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河冷落

纷纷开且落。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出处】唐·王维《辛夷坞》【意思】山涧口空寂无人，花儿独自纷纷开放，又相继凋落。涧(jiàn)：山间流水的沟。户：出入口。【鉴赏】寂寞的涧户，杳无人烟，这山中美丽动人的辛夷花，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声无息地开花，又无声无息地独自凋零。诗歌描绘的画面充满了落寞孤单的感觉。任凭辛夷花花朵开放得再好，再娇艳动人，也无人欣赏，最终只能逐渐凋零。花落本就让人伤悲，无人欣赏的花凋零更让人难过。花且如此，人何以堪?诗歌以辛夷花在无人的山涧自开自落的情景，寄托了诗人感伤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却被压抑埋没的无奈情绪。【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山间野外阒无人迹，花草自生自灭。[例]幽壑中有一片红红艳艳的山花，远远望去，烂漫至极。我又想起了王维写的《辛夷坞》的诗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诗句使人于此时此地身世两忘，万念俱寂。花开花落，既没有人赞美它，也没有人为花的凋零而悲伤。(许乐江《楼观台怀古》)【全诗】《辛夷坞》.[唐].王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鉴赏】王维是盛唐著名诗人，其山水诗尤佳。因他奉佛，又是画家，在山水诗中就注进了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感受，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咏辛夷的诗就颇能代表王维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色彩。辛夷，即木笔树的别称，又有紫玉兰、女郎花、木兰花之称。前两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是写辛夷花开似芙蓉花。因芙蓉花与辛夷花相近，裴迪在他和《辛夷坞》诗中也说：“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其花开时节在早春，而且是先叶开花，有紫、红两种，其含苞待放时有如笔蘸紫红颜料的毛笔头，向上而立，故有木笔之称。王维这里描绘的着眼点是木末，即树枝上的辛夷花，其色与芙蓉花相近，这一点，不从似笔着眼，也不从女郎花着眼，自有他自己的会意之处。“山中发红萼”辛夷花苞在“山中”发，其色为红，这里“山中”给人空旷之感。接着第三句“涧户寂无人”是进一步强调了辛夷花的红萼所处环境，是山中涧谷，寂寂无人的所在。“纷纷开且落”一句作结，将“无人”的境界进一步深化，深化到连花也“无”的最高境界中。“纷纷”是言其多，“开且落”是那样急促，匆匆而开，匆匆而落;发自山中，落于山中。不为人所开，不为人所落。这是一种多么古朴、宁静的境界，从这一境中我们能体味到什么呢，是为辛夷花“红萼”发而欣喜，为其落而惋惜吗?还是从辛夷花的山中自开自落的变化中对自然和人生有所领悟呢?真令人味之无穷，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之感。王维这里不仅仅是咏辛夷花，而是借此抒写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发，一种对自然界的返朴归真的探求。他不以咏物的细巧精致取胜，而是以物写境，以境喻理，以境达理。这在咏物诗写作中真可以说别具一格，难以企及。当然咏物诗贵在有寄托，但寄托也是各种各样，难求一律。王维这首诗中体现出来的无人的境界，花开花落无人知也无须人知的境界，就是无我的境界，我与物混一的境界。不必欣喜于“红萼发”，不必惋惜于“开且落”。“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好静”的追求不一定限于晚年，以动态写静，动中求静，倒却是王维诗中常见的艺术手法。他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所追求的境界同《辛夷坞》境界相类。当然，这些地方都是他辋川别墅的具体处所，还有文杏馆，斤竹岭，孟城坳，华子冈等胜地，他都有吟咏。但就咏辛夷而言，用简炼形象语言将花开花落的常见现象表现得如此富有哲理，确是大家手笔。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金陵子弟来相送。推荐。爱诗词网。【名句】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出处】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译注】金陵年轻朋友，纷纷赶来相送。