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渔者翻译

群英会蒋干中计。推荐。爱诗词网。群英会蒋干中计罗贯中却说周瑜回至寨中，……忽报曹操遣使送书至，瑜唤入。使者呈上书看时，封面上判云：“汉大丞相付周都督开拆。”瑜大怒，更不开看，将书扯碎，掷于地上，喝斩来使。肃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瑜曰：“斩使以示威！”遂斩使者，将首级付从人持回。随令甘宁为先锋，韩当为左翼，蒋钦为右翼，瑜自部领诸将接应，来日四更造饭，五更开船，鸣鼓呐喊而进。却说曹操知周瑜毁书斩使，大怒，便唤蔡瑁、张允等一班荆州降将为前部，操自为后军，催督战船，到三江口。早见东吴船只，蔽江而来。为首一员大将，坐在船头上大呼曰：“吾乃甘宁也！谁敢来与我决战？”蔡瑁令弟蔡前进。两船将近，甘宁拈弓搭箭，望蔡射来，应弦而倒。宁遂驱船大进，万弩齐发。曹军不能抵当。右边蒋钦，左边韩当，直冲入曹军队中。曹军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习水战，大江面上，战船一摆，早立脚不住。甘宁等三路战船，纵横水面，周瑜又催船助战。曹军中箭着炮者，不计其数。从巳时直杀到未时，周瑜虽得利，只恐寡不敌众，遂下令鸣金收住船只。曹军败回。操登旱寨，再整军士，唤蔡瑁、张允责之曰：“东吴兵少，反为所败，是汝等不用心耳！”蔡瑁曰：“荆州水军，久不操练，青、徐之军，又素不习水战，故尔致败。今当先立水寨，令青、徐军在中，荆州军在外，每日教习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既为水军都督，可以便宜从事，何必禀我？”于是张、蔡二人自去训练水军。沿江一带分二十四座水门，以大船居于外为城郭，小船居于内，可通往来。至晚点上灯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红。旱寨三百余里，烟火不绝。却说周瑜得胜回寨，犒赏三军，一面差人到吴侯处报捷。当夜，瑜登高观望，只见西边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军灯火之光也。”瑜亦心惊。次日，瑜欲亲往探看曹军水寨，乃命收拾楼船一只，带着鼓乐，随行健将数员，各带强弓硬弩，一齐上船迤逦前进。至操寨边，瑜命下了碇石，楼船上鼓乐齐奏。瑜暗窥他水寨，大惊曰：“此深得水军之妙也！”问：“水军都督是谁？”左右曰：“蔡瑁、张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东，谙习水战，吾必设计先除此二人，然后可以破曹。”正窥看问，早有曹军飞报曹操说：“周瑜偷看吾寨。”操命纵船擒捉。瑜见水寨中旗号动，急叫收起碇石，两边四下一齐轮转橹棹，望江面上如飞而去。比及曹寨中船出时，周瑜的楼船已离了十数里远，追之不及，回报曹操。操问众将曰：“昨日输了一阵，挫动锐气，今又被他深窥吾寨，吾当作何计破之？”言未毕，忽帐下一人出曰：“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曹操大喜，视之，乃九江人，姓蒋，名干，字子翼，见为帐下幕宾。操问曰：“子翼与周公瑾相厚乎？”干曰：“丞相放心，干到江左，必要成功。”操问：“要将何物去？”干曰：“只消一童随往，二仆驾舟，其余不用。”操甚喜，置酒与蒋干送行。干葛巾布袍，驾一只小舟，径到周瑜寨中，命传报：“故人蒋干相访。”周瑜正在帐中议事，闻干至，笑谓诸将曰：“说客至矣。”遂与众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众将应命而去。瑜整衣冠，引从者数百，皆锦衣花帽，前后簇拥而出。蒋干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来。瑜拜迎之。干曰：“公瑾别来无恙？”瑜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耶？”干愕然曰：“吾久别足下，特来叙旧，奈何疑我作说客也？”瑜笑曰：“吾虽不及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干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请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为曹氏作说客耳。既无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帐。叙礼华，坐定，即传令悉召江左英杰与子翼相见。须臾，文官武将，各穿锦衣，帐下偏裨将校，都披银铠，分两行而入。瑜都教相见毕，就列于两傍而坐。大张筵席，奏军中得胜之乐，轮换行酒。瑜告众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虽从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说客，公等勿疑。”