都不真。上帝是无条件的存在,也是虚伪的存在。谦卑一旦成为抽象的道德律令,也就虚伪得像黄公一样讨厌。谦卑、谦虚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其真意应在于提供一种调节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精神机制,它的根据和条件是个体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由于人们的认识都受到特定时空的限制,都带有片面性,甚至是根本的荒谬,就不能仅仅鼓吹“固执己见”,而应该能够容纳,允许与自己不同乃至敌对的见解的存在,这就需要“谦虚”,——虚己以待人,这样的谦虚也许才真正有意义和价值。如果从谦虚的问题看此则寓言,也就超越了寓言作者对于“名”、“实”关系的譬喻。【相关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卦》人各有能有不能。——左丘明

以道佐人主者。推荐。爱诗词网。以道佐人主者①,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②。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③。善有果而已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⑤,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⑥,是谓不道⑦,不道早已⑧。【注释】①以:用。佐:辅助。人主:君主。②还:报应。③凶年:灾荒年。④有果:取得成功。⑤伐:夸耀。⑥壮:强盛。老:衰败。⑦不道:不合乎“道”。⑧已,死亡,衰亡。【今译】用道辅助君主的人,不依靠兵力称霸天下,用兵一定会遭到报应。军队所到之处,将会满目荒凉;大战过后,必有荒年。善用兵者只求成功,不敢以攻占国家而称强。胜利了不矜持,胜利了不夸耀,成功了不骄横,取得成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实现的,胜了不能逞强。事物兴盛了必定要走向衰亡,这是不合乎“道”的,不合“道”的东西,不会长久。【集评】明·徐学谟《老子解》:“此章以用兵喻求道,惟主柔之为得也。”【总案】由于春秋战国之际,战争十分频繁,所以老子、孟子、墨子都有反战的要求。但是老子的反战与孟子、墨子又不尽相同。老子反战是因为战争本是“凶器”,其事好还,战争过后,不论胜负同样要遭到损失,但他在不得已情况之下还是要战的,并且要取得胜利(有果)。正因如此,《老子》一书中多次提到战争,并且将战争之术同治国之法、处世之法统一起来,为治国者提供胜利的法宝。难怪有人称《老子》一书是一部兵书(唐·玉真《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