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始觉海非深

相见欢朱敦懦。推荐。爱诗词网。朱敦儒《相见欢》朱敦儒朱敦儒金陵城上西楼①。倚清秋②。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③。中原乱④。簪缨散⑤。几时收⑥。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⑦。江山秋色图(局部)【宋】赵伯驹故宫博物院藏注释①金陵：今江苏南京。②倚：倚栏。③大江：长江。④中原乱：指北宋末年靖康之难，金兵占领中原，北宋灭亡。⑤簪(zān)缨：古代官吏的帽饰，此指代北宋的官员。⑥收：结束乱局，此指收复失地。⑦倩：请托、恳请。过：到。扬州：位于今江苏，此指宋金对峙的前线。鉴赏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上。宋高宗赵构于次年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朝(史称南宋)，改元建炎，沿黄河一线设防阻止金军南下。十月，宋高宗以金兵南逼为由，从南京迁往扬州(今属江苏)，将防线由黄河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高宗建炎元年(1127)秋，朱敦儒南逃至金陵(今江苏南京)时作有本词，上阕写作者登临金陵城楼所见悲凉宏阔的江山秋景，下阕写作者面对国破山河乱的沉痛心情。上阕写得气象宏阔而凄美，悲怆之中有慷慨之音。首二句“金陵城上”“清秋”用浅淡之笔点出时空场景。“上西楼”自是无言，有“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南唐李煜《乌夜啼》)为证;“清秋”自是萧寒，有“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柳永《曲玉管》)为据。无言与萧索，两者烘托出作者沉郁低沉的心境。前人写登楼，如“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三国王粲《登楼赋》)，“城上西楼倚暮天，楼中归望正凄然”(唐张继《冯翊西楼》)之类，缺少本词清淡中所夹带的亡国悲凉之音，亦是因时事和个人气质不同使然。上阕末句“夕阳垂地”“大江流”等雄大意象一出，本词便更上一个境界，与杜甫的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相通，两者所流露出的感情色彩虽然不同，但在落笔之气势、景象之宏阔上，却堪称伯仲。“万里夕阳”的景色壮美而血红，可是“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残阳渲染的乃是满目疮痍的故国景象，正是“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减字木兰花》)。作者登古都金陵，临邈远之长江，望烽烟之中原，流离漂泊，“故国山河”，“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苏幕遮》)，其情感纠缠何其复杂，都统统凝练在寥寥数笔的景致中。柳永有“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八声甘州》)，两位词人虽寄意不同，但情景却十分相通。上阕写景铺陈渲染悲凉氛围，下阕转入抒情以达胸臆。下阕首三句“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连用三个短句，音节急促，慷慨悲歌之中表达着对故国的无限深情，可谓“一双新泪眼，千里旧关山”(《临江仙》)。下阕末句写作者恳请悲风将自己的眼泪吹过前线重镇扬州以问候故土同胞。他泪流纵横，深感恢复旧山河遥遥无期，哀痛中流露出绝望，绝望中留有希望，可谓写得凄婉至极。“扬州”自古繁华，而今却是“悲风吹泪”，今昔对比，更是惹人泣下如雨，再联想到后来词人姜夔过扬州时“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扬州慢》)，其辛酸更是难忍了。作者早年隐居故乡洛阳，过着“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朝中措》)的“清都山水郎”(《鹧鸪天《西都作》)式的优游闲雅生活，词风浪漫潇洒、清雅飘逸。此次南渡之变促使朱敦儒逃奔南方，亦促使其词风转向悲壮慷慨、沉郁清丽，亦最终改变其人生方向。本词慷慨苍凉，充满对故国的怀念，是朱敦儒人生转折时期的经典之作。(张伟特)集评清《陈廷焯：“希真词最清淡，惟此章笔力雄大，气韵苍凉，悲歌慷慨，情见乎词。”(《云韶集》)链接宋代的文化名城——扬州。扬州为宋代的淮南东路治所，经济文化繁荣。北宋时工商业虽远不如唐代，但仍为漕运重要转运站，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货物多经此转运，闽、广、江、浙商人亦常在此经商，神宗熙宁年间年商税额达五万余贯。手工业有造船、纺织、铜器打造、印刷、酿酒等部门。朝廷在此设造船场。所产锦、白绫等绸缎与白苎布、铜器、白桃酒享有盛名，销量很大。郊区产稻较多，并产茶叶，种花较盛。芍药尤多，有的园圃多达数万株，不少销往外地。文风兴盛，文字学家徐铉、徐锴等均是当地人，欧阳修、王安石、秦观皆曾在此居住过。风俗喜簪花，多花市之设。南宋时期为南北军事要冲，因遭兵火，经济文化发展受到影响。咸淳年间穆罕默德十六裔孙普哈丁来此传教，所创仙鹤寺为国内四大清真寺之一。

