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流水忽西东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阳曲傅先生事略。推荐。爱诗词网。散文·全祖望文《阳曲傅先生事略》朱衣道人者，阳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寻改字青主，或别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啬庐。家世以学行师表晋中。先生六岁，啖黄精，不乐谷食，强之，乃复饭。少读书，上口数过，即成诵。顾任侠，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提学袁公继咸，为巡按张孙振所诬，孙振故奄党也，先生约其同学曹公良直等，诣匦使三上书讼之，不得达，乃伏阙陈情。时抚军吴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闻天下。马文忠公世奇为作传，以为裴瑜、魏劭复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贻之书曰：“谏官当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负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辅宜兴及骆锦衣养性，直声大震。先生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抚晋，时寇已亟，讲学于三立书院，亦及军政、军器之属。先生往听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羁于燕邸，以难中诗贻先生曰：“晋士，惟门下知我最深，盖棺不远，断不敢负知己，使异日羞称友生也。”先生得书痛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负公哉!”甲午，以连染遭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而其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欧公以后之文，曰：“是所谓江南之文也。”平定张际者，亦遗民也，以不谨得疾死。先生抚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妇人，以求必死者有几人哉。呜呼，张生!是与沙场之痛等也。”又自叹曰：“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迹，爱其员转流丽，稍临之，则遂乱真矣。已而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者，每觉其觚稜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者。松雪曷尝不学右军，而结果浅俗至类驹王之无骨，心术坏而手随之也。于是复学颜太师。”因语人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其子曰眉，字寿髦，能养志，每日樵于山中，置书担上，休担则取书读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访先生，既见，问曰：“郎君安往?”先生答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负薪而归者，先生呼曰：“孺子来前肃客。”吏部颇惊。抵暮，先生令伴客寝，则与叙中州之文献，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尽答也。诘朝，谢先生曰：“吾其惭于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自称曰小蘖禅。或出游，眉与子共挽车，暮宿逆旅，仍篝灯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始行，否则予杖。故先生之家学，大河以北，莫能窥其藩者。尝批欧公《集古录》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以先生荐。时，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于是，益都冯公首过之，公卿毕至，先生卧床，不具迎送礼。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时，征士中报罢而年老者恩赐以官。益都密请以先生与杜征君紫峰，虽皆未豫试，然人望也。