遂解佩剑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剑作监酒。今日宴饮，但叙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者，即斩之。”太史慈应诺，按剑坐于席上。蒋干惊愕，不敢多言。周瑜曰：“吾自领军以来，滴酒不饮。今日见了故人，又无疑忌，当饮一醉。”说罢，大笑畅饮。座上觥筹交错。饮至半酣，瑜携干手，同步出帐外。左右军士，皆全装贯带，持戈执戟而立。瑜曰：“吾之军士，颇雄壮否？”干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干到帐后一望，粮草堆如山积。瑜曰：“吾之粮草，颇足备否？”干曰：“兵精粮足，名不虚传！”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干曰：“以吾兄高才，实不为过！”瑜执干手曰：“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言罢大笑。蒋干面如土色。瑜复携干入帐，会诸将再饮，因指诸将曰：“此皆江东之英杰。今日此会，可名‘群英会’。”饮至天晚，点上灯烛，瑜自起舞剑作歌。歌曰：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歌罢，满座欢笑。至夜深，干辞曰：“不胜酒力矣。”瑜命撤席，诸将辞出。瑜曰：“久不与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于是佯作大醉之状，携干入帐共寝。瑜和衣卧倒，呕吐狼藉。蒋干如何睡得着？伏枕听时，军中鼓打二更。起视，残灯尚明。看周瑜时，鼻息如雷。干见帐内桌上，堆着一卷文书，乃起床偷视之，却都是往来书信。内有一封，上写“蔡瑁张允谨封”。干大惊，暗读之。书略曰：　　某等降曹，非图仕禄，迫于势耳。今已赚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操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关报。幸勿见疑！先此敬复。干思曰：“原来蔡瑁、张允结连东吴！……”遂将书暗藏于衣内。再欲检看他书时，床上周瑜翻身，干急灭灯就寝。瑜口内含糊曰：“子翼，我数日之内，教你看曹贼之首？”干勉强应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曹贼之首！……”及干问之，瑜又睡着。干伏于床上，将近四更，只听得有人入帐，唤曰：“都督醒否？”周瑜梦中做忽觉之状，故问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请子翼同寝，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尝饮醉，昨日醉后失事，不知可曾说甚言语？”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声！”便唤“子翼”，蒋干只妆睡着。瑜潜出帐。干窃听之，只闻有人在外曰：“张、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后面言语颇低，听不真实。少顷，瑜入帐，又唤“子翼”，蒋干只是不应，蒙头假睡。瑜亦解衣就寝。干寻思：“周瑜是个精细人，天明寻书不见，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干起唤周瑜，瑜却睡着。干戴上巾帻，潜步出帐，唤了小童，径出辕门。军士问：“先生那里去？”干曰：“吾在此恐误都督事，权且告别。”军士亦不阻当。干下船，飞棹回见曹操。操问：“子翼干事若何？”干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词所能动也。”操怒曰：“事又不济，反为所笑！”干曰：“虽不能说周瑜，却与丞相打听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干取出书信，将上项事逐一说与曹操。操大怒曰：“二贼如此无礼耶！”即便唤蔡瑁、张允到帐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进兵。”瑁曰：“军尚未曾练熟，不可轻进。”操怒曰：“军若练熟，吾首级献于周郎矣！”蔡、张二人不知其意，惊慌不能回答。操喝武士推出斩之。须臾，献头帐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计矣！”众将见杀了张、蔡二人，入问其故。操虽心知中计，却不肯认错，乃谓众将曰：“二人怠慢军法，吾故斩之。”众皆嗟呀不已。操于众将内选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以代蔡、张二人之职。细作探知，报过江东。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无忧矣！”