欲走还留之间，各自畅饮悲欢。【原文】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注释】①金陵：即今南京。酒肆：酒店。留别：留诗赠别。②金陵子弟：指金陵的年轻人。尽觞(shang)：干杯。【鉴赏导示】这是李白在漫游中的某个春天离开金陵时赠给年轻友人之作。诗人充满了对友人的深情厚意。最后二句即景生情，就地取才，构思巧妙，比喻生动，增强了诗的抒情气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向来耐人寻味的名句。【鉴赏】这首送别诗，生动传神地描绘了意气风发的青年们交朋接友的风采，表达了诗人与朋友们之间热情纯真的友谊。开头两句首先用写意的笔法勾勒了花香四溢、热情款待的宴别场景：风吹柳絮，满店飘香;美女捧着酿造的新酒，连声呼唤客人品尝。这里虽然并未点出送别的青年朋友，但东道主对诗人的热爱和敬重，却通过这盛情的款待场面，作了侧面烘托。诗人也深受感动。柳花本无香可言，诗人着一“香”字，初看似觉突兀，细味却又感到是那么的妥贴。三、四句，点出饯别的东道主“金陵子弟”，并写大家欢饮的活动。“来相送”的行动，道出金陵青年的主动、热情。“欲行”，要走的人，指诗人;“不行”，不走的人，指金陵子弟。“各尽觞”，各人都喝尽了杯中的酒。诗人用众人频频干杯与酒店的美女不停劝酒相呼应，写出了告别筵席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表现了青年朋友爽朗、豪放的性格。结尾二句，诗人即兴抒情，以绵绵不尽的江水比喻他和金陵子弟依依不舍的友情，使抽象的感情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写出了友情的深厚、悠远和永恒。设问之中，又有比较的句式，轻灵活泼，情趣横生，也能使人产生无限遐想。【鉴赏要点】[1]名句：“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2]即景生情，情从景出。[3]采用比喻、设问等手法描写。[4]语言清新，侧面烘托出色。

虞姬别霸王。推荐。爱诗词网。《虞姬自刎(虞姬别霸王)》出处、释义和例句【出典】《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正义》：“《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又，《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中记虞姬和项王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又，宋·范成大《虞姬墓》诗：“刘项家人总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又，宋·曾巩《虞美人草》诗(一说许彦国作)：“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先飞，青血化为原上草。”又，元·王伯成套曲[般涉调·哨遍]《项羽自刎》中[耍孩儿]：“唯除个植楚怀忠政，错认做奸人暗等。误截一臂不任疼。猛魂飘已赴幽冥。碧澄澄万里天如水，明朗朗十分月满营。马首立虞姬氏，翠蛾低敛，粉泪双擎。[么]绝疑的宝剑挥圆颈，不二色的刚肠痛。怎教暴露在郊墟，惜香肌难入山陵，望碧云芳草封高塚。对黄土寒沙赴浅坑。伤情兴，须臾天晓，仿佛平明。”又，元·张时起有杂剧《霸王垓下别虞姬》，已佚。【释义】《史记·项羽本纪》记虞姬事，并未说明她是否自刎，但后世有“虞姬墓”。历来诗人对虞姬多有歌咏，皆以为自刎死。又，宋金杂剧、院本多有霸王剧目，最完整的、涉及虞姬的剧本应是元代张时起的《霸王垓下别虞姬》，惜已佚。而元代保留戏曲、小说中霸王故事最多的，是王伯成的套曲。其中说到霸王马上别虞姬，虞姬立马首，拔剑自刎，这也应是张时起剧本的关目。【例句】①你你你，做了个别霸王自刎虞姬。(关汉卿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第二折[梁州第七])张珪与妻相别，借用霸王别姬典故。“自刎”事自然是虚的。②我做了别虞姬楚霸王，全不见守玉关镇西将。(马致远杂剧《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第三折[雁儿落])剧中汉元帝被迫送昭君出塞，很觉怆然，所以用楚霸王比喻自己的处境。