于是亦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益都乃诣先生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先生不可，益都令其宾客百辈说之，遂称疾笃，乃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进曰：“止、止，是即谢矣。”次曰遽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使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黄冠殓。著述之仅传者，曰《霜红龛集》十二卷，眉之诗亦附焉。眉诗名《我诗集》。同邑人张君刻之宜兴。先生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奇如此。惟顾亭林之称先生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静修自屈者。其文当不为先生之所唾，但所愧者，未免为江南之文尔。这篇文章见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六“状略”类。“事略”，亦即“行状”，又称“行述”、“行略”，是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所谓“行状”，指一个人的德行状貌。其人死后，他的亲属或门生故旧，便本着“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的要求记其一生主要事迹，送呈礼官或史官，以供议定谥号或采择立传之用。唐、宋以后，“行状”的用途已经不限于此，而大半属于请人代撰墓铭碑表以前准备的原始资料。本文结语处说“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请，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馆。”可见全祖望的这篇文章是为史官立传而写的。今查《清史稿》卷五○一有《傅山传》，略同本文，正说明当年“史馆”诸公确实采用了这篇《事略》。“阳曲傅先生”指傅山(1607—1684)，字青主，阳曲(今山西太原)人。他生当明末清初，深怀民族意识，志在前明，不甘臣服于清。入清后四十年，行为放诞，雌伏不出。当时的学者顾炎武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亭林文集·文师》)全祖望则认为，顾炎武的话只是说出了“先生晚年之踪迹，而尚非其真性所在”。傅山的“真性”盖在于“时时怀翟义之志”(卓尔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小传语)。按《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子翟义，为东郡太守，王莽称帝，起兵讨莽，兵败被杀。傅山之于明清之际，犹翟义之于两汉之间，两人行事有所不同，但其心情则毫无二致。这是全祖望要告诉世人的一个道理，同时也披露了这篇《事略》的主题。如果抹去作者为傅山涂饰的神秘色彩与灵光，可以说本文写主人公的民族气节主要讲了六件事，在明有三件，入清后也有三件。傅山生当明季末叶，社会凋敝已极，以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作者写这个时期的傅山，一方面“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一方面也“见天下且丧乱，诸号为荐绅先生者，多腐恶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肯少与时媕婀(圆通应世)”。先是想慷慨济世，不得已乃淡泊守志，这是傅山一生的行迹大略，而其前半生则以“济世”为主导方面。傅山的“济世”思想，具体表现为嫉恶如仇。他得知山西提学袁继咸遭到巡按孙振的诬陷，便联络同学曹良直等多次上书申冤，直至冤情昭雪。在傅山看来，这是与“阉党”(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余孽进行的殊死斗争，决不可退让。后来曹良直任兵科给事中，专司规谏、稽查之事，傅山写信要他直言敢谏，不避“天下第一等事”，于是曹良直疏劾首辅周延儒十大罪状、锦衣卫骆养性非君当死，天下为之震动。曹良直的所作所为不仅与傅山在思想上有一致处，而且是与傅山的直接激励分不开的。傅山在明亡以前还有一件事耿耿于心，就是平定所谓“时寇”(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蔡懋德巡抚山西，在三立书院开讲军政、军器之学。