纪信诈帝。推荐。爱诗词网。【出典】《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五月,将军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于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楚因四面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羽见纪信,问:‘汉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烧杀信。”【释义】汉初,刘邦被项羽重兵围困于荥阳,汉将纪信献计以身冒充刘邦降楚,掩护刘邦乘机逃走,纪信遂被项羽烧死。【例句】郦寄卖友,纪信诈帝。(李瀚《蒙求》9962)这里举纪信冒充刘邦以掩护刘邦脱逃事作为提供学童学习典故之一则。

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不见古时月。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出处】唐·李白《把酒问月》。【意思1】今天的人见不到古时候的月亮，可今天这轮明月曾经照过古代的人。【意思2】现在的人没有见过古时的月亮，现在的月亮却照耀过古时的人。后用来慨叹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也用来表示某些人有清白、纯真、出尘的人生轨迹，而感叹有些人又没有。【鉴赏】今人不可能见过古时的月亮，而现在的这个月亮，却是曾经照耀过古人的那一个。这二句诗：一方面是感叹生命有限而宇宙无穷;另一方面则以人月的对比，来感叹面对大自然时，人类的卑微，在无休止的时间洪流中，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呀!【用法例释】用以形容、感叹月亮或其他自然景物年代久远，古今不变。亦用以感慨人生短暂。[例]望着给山、给竹、给寺、给空变得朦胧幽茫的山月，心中蹦出李白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真正慨叹不已，也愈发觉得那竹纵贯古今，无可企及!(周熠《香岩寺竹韵》)【解析】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年)的《把酒问月》。李白在诗题下自注曰：“故人贾淳令予问之。”可见此诗是应老朋友之请而写的。但全诗所表现出的风流自赏和飘洒气度，却是诗人的固有情怀。这两句诗的古、今议论，意韵深长，互文见意。因为不论是古还是今，月亮只有一个，所以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但因“今月”分明就是“古月”，因而“今月曾经照古人”。正因为宇宙是永恒的，因而也可以说“古人不见今时月”，“古月依旧照今人”。作为人类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月亮是长存的;但作为整体人类的存在，将是绵延久长的。正如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所写到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所以，读李白上述两句诗时，人们大可不必感伤和悲观。【全诗】《把酒问月》.[唐].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鉴赏】李白写过大量咏月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明月的爱戴、向往之情。这首诗却别开生面，以“问月”为题，而且是“把酒”问月。且不说全诗始终围绕着“把酒”和“问月”向前推进，即就诗题来看，已经令人感到新颖而奇特了，难怪清人王夫之击节称赏，谓为“创调”(《唐诗评选》)。开篇便以倒装语序，突发奇问，造成强烈的气势，接着以“停杯一问”作补充说明，传出浓郁的诗意。两句诗照应诗题，双绾“把酒”和“问月”，以下便从“问月”一面着笔，极写诗人对明月既神往又迷惑的情态。“人攀明月不可得”，见出月与人相距之遥远;“月行却与人相随”，又见出月与人关系之亲密;有时候，皎洁的月轮宛如飞腾的明镜照临宫阙，令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可爱;有时候，它却从绿烟般的云雾中穿行而出，散发出清冷的光华，又令人感到是那样的淡雅、清新;一方面，明月夜夜从东海升起，另一方面，它又每日拂晓向西天的云间沉没，这其间的运行如此富有规律，又是那样不可捉摸;更奇妙的是，神话传说月中有白兔、嫦娥，那么白兔经冬历夏、由秋到春地常年捣药究竟是为了什么?嫦娥独居于广寒宫中又与谁人为邻，她会不会感到寂寞?这里，诗人从月与人的关系、月的形象和色彩、月的运行轨迹和月中包含的奥秘几个方面，层层写来，连发数问，语气或缓或强，距离或远或近、色彩或淡或浓、或直写自我感觉，或出以想象之笔，从而将诗人惊奇、疑虑、神往、感叹等一系列情感活动传神地展现出来，极曲折变幻之致。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是一种浩渺广阔的空间感受的话，那么，“今人”以下四句便更侧重于悠然无尽的时间感受，从中传达出来的，是一种饱含哲理的人生意识。由人的角度来看，“今人不见古时月”，则古人亦难见今时月，今人古人自不能共处同一时空;由月的角度来看，“今月曾经照古人”，则古月亦在照今人，今月古月何尝稍有不同?由变的角度来看，古人今人不断更迭，如流水一去不返;由不变的角度来看，则无论古人、今人还是后人，都能看到同一个明月。既然不变之月如此永恒，而迭变之人生又是这样短暂，那么还是抓住眼前这皎洁之月和杯中之酒，切莫虚度此生!最后两句生发此意，以“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点明题旨，既与篇首“停杯”遥遥相对，又使“月光”一线贯穿，构成首尾圆融、通体浑然的妙境，给人以无穷的美感享受。