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乐水

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推荐。爱诗词网。原意为即使是智慧高超的人，考虑问题也总有不够周到之处。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下》。齐相晏子正在吃饭，君主景公差遣使者来。晏子分一半饭食招待使者，使者没有吃饱，晏子也没有吃饱。使者返回后，向景公说了这件事。景公惊叹道：“晏子家这样贫困，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过错。”景公差遣吏人把千金和市租送给晏子，请他用来供养宾客。晏子谢绝不接受。景公再三地送，晏子再三地谢绝不接受。晏子说：“我家不贫困。君主给我的俸禄，不但够我周济家族，而且足够我交游之用，还可以救济百姓，君主赐给我的俸禄是丰厚的!我的家不贫困。我听说，接受了君主所给的丰厚资财，转而施舍给人民，这是代替君主职位，忠臣不会这样做的;接受了君主所给的丰厚资财，而不施舍给人民，这就成了筐箧中的储存，讲仁义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进取财物于君，退得罪了士人，人死后财物转移给其他的人，这是主持守藏物资，聪明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十緵(八十缕为緵)布、一豆(古食器)的食物足够中、晚年享用。”景公对晏子说：“以前我的先君齐桓公，把一定数量的土地和附着的人口赐封给管仲，管仲没有推辞就接受了，你为什么推辞呢?”晏子说：“我听说，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考虑起来，管仲虽是聪明人，或有所失;而我虽然愚昧，或有所得。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现常用“圣人千虑，必有一失”借以表明听取各方面人的意见的重要，也劝诫自以为聪明的人要多加谨慎。也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论雷峰塔的倒掉。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原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是鲁迅杂文中的名篇，它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坟》。鲁迅在这篇杂文里，表现了他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和敢于立异的反传统的美学观点。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因此，它的倒掉，使鲁迅感到，“其欣喜为何如?”才引发出这篇与传统观点截然对立的文章来。这篇杂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从未倒的雷峰塔说起。“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这是点题。但已表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史上，似乎还不能找到第二位与鲁迅那样一反传统的审美趣味的文学家。从传统的审美趣味来看，风景区中的“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八景或十景不是好得很么?尤其是十景，给人以生活完美的感受，雷峰塔便是这样的西湖十景之一。而且不但景有十景，还移情于几乎衣食住行各方面，遂使“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至今“十全大补”的膏丸还能给病人以一种安全满足的功效。然而鲁迅偏偏反对这样一种传统的审美趣味。他管这叫做“十景病”。他诊断出了“十景病”的危害，说：“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其结果，“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这就是说，“十景病”式的审美趣味麻痹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社会矛盾的感受，助长了“十全停滞生活”的延续。明乎此，我认为可以进一步领会本篇的题旨。然而鲁迅认为，雷峰塔的应该倒掉，还不仅在于它破破烂烂的外观，更主要是它象征着封建的幽灵。在民间故事中，雷峰塔是法海镇压白娘娘的地方，它象征着一种权势对自由心灵的无情摧残，为此，赢得了许多人的眼泪。既然白娘娘被镇压在雷峰塔下，这雷峰塔也便成为邪恶与恐怖的镇压机器，同情白娘娘的人们，向往自由的人们，希望雷峰塔的倒掉，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鲁迅不过是这种自由心灵呼唤的代言人。所以，在本篇第二段中，作者说：“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虽然成年后鲁迅终于明白里边根本没有白蛇娘娘，但是，鲁迅说：“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这是因为，它既然是一种封建主义的象征，这象征就该被否定。第三段，“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欣喜显然不是属于鲁迅一个人的。他证之以吴越山间海滨的民意，无不憎恨法海这种封建式的专制行为。可见，向往自由反对压迫的潜在意识在民间是普遍存在，他们不过借了寄寓于雷峰塔的一段神话传说来申诉自己的愿望，包括自己的不自由的心灵的宣泄。鲁迅这篇文章之所以有份量，博得普遍赞扬，正因为与民意息息相通。第四段，借神话传说中玉皇大帝处理法海，以致迫使他逃到蟹壳里去避祸，成为“蟹和尚”，肯定伸张正义之举。因此，本文以一句民间的詈语“活该”作结。有斩钉截铁之势。本篇写得潇洒流利，语言十分有个性，间以民谚与文言，使文气跳荡多姿，形成一种雄健诙谐兼而有之的美感。

