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由于时间、地域的跨度和宗派的不同,僧侣的服装发生了很多变化。
僧服,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分为法服和常服两大类。根据佛教最初的制度,僧服仅限于三衣或五衣,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袈裟。三衣是僧伽梨、郁多罗僧和安陀会。五衣是在上述三衣的基础上再加僧衹支和涅槃僧。在此,先介绍一下三衣。
僧伽梨,三衣之中规格最高,所以也称大衣;三衣之中条数最多,所以也称重衣、复衣、条数衣、杂碎衣等。僧伽梨只在乞食、出入村庄、王宫或降伏外道时穿用,因此也称为入王宫聚落衣。在中国俗称祖衣。僧伽梨按拼接条数的多寡,有三位九品之分。下下品九条、下中品十一条、下上品十三条,每条由二长一短布条拼成;中下品十五条、中中品十七条、中上品十九条,每条由三长一短布条拼成;上下品二十一条、上中品二十三条、上上品二十五条,每条由四长一短拼成。
郁多罗僧,也有音译作优多罗僧、讴多罗、嗢多罗僧或嗢恒罗僧伽,意译为上衣,由七条布条组成,每条由二长一短布块拼接。郁多罗僧是常用的服装,在吃饭、讲经、礼佛等时穿用,所以也称入众衣。三衣之中,它居中间,故也叫中价衣。
安陀会,也有音译作安怛婆、安呾婆娑、安陀罗跋萨或安多卫等,它由五条布条组成,每条由一长一短的布块拼接而成。三衣中最小的一件,作为贴身的衬衣,用于劳动或就寝时所穿着,所以也称为内衣、作务衣、中宿衣、中著衣等。
三衣总称袈裟。袈裟是梵语的音译,也译作袈裟野或迦逻沙曳。据律典所载,释迦牟尼住在帝释石窟时,看到田中禾苗茁壮成长,便对弟子阿难说:“僧侣的服装也要像水田成长禾苗一样,能使僧侣菩提增长。”所以袈裟都做成田畦形,也称为田相衣。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袈裟,袈裟还有种种异名:以三种不正色制作成衣,能令人不起贪心,故称离尘服;学佛的人,穿上袈裟,能令烦恼消失,故称消瘦衣;三种不同颜色共成一体,故称间色衣;袈裟在身,形象庄严胜过法幢,故称胜幢衣;能折伏外道,故称降邪衣;袈裟具备五种功德,故称功德衣;能令烦恼解脱,故称解脱衣。另外袈裟还有莲华服、出世服、无垢衣、无相衣、无上衣、慈悲衣、忍辱衣、纳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衣等种种名称。
戒律规定,袈裟的质地以绢、棉、麻、草、毛等为主。布料可新可旧,也可利用他人丢弃的旧布洗净后做袈裟,这类袈裟称作粪扫衣。袈裟的制作方法是:先将整块布料按比例裁剪成长方形的小布条,分长、短两种,经纵向缝合后,再做横向缝合。纵向缝合称竖条,横向缝合称横堤。袈裟缝合的针线走法有马齿缝和鸟足缝两种,禁止直线缝法。袈裟外缘四边为双层布,靠左肩的地方里面缝帖,称为肩揲,由于这地方容易积垢,常洗易坏,所以缝揲。靠胸前的地方边上缝纽,能与勾上,防止袈裟穿上后脱落。中国后世丛林用如意勾与环替代和纽。
对于袈裟的颜色,主要规定两点,其一,不许用上色(如青、黄、赤、白、黑)和纯色(如黄蓝、郁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制作。其二,所有新衣必须经过“点净”,又称“坏色”。即在新制作的袈裟某处,或涂抹上另一种颜色,或缝上一小块其它颜色的布,来破坏衣色的整洁。传统认为这样就能免除对好衣服的贪欲。《大智度论》载:五比丘(即释迦牟尼成佛后最初度化的五个人)问佛:“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佛告诉他们应穿百衲衣。这百衲衣实际也是袈裟,又叫粪扫衣,它是用被人遗弃的破碎衣片制成的。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贪著任何新衣服等世俗的东西。后来随着佛教势力的壮大,信徒群的增长,僧人们再也不穿粪扫衣了。但中国僧侣一般将旧布块缝于新袈裟的四边内角,俗称此为“四天王”。由于袈裟的制作方法特殊,成形后再也不能另作他用,所以穿上袈裟能使人舍弃对衣服的贪心,也不易被偷盗。
