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解释:不敢太大声地说话,唯恐惊动了天上的仙人。
赏析:“不敢”写出了诗人夜临“危楼”时的心理状态,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山寺的高耸,给人以丰富的联想。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推荐。爱诗词网。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解释:不敢太大声地说话,唯恐惊动了天上的仙人。赏析:“不敢”写出了诗人夜临“危楼”时的心理状态,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山寺的高耸,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夜宿山寺唐朝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爱诗词网 - 诗词大全_古诗词名句赏析 古诗词网提供古诗词大全,诗词名句,诗词鉴赏,古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尽在爱诗词网。...
爱诗词网。爱诗词网 - 诗词大全_古诗词名句赏析 古诗词网提供古诗词大全,诗词名句,诗词鉴赏,古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尽在爱诗词网。
“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时期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两个最大的冤案。明朝建立后,皇权与相权矛盾,使朱元璋深感不安。1380年,朱元璋便以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借此大兴党狱,大肆屠杀功臣宿将。以伙同胡惟庸共谋不轨,杀韩国公李善长等,毒死刘基,先后株连被杀3万余人,前后持续达10年之久,史称“胡党大狱”。“胡党”而受牵连致死者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静宁侯叶昇等,1公、21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废除丞相后,其事有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蓝玉案是朱元璋时又一次大杀功臣的冤案。蓝玉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以谋反罪杀蓝玉,死1公、13侯、2伯,因蓝玉案被杀的人数达2万人,史称“蓝党大狱”。该案与胡惟庸狱合称为“胡蓝之狱”。胡蓝党案前后达14年之久,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5万人之多。经过“胡蓝之狱”明朝功臣宿将已被杀戮殆尽。由于杀人过多,造成朝中无将的局面,对以后的政治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
胡蓝之狱。推荐。爱诗词网。“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时期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两个最大的冤案。明朝建立后,皇权与相权矛盾,使朱元璋深感不安。1380年,朱元璋便以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借此大兴党狱,大肆屠杀功臣宿将。以伙同胡惟庸共谋不轨,杀韩国公李善长等,毒死刘基,先后株连被杀3万余人,前后持续达10年之久,史称“胡党大狱”。“胡党”而受牵连致死者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静宁侯叶昇等,1公、21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废除丞相后,其事有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蓝玉案是朱元璋时又一次大杀功臣的冤案。蓝玉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以谋反罪杀蓝玉,死1公、13侯、2伯,因蓝玉案被杀的人数达2万人,史称“蓝党大狱”。该案与胡惟庸狱合称为“胡蓝之狱”。胡蓝党案前后达14年之久,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5万人之多。经过“胡蓝之狱”明朝功臣宿将已被杀戮殆尽。由于杀人过多,造成朝中无将的局面,对以后的政治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
《寓言诗》外国文学作品简析
法国寓言家拉·封丹(1621—1695)的杰作。诗集共12卷,约250篇,给整个17世纪法国社会制作了一幅巨大无比的图画。诗集取材于希腊、罗马的寓言诗人伊索和费德尔的作品,也吸收古代的童话、法国民间故事和东方的传说。寓言诗虽然是模仿古人的作品,但不是象古人的作品那样单纯地给人教训,而是对法国当代的社会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揭示和鞭挞了“路易大帝”时代的种种罪恶。诗里的主人公有些是人,但多数是飞禽走兽,象征当代社会各阶级的人,如狮子代表国王,虎、豹象征凶残的廷臣,狼、狐代表玩弄权术的贵族,羔羊象征任人宰割的百姓。诗里写的是动物,但分析的是人性。《狼和羔羊》反映社会上弱肉强食的现象,指出“强者的理由始终是最好的理由。”《小母牛、山羊和绵羊跟狮子合伙》揭露国王横蛮无理,恃强凌弱。《患瘟疫的野兽》是对腐朽的专制政体的辛辣讽刺。《狮子、狼和狐狸》揭露廷臣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的斗争。拉·封丹对受压迫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高尚品质表示赞赏。《园丁和贵族》抨击贵族的巧取豪夺。《樵夫和默居尔》赞扬樵夫诚实,不接受不义之财的高贵品质。诗集中也有很多诗篇是教育人的,用以提高人们的道德。
