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故郡

豫章故郡朗读

江西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地域出现是在西汉时期。在行政区划上,汉承秦制,基本上还是郡县两级制。与秦朝相比,汉朝时郡的数目激增,到西汉后期,全国共设一百多个郡。当时,豫章郡已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只有今天的玉山、铅山、婺源三县的土地尚不在当时豫章郡的管辖范围之内。

豫章郡是刘邦于汉高祖五年(前202)派灌婴向南进兵时设立的。时灌婴驻兵南昌,并筑建了所谓灌婴城,它就是最早的南昌城,是当时豫章郡的郡治所在地。

一说豫章郡得名于境内贯穿南北的豫章江。豫章江就是今天江西省最大的河流赣江,到唐代时,由于避代宗(李豫)讳,豫章江改称章江。关于豫章郡的得名,还有一说。传说当时之所以称为豫章郡,是因为境内盛产大樟树。其中“豫”是大的意思。

西汉时,豫章郡下辖南昌、柴桑、彭泽等十八个县。西汉早期,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的首领吴王刘濞就曾管辖豫章郡。《史记》记载说:“吴有豫章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国用富饶。”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将豫章郡改名为九江郡,东汉时又恢复豫章郡旧名,但多划出石阳、临汝、建昌三县,共计二十一县。由于整个两汉时期豫章郡辖区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故豫章郡就被作为古代江西的通称。

西汉时期,江西的开发逐渐加快。西汉时的豫章郡,共有67472户,351965口人;到东汉时则有406496户,1668906口人,人口几乎翻了五倍。随着江西境内铁制生产农具的使用和普遍推广,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雷次宗(东晋时南昌人)在《豫章记》中追述当时的情况说:“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筿,资给于四境。”可见当时物产之阜丰、物资交流之活跃。

三国时期,江西地区处在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分隶扬、荆二州。当时,江西德兴、上饶、永修等地被辟为屯田区,成为给孙氏政权提供钱粮人丁的重要基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东吴对江西的开发是带有掠夺性的。这从当时孙吴政权在江西地区大量增置郡县即可看出。东汉时,江西地区共设二十一县。到了孙氏父子统治时,为了向劳动人民征收赋税、劳役、兵役,孙吴政权在江西设置了武昌郡、豫章郡、庐陵郡、鄱阳郡、临川郡、安成郡等六郡及庐陵南部都尉,合计五十七县。通过这些众多的郡县组织,孙吴政权频繁地向人民摊派各种赋税徭役,于是,江西境内十室九空,在晋灭吴时,江西地区只有66200户人家,与东汉时的406000多户相比,还不到六分之一。值得指出的是,三国时期的江西地区,柴桑作为东吴的江防要塞,得到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柴桑雄居长江南岸,东临鄱阳湖,西望武昌,不仅地居要津,而且物茂资丰,被视为要冲和腹心之地,所以孙吴将其专门划归武昌郡管辖。

西晋时共分十九州,当时江西全境属江州管辖。晋及后来的南朝刘宋时期,今江西境内共设豫章、鄱阳、临川、南康、安成、浔阳七个郡。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虽仍有所谓豫章郡,但其辖区范围大大缩小了,通常只指南昌附近的一小片地区,与两汉的豫章郡不可同日而语,这时的豫章郡与江西已不是同一个地理概念了。

东晋和南朝时期,行政区划混乱,无法加以详述。但是,这一时期,江西的鄱阳湖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成为东晋和南朝的粮食仓库。这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

中国从上古直到西晋末年,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一直远远地超过南方。但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却开始改变了这一传统形式。当时,北方人民为了逃避战乱,纷纷南迁。北方人民的南迁,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而且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从而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此,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南移。

鄱阳湖地区之所以得到充分发展,也与其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鄱阳湖地区可称作鄱阳湖平原(又称赣北平原或豫章平原)。它是由鄱阳湖水系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湖滨平原。这个平原北起九江、都昌,南达新淦、临川,东抵贵溪,西至新喻、上高,面积约两万平方公里。整个平原,地势坦荡,土地肥沃,河流交汇,水网密布,向称“鱼米之乡”。这样的地理条件、交通条件,自然成为当时开发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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