裁剪田畦形的袈裟相当费布料,所以戒律规定,如果资金短缺,也可以不用裁剪,缝上四边就穿,这种袈裟称作缦衣。近代中国成立居士林,在家信徒拜佛诵经时穿著此衣,相当于居士们的礼服。如果衣料太薄,可用双层缝制。
袈裟的颜色、质地、缝法,因时代、区域与部派的不同,在细节上也有差异。印度佛教的萨婆多部穿绛色袈裟,昙无德部穿皂色袈裟,迦叶遗部穿木兰色袈裟,弥沙塞部穿青色袈裟,摩诃僧祇部穿黄色袈裟。东南亚各国的南传上座部僧侣也穿黄色袈裟。
上述三衣再加上僧祇支、涅槃僧便称为五衣。
现在不少著作把僧祇支译作“覆肩衣”、“掩腋衣”,其实是不对的,它实际是三衣的内衬。据《摩诃僧祇律》载,佛陀在舍卫城时,有些年少的比丘尼,端庄秀丽,穿着僧服行走于道,双乳有时现出,遭人嗤笑。佛知道这事后,即规定比丘尼必须着僧祇支。这种僧祇支长四修伽陀磔手,宽两磔手。后来,有个叫偷兰难陀的比丘尼,内着一件僧祇支外穿其它三件佛制僧服,侧身走过阁楼时乳房仍然很突显,俗人见后又是一番议论,于是佛再作规定:比丘尼不但要穿其他僧服,另外还必须穿上覆肩衣。又据说:佛的大弟子阿难比丘长得白净俊美,为了不使人们(尤其是女信徒)见到他心起爱念,也特许他穿僧祇支和覆肩衣。从以上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僧祇支和覆肩衣主要为尼众服装。从它们的作用看,都是为了遮盖女尼的女性特征而特别设计制作的。(2)僧祇支不是覆肩衣。因为女尼们穿上僧祇支后躯体仍有裸露之处,所以才又让制覆肩衣。我们知道,古印度僧侣所披的僧祇支,是覆盖左肩,裸露右肩,和汉地的习惯不同。故译成覆肩衣的僧衹支,容易使人误解,觉得覆肩衣(覆右肩)就是僧衹支(覆左肩)。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袒露右肩的僧服完全不合汉族人的习惯,佛儒两教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否定了这种衣着。这是历史上佛儒多次交锋,佛教在“礼制”方面败北的一个例子。
涅槃僧,又称厥修罗,是用一块长方形的布,缝起两边成筒形作为下装,腰间系一纽带,与现在的裙子差不多。由于涅槃僧很适合坐禅时穿著,所以也称禅裙、金刚裤。
此外,还有一种用具称为随坐衣或衬足衣,梵语音译为尼师坛。其形状类似于缦衣,长约六尺、宽约五尺。它本来是打坐或睡觉时的用具,作用有三:保护身体,不至受损;保护三衣,不至易坏;保护床榻,不至易脏。在古印度它虽是卧具,但在中国却成了礼佛与礼僧的专门用具。展开卧具时默念“卧具尼师坛,长养心苗性,展开登圣地,奉持如来命”。并念咒语三遍。
三衣与五衣为比丘、比丘尼随身携带之物。戒律规定三衣或五衣像鸟的两翅,必须恒时与身体俱存,保护三衣要像保护自身皮肤一样,尊敬三衣要像尊敬佛塔一样。
袈裟的穿法有通肩式与偏袒式两种,通肩式即覆盖双肩,适合于外出时穿著;偏袒式即盖住左肩露出右肩,也称偏袒右肩式,是礼佛、听经时的穿法。穿著三衣时,必须默念三种不同的偈语和咒语,穿僧伽梨时念“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奉持如来命,广度诸众生”及咒语。穿郁多罗僧时念“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世世常得披”及咒语。穿安陀会时念“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世世不舍离”及咒语。僧伽梨原为所有僧侣必具的三衣之一,但在中国后世的丛林中,只有大法师才能穿著此衣,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有的在僧伽梨上刺绣佛像或福寿等字,这些与释迦牟尼当初制定衣制的原意相违。安陀会与缦衣原来也是所有的僧侣都可穿著的,但在中国只有未受具足戒的沙弥穿著此衣。
