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 书愤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推荐。爱诗词网。原意谓只要按照同一规格，即使关起门来造的车子，也能合用。语出《景德传灯录·余杭大钱山从袭禅师》：“问：‘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如何是闭门造车?’师曰：‘造车即不问，汝作么生是辙?’”《续传灯录·端裕禅师》：“一法不堕尘缘，万法本无挂碍……直饶恁么，犹是闭门造车，未是出门合辙。”宋代朱熹在其《中庸或问》卷三中说它是“古语”。曰：“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也。”意思是说：虽是关起门来在家里造车，拿出门去使用，却能和车辙完全相合，这是因为依照的规格、尺寸相同的缘故。古时车辆，两轮间距离有一定尺寸，故轮子碾出的痕迹(辙)也是相同的，这叫“合辙”。古语所谓“闭门造车”是称赞“出门合辙”，比喻想法一致。后来，此语在使用时发生转义，比喻不考虑客观情况，脱离实际，只凭主观想象办事。

声声慢原文。推荐。爱诗词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是李清照后期流落江南时的作品，是她的名篇之一。金兵南侵，国家亡破，丈夫死去，家庭离散，一个孤独无依的寡妇，在战乱穷愁的生活中，真是有抒写不尽的悲痛，驱遣不完的哀怨。当时的李清照，没有办法不如此地“凄凄惨惨戚戚”。寒暖不定的秋天，自己很难生活，几杯淡酒，抵不住晚上的冷风，当年“雁字回时”，捎有丈夫来信，可今年要托它给丈夫捎信，已因人亡事变，不再可能。眼前唯见黄花憔悴，梧桐泣雨，一个人坐守窗前，怎能挨得到黑夜，听得了雨滴梧桐?这般情景，用一个“愁”字怎能抒写得尽?这首词以奇笔开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的诗音。李清照在金兵南侵后夫妇渡淮南奔;国家不幸家难幸，在丈夫赵明诚死后，她只身飘泊江南，流离失所，情景极其悲惨。她所经历的生活中，国家的、家庭的、个人的，全是失去的记录，国土、家物、丈夫、收藏、希望、快乐……失去的实在是太多了，所剩的仅有愁苦，多到“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地步。一切可以宝贵和值得留恋的东西，都失去之后，心中总感到“空牢牢”的，要问寻找什么，因为所失太多，一句两句还说不清楚。这时要说心中情境，只有“寻寻觅觅”最为合适。李清照失去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在“寻寻觅觅”中可以得到的，特别是家破人亡的遭遇，那是无法挽回的，她每日孤独的生活环境，使她的心境从内到外地感到凄凉，这种心灵上的体验，变成具有深含厚蕴的文字，就是“冷冷清清”，这是在无可指望的寻求动作之后的一种外境的心感。但在词中的地位，它主要是表现情境气氛，这种气氛一旦形成，并环绕人心，就会造成心理上强烈的凄惨哀伤感觉。“凄凄惨惨戚戚”，就是这种沉重、杂错心理状态的体验性的揭示。这十四个叠字，字字无虚张，其自然妥贴，蕴情深厚，向来受到人们的称誉。在心情上有了这重重的失望、冷清、凄惨、悲愁感之后，它们还要在人的心田上随现实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而滋生蔓延，以致旧有新添完全交汇一起，不可解脱，不可忍受。首先是秋来时的寒近风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这位有多般不幸遭遇的女作家，心情脆弱而又无比敏感，外在的一切变化对她具有特殊作用力，她内在感受中的那十四个叠字，每一个都象触一根而全响应的心弦，“乍暖还寒”气候，使比黄花还瘦的身体消受不了。而要支撑身体，安慰病苦，以淡酒来浇浓愁，“三杯两盏淡酒”，刚入愁肠，就被凉秋的急风吹尽，剩下的还是那难以将息的病体和无法消退的愁情。正是在这急风消淡酒，病体苦愁情的时候，心弦上又被外力狠重地一击，诸弦同发一声裂响，这就是：“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雁阵横空，鸣声清苦，好熟悉的节候的信使，好熟悉的哀怨的叫声，它们从北而南，正是自己当年流亡江左的方向路线，特别是丈夫在世之日，也曾以它的来去为约期，传书递意，可今天是旧友重逢，再写信也传无递处，所余唯有极度伤心和难禁的绝望。这时李清照甚想摆脱这种粘滞的愁情，岂知她的愁情已经积于心并又化于物了，因而心志不改，愁不能销，物色不移，情不能禁。她到窗外庭院中，见满地菊花堆积，憔悴损弃，无可采取，不由得同命相怜，想菊残人惨，悲叹满地西风，零落无依。在秋风欺病体，淡酒惹浓愁，归雁叫伤心，残菊助憔悴的生活氛围里，人不堪悲苦，想教时间快一点过去，让眼前所见所闻所想所恶的一切，都消失在黑暗当中，以便在睡乡中不了了之，可是这白天向黑夜过渡的路是那么远，脚步是那样慢，“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人们习惯上都以为黑天是从远处走向窗前，然后跨进室中，李清照此时心中再别无期待了，她在窗前竟等待和迎接起那可怕的黑暗来。可就是对一切人都同等赐予的东西，也因她的特别需要而有意延缓了脚步，可是一旦迎来了黑夜，一个人又怎么能消受得了呢!果然黑天来了，还带来了另外一种更助秋愁之物——连绵的凉秋细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梧桐细雨落在窗前，给心中的最后一点“寻寻觅觅”也造成失望的收场。它使凝聚在心中的那些“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更加扩延，与那“点点滴滴”的梧桐细雨，掺杂搅拌，带着它们挨入黄昏，那时人进夜里，雨滴心头，凭经验可以料想那黑夜将会是怎样的虚空，那虚空又会是怎样的难耐?人们常以“愁”字来形容这种心境，可是对这位女作家的这种情境，如用一个“愁”字来形容，那简直是太浅薄无力了!李清照的心境已经发展到了至极的地步，再紧缩一分心弦就该崩断了;而就诗的创作来说，也到了生发至极的地步，再增加一分就不能进行诗的创造了。也许是这位女作家在至极的顶点仍在不能自已地向上“寻寻觅觅”，走向了她虽不甘愿但又不能避免的生命与诗的双重绝境。《声声慢》应被视为李清照的绝命诗篇。