本文选自《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是《三国演义》中最精采的片断之一。写的是周瑜用反间计智赚曹操，除掉了曹军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这一计在三国纷争的关键一仗赤壁之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当时曹操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军事上刚挫败刘备、收服刘琮，号称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妄图以武力席卷荆襄，气吞吴会，一统天下。而孙吴虽据江东之险，但只有精兵五万；蜀汉虽虎将云集，但兵力也仅有两万。尽管蜀，吴联合抗魏，在兵力上仍众寡悬殊。在这样的背景下，吴蜀方面唯有运用智慧，出奇制胜，才能以弱克强。这样，周瑜的这一计，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本文自始至终围绕这一计来展开，从设计的必要、施计的机会，到中计的过程、中计的后果，步步写来，环环相扣，层层波澜，中间多少起伏跌宕、多少喜、笑、惊、怒，变化莫测，腾挪难料，令人目不暇接。而几个人物，特别是周瑜这个有勇有谋、风流倜傥的青年统帅的形象，也就在这一系列起伏中得到了表现。全文共十节，可分四段。第一段(1—3节)写周瑜谋计。文章开始，周瑜是以一个血气方刚、锐不可当的青年统帅的形象亮相的。这一段，作者以较快的节奏，一连串推出他毁书斩使、三江口初挫曹兵，以及夜窥敌寨谋划用计三件事。毁书斩使是周瑜与曹操交锋的第一个回合，曹操信封上的寥寥数语，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骄横狂妄，而周瑜针锋相对、决不示弱，也自然流露出一种豪迈的气概和必胜的信心。果然，在三江口交战这第二个回合中，东吴船只发挥特长，勇往直前，把不习水战的曹兵打得大败。这最初的两件事，虽然尚未涉及周瑜定计，却是事情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交代这些环节，一来使后面发生的事情顺理成章、自然紧凑，二来也把两个对立的人物性格介绍了出来，增强了事态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果然曹操亦非等闲之辈，受挫之后，他重用谙习水战的蔡瑁张允，设立水寨，对青、徐之军日夜教习，这就给周瑜提出了新的难题。当初周瑜敢于藐视曹军，正是由于青徐之军不谙水战，若东吴这一优势失去，结局便不堪设想。所以满身英雄气的周瑜，在夜窥曹军水寨以后，也免不了“大惊”，意识到必设计先除蔡张二人，然后可以破曹。写到这里，严峻的局面已经摆开，周瑜设计除敌的必要性已无可置疑，这位年轻的统帅将如何智赚曹操，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第二段(第4节)写曹操征计破吴，周瑜闻讯定计。曹操得知周瑜窥寨，焦虑中向众将征计，这就引出了一个颟顸浅陋、庸碌无能的小人物蒋干。曹操起用蒋干，本想利用他与周瑜自幼同窗的关系去劝降，没想到反给周瑜提供了一个用计的机会。文章写周瑜闻讯以后的反应，只用了“笑谓诸将”、“附耳低言”等几笔染点，已经生动地描摹出人物胸有成竹、稳操胜券的神态。这一段文字虽少，却写出了双方针锋相对、计来计往的状况，预示着这场会见必然富于强烈的戏剧性。第三段(5—8节)写周瑜施计，蒋干中计。周瑜预料准确、布置在先，因而指挥若定、调遣自如，在一种看似轻松的气氛中，真真假假，亦醉亦狂，任意调侃着蒋干，并将其一步步按计划引入圈套。周瑜的做法分四步，这四步环环相扣、严丝合缝，时真时假，有威有诈，由不得蒋干不中计。第一步，劈头道破来意，先堵了蒋干劝降之口，又在酒宴上付剑太史慈，使蒋干无法提起军旅之事，这等于在彬彬有礼、笑容可掬中轻松地缴了对方的械，从此蒋干便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这一回合，周瑜的风流蕴藉、机智敏捷在谈笑风生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第二步，向蒋干显示军容军威、武器粮草。周瑜将此举安排在佯醉大笑之中，就把精心布置的示威活动，变成了毫不经意的自然流露，当然更使蒋干深信不疑。他与蒋干执手吐露胸怀，何等亲密倾心，又何等慷慨激昂！可是那些豪言壮语，哪一句不是另有目的？这番话，无异叫蒋干彻底死了劝降之心。这个回合里，周瑜威、诈并用，把严厉的警告、有力的还击藏在佯醉佯狂、知心换命的言行里，一种轻松自如、威而不露、居高临下的大将风度，表现得何等出色！第三步，佯作大醉，将蒋干引入机要之地，诱其盗书。如果说周瑜的前两步还是施计的铺垫，那么这一步是施计的重要一着了。周瑜的精细就在于从心理上先将蒋干逼到盗书的边缘。