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玉盘珍羞直万钱。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出处】唐·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一【译注】一斗十千的美酒斟满金杯，名贵的珍羞佳肴盛满玉盘。此诗写送别宴席上的情景及诗人的心绪。字里行间充满了抑郁不平的感慨，同时也表现出自信的精神。【全诗】行路难其一[唐]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赏析】《行路难》系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乐府解题》云“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李白此诗作于离开长安之时，有系于开元十八、九年(730—731)，言是初入长安困顿而归时所作;有系于天宝三载(744)，谓是赐金放还时作。参照《梁园吟》、《梁甫吟》二诗，与此结尾如出一辙，故以前说为允。诗从高堂华宴写起，可能是饯筵的场面。“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前句化用曹植《名都篇》“美酒斗十千”，后句本于《北史》“韩晋明好酒纵诞，招饮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它展示的是如同《将进酒》“烹羊宰牛且为乐”那样的盛宴，然而接下来却没有“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酒兴和食欲。“停杯”尤其“投著”这个动作，表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悲愤和失落，“拔剑击柱”这一动作，更增加了这种感觉。“心茫然”也就是失落感的表现。于是诗的前四句就有一个场面陡转的变化。

休问梁园旧宾客。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出处】唐·李商隐《寄令狐郎中》。【意思】休要问我这梁园旧日的宾客，我就是茂陵秋雨多病的相如。【全诗】《寄令狐郎中》.[唐].李商隐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全诗鉴赏】会昌五年(845)秋天，诗人因守母丧闲居洛阳，在收到旧友令狐綯的书信后，回赠了这一首诗，表现了感念故交旧恩、慨叹身世落寞之情。令狐綯是令狐楚的儿子，当年诗人受令狐楚赏识时，和令狐綯的关系也很好，开成二年进士及第也得力于令狐綯的帮助，后因诗人娶李党王茂元的女儿，两人疏远了。首句点明诗人和朋友分处两地。嵩山的云和秦川的树，分指自己所在的洛阳和令狐綯所在的长安，二人是各居一地，而且离别很久了。云、树常用作思念之情的寄托，含蓄而又贴切。该句既点明了作者与旧友久别离居的事实，又表现了他们遥望云树、相互思念的情景。词句优美，物象蕴藉，给人以深邃而悠远的想象。次句写令狐綯从远方寄来问候的书信。秋风渐起，秋雨潇潇，闲居在家，身染多病，凄凉孤寂而百无聊赖之际，跨越千山万水而来的旧日好友的一纸书信，该在诗人心中激起多少温暖的涟漪。故人的殷殷情谊，诗人的欣慰、感念，都糅进了这貌似平淡的句子里。“迢迢”既照应前面的“嵩云秦树”，又写出了自己对旧友情谊的感激之情。三四两句化用司马相如的典故，写自己目前的境况，答复对方的关心。不要问当年梁孝王的宾客，现在仿佛茂陵秋雨中病废的司马相如。诗人自比梁园旧宾客，表明不忘当年知遇之恩;以秋雨中茂陵病相如自况，流露出深深的伤感、落寞和失意;“休问”，是感慨万千、欲说还休。全诗平淡中有隽永，失落中含真情。最后两句共用一个典故，将过去和朋友的关系、今日的凄清孤寂、接到旧友书信后的思绪万千融和在一起，可谓贴切而巧妙。

洛阳牡丹记。推荐。爱诗词网。欧阳修花品序第一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它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说者多言洛阳于三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仓旁薄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瘿木拥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圆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为害乎人者，曰灾;不常有而徒可怪骇不为害者，曰妖。语曰：“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万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瘿木拥肿者，窃独钟其美而见幸于人焉。余在洛阳四见春。天圣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见其晚者。明年，会与友人梅圣俞游嵩山少室、缑氏岭、石唐山、紫云洞，既还，不及见。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见。又明年，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只见其蚤者。是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时不暇读之，然余所经见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种，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计其余虽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录，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姚黄魏花细叶寿安鞓红(亦曰青州红)牛家黄潜溪绯左红献来红叶底紫鹤翎红添色红倒晕檀心朱砂红九蕊真珠延州红多叶紫粗叶寿安丹州红莲花萼一百五鹿胎花甘草黄一��红玉板白　　　花释名第二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此花之出，于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马坡，其地属河阳，然花不传河阳，传洛阳。