拭剑石

率性之谓道。推荐。爱诗词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51〕可辞〔52〕也，白刃可蹈〔53〕也，中庸不可能〔54〕也。”〔注释〕　天命：这里指自然的禀赋。　性：天赋予人的本性。　率：遵循。　道：规范、人道。　修：修明、实行。　教：教化。　道：日常事物当行之理。　须臾：片刻、一会儿。　君子：《中庸》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行的人，有时指有地位的人。这里指有德行的人。　戒慎：警戒、谨慎。　睹：见、察看。　莫：无、没有。　见(xiàn)：同“现”，体现。　隐：隐蔽。　微：细微小事。　发：表露、显露。　中：这里意为恰当。　中节：合于自然的道理。中，符合。节，法度、常理。　和：和谐。　达道：通达的道路，或说是天下人民共由之路，引申为天下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　致：到达。　位：安于其所、各得其所。　育：养育、生长。　中庸：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足。庸，“常”的意思。　反：违背、违反。　而：能、能够。　时中：应时而处中，即言行处处符合道的规范。　忌惮：畏惧。　至：极、最。　鲜：少。　知者：有智慧、有教养的人。知，同“智”。　明：著明、明了。　味：滋味。　矣夫：叹词。　知：同“智”。　也与：语气词连用。　迩(ěr)言：浅近之言。　执其两端：掌握它的两个方面。　斯：此。　予：我。　知：同“智”。　驱：驱逐、驱赶。　罟(gǔ)：捕鱼的网。　擭：装有机关的捕兽的木笼。　辟：同“避”。　期月：一个月。　回：颜回，孔子的学生。　拳拳服膺：牢牢地放在心上。拳拳，牢握不舍。服，放置。膺，胸口。　均：平，指治理公正。　爵：爵位。　〔51〕禄：官吏的俸禄。　〔52〕辞：放弃。　〔53〕蹈：踩、踏。　〔54〕中庸不可能：上述三事，即平治国家、辞爵禄、蹈白刃虽难还是能做到，而行中庸之道看似容易，实际更难。〔鉴赏〕　《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本来是《小戴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二篇，说明西汉时已有人专门研究《中庸》。南北朝宋散骑常侍戴颙的《礼记中庸传》二卷、南朝梁武帝萧衍的《中庸讲疏》一卷，援佛入儒。唐中叶以后，李翱作《复性书》，发挥《中庸》的思想，试图建立起一套新的儒家的心性理论。北宋儒者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籍，由曾子所传、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南宋朱熹根据北宋二程兄弟等理学开创者的观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并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称之为“集注”。本书《中庸》各章的划分即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四书》中，《中庸》的理论性、思辩性高于其他三者，这从朱熹对《四书》次序的排列中可以看出。《四书》的排列次序，今通行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实际上，朱熹在其编排中曾把《中庸》置于最后。朱熹对此排列曾有说明：“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这里朱熹把《大学》看作纲领，故列于首位；把《中庸》看作精髓，故列于最后。这一起一结，首尾呼应，中间以孔、孟的言论作印证，从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朱熹之所以重视《中庸》，原因在于他视《中庸》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学者玩索而有得，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卷首》)他指明了《中庸》所阐明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思想深刻，分析透彻细致，同实际密切相关，对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些说法是符合实际的。第一至第九章论述道与中庸两个观念，这里所说的道即中庸之道，然而他先从哲学上阐述道的概念，不仅为中庸之道奠定了本体论基础，而且赋予道以天人合一的意义，从而发展了道的观念。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它作为宇宙的本体、本原和根本法则，是超越于人的。在孔子学说中道是一个政治学和伦理学概念，《中庸》则第一次把道论述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它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说规定了道的基本意义，既指出了道之本原出于天，体现了宇宙法则，又强调了道与本性、人性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天与人、内与外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中庸》这几章主要论述中庸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它首先提出中庸即“中和”，从词义上说中和表示适度，恰当。