白马湖之冬。推荐。爱诗词网。夏丏尊《白马湖之冬》原文《白马湖之冬》这篇写景抒情散文，是夏丏尊先生的名篇。文中所写的白马湖，在浙江上虞县境内，是著名的春晖中学的所在地。1922年教育家经亨颐在白马湖畔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以“与时俱进”为校训，吸引了不少文化名人前来执教，夏丏尊、朱自清因此成为同事，蔡元培、俞平伯、叶圣陶等也先后应邀在此讲学或考察指导，使得这所位于乡村的中学竟获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而白马湖也益发成了一块风水宝地。正如俞平伯所描述的：“春晖校址殊佳，四山拥翠，曲水环之。村居绝少，只十数家。”夏丏尊的住处“平屋”与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便相依在春晖园外不远处。《白马湖之冬》则是夏丏尊迁居上海后，对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时的深情回顾。作者写白马湖的冬天，着眼于一个“风”字，因为在作者看来，“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有重要的因素”;再者，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于是作者主要抓住白马湖的风来写冬天。首先是那里的风多，“差不多日日有的”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那是日夜狂吼，一般要到数天才止。其后，作者又着眼于白马湖的风之大：“呼呼作响，好像虎吼”，除了用这种表示声音的词语生动地表现风的强劲外，作者又通过人的感受、反应，传神地写出风的刺骨、凛冽，“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因而全家人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这些描写使无形的风，有了形象，有了声势，白马湖冬天的特征也就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运用烘托的手法，写白马湖的人烟稀少，山脚下只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又写山野荒凉，“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这便使得严冬里的景物更是苍茫，“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作者描绘并渲染了白马湖的整体环境和氛围，更烘托出当时当地“风”的凄厉与强劲，从而使白马湖之冬的意味更浓了。关于这一切，作者又写得如叙家常，娓娓道来，朴实无华而又极为醇厚。作者匠心独运，偏偏选择一年之中最萧索乏味，甚至有点凄厉可怕的白马湖的冬天来写景抒情，不仅角度新奇，并且作者又在其中领略和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情趣。虽然白马湖一到冬天，“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而且它无孔不入，即便“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它也会从椽缝中钻入。然而作者却在“松涛如吼，霜月当窗”时，“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有时“独自拨划着炉灰”，领悟到一种特别的情调，即作者所说的“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并且觉得自己犹如山水画中的人物，不由把读者带入类似“独钓寒江雪”的一种诗的境界，引人作种种幽妙的遐想。同时，又显示出作者在貌似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中感悟到人生的情味与意趣，难怪作者在移居上海后，仍在回味白马湖之冬的荒野与朔风，咀嚼那种萧瑟和寂寞，留恋其中的美感及诗意，把他对白马湖的怀念之情表现得十分真切而朴实，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处事泰然、平和达观的人生态度。

第二性女人。推荐。爱诗词网。《第二性——女人》法国西蒙·波娃著。作者是法国现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女学者。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终身伴侣。《第二性》是她最著名的代表著作之一。这部巨著一问世，即刻轰动一时，称之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本书原分前后两集。中译本是原书的第二集《今日妇女之生活》，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文本除序言(1、2)外分3部，每部若干章，共36万余字。在本书中，作者以十分坦城的态度，大胆、严肃而深入地探讨了妇女的人生和地位，论述妇女为何会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考察了女性心理成长的过程，提出妇女如何获得自由、独立的人格尊严的设想。作者认为“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本书第1部主要论述妇女形成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过程。作者认为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是由于人类文化整体的作用，才使女人成为“第二性”的地位，作者通过对女人童年、少年时期和性爱、欲望等方面的分析，评述了人类文化传统的影响。