率性之谓道。推荐。爱诗词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51〕可辞〔52〕也，白刃可蹈〔53〕也，中庸不可能〔54〕也。”〔注释〕　天命：这里指自然的禀赋。　性：天赋予人的本性。　率：遵循。　道：规范、人道。　修：修明、实行。　教：教化。　道：日常事物当行之理。　须臾：片刻、一会儿。　君子：《中庸》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行的人，有时指有地位的人。这里指有德行的人。　戒慎：警戒、谨慎。　睹：见、察看。　莫：无、没有。　见(xiàn)：同“现”，体现。　隐：隐蔽。　微：细微小事。　发：表露、显露。　中：这里意为恰当。　中节：合于自然的道理。中，符合。节，法度、常理。　和：和谐。　达道：通达的道路，或说是天下人民共由之路，引申为天下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　致：到达。　位：安于其所、各得其所。　育：养育、生长。　中庸：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足。庸，“常”的意思。　反：违背、违反。　而：能、能够。　时中：应时而处中，即言行处处符合道的规范。　忌惮：畏惧。　至：极、最。　鲜：少。　知者：有智慧、有教养的人。知，同“智”。　明：著明、明了。　味：滋味。　矣夫：叹词。　知：同“智”。　也与：语气词连用。　迩(ěr)言：浅近之言。　执其两端：掌握它的两个方面。　斯：此。　予：我。　知：同“智”。　驱：驱逐、驱赶。　罟(gǔ)：捕鱼的网。　擭：装有机关的捕兽的木笼。　辟：同“避”。　期月：一个月。　回：颜回，孔子的学生。　拳拳服膺：牢牢地放在心上。拳拳，牢握不舍。服，放置。膺，胸口。　均：平，指治理公正。　爵：爵位。　〔51〕禄：官吏的俸禄。　〔52〕辞：放弃。　〔53〕蹈：踩、踏。　〔54〕中庸不可能：上述三事，即平治国家、辞爵禄、蹈白刃虽难还是能做到，而行中庸之道看似容易，实际更难。〔鉴赏〕　《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本来是《小戴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二篇，说明西汉时已有人专门研究《中庸》。南北朝宋散骑常侍戴颙的《礼记中庸传》二卷、南朝梁武帝萧衍的《中庸讲疏》一卷，援佛入儒。唐中叶以后，李翱作《复性书》，发挥《中庸》的思想，试图建立起一套新的儒家的心性理论。北宋儒者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籍，由曾子所传、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南宋朱熹根据北宋二程兄弟等理学开创者的观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并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称之为“集注”。本书《中庸》各章的划分即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四书》中，《中庸》的理论性、思辩性高于其他三者，这从朱熹对《四书》次序的排列中可以看出。《四书》的排列次序，今通行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实际上，朱熹在其编排中曾把《中庸》置于最后。朱熹对此排列曾有说明：“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这里朱熹把《大学》看作纲领，故列于首位；把《中庸》看作精髓，故列于最后。这一起一结，首尾呼应，中间以孔、孟的言论作印证，从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朱熹之所以重视《中庸》，原因在于他视《中庸》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学者玩索而有得，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卷首》)他指明了《中庸》所阐明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思想深刻，分析透彻细致，同实际密切相关，对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些说法是符合实际的。第一至第九章论述道与中庸两个观念，这里所说的道即中庸之道，然而他先从哲学上阐述道的概念，不仅为中庸之道奠定了本体论基础，而且赋予道以天人合一的意义，从而发展了道的观念。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它作为宇宙的本体、本原和根本法则，是超越于人的。在孔子学说中道是一个政治学和伦理学概念，《中庸》则第一次把道论述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它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说规定了道的基本意义，既指出了道之本原出于天，体现了宇宙法则，又强调了道与本性、人性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天与人、内与外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中庸》这几章主要论述中庸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它首先提出中庸即“中和”，从词义上说中和表示适度，恰当。“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描绘此时情感、意念无所偏倚，当于理；“发而皆中节”是说情感、意念的表达有分寸，不乖戾。而从哲学上说，明代王阳明认为“未发之中”即良知，即本心，即宇宙本体。可见，根据中庸的观念，世界、本心、本性的本然状态是适度，适宜，恰当。其次，中庸意为“时中”，即人们在各方面的行为举止要合乎时宜，随时而处中。因为“中”无固定的标准，要根据时代条件和具体情况来确定。时中意味着要面对现实，尊重外部的客观条件，不能随心所欲。那些私心太重的人，往往肆欲妄行，所以《中庸》说小人反中庸，言行无所忌惮。再次，中庸是指无过无不及，这除了表示适度的意义之外，还是针对人性弱点提出的。所谓“知(读为“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描述了普遍存在的认识和行动的误区：智者、贤者由于个人主观上的偏爱和过度自信而往往走过头；而愚者、不肖者则由于智识或人格上的缺陷而常常达不到要求或标准。