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盖三分国

华歆与王朗。推荐。爱诗词网。华歆王朗《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1）。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到，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2），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3），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注释：（1）〔歆（xīn）辄（zhé）难之〕辄，即，就。难，为难。（2）〔疑〕犹疑不决。（3）〔既以纳其自托〕以，同“已”。纳，承纳，接受。自托，请求。译文：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要跟随，华歆对这件事感到为难。王朗说：“幸而船里还很宽，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贼人追来，王朗就要抛开携带的人。华歆却说：“当初我所以犹豫不决，正是因为考虑这种情况。既然接受了他的请求，能因为危急就抛掉人家吗？”于是像当初一样携带帮助那个人。人们就凭这件事来评定华、王的好坏。

论雷峰塔的倒掉。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原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是鲁迅杂文中的名篇，它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坟》。鲁迅在这篇杂文里，表现了他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和敢于立异的反传统的美学观点。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因此，它的倒掉，使鲁迅感到，“其欣喜为何如?”才引发出这篇与传统观点截然对立的文章来。这篇杂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从未倒的雷峰塔说起。“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这是点题。但已表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史上，似乎还不能找到第二位与鲁迅那样一反传统的审美趣味的文学家。从传统的审美趣味来看，风景区中的“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八景或十景不是好得很么?尤其是十景，给人以生活完美的感受，雷峰塔便是这样的西湖十景之一。而且不但景有十景，还移情于几乎衣食住行各方面，遂使“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至今“十全大补”的膏丸还能给病人以一种安全满足的功效。然而鲁迅偏偏反对这样一种传统的审美趣味。他管这叫做“十景病”。他诊断出了“十景病”的危害，说：“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其结果，“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这就是说，“十景病”式的审美趣味麻痹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社会矛盾的感受，助长了“十全停滞生活”的延续。明乎此，我认为可以进一步领会本篇的题旨。然而鲁迅认为，雷峰塔的应该倒掉，还不仅在于它破破烂烂的外观，更主要是它象征着封建的幽灵。在民间故事中，雷峰塔是法海镇压白娘娘的地方，它象征着一种权势对自由心灵的无情摧残，为此，赢得了许多人的眼泪。既然白娘娘被镇压在雷峰塔下，这雷峰塔也便成为邪恶与恐怖的镇压机器，同情白娘娘的人们，向往自由的人们，希望雷峰塔的倒掉，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鲁迅不过是这种自由心灵呼唤的代言人。所以，在本篇第二段中，作者说：“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虽然成年后鲁迅终于明白里边根本没有白蛇娘娘，但是，鲁迅说：“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这是因为，它既然是一种封建主义的象征，这象征就该被否定。第三段，“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欣喜显然不是属于鲁迅一个人的。他证之以吴越山间海滨的民意，无不憎恨法海这种封建式的专制行为。可见，向往自由反对压迫的潜在意识在民间是普遍存在，他们不过借了寄寓于雷峰塔的一段神话传说来申诉自己的愿望，包括自己的不自由的心灵的宣泄。鲁迅这篇文章之所以有份量，博得普遍赞扬，正因为与民意息息相通。第四段，借神话传说中玉皇大帝处理法海，以致迫使他逃到蟹壳里去避祸，成为“蟹和尚”，肯定伸张正义之举。因此，本文以一句民间的詈语“活该”作结。有斩钉截铁之势。本篇写得潇洒流利，语言十分有个性，间以民谚与文言，使文气跳荡多姿，形成一种雄健诙谐兼而有之的美感。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什么当春乃发生。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出处】唐·杜甫《春夜喜雨》。【意思】好雨知道农时和节令，春天一到就下了起来。乃：即，就。发生：指下雨。【鉴赏】原诗中的红湿处：指落花处。花重：花因雨水而加重。锦官城：即成都。春雨对农作物很重要，所以俗话有“春雨贵如油”之说。诗人称春雨为好雨，说它“润物细无声”，表明他的农本思想。后人多引此“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两句诗，表达朋友之间相救助的感激之情。【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雨水的及时或表达由此产生的欢喜心情。[例]杜甫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场春雨，真好像知道时节，知道我们的大好时节，它来得正是时候。(袁鹰《春雨》)二、用以比喻切合时宜，可应急需的事物或人物。[例1]这是一张二百元的汇票，正是刘海粟所盼望的，怎能不高兴呢。他舒展秀眉，念出了一句唐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姜滇《美在斯》)[例2]“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巧姑多么“巧”啊，在旅客最需要援助时，她都“恰巧”出现在面前。(赵致真《陈巧姑》)【应用】好雨仿佛知道节令，一到春天万物生长需要雨水滋润时就开始降落;伴随着和风悄然进入夜境，无声无息地细细滋润着万物。语出唐·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形容借某种契机出现了大好形势。◇“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这科学的春天里，潇潇春雨也滋润了千万群众的心田。(王声《一个外科医生的春夏秋冬》，《芳草》1982年第11期)○也作[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文学艺术的新阶段已经到来。(阎纲《文坛徜徉录》)【全诗】《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注释】好雨：指春雨。乃：就。发生：催发植物生长，萌发生长。潜：暗暗地，悄悄地。润物：使植物受到雨水的滋养。野径：田野的道路。俱：全，都。江船：江面上的渔船。独：独自，只有。晓：早晨。红湿处：树头上的花红润一片。红，花。花重：花因沾着雨水，显得饱满沉重的样子。锦官城：故址在今成都南，亦称锦城。三国蜀汉管理织锦之官驻此，故名。后人又用作成都的别称。【鉴赏】在众多写雨特别是写春雨的诗作中，杜甫的这首小诗堪称上品。首联便将那春雨写活：“知时节”，仿佛通了人情，懂得时序节令，偏待春日才如甘露般洒落大地，鲜脱脱充满灵性，怎不惹人喜爱。诗人不由得开篇便赞道：“好雨”。颔联承首联，写春雨之好。其来也，不急不骤，缓缓夜间而降，不张不扬，悄悄滋润万物。春雨与夏日暴雨，秋季淫雨不同，她平和、细密、轻柔，生怕惊动了正萌动、正滋生中的生灵的梦。“潜”和“细”，极准确传神地描摹出春雨的特征，足见老杜遣字之精当。同时又可看出诗人对这场细润万物的夜雨是如何地关注，他凝神细听着，更确切地说是用心灵去感受去捕捉着大自然极细切的无声的语言。在这不眠之夜，诗人的喜悦之情由衷地流溢着，与这“知时节”的春雨交融相通了。颔联读来如春雨浸润心脾，令人沉醉于一派温和、宁静、细腻、绵密的氛围之中。仇兆鳌所评极是：“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听之犹不足，忍不住转而视之。颈联所现野外小径至云天一片黑沉沉。春雨虽细微，一个“俱”字，显出了这场雨的力量，涵盖上下，充盈天地，浓重、厚实。这是一幅满目皆黑的泼墨图。但却不阴森，不压抑。画者往往称：从一种基调中“跳”出一点颜色，于满纸重墨里空出一片“飞白”，使一纸皆活，满目透亮。老杜深谙此理，独具匠心地以“火独明”点化“云俱黑”，那黑暗、巨大、浓重、静止的雨幕中，闪烁一点明亮、渺小、轻盈、跳动的灯火，形成强烈的对比，又融为和谐的一体。是诗乎?画乎?诗人近于彻夜未眠，喜之极迸发出迫不及待兴奋不已的想象：今夜悄然而至的春雨，将为明日锦官城(今四川成都)送来一个怎样的清晨?“晓看红湿处”，看晨光中团团簇簇带雨的红花，“红”与上联“黑”对举，拂去夜幕，豁然明亮、绚烂、艳丽，与诗人“喜雨”的欢快心情正相吻合。春雨不摧花落，濡湿了花瓣重重，一个“重”字绝妙，把那湿漉漉的雨后花朵沉甸甸微微低垂的娇态刻划得维妙维肖。题为“喜雨”，却无一处正面写喜，“然喜意都从罅缝里逆透”(浦起龙语)。那是因为一场春雨虽极平常，一旦滋养万物、点化生命，便与人心之喜怒哀乐相通了。而诗人以其心灵映射万象，代自然立言，仿佛自己已化为那春雨，没有了自我，主观情感与客观景观在此已渗透浑成，喜悦之情无可遏制，自然流溢。“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王船山语)，所言便是此诗所达之神化境界。春雨有灵，当感激杜子，将其一瞬之降临化为艺境中之永恒。