第2部论述了妇女在婚后、家庭、社交、成年、老年的不同时期的处境和性格的生成，深入地分析了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而造成的种种不公正的束缚。第3部主要论述妇女在爱情、职业、事业等方面的矛盾心理现象，自卑感产生的原因及妇女应有的尊严。综观全书，颇有新见，启示原出，但是作者仅从心理分析，女人的自我不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解释今日西方妇女的不平等地位，是难以真正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亦反映出作者阶级意识的局限性。本书文笔优美，论述细腻，耐人寻味。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前出师表。推荐。爱诗词网。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②，引喻失义③，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④，俱为一体，陟罚臧否⑤，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⑥，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⑦，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⑧，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⑩，猥自枉屈(11)，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12)，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13)，深入不毛(14)。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15)，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6)。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17)，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注释】①先帝：指刘备。崩殂(cú)：死。古代帝王死亡称“崩”，或“殂”。②妄自菲薄：随便看轻自己。③引喻失义：言谈不合大义，指说话不合宜。引，称引。喻，譬喻。④宫中：宫廷内，指内臣。府中：丞相府，指朝官。⑤陟(zhì)：提升。臧(zāng)：善，引申为赞扬。否(pǐ)：恶，引申为批评。⑥有司：主管部门或官吏。⑦愚：对自己的谦称。⑧淑：和善。均：公平。⑨桓：汉桓帝。灵：汉灵帝。是东汉末期两个极昏庸的皇帝。⑩卑鄙：地位低下，见识浅陋。(11)猥：谦词，卑下。枉屈：枉驾、屈尊。(12)夙夜：日夜。(13)泸：即金沙江。(14)不毛：指荒凉之地。毛，草木。(15)驽钝：比喻才能低劣。(16)旧都：指两汉都城长安与洛阳。(17)咨诹(zōu)：询问。【鉴赏】本文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建兴五年(227)，诸葛亮准备兴兵北伐，征伐曹魏。行前，他深感国事正当安危存亡之际，而后主刘禅却在醉生梦死之中，颇有后顾之忧，于是上表，表达自己审慎勤恳，以伐魏兴汉为己任的志向，并劝诫后主应采纳忠言，亲贤远佞，就是这篇《前出师表》。文章从当前的天下形势谈起，劝诫刘禅要接纳忠谏，严明赏罚，广开言路，任用贤良。接着，向刘禅举荐关于宫中、军中之事所应咨询的大臣，劝诫刘禅记住东汉倾颓的教训，亲贤臣远小人。然后，追叙先帝刘备对自己的殊遇，自陈出师图报的愿望。最后，请求刘禅责成自己北伐，劝诫刘禅自己思考谋划国家大事，采纳忠谏。全文围绕君子、小人展开论述，亲贤臣、远小人是全文的宗旨，中间正反对比直接谈论这一中心，而其余话题——开言路纳忠谏，平刑赏明法治，宫中府中一视同仁，感知遇之恩，愿出师图报，看似离题，实际上却无不与这一主旨相关。此文采用拉近距离，反复叮咛的方式，与刘禅促膝晤谈。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三十七评论道：“伊尹频称先王，武乡频引先帝，具圣贤气象，兼骨肉恩情。似老家人出外，丁宁幼主人，言言声泪兼并。而一时外攘内顾，双管并下，于事则主行师，于情而主居守，平侧自见也。”有人批评它“过于叮咛周至”，但宋人苏轼说它“简而且尽，真而不肆”，明人归有光说它“沛然从肺腑中流出，不期文而自文”。清代刘熙载分析道：“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慈;平视者，其言直。”(《艺概·文概》)诸葛亮被后主刘禅尊为仲父，故此表的视角为俯视与平视，语言极慈极直。此文与屈原的《离骚》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此文以散文的形式，语言朴实，与《离骚》以诗歌的形式，瑰伟奇丽，幽隐诡幻，文字华美不同，但是二者在抒发忠贞为国之情上并无二致。两者都是一字一句从肺腑中流出，感情真挚、饱满，爱国忠君，可歌可泣，同样为文章胜境。此文刻画了诸葛亮受恩感激，忠心耿耿，励精图治，公正贤明的性格，其爱国忠君、忧国忘身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代爱国志士、仁人君子。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歌唱“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爱国志士文天祥歌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可见此文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作者：汪平秀知识来源：汤克勤主编.古文鉴赏辞典.武汉：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2015.第166-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