“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描绘此时情感、意念无所偏倚，当于理；“发而皆中节”是说情感、意念的表达有分寸，不乖戾。而从哲学上说，明代王阳明认为“未发之中”即良知，即本心，即宇宙本体。可见，根据中庸的观念，世界、本心、本性的本然状态是适度，适宜，恰当。其次，中庸意为“时中”，即人们在各方面的行为举止要合乎时宜，随时而处中。因为“中”无固定的标准，要根据时代条件和具体情况来确定。时中意味着要面对现实，尊重外部的客观条件，不能随心所欲。那些私心太重的人，往往肆欲妄行，所以《中庸》说小人反中庸，言行无所忌惮。再次，中庸是指无过无不及，这除了表示适度的意义之外，还是针对人性弱点提出的。所谓“知(读为“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描述了普遍存在的认识和行动的误区：智者、贤者由于个人主观上的偏爱和过度自信而往往走过头；而愚者、不肖者则由于智识或人格上的缺陷而常常达不到要求或标准。当然无过无不及的涵义也是反对走极端。最后，中庸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就是把握两个基本点，使两者保持均衡，也就是遵循对立统一的法则，这是孔子在各种问题上都采用的方法，如他主张在政治上要宽猛并用，在学习方法上要“学”与“思”兼顾，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做到“文质彬彬”等等。《中庸》作者看到，由于人性的弱点，人们容易落入认识的陷阱之中，所以他们的行为常常反中庸，即使有时能遵循中庸之道，但也不能持久，所以说“民鲜久矣”。《中庸》大力提倡中庸之道，说它是极端重要的法则，自然、社会以至于整个宇宙的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因此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实行。这样，中庸就同仁、义一起被确立为儒家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观念。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接吻门。推荐。爱诗词网。《接吻门·严辰》全文与读后感赏析在罗马尼亚日乌县的布伦库什公园，有现代派名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什设计建成的三组艺术作品：“沉默的桌子”、“接吻门”、“未完的柱子”。“接吻门”由巨大的方石组成，正反两面左右石柱上，都同样刻有男女接吻的浮雕。两方巨大的石柱，在大地里深深扎根，坚实、浑厚、稳重，构成了奇特的接吻门。刻一条浅浅的竖线，勾勒出一对男女的体型，刻一条短短的横线，面对面的两张嘴唇。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上面刻着“霍拉舞”的花纹，她是辛勤劳动的成果，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坚硬的石头，体现了雕塑家的匠心，冰冷的石头，发出了沸腾的感情。她质朴而又含蓄，粗犷中流露精致聪明，她是现代派的名作，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她启示某种哲理，具有思想，具有生命，她和你默默地对话，和你一同探索，一同思忖。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友谊，相爱，永不分离，团结，创造，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座“和平纪念碑”，为了歌颂牺牲的英雄们的功勋，通过一道门，从苦难的时代，向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挺进！1979年8月7日，日乌县初稿，9月18日，北京修改我们读这首诗，与其说是通过它来欣赏“接吻门”，不如说是从中去看诗人如何欣赏“接吻门”。“接吻门”作为一件雕塑艺术品，具有自身的独立的艺术价值。诗人试图用“诗”来“再现”它，并且在诗中融入自己对这件艺术品的新颖感受。这“奇特的接吻门”由“一对男女的体型”和“面对面的两张嘴唇”所组成，除此而外，都属于诗人的艺术体验和联想。那“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以及“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均是诗人沉迷于艺术欣赏中的遥思与感受。诗人在表现对“接吻门”的艺术欣赏心态时，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理性的思索。无论是“雕塑家的匠心”或“沸腾的感情”，抑或那“现代派的名作”与“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的结合的告诫，都呈现出一种以艺术原则规范具体作品的倾向，但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则是以非常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了“接吻门”的艺术真谛，成为全诗中闪光的诗句。我们不妨用“瑕瑜互见”来评价此诗。当诗人以艺术感受的触角探幽察微时，他的诗句不乏闪光的火花，而一旦落入理性的轨道，更多地像是在宣传某种观念。