寓言诗。推荐。爱诗词网。《寓言诗》外国文学作品简析法国寓言家拉·封丹(1621—1695)的杰作。诗集共12卷,约250篇,给整个17世纪法国社会制作了一幅巨大无比的图画。诗集取材于希腊、罗马的寓言诗人伊索和费德尔的作品,也吸收古代的童话、法国民间故事和东方的传说。寓言诗虽然是模仿古人的作品,但不是象古人的作品那样单纯地给人教训,而是对法国当代的社会作了现实主义的描绘,揭示和鞭挞了“路易大帝”时代的种种罪恶。诗里的主人公有些是人,但多数是飞禽走兽,象征当代社会各阶级的人,如狮子代表国王,虎、豹象征凶残的廷臣,狼、狐代表玩弄权术的贵族,羔羊象征任人宰割的百姓。诗里写的是动物,但分析的是人性。《狼和羔羊》反映社会上弱肉强食的现象,指出“强者的理由始终是最好的理由。”《小母牛、山羊和绵羊跟狮子合伙》揭露国王横蛮无理,恃强凌弱。《患瘟疫的野兽》是对腐朽的专制政体的辛辣讽刺。《狮子、狼和狐狸》揭露廷臣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的斗争。拉·封丹对受压迫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高尚品质表示赞赏。《园丁和贵族》抨击贵族的巧取豪夺。《樵夫和默居尔》赞扬樵夫诚实,不接受不义之财的高贵品质。诗集中也有很多诗篇是教育人的,用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寓言诗用自由诗体写成,打破了旧的格律,创造出多种韵律。每首诗几乎都有一段对话,诗人让人物在行动和谈话中把自己表现出来,而人物的谈吐和行动又是符合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因而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表现出诗人在人物造型上的惊人才能。诗人在寓言诗里运用了大量俗语、俚语和民间语言,使他的诗通俗易懂,能够广泛流传。寓言诗对后世文学产生过久远的影响。寓言诗也有其局限性。诗人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无情地鞭挞社会的罪恶,但他鞭挞的目的在于改变一下社会的现状,而不是要推翻专制制度。改变现状的办法,是对人们进行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他劝人为善,主张人们必须互助(《驴子和狗》),劝人柔和胜于暴力。他的道德观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的创作才能。
蔡勉旃坚还亡友财。推荐。爱诗词网。清·徐珂蔡磷,字勉旃,吴县人。重诺责②,敦风义③。有友某以千金寄④之,不立券⑤。亡何⑥,其人亡。蔡召⑦其子至,归之。愕然⑧不受,曰:“嘻!无此事也,安有寄千金而无券者?且父未尝⑨语⑩我也。”蔡笑曰:“券在心,不在纸。而翁(11)知我,故不语郎君。”卒辇(12)而致(13)之。【注释】①本文选自《清稗类钞·敬信》。徐珂(1869年—1928年),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旃,音zhān。②〔诺责〕诺言和责任。③〔敦风义〕重视情谊。④〔寄〕寄存,寄放。⑤〔券〕书面证明。⑥〔亡(wú)何〕没多久。⑦〔召〕召唤,召集。⑧〔愕(è)然〕很吃惊的样子。⑨〔未尝〕未曾。⑩〔语〕告诉。(11)〔而翁〕你的父亲。而,同“尔”。(12)〔辇(niǎn)〕车子,这里是“用车子运”的意思。(13)〔致〕归还。【译文】蔡璘,字勉旃,吴县人。很注重诺言和责任,对情谊很忠厚,笃实。有一位朋友将很多钱寄放在他那里,没有立字据。没过多久,这位朋友就死了。蔡璘呼唤那人的儿子来,(把钱)还给他。(那人的儿子)感到惊讶没有接受,说:“哎,没有这件事呀,怎么会有寄放那么多钱却不立字据的人呢?况且,我的父亲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呀。”蔡璘笑着说:“字据立在心中,不是立在纸上。你父亲很了解我(的为人),所以没有告诉你。”于是便用车子(把钱)运到(那人)家中。字数:638知识来源:何小宛主编.中学生古诗古文阅读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第456-457页.
红旗直上天山雪。推荐。爱诗词网。陈羽海畔风吹冻泥裂,枯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乐府歌曲(相和歌辞之平调曲),一般都用以记述军旅征战之事。这首诗所写,也就是军旅征战中的一个场面。首二句写环境。海畔,即湖畔。古时称塞外大水泽亦曰海,如青海、蒲类海、居延海等(参见《千首唐人绝句》)。二句谓:湖边的冻泥被寒风吹裂,梧桐树的枯叶已经落尽,枝梢也被寒风吹折。二句将环境表现得异常恶劣。这是这次征战的大背景,地点在天山脚下。诗篇描绘此背景,乃从小处入手,只说湖畔冻泥以及梧桐的枯叶与枯枝,虽然如此,却将此恶劣环境写得十分严酷。次二句写士气。只闻笛声不见人,只见红旗直上天山雪,同样也是从小处入手。横笛,指军中吹笛。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有“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句,即此指。二句谓:在这“北风卷地百草折”的恶劣环境中,绝无人迹,却听得到高亢嘹亮的笛声,而且,寻声望去,在白雪映衬下,尚可见一行红旗正向天山顶上移动。二句有声有色,构成一幅壮丽的风雪行军图,其中虽不见人,却从与人相关的“横笛”及“红旗”二物,显示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直上”二字,更是突出地体现出军中高昂士气。诗篇所写环境越恶劣,越能显示从军将士的战斗精神,因而也更加鼓舞人心。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推荐。爱诗词网。始为布衣时,贫无行[2],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3],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4]。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5],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6],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7],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8]。”于是信孰视之[9],俯出下,蒲伏[10]。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段意】写韩信早年穷困潦倒的三件事。一是从人寄食,在南昌亭长家住久,为亭长妻所厌,怒而离去。二是在城下垂钓,得漂母分食,方免饥馁。三是被淮阴屠中少年欺侮,从其胯下爬过,为市人讥笑。字数:378注释[1]淮阴:秦县名,故城在今江苏清江东南。[2]行(xing):德行,善行。全句谓韩信贫穷,又没有好德行,故下句说不得推选为吏。可知自战国以来,即有乡里推选有德行者为吏之法。[3]治生商贾(gu):倒装句,即以商贾之道治生。商贾:商人的统称。[4]蓐(ru)食:在床上吃饭。蓐:草垫子。[5]母:古代对年长妇女的尊称。漂:漂洗。[6]王孙:古代对贵族子弟的通称,也用作对青年人的尊称,相当于叫“公子”。[7]若:你。[8]袴:通“胯”。[9]孰:通“熟”。[10]蒲伏:同“匍匐”,俯伏在地上。