中国幅员辽阔,南邻热带,北接寒带,南北温差很大,特别是北方一到冬天雪花纷飞寒风刺骨,仅靠三衣根本无法御寒,所以中国丛林依照本土风俗允许僧侣穿著常服。这些常服随各时代的变迁在形式上也有所变化,但都统称“法衣”或“僧服”。
龙纹袈裟(清廷赐,浙江普陀山藏)
汉末三国时,由于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汉人出家为僧者很少,又不讲什么戒律,僧服自然也就没有统一的款式了。那时的僧人,只要把发须剃落,穿上与时尚不同的“缁衣”,就标志着他已经出家。这种缁衣的样式,由于年代久远,现今已无法考查,根据当时的佛教状况推断,也可能是把俗服样式稍作加工而成。它与俗服的主要区别恐怕是在颜色上。三国时,平民崇尚白色,而宗教特定服色为黑色,为了僧俗有别,自然地汉地僧人也选择了黑色作僧服颜色,以示僧俗有别。
历史上,僧人穿的常服基本上是根据当时俗人服饰的式样稍作变通而制成的,每个朝代僧服的颜色也不尽相同。譬如,梁以前,僧尼多著黑衣,有“黑衣沙门”之称。梁之后,服色就比较杂乱了,有绛紫色的,也有红青色的;有黄色的、也有褐色、青黄色的。到了明代洪武初年,官府明文规定了禅僧便服用茶褐色,袈裟用青条和玉色;法师、讲僧便服用玉色,袈裟用绿条和浅红色;教僧、律师便服用皂色,袈裟用黑条和浅红色。这才统一了僧人的服色。僧侣的便服的样式各个朝代也不尽相同,有过几次大的翻新。东魏末年,和尚法上任昭玄统(掌管僧尼事务的钦封僧官)时,对僧服的样式作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影响至今的“方袍”,又叫“海青”。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裙方袖宽,和当时俗人穿的窄袖管、曲裙服不同。现在僧人穿的海青,基本上保持了当时方袍的式样。后魏时,还出现过一种别出心裁的僧侣服装——偏衫。据史书记载,后魏时因僧人袒胸露臂,极为不雅,便令僧人把僧祇支和覆肩衣制成偏衫(开脊接领式)。偏衫可遮左右两肩和胳膊。到了唐代,僧人便把偏衫同裙子缝在一起,制成直缀,它是受俗人所穿直缀的启发,根据袈裟制成的。到本世纪初,僧服又经历了一次太虚倡导的大的革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僧服,就是经过太虚大师改制的,统称为“太虚服”,它包括单、棉中褂和短褂。这种僧服的样式是:鸡心式领口,对襟,领口至两襟弥上两条长布,袖子长宽和俗服一样。中褂下摆至膝下,两边从胯处开缝,形状大体像燕尾西服,有口袋。这种革新后的太虚服,配以素淡、非正的颜色,既突出了僧侣服装的特点,又穿着方便,非常受欢迎。
在此,再顺便谈一下尼众服装。尼众服装在印度从佛住世时就与比丘的服装有别。据说佛根据女尼的生理特点,规定了女尼必需穿两件衣服:僧祇支和覆肩衣(见前所述)。在中国,女尼服装也多选用比丘的服装式样。当然,女尼服装也受同时代世俗服装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唐朝,“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多并乘仪”(《南海寄归内法传》)。当今的尼众所著衣服,基本上以大褂为主,兼有中、短褂、大褂的样式,与海青差不多,只是袖子比海青窄、短,同中短褂的袖子一样长。
汉地僧侣除了以上的穿着及卧具外,通常还要加一样东西,就是禅带。禅带是在坐禅时,盘绕在腰间的一条布,按佛的训诫最长不能超过本人的八指长。后来僧人为了便于行动或是保暖起见,常常用它束腰护腹。
尽管僧人的常服随着时代俗服的变化而不断在式样、颜色上有所翻新,但袈裟的式样是不能随便更改的,至多在颜色上加以变化。
佛教传入汉地后,袈裟穿着方式发生了变化,僧、尼一般不再著用三衣和五衣,而穿七衣。即使有佛事活动也如此,这样袈裟无形中被“束之高阁”,以后逐渐演变而趋神圣化,甚至可以代表佛的尊严。因此僧人平时也就干脆不穿它了,只在参加法会或重大佛事活动时才穿。