傅山欣然前往所课，但事后感慨系之地说：“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迳斥其纸上谈兵，不切时用。后来李自成攻占太原，蔡懋德自缢而死，这也证明了傅山的先见之明。当然，在对待明末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体现出傅山思想的局限性，但他入清后守贫不仕的民族气节，不也正是出于这种忠于明室始终不渝的思想吗?甲申(1644年)之变，是傅山一生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积极用世变为消极出世。傅山的消极出世，无疑意味着对清王朝的示威与反抗，全祖望秉笔直书恐亦有所顾虑，所以甲申年傅山变服黄冠朱衣，居土穴，竟托言于在天帝赐命。“天命不可违”，傅山可以借此放浪形骸，全祖望也可以就此放笔写开去。值得注意的是，写傅山的土穴生活，作用亦自生出波澜，于起伏中精心刻画傅山的“真性”所在。甲申入居土穴后的二十年间，南方的晚明政权还在抵抗，傅山的心境亦难得平静。袁继咸被降清叛将俘送燕邸，傅山痛失知己之余愈发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仇恨。等到顺治十一年(1654)，因事受牵连被逮捕下狱时，傅山表现得异常坚定，“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由抗辩而至于绝食，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决心啊。幸被门生解救出狱，仍然“咤恨”不已，以为与其受悔而生不如速死。由此可知，傅山虽然形同黄冠，却依然壮怀激烈。用全祖望的话说，即是“仰视天、俯画地者并未尝一日止”。“仰视天、俯画地”的典故来自《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和灌夫，进谗言说：“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议论，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按《史记》张宴注认为，“视天”是“占三光(日、月、星)”，“画地”是“知分野所在”，意谓从星象判气运，时刻准备造反。我们前已谈到，全祖望博通经史，极擅长运用古典来抒发今情。这里只是说“仰视天、俯画地”，于字面上无丝毫违碍处，而其背后却蕴含着“腹诽而心谤，辟倪(睥倪)两宫(指朝廷)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的深意，以此点醒傅山蔑视清王朝未尝一日忘怀前明的心境。“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这一段以下写傅山晚年生活情景。清朝统治巩固以后，傅山情知无能为力，惟有诗酒风流放诞不羁而已。但他即使形似黄冠，仍不能心如古井，不时还会发泄出郁积的愤懑。他的朋友张际大抵和他处境相同，竟沉湎于醇酒和妇人，以求必死。张际死后，傅山抚尸大哭，谓“是与沙场之痛等”，完完全全是一种明朝遗民的立场。当他回顾自己眼前的作为时，也不禁慨叹：“弯强跃骏之骨而以占毕朽之，是则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灭者矣。”就是说，他并不甘心老于笔砚诵读之间，曾梦想跃马横枪，为国家洒尽碧血。所以，有人问傅山治学倾向于宋儒何人，他回答说：“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同甫”即陈亮，南渡后，上《中兴五论》，力主抗金。陈亮治学不尚微言高论，务建事功实绩。傅山晚年依然倾心陈亮的为人，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矢志不移。《事略》写傅山晚年遭际，最著墨于康熙十七年(1678)的北京之行，这一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天下名宿。给事中李宗孔荐举已七十四岁的傅山。傅山初时称病卧床，但被强行抬着上路。行至距京城三十里处，便死也不肯入城。公卿前来拜候，傅山踞傲卧床不迎送。朝廷特诏免试，加中书舍人，许其还山，行前又挟持入谢。一见午门，忆及前朝，痛极泪下，仆地不起。第二天，急急出城还家。对于这一段经历，傅山良多忌讳，惟恐后人把他与元朝的刘因相比。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命，问其缘故，道是：“不如此，道不尊。”刘因辞官是为“道”摆架子，傅山辞荐是为民族争气节，二人行迹相似而本质不同。傅山说如果人们将二者混为一谈，那他就是死不瞑目了。作者详细记述此行细节，再三强调傅山的决绝态度，一切都是为了表彰明朝遗民的忠义节操。全祖望文集的很大一部分属于碑传墓表，号称是《明史》的补充，其实是有意识地表彰明季忠义，歌颂民族气节。他的表彰范围不仅限于抗清领袖，而且广及山林隐逸。这里所选的《张公神道碑铭》和《阳曲傅先生事略》，正可以作为这两个方面的代表。全祖望的这类文章对晚清的部分革命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就是对普通的读书人也有扶植正气的鼓励作用。如李慈铭说：“予最喜国朝朱、毛、全、钱四家文集，所学综博，纂讨不穷。谢山尤关乡邦文献，其文多言忠义，读之激发。自十八九岁时即观之忘倦。平生坎坷，一无树立，惟风节二字，差不颓靡，诚得力于《后汉书》及《刘蕺山集》、谢山此集耳。”(《越缦堂读书记》)

