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园月

相见欢朱敦懦。推荐。爱诗词网。朱敦儒《相见欢》朱敦儒朱敦儒金陵城上西楼①。倚清秋②。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③。中原乱④。簪缨散⑤。几时收⑥。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⑦。江山秋色图(局部)【宋】赵伯驹故宫博物院藏注释①金陵：今江苏南京。②倚：倚栏。③大江：长江。④中原乱：指北宋末年靖康之难，金兵占领中原，北宋灭亡。⑤簪(zān)缨：古代官吏的帽饰，此指代北宋的官员。⑥收：结束乱局，此指收复失地。⑦倩：请托、恳请。过：到。扬州：位于今江苏，此指宋金对峙的前线。鉴赏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上。宋高宗赵构于次年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重建宋朝(史称南宋)，改元建炎，沿黄河一线设防阻止金军南下。十月，宋高宗以金兵南逼为由，从南京迁往扬州(今属江苏)，将防线由黄河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高宗建炎元年(1127)秋，朱敦儒南逃至金陵(今江苏南京)时作有本词，上阕写作者登临金陵城楼所见悲凉宏阔的江山秋景，下阕写作者面对国破山河乱的沉痛心情。上阕写得气象宏阔而凄美，悲怆之中有慷慨之音。首二句“金陵城上”“清秋”用浅淡之笔点出时空场景。“上西楼”自是无言，有“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南唐李煜《乌夜啼》)为证;“清秋”自是萧寒，有“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柳永《曲玉管》)为据。无言与萧索，两者烘托出作者沉郁低沉的心境。前人写登楼，如“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三国王粲《登楼赋》)，“城上西楼倚暮天，楼中归望正凄然”(唐张继《冯翊西楼》)之类，缺少本词清淡中所夹带的亡国悲凉之音，亦是因时事和个人气质不同使然。上阕末句“夕阳垂地”“大江流”等雄大意象一出，本词便更上一个境界，与杜甫的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相通，两者所流露出的感情色彩虽然不同，但在落笔之气势、景象之宏阔上，却堪称伯仲。“万里夕阳”的景色壮美而血红，可是“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残阳渲染的乃是满目疮痍的故国景象，正是“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减字木兰花》)。作者登古都金陵，临邈远之长江，望烽烟之中原，流离漂泊，“故国山河”，“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苏幕遮》)，其情感纠缠何其复杂，都统统凝练在寥寥数笔的景致中。柳永有“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八声甘州》)，两位词人虽寄意不同，但情景却十分相通。上阕写景铺陈渲染悲凉氛围，下阕转入抒情以达胸臆。下阕首三句“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连用三个短句，音节急促，慷慨悲歌之中表达着对故国的无限深情，可谓“一双新泪眼，千里旧关山”(《临江仙》)。下阕末句写作者恳请悲风将自己的眼泪吹过前线重镇扬州以问候故土同胞。他泪流纵横，深感恢复旧山河遥遥无期，哀痛中流露出绝望，绝望中留有希望，可谓写得凄婉至极。“扬州”自古繁华，而今却是“悲风吹泪”，今昔对比，更是惹人泣下如雨，再联想到后来词人姜夔过扬州时“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扬州慢》)，其辛酸更是难忍了。作者早年隐居故乡洛阳，过着“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朝中措》)的“清都山水郎”(《鹧鸪天《西都作》)式的优游闲雅生活，词风浪漫潇洒、清雅飘逸。此次南渡之变促使朱敦儒逃奔南方，亦促使其词风转向悲壮慷慨、沉郁清丽，亦最终改变其人生方向。本词慷慨苍凉，充满对故国的怀念，是朱敦儒人生转折时期的经典之作。(张伟特)集评清《陈廷焯：“希真词最清淡，惟此章笔力雄大，气韵苍凉，悲歌慷慨，情见乎词。”(《云韶集》)链接宋代的文化名城——扬州。扬州为宋代的淮南东路治所，经济文化繁荣。北宋时工商业虽远不如唐代，但仍为漕运重要转运站，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货物多经此转运，闽、广、江、浙商人亦常在此经商，神宗熙宁年间年商税额达五万余贯。手工业有造船、纺织、铜器打造、印刷、酿酒等部门。朝廷在此设造船场。所产锦、白绫等绸缎与白苎布、铜器、白桃酒享有盛名，销量很大。郊区产稻较多，并产茶叶，种花较盛。芍药尤多，有的园圃多达数万株，不少销往外地。文风兴盛，文字学家徐铉、徐锴等均是当地人，欧阳修、王安石、秦观皆曾在此居住过。风俗喜簪花，多花市之设。南宋时期为南北军事要冲，因遭兵火，经济文化发展受到影响。咸淳年间穆罕默德十六裔孙普哈丁来此传教，所创仙鹤寺为国内四大清真寺之一。