糟饼。推荐。爱诗词网。一人家贫而不善饮,每出,止啖糟饼二枚,即有酣状。适遇友人问曰:“尔晨饮耶?”曰:“非也,食糟饼耳。”归以语妻,妻曰:“便说饮酒,也妆些门面。”夫颔之。及出,遇此友,问如前,以吃酒对。友诘之曰:“热吃乎?冷吃乎?”答曰:“是熯②的。”友笑曰:“仍是糟饼。”既归,而妻知,咎曰:“酒如何说熯?径云热饮。”夫曰:“已晓矣!”再遇此友,不待问,即夸云:“我今番的酒是热吃的。”友问曰:“尔吃几何?”伸指曰:“两个。”——《笑林》【注释】①糟饼:用酒糟和粗粮面烙成的饼。②熯(han):同暵,干燥,一种烹饪方法。【解说】天下没有比这丈夫更笨的丈夫了,妻子是心智灵巧,可惜丈夫不争气,为装点面子反而丢了脸。那丈夫虽然笨,但他对妻子是言听计从,不愧为模范丈夫,对友人“襟怀坦白”,尤其最后一次遇见友人,先是高声夸口,继而伸出两个指头,虽“朽木不可雕也”,但其憨态却也有可喜可爱之处。然而那友人却不简单,他吃准了这位憨朋友没喝过酒,也缺乏对于酒的基本知识,故而面对两次撒谎,他都从实质性问题上叫对方漏洞百出。这篇短文的故事性也正在于此,一个心智愚拙,一个聪明过人,而前者偏要冒充智者来“斗”,自然是一次次出洋相,故事也就不断产生出喜剧效果来。从这则故事里可以得出一个为人的教训,凡事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如果对一件事情缺乏感性体验,更缺乏理性认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或是信口胡扯,必然要出洋相。时下这种一知半解的半桶水,却夸夸其谈的人却很多,很能取宠于那些不懂的人(其实那位愚丈夫对没饮过酒的人也很可吹一番),但碰上内行他就没戏了。【相关名言】我要做的是叫我的愿望符合事实,而不是试图让事实与我的愿望调和。——英国·赫胥黎

向晚意不适。推荐。爱诗词网。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首诗是李商隐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诗人登上古原面对黄昏壮美景色时的复杂情绪。“乐游原”即乐游苑。汉宣帝时，在乐游苑上建乐游庙，旧址在今西安城东南，地势高敞，登原眺望，可俯视西安城。李商隐还有一首七言绝句，诗题同样是“乐游原”，在这首诗中，他写道：“万树鸣蝉隔岸虹，乐游原上有西风。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这首七绝与同题五绝可谓是异曲同工，抒写之情状可谓同出一辙。关于这首诗的主旨，前人或言其慨叹“唐祚将沦”，或言其抒发“迟暮之感，沉沦之痛”。周汝昌先生独标一帜，认为“只是”原本写作“祇是”，意即“止是”、“仅是”。则最后两句应当理解为诗人对将近黄昏时“灿烂辉煌”的斜阳表现出一种“惊叹和陶醉”。诗无达诂，成功的诗，不管其篇幅是长是短，总是象成功的音乐、绘画一般，给人留下味之不尽的余韵。李商隐的诗多以词藻的精美、想象的奇瑰而取胜。这首五绝，短短的四句二十字，文字简洁洗练、意蕴丰厚深沉，可谓深得“含蕴雋妙”之旨。其实，旭日东升是一种美，晚霞西沉也是一种美，只是这两种美所表含的意蕴却不尽相同。东升的朝阳预示一天的开始，是充满希望的开始；西沉的太阳或许更美，只是渐浓的暮色即将来临。这就犹如看见一朵盛开的鲜花，人们不自禁想到它即将残破凋零，令人徒生几许伤怀。李商隐这首诗想要表达的，也正是这种意境。乐游原是李商隐喜欢赏玩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其地势的高敞，登高望远，可使人心胸开朗，消忧解愁。这一天，临近傍晚时分，李商隐不知怎么会心境“不适”，至于究竟为何心境不佳，诗人没有点明，这就形成了此诗主旨的多向性、朦胧性。为摆脱这种烦闷的心绪，他驱车登上了古原。这两句诗的节奏旋律有一个由低沉到高亢的变化，一个动词“登”把诗人带上了古原的高处，也把诗的节奏由“不适”的低沉带到了高原的激昂。诗人登高远眺，看见了辉映着阳光的、高莽的古原。那即将西坠的太阳，把远山近原映照得金碧辉煌，使人宛如置身仙境一般。这一景象苍莽状观，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发人深思，催人振作，令人向往。诗人心绪翻诵，万千感慨，于是发出了一声由衷的惊叹：“夕阳无限好”！全诗的旋律在此达到了顶点。这一声嗟叹，寄寓了作者几多的感叹。在这一赞美声中，我们可以想见，作者不佳的心境受此环境的渲染，似乎暂时忘却了。李商隐是一个很有抱负，渴望一展所长，对国家作出贡献的诗人。他由于陷入了朋党的漩涡之中，毕生坎坷，沉沦幕府，四处漂泊，身世确实非常凄凉。这种凄凉的心境抑或便是他“意不适”的主要原由吧。残美的夕阳，使他感慨、陶醉，这种解脱只是一刹那间的幻觉而已。美丽的景色往往使人产生物我两忘的感觉。只是这种幻觉是多么的短暂，一生的沉寂落寞是任什么美景也难以排遣的。看到一轮夕阳即将消退，不适的情绪又象四围漫涌上来的暮色一般涌上心头，诗人终于发出一声惋叹：“只是近黄昏”。诗歌的旋律在高潮中顿住，下跌，留下了一个悠长的尾音。李商隐的同题七绝谓“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表达的也正是这一层意思。诗人感叹时光的流逝，抱负难以施展，时光不再。我们不难体会出诗人内心的追求所在：他不愿嗟老叹穷、徒费时光；他对人生尚充满着美好的期望。只是这种期望同现实产生了不可抗拒的矛盾，作者才生发了这种感叹。这是对命运的无奈，也是对现实的俯首与控诉。全诗语句简洁，韵律一波三折。形式的质朴与意蕴的丰厚构成完美的统一。尽管这首诗一读就懂，却味之无尽，使人在反复吟诵中领略到一种诗美，这正是本诗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