广厦千间。推荐。爱诗词网。宋词典故·广厦千间【出典】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霑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见《全唐诗》卷二一九)【释义】杜甫在成都，因大风吹破所住茅屋，有感而赋诗，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句，表现了关切广大寒士的情怀。宋词中用为典实。【例句】安得四方寒畯彦，归吾广厦千间里。但今生、此愿得从心，心休矣。(吕胜己《满江红·观雪述怀》1759)作者对雪抒怀，在词中化用杜甫诗语，自叙以广厦庇四方寒士的心愿。

明史纪事本末。推荐。爱诗词网。《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系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系统地记载明代近3百年的重要史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取北京。全书80卷,以一卷系一事,故卷帙大小不一,详略悬殊。以广雅本为例,其中篇幅较多的,如卷16燕王起兵,卷66东林党议,卷71魏忠贤乱政,卷72崇祯治乱,卷75中原群盗;篇幅较少的,如卷19开设贵州,卷23平山东盗,卷70平徐鸿儒,卷76郑芝龙受抚等。《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附论,写法仿《晋书》的“论”、“赞”,用骈体文,多数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或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论。如卷56《李福达之狱》即用高岱论,卷66《东林党议》用倪元路论,卷68《三案》之“梃击”、“移宫”二案用夏允彝论。《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代官修《明史》前八十多年,无正史为据,广泛采用野史和杂记传说。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等事,其中史实较《明史》详细而又颇有出入,可以相互参证。该书较以前纪事本末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史料来源不是脱胎于某一部书,而是集众书之长。《明史纪事本末》关于晚明与清室相关之事,略而不载。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通行本内缺《辽东兵端》、《熊王功罪》、《插汉寇边》、《毛师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六篇,拜经楼有旧钞本。”清初厉行文字之禁,谷氏成书后,曾被指控,其缺少晚明之事当为受政治影响后之改版,而非由于谷氏撰作的疏漏,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本(后归陆氏皕宋楼,清末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经傅以礼借钞得一本(今存浙江图书馆),他于光绪三年孟冬写有跋文,称原书“不分卷,亦无序目,撰人名截去。”又称“是书体例全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只篇末无论为小异耳。观卷中附注有详《流寇之乱》、《崇祯治乱》等话,此两篇为谷书中子目,疑此书亦出其手,初为一书,后以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授梓时始别而出之。”傅氏乃改题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定为6卷。《四库提要》引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之说,谓谷氏书原为张岱所辑的《石匮藏书》,谷氏以五百金购之;又称其多取谈迁所作,后论则杭诸生陆圻所作。