洛阳亦不甚多，一岁不过数朵。牛黄亦千叶，出于民牛氏家，比姚黄差小。真宗祀汾阴，还过洛阳，留宴淑景亭，牛氏献此花，名遂著。甘草黄，单叶，色如甘草。洛人善别花，见其树知为某花云。独姚黄易识，其叶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斫以卖魏氏。魏氏池馆甚大，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其后破亡，鬻其园，今普明寺后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花传民家甚多，人有数其叶者，云至七百叶。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故张仆射齐贤有第四京贤相坊，自青州以骆驼驮其种，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献来红者，大，多叶浅红花。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多叶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此造化之尤巧者。鹤翎红者，多叶花，其末白而本肉红，如鸿鹄羽色。细叶、粗叶寿安者，皆千叶肉红花，出寿安县锦屏山中。细叶者尤佳。倒晕檀心者，多叶红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渐浅，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浅白，而深檀点其心，此尤可爱。一红者，多叶浅红花，叶杪杪深红一点，如人以手指之。九蕊真珠红者，千叶红花，叶上有一白点如珠，而叶密蹙其蕊为九丛。一百五者，多叶白花。洛花以谷雨为开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开，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叶红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莲花萼者，多叶红花，青趺三重如莲花萼。左花者，千叶紫花，出民左氏家。叶密而齐如截，亦谓之平头紫。朱砂红者，多叶红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门氏子者，善接花以为生，买地于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阳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叶甚鲜，向日视之如猩血。叶底紫者，千叶紫花，其色如墨，亦谓之墨紫花。在丛中旁必生一大枝，引叶覆其上。其开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远。传云：唐末有中官为观军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谓之军容紫，岁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单叶白花，叶细长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阳人家亦少有。余尝从思公至福严院见之，问寺僧而得其名，其后未尝见也。潜溪绯者，千叶绯花，出于潜溪寺。寺在龙门山后，本唐相李藩别墅，今寺中已无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谓之转枝花，故其接头尤难得。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珪宅今有之。多叶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万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风俗记第三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蒻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唯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其分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作于宋景祐元年(1034)，全文分三部分：《花品序第一》、《花释名第二》、《风俗记第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牡丹属毛莨科，落叶小灌木，高一至一点五米。二回三出复叶，小叶常有三至五裂，初夏开花。花大型单生，有红、白或紫色，极为美丽。雄蕊甚多，雌蕊生于肉质花盘上，密布细毛。牡丹久经栽培，是著名的观赏植物。今山东曹县等地仍有大量种植。牡丹根、皮可入药，称为“丹皮”。丹皮性微寒苦辛，有凉血清热、散瘀抑菌功效。《洛阳牡丹记》正是以精练简明的文笔详细叙述了牡丹各类品种的特色、得名的由来，洛阳观赏牡丹的风俗及牡丹的栽培技术。本文是一篇笔记文，但又不同于宋代笔记文体中的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小说笔记，它偏重于记事。前者多以旧闻、故事、诗论、文评、志怪为主要内容，而后者类似商业发达、都市繁荣后出现的风俗笔记。所不同的是本文属记事考辨间杂、二者并重的笔记文。全文分三部分，结构明了，层次清晰，相互既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又能分来独立成篇。唐代开元(713-741)中，牡丹盛于长安。到了宋代，以洛阳牡丹为天下第一。当时其它花种都需称其本名，惟有牡丹可直呼为“花”。在第一部分《花品序第一》中，作者名为写“花品”，且列举了当时“特著者”二十四种，实则却运用了考、辨、记、述的笔法，告诉人们为什么牡丹“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虽“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然而各地的优秀品种，只有植于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越之花”可说是远罕新奇，可越人也不敢自誉，因为“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各地的著名品种都“不能独立与洛花敌”。