我国藏传佛教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信仰的南传佛教地区,僧人基本上仍按照印度的着衣习惯制作僧服。一般都偏袒右肩,平时也穿这种衣服,如同汉族僧侣的常服。当然,这些衣服并非全如佛时的样式,也有变通的一面,尤其是颜色,因本民族、本地区自然环境、传统习惯等不同有所差异。
僧服。推荐。爱诗词网。东汉末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由于时间、地域的跨度和宗派的不同,僧侣的服装发生了很多变化。僧服,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分为法服和常服两大类。根据佛教最初的制度,僧服仅限于三衣或五衣,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袈裟。三衣是僧伽梨、郁多罗僧和安陀会。五衣是在上述三衣的基础上再加僧衹支和涅槃僧。在此,先介绍一下三衣。僧伽梨,三衣之中规格最高,所以也称大衣;三衣之中条数最多,所以也称重衣、复衣、条数衣、杂碎衣等。僧伽梨只在乞食、出入村庄、王宫或降伏外道时穿用,因此也称为入王宫聚落衣。在中国俗称祖衣。僧伽梨按拼接条数的多寡,有三位九品之分。下下品九条、下中品十一条、下上品十三条,每条由二长一短布条拼成;中下品十五条、中中品十七条、中上品十九条,每条由三长一短布条拼成;上下品二十一条、上中品二十三条、上上品二十五条,每条由四长一短拼成。郁多罗僧,也有音译作优多罗僧、讴多罗、嗢多罗僧或嗢恒罗僧伽,意译为上衣,由七条布条组成,每条由二长一短布块拼接。郁多罗僧是常用的服装,在吃饭、讲经、礼佛等时穿用,所以也称入众衣。三衣之中,它居中间,故也叫中价衣。安陀会,也有音译作安怛婆、安呾婆娑、安陀罗跋萨或安多卫等,它由五条布条组成,每条由一长一短的布块拼接而成。三衣中最小的一件,作为贴身的衬衣,用于劳动或就寝时所穿着,所以也称为内衣、作务衣、中宿衣、中著衣等。三衣总称袈裟。袈裟是梵语的音译,也译作袈裟野或迦逻沙曳。据律典所载,释迦牟尼住在帝释石窟时,看到田中禾苗茁壮成长,便对弟子阿难说:“僧侣的服装也要像水田成长禾苗一样,能使僧侣菩提增长。”所以袈裟都做成田畦形,也称为田相衣。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袈裟,袈裟还有种种异名:以三种不正色制作成衣,能令人不起贪心,故称离尘服;学佛的人,穿上袈裟,能令烦恼消失,故称消瘦衣;三种不同颜色共成一体,故称间色衣;袈裟在身,形象庄严胜过法幢,故称胜幢衣;能折伏外道,故称降邪衣;袈裟具备五种功德,故称功德衣;能令烦恼解脱,故称解脱衣。另外袈裟还有莲华服、出世服、无垢衣、无相衣、无上衣、慈悲衣、忍辱衣、纳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衣等种种名称。戒律规定,袈裟的质地以绢、棉、麻、草、毛等为主。布料可新可旧,也可利用他人丢弃的旧布洗净后做袈裟,这类袈裟称作粪扫衣。袈裟的制作方法是:先将整块布料按比例裁剪成长方形的小布条,分长、短两种,经纵向缝合后,再做横向缝合。纵向缝合称竖条,横向缝合称横堤。袈裟缝合的针线走法有马齿缝和鸟足缝两种,禁止直线缝法。袈裟外缘四边为双层布,靠左肩的地方里面缝帖,称为肩揲,由于这地方容易积垢,常洗易坏,所以缝揲。靠胸前的地方边上缝纽,能与勾上,防止袈裟穿上后脱落。中国后世丛林用如意勾与环替代和纽。对于袈裟的颜色,主要规定两点,其一,不许用上色(如青、黄、赤、白、黑)和纯色(如黄蓝、郁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制作。其二,所有新衣必须经过“点净”,又称“坏色”。即在新制作的袈裟某处,或涂抹上另一种颜色,或缝上一小块其它颜色的布,来破坏衣色的整洁。传统认为这样就能免除对好衣服的贪欲。《大智度论》载:五比丘(即释迦牟尼成佛后最初度化的五个人)问佛:“应当穿什么样的衣服?”