古代官僚著书多有幕宾为之操笔,谷氏之书内容充实,组织亦甚为精密,似非一人在公余之暇所能胜任。但该书编纂得当,首尾一致,其中应有谷氏一定的功劳,不可便认为是袭取他人之作;若以《国榷》与《明史纪事本末》相较,所载崇祯时期多有相同,这是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在史料来源方面似有一定承袭关系,但采用同一史料并非等同于代作。又张岱《与周戬伯书》说:“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厥役。”据此则张岱所协助者以崇祯部分为主,更非谷应泰出于巨金相购。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是以封建士大夫的立场总结明王朝的统治经验。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仅一律诬蔑为“盗贼”,并多用丑化的写法,如诬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是“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而对于效忠君王的人物都作正面肯定,甚至不惜采用伪史记载。如燕兵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自焚身死。但当时曾有建文帝未死,潜服出逃的传说,后来便有许多伪史乘机而作,其中最有系统者和万历年间所写《致身录》,记随建文出亡者凡22人。当时稍具历史知识者,无不指出其伪,论证十分明确,沈德符《野获编》、许元溥《吴乘窃笔》均指出系后人伪造的种种明证,“与逊国仕宦从亡,风影无涉”。而谷氏全用《致身录》之说,并作论云:“疑一龙之未出,摈众蛇而不载。”他相信这些伪史记载,并为那些“忠君”的人叫屈,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明史纪事本末》以简明的文笔,系统地概括了明朝一代的史实,仍应值得肯定。如关于农民起义,从前期的山东唐赛儿、浙闽矿工、郧阳流民,和中期的河北、蜀中、江西,以及末年的全国性起义,都有专篇作比较集中的记载;又如修治运河、防御倭寇、宦官弄权以及矿税为害等,也都有专篇论述,这就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聊斋志异之侠女。推荐。爱诗词网。《侠女》是《聊斋志异》中一篇流溢着奇光异彩的小说。全篇没有头尾完整、交待详备的故事情节，而是着力于人物的一二奇行异事，写得虚虚实实、闪闪烁烁。小说写家境贫困，以书画为生计赡养老母的顾生，与其母常周济不知从何而来、对门而居的老妪少女，甚至老妪病逝后代为安葬。女则知恩图报，为其生子，但又不肯嫁与顾生。其女行踪诡异，剑术超群，曾以匕首掷杀纠缠顾生并侵犯自己的白狐娈童，最后提仇人头来与顾告别，自言是司马官之女，为报籍家之仇，隐姓埋名三年之久。小说极写此女的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在那个封建礼教禁锢森严的社会，一个年轻女子，不怕抛头露面，不避男女之嫌，而又冷若冰霜;受顾家母子周济，不拒亦不谢，然又入顾家代母操作，为顾母洗创敷药，俨然如妇。尤其是她为报顾生养母送终之德，怜顾贫不能成婚，为之生子的异行，乃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之尤，济贫助人的侠义之极。篇名题为“侠女”，作品突出侠女的侠义之行，充分表现出作者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气和尊崇女性的民主意识。这篇小说从思想到艺术明显地受到司马迁史传文学的影响。《史记·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写郭解“急人之难，免雠于更。“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的高尚品格给予热烈赞扬。《刺客列传》则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聂政、荆轲等五名刺客勇敢抗暴、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热情歌颂他们自我牺牲，以报知己者的侠义精神。作者于篇末赞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侠女》写侠女为报顾生孝养其母，以身相报，为其延一线之续，以成彼之孝的侠行，又写其以一孤弱女子，独力抗暴报仇的异行，明显可以见出是兼采游侠之同情贫苦百姓，“专趋人之急”，“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与刺客的勇敢抗暴和自我牺牲、以报知己的侠义精神。