当然无过无不及的涵义也是反对走极端。最后，中庸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就是把握两个基本点，使两者保持均衡，也就是遵循对立统一的法则，这是孔子在各种问题上都采用的方法，如他主张在政治上要宽猛并用，在学习方法上要“学”与“思”兼顾，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做到“文质彬彬”等等。《中庸》作者看到，由于人性的弱点，人们容易落入认识的陷阱之中，所以他们的行为常常反中庸，即使有时能遵循中庸之道，但也不能持久，所以说“民鲜久矣”。《中庸》大力提倡中庸之道，说它是极端重要的法则，自然、社会以至于整个宇宙的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因此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实行。这样，中庸就同仁、义一起被确立为儒家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观念。

夜深忽梦少年事。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意思】夜阑人静，梦里重温了年轻时的欢乐生活。于是便哭泣起来，泪水冲淡了胭脂，在脸上凝成了纵乱的痕迹。梦中回忆，空垂悲泪。是对往日韶华虚度的追悔，也有对现实艰难处境的哀愤。“红阑干”逼真地再现了琵琶女哭后的状态。注：少年事，年轻时欢乐的生活。阑干，纵横貌。形容泪流的样子。【鉴赏】夜深的时候，忽然在梦中回想起少年时代的许多往事，忍不住泪流满面，把脸上的红色胭脂都弄得凌乱模糊了。阑干：在这里指的是脸上的脂粉被泪水沾湿，顺着泪水流下，仿佛是一排排的阑干。过去的欢乐往事，突然在梦中涌上心头，抚今追昔，感叹身世飘零，只觉满心凄楚，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春夜宴诸从弟桃园序。推荐。爱诗词网。李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1);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2)。而浮生若梦(3)，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4)，良有以也(5)。况阳春(6)召我以烟景(7)，大块(8)假我以文章(9)。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10)俊秀，皆为惠连(11)。吾人咏歌，独惭康乐(12)。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13)以坐花(14)，飞羽觞而醉月(15)。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16)。〔注释〕(1)逆旅：旅店。(2)过客：过路的客人。(3)浮生：人生如浮云不定。(4)秉：持、拿。(5)良：确实。(6)阳春：暖和的春天。(7)烟景：象烟气朦胧的景色。(8)大块：指天地。(9)文章：绵绣交织。(10)群季：诸弟。(11)惠连：刘宋时深受谢灵运赏识的族弟谢惠连，十岁能作诗文。时人与灵运并称“大小谢”。(12)康乐：谢灵运袭康乐公，世称谢康乐。(13)琼筵：华美的筵宴。(14)坐花：在花丛中开宴。(15)羽觞：爵杯，古代酒器。醉月：醉于月光下。(16)罚依金谷酒数：晋代石崇常在其家金谷园中饮宴，座上赋诗，不成者罚酒三杯。《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鉴赏〕这是一篇散文小品，却洋溢着诗情画意，象一首优美的诗。长期以来，家弦户诵，脍炙人口;明代的大画家仇英还把它转化为视觉形象，流传至今。从题目看，这是一篇记事文。记事文，一般要包含六个要索：who(什么人)、when(什么时候)、where(什么地方)、what(干什么)、how(怎样干的)、why(为什么那样干)。其中都有w，简称六个w。题目中回答了四个w：什么人?作者与从弟;什么时候?春夜;什么地方?桃李园;干什么?宴饮。这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泄露了主题，使人一看题目就知道文章的基本内容，又怎么能引人入胜呢?然而一读全文，就立刻被那强烈的艺术魅力所吸引，陶醉于美的享受。原因在于：在文章中，作者结合剩下的两个w，对已见于题目中的四个w作了进一步的、独特的回答，从而展现了情景交融、景美情浓的艺术天地。全文是以议论开头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古文观止》的编者说这是“点‘夜’字”。即回答了一个w：“什么时候”。“点‘夜’字”，这固然是对的，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在于回答了另一个w：“为什么”。白天满可以“宴”，为什么要“夜”宴呢?就因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要及时行乐，连夜间都不肯放过。及时行乐的思想在我们看来是消极的，但在封建社会的某些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那里却是普遍存在的。《古诗十九首》有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与吴质书》有云：“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作者在行文上的巧妙之处，就表现在他不去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夜”宴，只说明“古人秉烛夜游”的原因，而自己“夜”宴的原因，已和盘托出，无烦词费。“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这是万口传诵的名句。《古文观止》的编者说它“点‘春’字”，即与第一段“点‘夜’字”结合，照应题目，回答了一个w：“什么时候”。这当然不算错，但也不仅如此。它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第一段，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天地)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而这两句之所以成为名句，就由于那的确是佳句。