洛阳人能毫不怜惜地把“黄芍药”之类称为“果子花”，况且“果子花”并不比它地的上等品逊色。第一自然段考、述味道十足，但是笔法讲究，不重虚美，事信言文，足见洛阳人对洛阳牡丹的自信、自豪与“爱重”。当时的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洛阳是“古善地”，居天地之中，花木得了中和之气，与它地不同，所以牡丹特别美盛。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第一部分以近三分之一的笔墨辩驳了“得中和之气”的观点。他认为洛阳仅是周王朝国土的四方之中，并非天地之中，天地阴阳之和也不能为洛阳所独擅。洛阳牡丹所以美盛，并不如人们所言，是因为“中气之和”，而完全是“幸于人焉”。是由于人们长期精心培育，才使得洛阳牡丹成为“天下真花”的。在写牡丹名前，作者又以含蓄委婉口气说，他居洛阳“四见春”，皆因游历、悼亡、解官而去，错过了牡丹极盛之际，但凭他一斑之见，洛阳牡丹就已经“不胜其丽”了。言外之意是说，更何况极盛之际，洛阳牡丹其美、其异简直不可名状了。牡丹美艳可贵，富丽堂皇，古人称之为花王。唐中书舍人李正封有诗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于是牡丹又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宋代，牡丹成了洛阳城中普遍种植的名花。据作者在西京留守兼河南府尹钱惟演处所见，当时记录的牡丹品种已达九十有余，许多品种流传至今。在第二部分《花释名第二》中，作者首先详细记述了二十五个“特著者”得名的由来。有的以氏以州命名，有的以地以色命名，还有的则是为了突出其与众不同而“旌其所异”的。同时作者一方面考述了部分“特著”培育者的家世，一方面又极细致地描绘了二十五个品种的花色、形状及“其美且异”，并对各色品种逐一加以评赏;语言形象入微，读来生动可感。牡丹是我国的特产，又名鹿韭、鼠枯、百两金、木芍药等。芍药分草芍药与木芍药两种。唐以后开始以木芍药称为牡丹。第二部分的最后，作者以考的方式记述了“牡丹”一名及洛阳牡丹的由来：上古并无“牡丹”之名，最早是以药名载入《本草》的。作为花草而言，算不得上品。武则天以后，洛阳牡丹虽也兴盛，但还没有各类品种的名称。洛阳牡丹自古以来从未有现在这样繁盛，要么为什么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善咏花草之流没把各色品种“形于篇咏”呢?尽管刘禹锡(字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也不过说“一丛千万朵”而已，并没有言及各个名品和它们的美艳独特。可以想见，洛阳牡丹的美丽繁富，是洛阳人辛勤培育的结果。牡丹在唐代是比较名贵的花木。唐李肇的《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唐代很多诗人将牡丹写入篇什，如刘禹锡：“径前芍药妖无格，池上浮渠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们除了歌咏牡丹之美及描述赏花盛况外，还多对权贵争赏牡丹的奢靡铺张进行了讽刺。如白居易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李贺的“莲枝未长秦蘅老，走马驮金春草”等。唐代尚且如此，更何况“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的宋代呢?第三部分《风俗记第三》，作者寥寥数笔描述了洛阳的“好花”之俗，虽然着墨不多，人们仍能想见当时赏花的盛况：士庶无异，贫贱不分，张幄帟，列市肆，笙管齐鸣，人山人海，“至落花乃罢”。作者没象白、李二人那样讽刺权贵赏花的奢侈，却也不乏针砭之词：进御牡丹定使之“马上不动摇”，且“以蜡封蒂，乃落日不落”;权贵们求其接头者，“门园子”则“以汤中蘸杀与之”。写得并不直白，而其锋芒甚明。最后，欧阳修以简练的笔墨着重介绍了牡丹的栽培技术：“接花之法”、“种花之法”、“浇花之法”、“养花之法”、“医花之法”以及“花之忌”。文字翔实细致。层次清晰明了，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园艺成就。通观此文，给人的感觉是：洛阳人真善养花、赏花、好花、重花，难怪洛阳牡丹后来居上，美不胜收，天下第一呢!欧阳修在庆历二年(1042)还作有《洛阳牡丹图》一诗，说：“我昔所记数十种，于今十年半忘之。开图若见故人面，其间数种昔未窥。”看来洛阳牡丹的品类是日益繁富美艳了。《洛阳牡丹记》与欧阳修总的文风一样，写得平易自然，尚明尚简，语言形象、生动、明快。与作者比较轻视对具体事物的细节描写所不同的是，《花释名第二》中却不乏对牡丹的详尽描摹。本文结构虽然简单，却十分严谨。三个小标题既是每一部分的主题，又是大标题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结构及文体对后人也有一定的影响，南宋陆游有《天彭牡丹谱》传世，记载了蜀地牡丹七十余种，文章的结构即仿效《洛阳牡丹记》撰写。

率性之谓道。推荐。爱诗词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51〕可辞〔52〕也，白刃可蹈〔53〕也，中庸不可能〔54〕也。”〔注释〕　天命：这里指自然的禀赋。　性：天赋予人的本性。　率：遵循。　道：规范、人道。　修：修明、实行。　教：教化。　道：日常事物当行之理。　须臾：片刻、一会儿。　君子：《中庸》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行的人，有时指有地位的人。这里指有德行的人。　戒慎：警戒、谨慎。　睹：见、察看。　莫：无、没有。　见(xiàn)：同“现”，体现。　隐：隐蔽。　微：细微小事。　发：表露、显露。　中：这里意为恰当。　中节：合于自然的道理。中，符合。节，法度、常理。　和：和谐。　达道：通达的道路，或说是天下人民共由之路，引申为天下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　致：到达。　位：安于其所、各得其所。　育：养育、生长。　中庸：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足。庸，“常”的意思。　反：违背、违反。　而：能、能够。　时中：应时而处中，即言行处处符合道的规范。　忌惮：畏惧。　至：极、最。　鲜：少。　知者：有智慧、有教养的人。知，同“智”。　明：著明、明了。　味：滋味。　矣夫：叹词。　知：同“智”。　也与：语气词连用。　迩(ěr)言：浅近之言。　