佛告诉他们应穿百衲衣。这百衲衣实际也是袈裟,又叫粪扫衣,它是用被人遗弃的破碎衣片制成的。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贪著任何新衣服等世俗的东西。后来随着佛教势力的壮大,信徒群的增长,僧人们再也不穿粪扫衣了。但中国僧侣一般将旧布块缝于新袈裟的四边内角,俗称此为“四天王”。由于袈裟的制作方法特殊,成形后再也不能另作他用,所以穿上袈裟能使人舍弃对衣服的贪心,也不易被偷盗。裁剪田畦形的袈裟相当费布料,所以戒律规定,如果资金短缺,也可以不用裁剪,缝上四边就穿,这种袈裟称作缦衣。近代中国成立居士林,在家信徒拜佛诵经时穿著此衣,相当于居士们的礼服。如果衣料太薄,可用双层缝制。袈裟的颜色、质地、缝法,因时代、区域与部派的不同,在细节上也有差异。印度佛教的萨婆多部穿绛色袈裟,昙无德部穿皂色袈裟,迦叶遗部穿木兰色袈裟,弥沙塞部穿青色袈裟,摩诃僧祇部穿黄色袈裟。东南亚各国的南传上座部僧侣也穿黄色袈裟。上述三衣再加上僧祇支、涅槃僧便称为五衣。现在不少著作把僧祇支译作“覆肩衣”、“掩腋衣”,其实是不对的,它实际是三衣的内衬。据《摩诃僧祇律》载,佛陀在舍卫城时,有些年少的比丘尼,端庄秀丽,穿着僧服行走于道,双乳有时现出,遭人嗤笑。佛知道这事后,即规定比丘尼必须着僧祇支。这种僧祇支长四修伽陀磔手,宽两磔手。后来,有个叫偷兰难陀的比丘尼,内着一件僧祇支外穿其它三件佛制僧服,侧身走过阁楼时乳房仍然很突显,俗人见后又是一番议论,于是佛再作规定:比丘尼不但要穿其他僧服,另外还必须穿上覆肩衣。又据说:佛的大弟子阿难比丘长得白净俊美,为了不使人们(尤其是女信徒)见到他心起爱念,也特许他穿僧祇支和覆肩衣。从以上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僧祇支和覆肩衣主要为尼众服装。从它们的作用看,都是为了遮盖女尼的女性特征而特别设计制作的。(2)僧祇支不是覆肩衣。因为女尼们穿上僧祇支后躯体仍有裸露之处,所以才又让制覆肩衣。我们知道,古印度僧侣所披的僧祇支,是覆盖左肩,裸露右肩,和汉地的习惯不同。故译成覆肩衣的僧衹支,容易使人误解,觉得覆肩衣(覆右肩)就是僧衹支(覆左肩)。佛教传入中国后,这种袒露右肩的僧服完全不合汉族人的习惯,佛儒两教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否定了这种衣着。这是历史上佛儒多次交锋,佛教在“礼制”方面败北的一个例子。涅槃僧,又称厥修罗,是用一块长方形的布,缝起两边成筒形作为下装,腰间系一纽带,与现在的裙子差不多。由于涅槃僧很适合坐禅时穿著,所以也称禅裙、金刚裤。此外,还有一种用具称为随坐衣或衬足衣,梵语音译为尼师坛。其形状类似于缦衣,长约六尺、宽约五尺。它本来是打坐或睡觉时的用具,作用有三:保护身体,不至受损;保护三衣,不至易坏;保护床榻,不至易脏。在古印度它虽是卧具,但在中国却成了礼佛与礼僧的专门用具。展开卧具时默念“卧具尼师坛,长养心苗性,展开登圣地,奉持如来命”。并念咒语三遍。三衣与五衣为比丘、比丘尼随身携带之物。戒律规定三衣或五衣像鸟的两翅,必须恒时与身体俱存,保护三衣要像保护自身皮肤一样,尊敬三衣要像尊敬佛塔一样。袈裟的穿法有通肩式与偏袒式两种,通肩式即覆盖双肩,适合于外出时穿著;偏袒式即盖住左肩露出右肩,也称偏袒右肩式,是礼佛、听经时的穿法。穿著三衣时,必须默念三种不同的偈语和咒语,穿僧伽梨时念“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奉持如来命,广度诸众生”及咒语。穿郁多罗僧时念“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世世常得披”及咒语。穿安陀会时念“善哉解脱服,无上福田衣,我今顶戴受,世世不舍离”及咒语。僧伽梨原为所有僧侣必具的三衣之一,但在中国后世的丛林中,只有大法师才能穿著此衣,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有的在僧伽梨上刺绣佛像或福寿等字,这些与释迦牟尼当初制定衣制的原意相违。