甚至司马迁借句践之语惋惜荆轲“不讲刺剑之术”而失败，《侠女》就大写侠女剑术之神异而大功告成。《侠女》在艺术表现上也继承了《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不重故事情节的首尾联贯、完整铺写，而注重人物奇行异事的描绘，以人物言行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特点，重在以为人作妇生子的异行来表现侠女的侠义性格。如将三篇作品对照看，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见出这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的承继关系。为了塑造好这位卓尔不群的侠女形象，作者在现实描绘上涂抹了一层神异色彩。侠女与顾生母子的互相帮助完全是现实的街邻交往，侠女以身相报、为其生子延嗣的细节描写虽为异行，却也极为生活化。而侠女的来无影去无踪，以匕首掷杀白狐，以革囊提仇人头，甚而知顾生“福薄无寿，此儿可光门闾”，最后“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以上种种描写，倍增侠女神异，这种把现实神幻化的艺术手法，使得人物灵光四射，异采夺目，使其侠行义胆更加光彩过人。这种把现实神异化的艺术手法，还起到了把现实的内容虚化的作用，如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似真似幻。如小说实写侠女灭狐：“女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灿若长虹;俄一物堕地作响。生急烛之，则一白狐，身首异处矣。”而对其报仇之大事，则只用笑提仇人头来与顾生告别这样的侧面描写，即虚写来表现。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正如但明伦所评：“报仇是本文正面，剑术是报仇实迹，正面难写，而实迹又不可不写。乃于此处借狐以写匕首之神异。后之杀仇取头，只用虚写便足。”说明虚写(侧面描写、概略说明)避免了难写的实事，而又达到、甚至超过了实写(正面描写、直接具体的描绘)的艺术效果。试想如果在一短篇小说中大段大段地铺叙侠女报仇过程，反而会令人感到冗长平淡，不如仅用极少的笔墨写她用匕首击杀白狐，后只点出她取回仇人之头这样的虚实结合的写法来得强烈集中、凝炼含蓄，使侠女性格特征的表现更为深刻有力。这种把现实神异化，对侠女虚虚实实的描写，使得侠女是人似仙，如真似幻，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王渔洋回末评)。小说还采用这种写法，实写详写侠女与顾生母子的交往，以突出她以身相报的侠义行为，虚写略写她的来历、行踪、报仇经过，“只一句两句，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省却几许笔墨”(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的虚写)。一方面倍增侠女的神异，一方面以简省的笔墨反映了更为广泛复杂的情节内容，增加了作品内容的容量，同时又使作品结构紧凑、集中、精炼，充分显示出蒲翁对于短篇小说谋篇布局的精湛造诣。悬念是小说引人入胜的重要因素，设置悬念是小说结构艺术的重要手段。《侠女》善设悬念，将侠女行动诡秘、身份来历不明、剑术高超神异写得闪烁迷离，使人频生疑窦，悬想不已，直到最后侠女挟人头而至，慷慨陈词，才使人释疑。紧接着又境界翻新，写侠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给读者留下悬想的无穷天地，比之一般小说篇末释疑即止，匠心独运，结构巧妙，艺术魅力更大，显示出作者营构短篇的过人功力。

呀户。推荐。爱诗词网。诗写贵族建筑宫室,雄伟宽朗,并祝他安居美梦,生下贵男贤女。秩秩斯干,(一)涧溪水,清澄澄,幽幽南山。(二)南山里,多幽深。如竹苞矣,(三)那密密的竹林呀,如松茂矣。那青青的长松呀。兄及弟矣,哥呀,弟呀,式相好矣,相亲相爱呀,无相犹矣。(四)莫相欺骗呀。似续妣祖,(五)继先母、承先祖,筑室百堵,(六)建筑宫室墙百堵,西南其户。(七)西面南面门呀户。爰居爰处;(八)在这儿居、在这儿住;爰笑爰语。在这儿笑、在这儿语。约之阁阁,(九)筑墙束板上呀下,椓之橐橐。(十)打土打得“挞挞挞”。风雨攸除;(十一)风难吹、雨难打;鸟鼠攸去,鸟飞走、鼠搬家,君子攸芋。(十二)人呀,这儿来住下。如跂斯翼,(十三)这厅堂,象人的踮脚欲飞张,如矢斯棘,(十四)四角落,象箭一般的笔直行,如鸟斯革,(十五)屋宇呀,象鸟一般的惊而翔,如翚斯飞,(十六)檐阿呀,象野鸡儿展翅膀,君子攸跻。