金陵子弟来相送。推荐。爱诗词网。【名句】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出处】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译注】金陵年轻朋友，纷纷赶来相送。欲走还留之间，各自畅饮悲欢。【原文】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注释】①金陵：即今南京。酒肆：酒店。留别：留诗赠别。②金陵子弟：指金陵的年轻人。尽觞(shang)：干杯。【鉴赏导示】这是李白在漫游中的某个春天离开金陵时赠给年轻友人之作。诗人充满了对友人的深情厚意。最后二句即景生情，就地取才，构思巧妙，比喻生动，增强了诗的抒情气氛和艺术感染力，成为向来耐人寻味的名句。【鉴赏】这首送别诗，生动传神地描绘了意气风发的青年们交朋接友的风采，表达了诗人与朋友们之间热情纯真的友谊。开头两句首先用写意的笔法勾勒了花香四溢、热情款待的宴别场景：风吹柳絮，满店飘香;美女捧着酿造的新酒，连声呼唤客人品尝。这里虽然并未点出送别的青年朋友，但东道主对诗人的热爱和敬重，却通过这盛情的款待场面，作了侧面烘托。诗人也深受感动。柳花本无香可言，诗人着一“香”字，初看似觉突兀，细味却又感到是那么的妥贴。三、四句，点出饯别的东道主“金陵子弟”，并写大家欢饮的活动。“来相送”的行动，道出金陵青年的主动、热情。“欲行”，要走的人，指诗人;“不行”，不走的人，指金陵子弟。“各尽觞”，各人都喝尽了杯中的酒。诗人用众人频频干杯与酒店的美女不停劝酒相呼应，写出了告别筵席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表现了青年朋友爽朗、豪放的性格。结尾二句，诗人即兴抒情，以绵绵不尽的江水比喻他和金陵子弟依依不舍的友情，使抽象的感情变成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写出了友情的深厚、悠远和永恒。设问之中，又有比较的句式，轻灵活泼，情趣横生，也能使人产生无限遐想。【鉴赏要点】[1]名句：“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2]即景生情，情从景出。[3]采用比喻、设问等手法描写。[4]语言清新，侧面烘托出色。

匪徒颂。推荐。爱诗词网。诗歌。郭沫若著。写于1919年末。诗歌为抗议日本新闻界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的诬蔑而作。诗人以热情的呼喊、愤激的反语,赞颂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对他们三呼万岁!充分体现了向旧传统、旧制度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其中对“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歌颂,更显示了诗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