胡蓝之狱。推荐。爱诗词网。“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时期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两个最大的冤案。明朝建立后,皇权与相权矛盾,使朱元璋深感不安。1380年,朱元璋便以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借此大兴党狱,大肆屠杀功臣宿将。以伙同胡惟庸共谋不轨,杀韩国公李善长等,毒死刘基,先后株连被杀3万余人,前后持续达10年之久,史称“胡党大狱”。“胡党”而受牵连致死者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静宁侯叶昇等,1公、21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废除丞相后,其事有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蓝玉案是朱元璋时又一次大杀功臣的冤案。蓝玉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以谋反罪杀蓝玉,死1公、13侯、2伯,因蓝玉案被杀的人数达2万人,史称“蓝党大狱”。该案与胡惟庸狱合称为“胡蓝之狱”。胡蓝党案前后达14年之久,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5万人之多。经过“胡蓝之狱”明朝功臣宿将已被杀戮殆尽。由于杀人过多,造成朝中无将的局面,对以后的政治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风波不信菱枝弱。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出处】唐·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二【意思】象柔弱的菱枝，却偏遭横暴风波的摧折，象芬芳的桂叶，却无月露的滋润让它飘香。【全诗】《无题二首》其二.[唐].李商隐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赏析】第二首，是对前一首的发展和补充，其基本规定情境与上一首相同，即都是从男子视角来写女子不如意的爱情生活，因此诗的内容大体仍由旁观者的体察描叙和设身处地的感叹两部分构成。“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补写出前一首未能顾及的女主人公的居室环境。“莫愁堂”，含义有多层，既说明这是一间陈饰华美的闺房，又暗示女主人公长得像传说里著名的莫愁女那么美丽。而“重帏深下”则不但使屋内陈饰具体化，而且更直接显示出女主人公被拘于深闺、形同幽囚般的生活。“卧后清宵”云云，是说女主人公短暂的睡眠后(请别忘记，昨日深夜她还在缝帐子)，在清晨早早醒来，只觉得时间过得那么缓慢，就像抽不完的长丝，使她痛感寂寞的时光难熬。这一联，上句是诗人对女主人公生活的设想和描绘，下句已不仅是客观描写，而加入了代女主人公抒慨的成分。这就为向颔联的过渡作好了准备。“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两句，性质与前联下句相似，是诗人充满感情的旁述，又是女主人公心底的慨叹。

东望都门信马归。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出处】唐·白居易《长恨歌》【翻译】君臣相顾泪成行，沿着京城的方向信马由疆。

鸣筝金粟柱。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出处】唐.李端《听筝》【意思】在华美的房舍前，她用洁白的手拔弄着筝弦;【全诗】《听筝》.[唐].李端.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注释】①金粟柱：上有金色小点花纹的筝柱，柱为架弦的码子，木制，桥形，立在筝的面板上，一柱架一弦，定弦时可左右移动以调节音高，弹奏时则将弦的振动传导至音箱，使声音得到美化和增强。②素手：洁白的手。玉房：闺房的美称。③二句意谓为了得到周郎的眷顾，故意常常拨错弦。《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吴国名将周瑜，精通音乐，听人奏曲有误，就回头向那人望一眼示意，当时人说：“曲有误，周郎顾。”二句化用此典。【鉴赏】咏弹筝女郎诗。唐代李端作：“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金粟：形容筝的弦轴(俗称柱)精美华贵。玉房：对筝的安枕(俗称横木)的美称，此处代指筝。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窈窕淑女，纤纤玉手，拨弄着筝弦。为了能得到意中人的眷顾，她常常成心地拂错筝弦。末两句诗人用了一个典故：三国时吴国的周瑜，英俊潇洒，在24岁时即被任命为建威中郎将，且精通音律，人们美称之为周郎。周瑜喜欢听琴，每当他听到别人弹琴曲调有误时都会回过头去看上弹琴者一眼，故人们议之曰“曲有误，周郎顾”，后人又给他一个“顾曲周郎”的雅称。诗人细腻地写出了弹筝女郎的心理，通过她们“时时”拨错筝弦这一细节，巧妙地表现了她们对意中人无限爱恋的情意，筝也成了她们传达爱情的中介物。【鉴赏导示】清人徐增分析这首诗时说：“妇人卖弄身份，巧于撩拨，往往以有心为无心。手在弦上，意属听者。在赏音人之前，不欲见长，偏欲见短。见长则人审其音，见短则人见其意。李君何故知得恁细。”这一精辟见解可供鉴赏时参考。【鉴赏】这首小诗写一位弹琴女子为博取青睐而故意弹琴出错的情态，写得婉曲细腻，富有情趣。首句用“金粟”形容筝柱装饰华贵。作者一落笔就擒题，写装饰漂亮的筝发出了鸣弹之声，不只用笔简省，而且“先声夺人”，引起读者注意。第二句，写弹琴人。用“画龙点睛”法，只写她的纤纤“素手”在玉房(筝上安枕的地方)前摆动。通过这只灵巧洁白的纤手，人们可以想见其人的美貌和精湛的技艺。前二句合起来，好像一个特写镜头，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和充分想象的余地。三、四句，仍然没有描绘弹琴女郎的形貌，却借助细微的动作，透露了她别有心意的情思。这里诗人巧妙化用了“曲有误，周郎顾”这一典故，用“周郎”比喻弹琴女子属意的知音者。“欲得”二字，表明这位女子渴望看到意中人的顾盼;“时时”二字，强调她一再出错，显示故意撩拨的情态，表示注意到她的用心不在献艺博知音，而在其他。此诗的妙处在于诗人通过细致的观察，抓住了生活中体现人物心理状态的典型细节，将弹琴女子的微妙心理，一种邀宠之情，曲曲写出，十分传神。诗的写法像速写，似素描，对弹琴女形象的描写是十分成功的。【鉴赏要点】[1]名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2]描写抓住细节，刻画形象、传神。[3]巧于用典。[4]形象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