这首诗清新俊逸，格高调远，将写实与想象熔于一炉，把明月与人生揉为一体，既有形象的画面，又有绵长的思理，虽不乏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更多的却是对生活的依恋与热爱，从把酒问月始，直到对月饮酒终，诗人的神态、情感和整个形象不仅鲜明真切，而且具有一种探索、追求的精神。所有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从而构成优美和谐的意境。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春夜宴诸从弟桃园序。推荐。爱诗词网。李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1);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2)。而浮生若梦(3)，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4)，良有以也(5)。况阳春(6)召我以烟景(7)，大块(8)假我以文章(9)。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10)俊秀，皆为惠连(11)。吾人咏歌，独惭康乐(12)。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13)以坐花(14)，飞羽觞而醉月(15)。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16)。〔注释〕(1)逆旅：旅店。(2)过客：过路的客人。(3)浮生：人生如浮云不定。(4)秉：持、拿。(5)良：确实。(6)阳春：暖和的春天。(7)烟景：象烟气朦胧的景色。(8)大块：指天地。(9)文章：绵绣交织。(10)群季：诸弟。(11)惠连：刘宋时深受谢灵运赏识的族弟谢惠连，十岁能作诗文。时人与灵运并称“大小谢”。(12)康乐：谢灵运袭康乐公，世称谢康乐。(13)琼筵：华美的筵宴。(14)坐花：在花丛中开宴。(15)羽觞：爵杯，古代酒器。醉月：醉于月光下。(16)罚依金谷酒数：晋代石崇常在其家金谷园中饮宴，座上赋诗，不成者罚酒三杯。《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鉴赏〕这是一篇散文小品，却洋溢着诗情画意，象一首优美的诗。长期以来，家弦户诵，脍炙人口;明代的大画家仇英还把它转化为视觉形象，流传至今。从题目看，这是一篇记事文。记事文，一般要包含六个要索：who(什么人)、when(什么时候)、where(什么地方)、what(干什么)、how(怎样干的)、why(为什么那样干)。其中都有w，简称六个w。题目中回答了四个w：什么人?作者与从弟;什么时候?春夜;什么地方?桃李园;干什么?宴饮。这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泄露了主题，使人一看题目就知道文章的基本内容，又怎么能引人入胜呢?然而一读全文，就立刻被那强烈的艺术魅力所吸引，陶醉于美的享受。原因在于：在文章中，作者结合剩下的两个w，对已见于题目中的四个w作了进一步的、独特的回答，从而展现了情景交融、景美情浓的艺术天地。全文是以议论开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古文观止》的编者说这是“点‘夜’字”。即回答了一个w：“什么时候”。“点‘夜’字”，这固然是对的，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回答了另一个w：“为什么”。白天满可以“宴”，为什么要“夜”宴呢?就因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要及时行乐，连夜间都不肯放过。及时行乐的思想在我们看来是消极的，但在封建社会的某些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那里却是普遍存在的。《古诗十九首》有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与吴质书》有云：“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作者在行文上的巧妙之处，就表现在他不去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夜”宴，只说明“古人秉烛夜游”的原因，而自己“夜”宴的原因，已和盘托出，无烦词费。“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这是万口传诵的名句。《古文观止》的编者说它“点‘春’字”，即与第一段“点‘夜’字”结合，照应题目，回答了一个w：“什么时候”。这当然不算错，但也不仅如此。它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第一段，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天地)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而这两句之所以成为名句，就由于那的确是佳句。