(十七)人呀,一步步地来升堂。殖殖其庭,(十八)平而正呀那前庭,有觉其楹。(十九)根根楹柱高而挺。哙哙其正,(二十)爽而明呀那正寝,哕哕其冥,(二十一)深而广呀那内室,君子攸宁。(二十二)人呀,住这儿多安宁。下莞上簟,(二十三)蒲席、竹席上下一层层,乃安斯寝。睡在这儿多安稳。乃寝乃兴,(二十四)睡呀,醒哪,乃占我梦。占占我的好梦儿。吉梦维何?好梦呀,梦个啥?维熊维罴;是个熊,是个罴;维虺维蛇。(二十五)是个虺,是个蛇。大人占之:大人先生占梦了:维熊维罴,是个熊,是个罴,男子之祥。是男孩儿的吉兆。维虺维蛇,是个虺,是个蛇,女子之祥。是女孩儿的吉兆。乃生男子,生下一个小儿郎,载寝之床,把他睡在那床上,载衣之裳,把他穿起那下裳,载弄之璋。给他玩着那玉璋。其泣喤喤,(二十六)他的哭声多响亮,朱芾斯皇,(二十七)红围裙呀多辉煌,室家君王。(二十八)配个贵族的姑娘。乃生女子,生下一个女孩儿,载寝之地,把她放在地上睡,载衣之裼,(二十九)把她包上小褓被,载弄之瓦。(三十)给她玩着那纺锤。无非无仪,(三十一)莫违命、莫主谋,唯酒食是议,(三十二)只讲究做饭和做酒,无父母贻罹!莫叫父母为你来担忧!注释(一)马瑞辰:“按《释训》:‘秩秩,清也。’盖以释此诗,状涧水之清也。干与间、涧,双声。古通用。”(二)毛亨:“幽幽,深远也。”(三)姚际恒:“王雪山曰:‘如,非喻,乃枚举焉尔。’此善于解虚字也。”严粲:“苞,丛生也。”(四)马瑞辰:“按:犹、猷,古通用。《方言》:‘猷,诈也。’《广雅》:‘犹,欺也。’诗盖谓兄弟相爱以诚,无相欺诈。”(五)陈奂:“似读与嗣同。其字作似,其意为嗣,此谓假借也。”郑玄:“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六)郑玄:“此筑室者,谓筑燕寝也。百堵,百堵一时起也。”严粲:“百堵,言广且多也。”(七)毛亨:“西乡户,南乡户也。”(八)郑玄:“爰,于也。于是居,于是处,于是语,于是笑。言诸寝之中,皆可安乐。”(九)朱熹:“约,束板也。阁阁,上下相乘也。”严粲:“筑墙之时,以绳约束其板,阁阁然上下相乘,即所谓缩板以载也。”(十)马瑞辰:“案《广雅》:‘����,声也。’橐橐,即����之渻借。”孔颖达:“既投土于板,以杵椓筑之。”(十一)陈奂:“除,亦去也。”(十二)严粲:“群寝既成,上下四方牢密,则风雨不能凌暴,鸟鼠不能穿穴,皆除去。君子于是居焉。”王先谦:“《鲁》芋作宇。……宇之言覆也。《鲁》作宇,正字。毛作芋,借字。”(十三)严粲:“人举踵则竦臂,翼然如鸟舒翼也。……此章言其堂也,其上下严正,如人跂足直立,则耸臂翼如也。”(十四)严粲:“欧阳氏曰:‘棘,急也。矢行缓则枉,急则直。’谓廉隅绳直,如矢行也。……其四隅如矢行。棘,急而直也。”(十五)严粲:“欧阳氏曰:‘革,变也。’”朱熹:“其栋宇峻起,如鸟之警而革也。”(十六)朱熹:“翚,雉。……其檐阿华采而轩翔,如翚之飞,而矫其翼也。”臧琳《经义杂记》:“《说文·羽部》:‘翚,……一曰伊��而南,雉五采皆备,曰翚。’……翚者,鸟之奇异者也。”(十七)陈奂:“《传》训跻为升者,升,升堂也。室惟路寝有堂。”(十八)毛亨:“殖殖,言平正也。”孔颖达:“其宫寝之前庭也。”(十九)郑玄:“觉,直也。”孔颖达:“有调直者其楹柱。”(二十)严粲:“《笺》曰:‘哙哙,犹快快也。’《疏》曰:‘宽明快快然。’吕氏曰:‘正谓正寝。’……其正寝哙哙然明快也。”(二十一)严粲:“苏氏曰:‘哕哕,深广之貌。’吕氏曰:‘冥,谓室之奥窔也。’窔音要。……其室之冥奥哕哕然深广也。”(二十二)严粲:“君子居之而安宁,谓燕息优游也。言其室故曰宁。”(二十三)郑玄:“莞,小蒲之席也。竹苇曰簟。”陈奂:“莞、簟,皆安寝之席,非行燕铺陈之席。”(二十四)郑玄:“兴,夙兴也。有善梦则占之。”(二十五)朱熹:“虺,蛇属。细颈大头,色如文绶,大者长七八尺。”(二十六)陈奂:“《说文》:‘喤,小儿声。’”(二十七)余冠英:“芾(音弗),亦作茀,古时祭眼。以熟治的牛皮制成,着在腹前,遮蔽膝部,形似今时的围裙。天子所用的芾是纯朱色,诸侯用黄朱色。皇,犹煌煌。”(二十八)方玉润:“室家君王,言昏姻皆王侯族也。”(二十九)毛亨:“裼,褓也。”马瑞辰:“褓,正字作緥。《说文》:‘緥,小儿衣也。’《释文》云:‘齐人名小儿被为緥。’”(三十)毛亨:“瓦,纺塼也。”马瑞辰:“《释文》:‘塼,本又作专。’瑞辰按《说文》无塼字。专字注云:一曰:专,古之捻线者。以专为锤。”(三十一)马瑞辰:“按《说文》:‘非,违也。’……无非,即无违。……《说文》:‘仪,度也。’……不自度事以自专制,故曰无仪。”(三十二)郑玄:“妇人之事,惟议酒食尔,无遗父母之忧。”注音妣bi比椓zhuo酌橐tuo沱芋yu宇跋qi启翚hui挥跻ji基哙kuai快哕hui晦莞quan关簟dian店罴pi皮虺hui毁喤huang皇裼ti惕罹li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