明史纪事本末。推荐。爱诗词网。《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系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系统地记载明代近3百年的重要史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取北京。全书80卷,以一卷系一事,故卷帙大小不一,详略悬殊。以广雅本为例,其中篇幅较多的,如卷16燕王起兵,卷66东林党议,卷71魏忠贤乱政,卷72崇祯治乱,卷75中原群盗;篇幅较少的,如卷19开设贵州,卷23平山东盗,卷70平徐鸿儒,卷76郑芝龙受抚等。《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附论,写法仿《晋书》的“论”、“赞”,用骈体文,多数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或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论。如卷56《李福达之狱》即用高岱论,卷66《东林党议》用倪元路论,卷68《三案》之“梃击”、“移宫”二案用夏允彝论。《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代官修《明史》前八十多年,无正史为据,广泛采用野史和杂记传说。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等事,其中史实较《明史》详细而又颇有出入,可以相互参证。该书较以前纪事本末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史料来源不是脱胎于某一部书,而是集众书之长。《明史纪事本末》关于晚明与清室相关之事,略而不载。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通行本内缺《辽东兵端》、《熊王功罪》、《插汉寇边》、《毛师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六篇,拜经楼有旧钞本。”清初厉行文字之禁,谷氏成书后,曾被指控,其缺少晚明之事当为受政治影响后之改版,而非由于谷氏撰作的疏漏,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本(后归陆氏皕宋楼,清末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经傅以礼借钞得一本(今存浙江图书馆),他于光绪三年孟冬写有跋文,称原书“不分卷,亦无序目,撰人名截去。”又称“是书体例全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只篇末无论为小异耳。观卷中附注有详《流寇之乱》、《崇祯治乱》等话,此两篇为谷书中子目,疑此书亦出其手,初为一书,后以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授梓时始别而出之。”傅氏乃改题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定为6卷。《四库提要》引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之说,谓谷氏书原为张岱所辑的《石匮藏书》,谷氏以五百金购之;又称其多取谈迁所作,后论则杭诸生陆圻所作。古代官僚著书多有幕宾为之操笔,谷氏之书内容充实,组织亦甚为精密,似非一人在公余之暇所能胜任。但该书编纂得当,首尾一致,其中应有谷氏一定的功劳,不可便认为是袭取他人之作;若以《国榷》与《明史纪事本末》相较,所载崇祯时期多有相同,这是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在史料来源方面似有一定承袭关系,但采用同一史料并非等同于代作。又张岱《与周戬伯书》说:“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厥役。”据此则张岱所协助者以崇祯部分为主,更非谷应泰出于巨金相购。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是以封建士大夫的立场总结明王朝的统治经验。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仅一律诬蔑为“盗贼”,并多用丑化的写法,如诬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是“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而对于效忠君王的人物都作正面肯定,甚至不惜采用伪史记载。如燕兵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自焚身死。但当时曾有建文帝未死,潜服出逃的传说,后来便有许多伪史乘机而作,其中最有系统者和万历年间所写《致身录》,记随建文出亡者凡22人。