安陀会与缦衣原来也是所有的僧侣都可穿著的,但在中国只有未受具足戒的沙弥穿著此衣。中国幅员辽阔,南邻热带,北接寒带,南北温差很大,特别是北方一到冬天雪花纷飞寒风刺骨,仅靠三衣根本无法御寒,所以中国丛林依照本土风俗允许僧侣穿著常服。这些常服随各时代的变迁在形式上也有所变化,但都统称“法衣”或“僧服”。龙纹袈裟(清廷赐,浙江普陀山藏)汉末三国时,由于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汉人出家为僧者很少,又不讲什么戒律,僧服自然也就没有统一的款式了。那时的僧人,只要把发须剃落,穿上与时尚不同的“缁衣”,就标志着他已经出家。这种缁衣的样式,由于年代久远,现今已无法考查,根据当时的佛教状况推断,也可能是把俗服样式稍作加工而成。它与俗服的主要区别恐怕是在颜色上。三国时,平民崇尚白色,而宗教特定服色为黑色,为了僧俗有别,自然地汉地僧人也选择了黑色作僧服颜色,以示僧俗有别。历史上,僧人穿的常服基本上是根据当时俗人服饰的式样稍作变通而制成的,每个朝代僧服的颜色也不尽相同。譬如,梁以前,僧尼多著黑衣,有“黑衣沙门”之称。梁之后,服色就比较杂乱了,有绛紫色的,也有红青色的;有黄色的、也有褐色、青黄色的。到了明代洪武初年,官府明文规定了禅僧便服用茶褐色,袈裟用青条和玉色;法师、讲僧便服用玉色,袈裟用绿条和浅红色;教僧、律师便服用皂色,袈裟用黑条和浅红色。这才统一了僧人的服色。僧侣的便服的样式各个朝代也不尽相同,有过几次大的翻新。东魏末年,和尚法上任昭玄统(掌管僧尼事务的钦封僧官)时,对僧服的样式作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影响至今的“方袍”,又叫“海青”。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裙方袖宽,和当时俗人穿的窄袖管、曲裙服不同。现在僧人穿的海青,基本上保持了当时方袍的式样。后魏时,还出现过一种别出心裁的僧侣服装——偏衫。据史书记载,后魏时因僧人袒胸露臂,极为不雅,便令僧人把僧祇支和覆肩衣制成偏衫(开脊接领式)。偏衫可遮左右两肩和胳膊。到了唐代,僧人便把偏衫同裙子缝在一起,制成直缀,它是受俗人所穿直缀的启发,根据袈裟制成的。到本世纪初,僧服又经历了一次太虚倡导的大的革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僧服,就是经过太虚大师改制的,统称为“太虚服”,它包括单、棉中褂和短褂。这种僧服的样式是:鸡心式领口,对襟,领口至两襟弥上两条长布,袖子长宽和俗服一样。中褂下摆至膝下,两边从胯处开缝,形状大体像燕尾西服,有口袋。这种革新后的太虚服,配以素淡、非正的颜色,既突出了僧侣服装的特点,又穿着方便,非常受欢迎。在此,再顺便谈一下尼众服装。尼众服装在印度从佛住世时就与比丘的服装有别。据说佛根据女尼的生理特点,规定了女尼必需穿两件衣服:僧祇支和覆肩衣(见前所述)。在中国,女尼服装也多选用比丘的服装式样。当然,女尼服装也受同时代世俗服装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唐朝,“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多并乘仪”(《南海寄归内法传》)。当今的尼众所著衣服,基本上以大褂为主,兼有中、短褂、大褂的样式,与海青差不多,只是袖子比海青窄、短,同中短褂的袖子一样长。汉地僧侣除了以上的穿着及卧具外,通常还要加一样东西,就是禅带。禅带是在坐禅时,盘绕在腰间的一条布,按佛的训诫最长不能超过本人的八指长。后来僧人为了便于行动或是保暖起见,常常用它束腰护腹。尽管僧人的常服随着时代俗服的变化而不断在式样、颜色上有所翻新,但袈裟的式样是不能随便更改的,至多在颜色上加以变化。佛教传入汉地后,袈裟穿着方式发生了变化,僧、尼一般不再著用三衣和五衣,而穿七衣。即使有佛事活动也如此,这样袈裟无形中被“束之高阁”,以后逐渐演变而趋神圣化,甚至可以代表佛的尊严。