第一、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多么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人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绵，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绵，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成为人们喜爱的语言，一经运用，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人以文采炳焕，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拿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天地)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我这个审美主体又岂能无情!自然与审美客体互相拥抱，融合无间了。“会桃李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w，而着重写“怎样干的”。这一点很重要。试想，春夜与诸从弟“会桃李之芳园”，如果是为了饯别，那就会出现“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的场面，或“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景象，未免大败人意。如今幸而并非如此。“会桃李之芳园”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第一阶段“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不是别的什么“欢”，而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看样子，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很久了。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李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当然，“天伦之乐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序”法。那么，作者和他的诸弟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从弟，他自己呢，那不用说就相当于谢灵运。“吾人(我自己)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者是宾，后者是主。“赏”的对象，那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李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之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李园”，这是那欢乐的高潮涌起的最高浪头。“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李之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实在写得好!《汉书·外戚传》引班倢伃赋云：“酌羽觞兮销忧。”颜师古注采用孟康的解释：“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爵，是酒器的名称;而在古代，爵字又与雀字相通，这种称为爵的酒器，正作雀的形状，有头、尾、羽翼。因为有羽翼，所以又叫羽觞。班倢伃一个人借酒浇愁，“觞”虽有“羽”，却只能“酌”，不能“飞”。李白生动地用了一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结束了全篇。《古文观止》的编者说：“末数语，写一觞一咏之乐，与世俗浪游者迥别。”这是相当中肯的。开头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引出夜宴，在今天看来，思想境界当然不高。但在李白那里，却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当时政治黑暗，他怀有“安黎元”、“济苍生”的壮志，却到处碰壁，无法实现，因而常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感慨，哪里有什么欢乐!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开头一段，不过是为了引出下文;而那个“欢”字，又为全文定下了基调。“况”字以下，写景如画，充满着春天的生机;叙事如见，洋溢着健康的欢乐。意境是崇高的，格调是明朗的。熟读全文，并不会滋生“浮生若梦”的消极情绪，却能于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提高精神境界，热爱自然，热爱人生。结尾的“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用的是石崇《金谷诗序》(《全晋文》卷三三)的典故(石崇宴客金谷园，赋诗不成者罚酒三觞)。这篇序，从体裁和题材上看，也与《金谷诗序》相似。而《金谷诗序》却说什么“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情调很悲凉。李白的这篇作品同样写游宴，却完全摆脱了“既喜而复悲”的陈套，给人以乐观情绪的感染，这是难能可贵的。与古人的同类作品相比，说它别开生面、或“开拓了新的领域”，不算过分。字数：3386作者：霍松林知识来源：吴功正执行主编.古文鉴赏辞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第697-7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