第一、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多么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人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绵，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绵，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成为人们喜爱的语言，一经运用，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人以文采炳焕，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拿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天地)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我这个审美主体又岂能无情!自然与审美客体互相拥抱，融合无间了。“会桃李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w，而着重写“怎样干的”。这一点很重要。试想，春夜与诸从弟“会桃李之芳园”，如果是为了饯别，那就会出现“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的场面，或“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景象，未免大败人意。如今幸而并非如此。“会桃李之芳园”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第一阶段“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不是别的什么“欢”，而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看样子，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很久了。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李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当然，“天伦之乐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序”法。那么，作者和他的诸弟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从弟，他自己呢，那不用说就相当于谢灵运。“吾人(我自己)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者是宾，后者是主。“赏”的对象，那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李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之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李园”，这是那欢乐的高潮涌起的最高浪头。“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李之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实在写得好!《汉书·外戚传》引班倢伃赋云：“酌羽觞兮销忧。”颜师古注采用孟康的解释：“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爵，是酒器的名称;而在古代，爵字又与雀字相通，这种称为爵的酒器，正作雀的形状，有头、尾、羽翼。因为有羽翼，所以又叫羽觞。班倢伃一个人借酒浇愁，“觞”虽有“羽”，却只能“酌”，不能“飞”。李白生动地用了一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结束了全篇。《古文观止》的编者说：“末数语，写一觞一咏之乐，与世俗浪游者迥别。”这是相当中肯的。开头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引出夜宴，在今天看来，思想境界当然不高。但在李白那里，却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当时政治黑暗，他怀有“安黎元”、“济苍生”的壮志，却到处碰壁，无法实现，因而常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感慨，哪里有什么欢乐!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开头一段，不过是为了引出下文;而那个“欢”字，又为全文定下了基调。“况”字以下，写景如画，充满着春天的生机;叙事如见，洋溢着健康的欢乐。意境是崇高的，格调是明朗的。熟读全文，并不会滋生“浮生若梦”的消极情绪，却能于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提高精神境界，热爱自然，热爱人生。结尾的“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用的是石崇《金谷诗序》(《全晋文》卷三三)的典故(石崇宴客金谷园，赋诗不成者罚酒三觞)。这篇序，从体裁和题材上看，也与《金谷诗序》相似。而《金谷诗序》却说什么“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情调很悲凉。李白的这篇作品同样写游宴，却完全摆脱了“既喜而复悲”的陈套，给人以乐观情绪的感染，这是难能可贵的。与古人的同类作品相比，说它别开生面、或“开拓了新的领域”，不算过分。字数：3386作者：霍松林知识来源：吴功正执行主编.古文鉴赏辞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第697-7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