因此僧人平时也就干脆不穿它了,只在参加法会或重大佛事活动时才穿。我国藏传佛教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信仰的南传佛教地区,僧人基本上仍按照印度的着衣习惯制作僧服。一般都偏袒右肩,平时也穿这种衣服,如同汉族僧侣的常服。当然,这些衣服并非全如佛时的样式,也有变通的一面,尤其是颜色,因本民族、本地区自然环境、传统习惯等不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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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抱之木。推荐。爱诗词网。【注释】选自《老子》六十四章。合抱:两臂围拢那么粗。形容树木粗大。毫末:极细微。指刚刚萌芽的小树。累土:一筐一筐土累积起来。【赏析】老子主张,防止祸患产生应在其没有发生之前,或刚发生之际。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合抱的大树,生成于细小的树苗;九层的高台,兴起于一筐筐泥土;千里远的路程,是从脚下起步。老子认为,合抱的大树,生成于细小的树苗;九层的高台,兴起于一筐筐泥土;千里远的路程,是从脚下起步。老子以此说明,事物是由小到大,由弱而强的。当祸乱刚出现苗头的时候,比较容易解决;当坏事尚处在脆弱微小的时候,比较容易消解。平时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就能在祸乱发生之前及时消除。
美芹十论。推荐。爱诗词网。[原文](节选)察情第二“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坐察矣。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守淮第五不恃敌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备寡力专,则不能也。屯田第六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致勇第七盖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者所不敢避。详战第十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鉴赏]《美芹十论》,南宋辛弃疾著。一说黄兑著。辛弃疾,字幼庵,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他出生于公元1140年,当时,金军已占领了山东。公元1161年,他21岁时,就参加了耿京所领导的一支抗金义勇民兵,担任书记职务。当他们遭受到金军强大压力的威胁时,他劝耿京归宋,并亲赴南方与宋廷接洽。在他离开部队期间,叛徒张国安杀了耿京,投降金人。辛弃疾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身北返,潜往金营,劝说被张国安裹胁投金的官兵,弃金投宋,又把这支部队带回南宋,并擒获了张国安,献俘于宋廷。宋孝宗任命他为承务郎。以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等地的安抚使。任职期间,他采取积极措施,招抚流亡,编练军队,鼓励耕战,注意安定民生,打击贪污豪强。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统一中国。《美芹十论》就是他力主抗金的奏疏之一。后遭当权者之忌,去职长期闲居江西上饶一带,以诗词来抒发他的爱国热情。《美芹十论》全书分审势、查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徵、久任、详战十论。