他知道，只有根本绝了蒋干的劝降之念，才能将这个贪功邀宠的家伙逼到回去无法交代的绝境，这样他才会去另谋邀功之途。所以前两步铺垫越足，这一步成功的可能也就越大。到了这一步，周的戏演得更妙，他佯醉邀蒋干同榻，立即睡熟，给蒋干制造了一个极好的盗书机会。其实，鼻息如雷的周瑜倒是绝对的清醒，而貌似清醒的蒋干倒是懵里懵懂地睡在鼓里呢。这个回合中，作者用在周瑜身上的笔墨不多，但刻划蒋干的鬼祟、惊慌，却正好反衬了周瑜精细周到、调遣自如的魄力。第四步，安排部下假送情报，进一步弄假成真，逼蒋干携书逃走。蒋干好瞒，曹操却是不好骗的。周瑜不仅要让蒋干把书盗走，还要借蒋干之口，说得曹操深信不疑。所以他不仅佯醉，还要佯醒。先是故意懊悔，使蒋干深信那盗书之机是周瑜的疏忽，又故作神秘，再抛出一点与蔡瑁张允结连的假情报，让蒋干更加深信自己盗书的价值。这样别说是蒋干这样的庸才，就是曹操，也难免不被瞒过。这一回合中周瑜的深谋远虑和严密周到，是在情节的又一次意外发展中，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表现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倜傥风流、足智多谋的大将面前，蒋干哪里是对手呢？他注定只能乖乖地成为周瑜手中的工具，为其智赚曹操起一回关键的作用。这一段，一步步写周瑜施计蒋干中计，便一层层深入地刻划出周瑜性格的多重侧面，使人们在情节曲折跌宕的变化中欣赏到人物独特的风采。第四段(9—10节)写曹操中计，周瑜大喜。蒋干劝降不成，自然要竭力将功补过，于是准确地按周瑜的调度行动，在遭到曹操责备以后，立即用蔡瑁张允通敌的情报来讨好献媚。在有耳闻有物证的情况下，老奸巨猾的曹操也被一时瞒过，直至杀了蔡张二人，方省悟曰：“吾中计矣！”消息传到江东，周瑜自然大喜，曰：“吾无忧矣！”这一段，虽然主要写的是曹操中计，却也借此进一步渲染了周瑜的料事如神。本文题目虽是“蒋干中计”，中心人物却是周瑜。在情节的展开中，作品不仅借人物的语言行动、表情神态，一惊一喜、一怒一笑去表现其性格，而且借蒋干曹操这两个人物为周瑜作了极好的衬托。蒋干的自负轻信、贪功无能反衬出周瑜的智勇双全；曹操老谋深算却终于败在周瑜手下，也进一步衬托出周瑜的智慧更胜一筹。

来如春梦不多时。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胡蓝之狱。推荐。爱诗词网。“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时期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两个最大的冤案。明朝建立后,皇权与相权矛盾,使朱元璋深感不安。1380年,朱元璋便以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借此大兴党狱,大肆屠杀功臣宿将。以伙同胡惟庸共谋不轨,杀韩国公李善长等,毒死刘基,先后株连被杀3万余人,前后持续达10年之久,史称“胡党大狱”。“胡党”而受牵连致死者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静宁侯叶昇等,1公、21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废除丞相后,其事有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蓝玉案是朱元璋时又一次大杀功臣的冤案。蓝玉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以谋反罪杀蓝玉,死1公、13侯、2伯,因蓝玉案被杀的人数达2万人,史称“蓝党大狱”。该案与胡惟庸狱合称为“胡蓝之狱”。胡蓝党案前后达14年之久,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5万人之多。经过“胡蓝之狱”明朝功臣宿将已被杀戮殆尽。由于杀人过多,造成朝中无将的局面,对以后的政治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

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不见古时月。推荐。爱诗词网。【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出处】唐·李白《把酒问月》。【意思1】今天的人见不到古时候的月亮，可今天这轮明月曾经照过古代的人。【意思2】现在的人没有见过古时的月亮，现在的月亮却照耀过古时的人。后用来慨叹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也用来表示某些人有清白、纯真、出尘的人生轨迹，而感叹有些人又没有。【鉴赏】今人不可能见过古时的月亮，而现在的这个月亮，却是曾经照耀过古人的那一个。这二句诗：一方面是感叹生命有限而宇宙无穷;另一方面则以人月的对比，来感叹面对大自然时，人类的卑微，在无休止的时间洪流中，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呀!