执其两端：掌握它的两个方面。　斯：此。　予：我。　知：同“智”。　驱：驱逐、驱赶。　罟(gǔ)：捕鱼的网。　擭：装有机关的捕兽的木笼。　辟：同“避”。　期月：一个月。　回：颜回，孔子的学生。　拳拳服膺：牢牢地放在心上。拳拳，牢握不舍。服，放置。膺，胸口。　均：平，指治理公正。　爵：爵位。　〔51〕禄：官吏的俸禄。　〔52〕辞：放弃。　〔53〕蹈：踩、踏。　〔54〕中庸不可能：上述三事，即平治国家、辞爵禄、蹈白刃虽难还是能做到，而行中庸之道看似容易，实际更难。〔鉴赏〕　《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本来是《小戴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二篇，说明西汉时已有人专门研究《中庸》。南北朝宋散骑常侍戴颙的《礼记中庸传》二卷、南朝梁武帝萧衍的《中庸讲疏》一卷，援佛入儒。唐中叶以后，李翱作《复性书》，发挥《中庸》的思想，试图建立起一套新的儒家的心性理论。北宋儒者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籍，由曾子所传、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南宋朱熹根据北宋二程兄弟等理学开创者的观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并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称之为“集注”。本书《中庸》各章的划分即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四书》中，《中庸》的理论性、思辩性高于其他三者，这从朱熹对《四书》次序的排列中可以看出。《四书》的排列次序，今通行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实际上，朱熹在其编排中曾把《中庸》置于最后。朱熹对此排列曾有说明：“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这里朱熹把《大学》看作纲领，故列于首位；把《中庸》看作精髓，故列于最后。这一起一结，首尾呼应，中间以孔、孟的言论作印证，从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朱熹之所以重视《中庸》，原因在于他视《中庸》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学者玩索而有得，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卷首》)他指明了《中庸》所阐明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思想深刻，分析透彻细致，同实际密切相关，对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些说法是符合实际的。第一至第九章论述道与中庸两个观念，这里所说的道即中庸之道，然而他先从哲学上阐述道的概念，不仅为中庸之道奠定了本体论基础，而且赋予道以天人合一的意义，从而发展了道的观念。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它作为宇宙的本体、本原和根本法则，是超越于人的。在孔子学说中道是一个政治学和伦理学概念，《中庸》则第一次把道论述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它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说规定了道的基本意义，既指出了道之本原出于天，体现了宇宙法则，又强调了道与本性、人性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天与人、内与外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中庸》这几章主要论述中庸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它首先提出中庸即“中和”，从词义上说中和表示适度，恰当。“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描绘此时情感、意念无所偏倚，当于理；“发而皆中节”是说情感、意念的表达有分寸，不乖戾。而从哲学上说，明代王阳明认为“未发之中”即良知，即本心，即宇宙本体。可见，根据中庸的观念，世界、本心、本性的本然状态是适度，适宜，恰当。其次，中庸意为“时中”，即人们在各方面的行为举止要合乎时宜，随时而处中。因为“中”无固定的标准，要根据时代条件和具体情况来确定。时中意味着要面对现实，尊重外部的客观条件，不能随心所欲。那些私心太重的人，往往肆欲妄行，所以《中庸》说小人反中庸，言行无所忌惮。再次，中庸是指无过无不及，这除了表示适度的意义之外，还是针对人性弱点提出的。所谓“知(读为“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描述了普遍存在的认识和行动的误区：智者、贤者由于个人主观上的偏爱和过度自信而往往走过头；而愚者、不肖者则由于智识或人格上的缺陷而常常达不到要求或标准。当然无过无不及的涵义也是反对走极端。最后，中庸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就是把握两个基本点，使两者保持均衡，也就是遵循对立统一的法则，这是孔子在各种问题上都采用的方法，如他主张在政治上要宽猛并用，在学习方法上要“学”与“思”兼顾，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做到“文质彬彬”等等。《中庸》作者看到，由于人性的弱点，人们容易落入认识的陷阱之中，所以他们的行为常常反中庸，即使有时能遵循中庸之道，但也不能持久，所以说“民鲜久矣”。《中庸》大力提倡中庸之道，说它是极端重要的法则，自然、社会以至于整个宇宙的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因此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实行。这样，中庸就同仁、义一起被确立为儒家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观念。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