当时稍具历史知识者,无不指出其伪,论证十分明确,沈德符《野获编》、许元溥《吴乘窃笔》均指出系后人伪造的种种明证,“与逊国仕宦从亡,风影无涉”。而谷氏全用《致身录》之说,并作论云:“疑一龙之未出,摈众蛇而不载。”他相信这些伪史记载,并为那些“忠君”的人叫屈,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明史纪事本末》以简明的文笔,系统地概括了明朝一代的史实,仍应值得肯定。如关于农民起义,从前期的山东唐赛儿、浙闽矿工、郧阳流民,和中期的河北、蜀中、江西,以及末年的全国性起义,都有专篇作比较集中的记载;又如修治运河、防御倭寇、宦官弄权以及矿税为害等,也都有专篇论述,这就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安得壮士挽天河。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出处】唐·杜甫《洗兵马》。【意思】怎么能找到一位壮士，挽来天河的水，洗干净铠甲和兵器，永不使用。天河：银河。【鉴赏】安得：怎么能够。挽：牵引;导引。天河：银河。甲兵：盔甲和兵器。此联的意思是：怎么能得到一位膂力过人的人，把银河里的水引下来，洗净兵器，永远不再动用!后用来表达一种制止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用法例释】用以表达停止战争，实现永久和平的愿望。[例]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努力是为了实现杜甫诗中“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和平主义理想，寻求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高洪《中日友好有大局人间正道是沧桑》)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出处】唐·李商隐《登乐游原》。【译注1】夕阳西下，风光无限美好，只是黄昏将到，美好的景色是不会长的。后来用以说明某些事物虽暂时繁荣兴旺，但不久就要衰败没落下去。【译注2】夕阳西下时的风光固然无限美好，只是黄昏业已临近，美景即将消失在夜幕中。诗人借景抒情，表达了对晚唐黯淡前途的无限忧虑，情调哀伤。【全诗】《登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注释】①乐游原：地名，在古长安南郊，因地势较高，在那里可以看到长安城全貌。②向晚：傍晚。③只是：只可惜。【全诗赏析1】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甚高，四望宽敞，汉宣帝时曾在此建立乐游苑，唐代是游览胜地。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原的时间和原因。一日傍晚(“向晚”)，诗人情绪不佳，于是驱车前往乐游原，以排遣“不适”。首二句平平叙起，承接自然。“夕阳无限好”充满了赞叹之情，“只是近黄昏”则语意转化，流露出对“无限好”的“夕阳”即将沉入暮霭的惋惜之情和美景不常的感慨。诗人以精炼浅显的语言概括地表达出了人们在面对一些即将消逝的美好事物时所产生的共同感受，因而引人共鸣，广为流传。【全诗赏析2】乐游原在长安东南，为唐时登览胜地。诗写意不适时登古原遥望夕阳而触发的感受，警策在后两句其所包蕴的深广意境，“夕阳无限好”是一方面，形容美丽的夕阳佳处无限，引人留恋，亦即“人间重晚晴”的意思;另一方面，形容时已黄昏，夕阳转瞬即逝，令人流连怅惘，徒唤奈何!这就给读者同时提供了乐与悲、存在与消逝、有限与无限等一系列审美对象，任其测之无端，玩之无极。纪昀谓“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谓之悲身世可，谓之忧时事亦可”，同时包含赞美生命、眷念人生和哀挽迟暮的正常老年心态，管世铭谓“消息甚大，为五绝中所未有。”【全诗赏析3】李商隐晚年写的一首五绝：“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中的古原即乐游原，在长安城东南，地势高而宽敞，是唐代游览胜地。诗人以平易而精炼的语言，表现了灿烂辉煌的金色斜阳之美，意境壮丽而阔大。在一般人心目中，黄昏夕阳总是同昏暗惨淡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却热烈赞颂“夕阳无限好”，表现出他对夕阳美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使诗的形象非常新鲜，有独创性。这也是此诗的一个特点。关于后两句的涵义，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诗人表现他的迟暮之感;有人说是诗人表现对时光的珍惜;也有人猜测诗人以夕阳象征唐王朝，寄寓对国事的忧虑;还有人认为诗中表现了对黄昏、黑夜的厌恶，对阳光的热爱和对光明的追求。诗人融情人景，创造了一个富有丰富暗示性的象征境界，吸引着读者去想象、体味和探究，这正说明此诗达到了单纯与丰富、定向指意与多种含义的统一。它宛如一颗多面体的水晶石，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迷人的、绚丽的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