【用法例释】用以形容、感叹月亮或其他自然景物年代久远，古今不变。亦用以感慨人生短暂。[例]望着给山、给竹、给寺、给空变得朦胧幽茫的山月，心中蹦出李白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真正慨叹不已，也愈发觉得那竹纵贯古今，无可企及!(周熠《香岩寺竹韵》)【解析】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701—762年)的《把酒问月》。李白在诗题下自注曰：“故人贾淳令予问之。”可见此诗是应老朋友之请而写的。但全诗所表现出的风流自赏和飘洒气度，却是诗人的固有情怀。这两句诗的古、今议论，意韵深长，互文见意。因为不论是古还是今，月亮只有一个，所以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但因“今月”分明就是“古月”，因而“今月曾经照古人”。正因为宇宙是永恒的，因而也可以说“古人不见今时月”，“古月依旧照今人”。作为人类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而月亮是长存的;但作为整体人类的存在，将是绵延久长的。正如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所写到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所以，读李白上述两句诗时，人们大可不必感伤和悲观。【全诗】《把酒问月》.[唐].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鉴赏】李白写过大量咏月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明月的爱戴、向往之情。这首诗却别开生面，以“问月”为题，而且是“把酒”问月。且不说全诗始终围绕着“把酒”和“问月”向前推进，即就诗题来看，已经令人感到新颖而奇特了，难怪清人王夫之击节称赏，谓为“创调”(《唐诗评选》)。开篇便以倒装语序，突发奇问，造成强烈的气势，接着以“停杯一问”作补充说明，传出浓郁的诗意。两句诗照应诗题，双绾“把酒”和“问月”，以下便从“问月”一面着笔，极写诗人对明月既神往又迷惑的情态。“人攀明月不可得”，见出月与人相距之遥远;“月行却与人相随”，又见出月与人关系之亲密;有时候，皎洁的月轮宛如飞腾的明镜照临宫阙，令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可爱;有时候，它却从绿烟般的云雾中穿行而出，散发出清冷的光华，又令人感到是那样的淡雅、清新;一方面，明月夜夜从东海升起，另一方面，它又每日拂晓向西天的云间沉没，这其间的运行如此富有规律，又是那样不可捉摸;更奇妙的是，神话传说月中有白兔、嫦娥，那么白兔经冬历夏、由秋到春地常年捣药究竟是为了什么?嫦娥独居于广寒宫中又与谁人为邻，她会不会感到寂寞?这里，诗人从月与人的关系、月的形象和色彩、月的运行轨迹和月中包含的奥秘几个方面，层层写来，连发数问，语气或缓或强，距离或远或近、色彩或淡或浓、或直写自我感觉，或出以想象之笔，从而将诗人惊奇、疑虑、神往、感叹等一系列情感活动传神地展现出来，极曲折变幻之致。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是一种浩渺广阔的空间感受的话，那么，“今人”以下四句便更侧重于悠然无尽的时间感受，从中传达出来的，是一种饱含哲理的人生意识。由人的角度来看，“今人不见古时月”，则古人亦难见今时月，今人古人自不能共处同一时空;由月的角度来看，“今月曾经照古人”，则古月亦在照今人，今月古月何尝稍有不同?由变的角度来看，古人今人不断更迭，如流水一去不返;由不变的角度来看，则无论古人、今人还是后人，都能看到同一个明月。既然不变之月如此永恒，而迭变之人生又是这样短暂，那么还是抓住眼前这皎洁之月和杯中之酒，切莫虚度此生!最后两句生发此意，以“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点明题旨，既与篇首“停杯”遥遥相对，又使“月光”一线贯穿，构成首尾圆融、通体浑然的妙境，给人以无穷的美感享受。这首诗清新俊逸，格高调远，将写实与想象熔于一炉，把明月与人生揉为一体，既有形象的画面，又有绵长的思理，虽不乏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更多的却是对生活的依恋与热爱，从把酒问月始，直到对月饮酒终，诗人的神态、情感和整个形象不仅鲜明真切，而且具有一种探索、追求的精神。所有这些，从形式到内容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从而构成优美和谐的意境。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