《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
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
明史纪事本末。推荐。爱诗词网。《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系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系统地记载明代近3百年的重要史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取北京。全书80卷,以一卷系一事,故卷帙大小不一,详略悬殊。以广雅本为例,其中篇幅较多的,如卷16燕王起兵,卷66东林党议,卷71魏忠贤乱政,卷72崇祯治乱,卷75中原群盗;篇幅较少的,如卷19开设贵州,卷23平山东盗,卷70平徐鸿儒,卷76郑芝龙受抚等。《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附论,写法仿《晋书》的“论”、“赞”,用骈体文,多数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或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论。如卷56《李福达之狱》即用高岱论,卷66《东林党议》用倪元路论,卷68《三案》之“梃击”、“移宫”二案用夏允彝论。《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代官修《明史》前八十多年,无正史为据,广泛采用野史和杂记传说。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等事,其中史实较《明史》详细而又颇有出入,可以相互参证。该书较以前纪事本末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史料来源不是脱胎于某一部书,而是集众书之长。《明史纪事本末》关于晚明与清室相关之事,略而不载。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通行本内缺《辽东兵端》、《熊王功罪》、《插汉寇边》、《毛师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六篇,拜经楼有旧钞本。”清初厉行文字之禁,谷氏成书后,曾被指控,其缺少晚明之事当为受政治影响后之改版,而非由于谷氏撰作的疏漏,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本(后归陆氏皕宋楼,清末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经傅以礼借钞得一本(今存浙江图书馆),他于光绪三年孟冬写有跋文,称原书“不分卷,亦无序目,撰人名截去。”又称“是书体例全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只篇末无论为小异耳。观卷中附注有详《流寇之乱》、《崇祯治乱》等话,此两篇为谷书中子目,疑此书亦出其手,初为一书,后以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授梓时始别而出之。”傅氏乃改题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定为6卷。《四库提要》引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之说,谓谷氏书原为张岱所辑的《石匮藏书》,谷氏以五百金购之;又称其多取谈迁所作,后论则杭诸生陆圻所作。古代官僚著书多有幕宾为之操笔,谷氏之书内容充实,组织亦甚为精密,似非一人在公余之暇所能胜任。但该书编纂得当,首尾一致,其中应有谷氏一定的功劳,不可便认为是袭取他人之作;若以《国榷》与《明史纪事本末》相较,所载崇祯时期多有相同,这是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在史料来源方面似有一定承袭关系,但采用同一史料并非等同于代作。又张岱《与周戬伯书》说:“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厥役。”据此则张岱所协助者以崇祯部分为主,更非谷应泰出于巨金相购。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是以封建士大夫的立场总结明王朝的统治经验。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仅一律诬蔑为“盗贼”,并多用丑化的写法,如诬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是“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而对于效忠君王的人物都作正面肯定,甚至不惜采用伪史记载。如燕兵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自焚身死。但当时曾有建文帝未死,潜服出逃的传说,后来便有许多伪史乘机而作,其中最有系统者和万历年间所写《致身录》,记随建文出亡者凡22人。当时稍具历史知识者,无不指出其伪,论证十分明确,沈德符《野获编》、许元溥《吴乘窃笔》均指出系后人伪造的种种明证,“与逊国仕宦从亡,风影无涉”。而谷氏全用《致身录》之说,并作论云:“疑一龙之未出,摈众蛇而不载。”他相信这些伪史记载,并为那些“忠君”的人叫屈,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明史纪事本末》以简明的文笔,系统地概括了明朝一代的史实,仍应值得肯定。如关于农民起义,从前期的山东唐赛儿、浙闽矿工、郧阳流民,和中期的河北、蜀中、江西,以及末年的全国性起义,都有专篇作比较集中的记载;又如修治运河、防御倭寇、宦官弄权以及矿税为害等,也都有专篇论述,这就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