并附有:《上光宗疏》、《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疏》、《论江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4篇。其中《审势》、《查情》、《观衅》三论,具体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敌之可胜”。对当时夸大金人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徵》、《久任》、《详战》七论,主要论述如何加强战备,激励士气,准备反攻以收复失地,重振河山。也就是所谓的“求已之能胜”。总之,全书从客观形势的分析中,指出了战胜金人,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又从主观上提出如何加强战备,激励士气,准备反攻力量,以求把打败金人的可能性交为现实。代表了宋代主战派积极抗金的军事思想。可惜这些建议都未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采纳,并且和其他主战派将领的奏疏一样,遭到了主和派的排斥与打击。以致南宋朝廷很快衰败腐落,丧失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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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衢地合交。推荐。爱诗词网。名言: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注释:圮(pi)地:象森林、沼泽等难以展开运动的地区叫圮地。衢地:战略要道。绝地:难以维持生活的地区。围地:指道路狭窄、进退两难的易被围歼的地区。死地:绝无退路的地区。句意:在圮地不可宿营,在衢地与友军会合,在绝地不可停留,在围地要用计谋,在死地就要拼死一战。出处:《孙子·九变篇》
关河令周邦彦。推荐。爱诗词网。《关河令》秋阴时晴渐向暝,变一庭凄冷。①伫听寒声,云深无雁影。更深人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注释】①暝(ming明):天黑,日暮。②夜永:夜长。【译文】秋日的天空,时阴时晴,渐渐地天黑下来了,庭院里变得一片凄冷。我久久地站着,听到寒风中传来大雁的叫声。抬头却只见云海深深,全然看不到雁飞的踪影。夜深了,客人散去了,我的住所分外寂静。只剩一盏照壁的孤灯,把我的身影相映。这清冷的环境使我顿然酒意全醒,哎,在这漫漫长夜中,我如何能消磨到天明?【集评】清·周济:“淡水”。(《宋四家词选》)清·陈廷焯:“‘云深无雁影’五字千古。不必说借酒销愁,偏说‘酒已都醒’,笔力劲直,情味愈见。”(《云昭集》)近代·陈洵:“由更深而追想过去之暝色,预计未尽之长夜。神味拙厚,总是笔力有余。”(《海绡说词》)现代·唐圭璋:“此首写旅况凄清。上片是日间凄清,下片是夜间凄清。日间由阴而暝而冷,夜间由入夜而更深而夜永。写景抒情,层层深刻,句句精绝。小词能拙重如此,诚不多见。上片末两句,先写寒声入耳,后写仰视雁影。因闻声,故欲视影,但云深无雁影,是雁在云外也。天气之阴沉,寒云之浓重,并可知已。下片,‘人去’补述,但有孤灯相映,其境可知。末两句,一收一放,哀不可抑。搏兔用全力,观此愈信。”(《唐宋词简释》)【总案】此词以淡永拙厚见长,通篇渲染的是一种孤寂清冷,情怀索寞的境界。设色幽冷,笔力劲直,读之令人耸然而惊,怃然而哀。结拍二句,尤动摇人心:离人饮酒,是作为麻醉剂来消减愁怀的,酒醒就无异愁醒,经过麻醉之后再醒过来的愁,就越发难以排遣了。这就充分道出了“此情此景将何以堪”的况味。词中秋景与愁情的结合,已到水乳交融的极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