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诉离殇

论雷峰塔的倒掉。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原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是鲁迅杂文中的名篇，它最初发表于1924年11月17日《语丝》周刊第一期，后由作者编入《坟》。鲁迅在这篇杂文里，表现了他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和敢于立异的反传统的美学观点。在鲁迅看来，矗立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雷峰塔，是中国封建主义的象征。因此，它的倒掉，使鲁迅感到，“其欣喜为何如?”才引发出这篇与传统观点截然对立的文章来。这篇杂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从未倒的雷峰塔说起。“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这是点题。但已表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史上，似乎还不能找到第二位与鲁迅那样一反传统的审美趣味的文学家。从传统的审美趣味来看，风景区中的“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八景或十景不是好得很么?尤其是十景，给人以生活完美的感受，雷峰塔便是这样的西湖十景之一。而且不但景有十景，还移情于几乎衣食住行各方面，遂使“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至今“十全大补”的膏丸还能给病人以一种安全满足的功效。然而鲁迅偏偏反对这样一种传统的审美趣味。他管这叫做“十景病”。他诊断出了“十景病”的危害，说：“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其结果，“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这就是说，“十景病”式的审美趣味麻痹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社会矛盾的感受，助长了“十全停滞生活”的延续。明乎此，我认为可以进一步领会本篇的题旨。然而鲁迅认为，雷峰塔的应该倒掉，还不仅在于它破破烂烂的外观，更主要是它象征着封建的幽灵。在民间故事中，雷峰塔是法海镇压白娘娘的地方，它象征着一种权势对自由心灵的无情摧残，为此，赢得了许多人的眼泪。既然白娘娘被镇压在雷峰塔下，这雷峰塔也便成为邪恶与恐怖的镇压机器，同情白娘娘的人们，向往自由的人们，希望雷峰塔的倒掉，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鲁迅不过是这种自由心灵呼唤的代言人。所以，在本篇第二段中，作者说：“那时我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虽然成年后鲁迅终于明白里边根本没有白蛇娘娘，但是，鲁迅说：“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这是因为，它既然是一种封建主义的象征，这象征就该被否定。第三段，“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欣喜显然不是属于鲁迅一个人的。他证之以吴越山间海滨的民意，无不憎恨法海这种封建式的专制行为。可见，向往自由反对压迫的潜在意识在民间是普遍存在，他们不过借了寄寓于雷峰塔的一段神话传说来申诉自己的愿望，包括自己的不自由的心灵的宣泄。鲁迅这篇文章之所以有份量，博得普遍赞扬，正因为与民意息息相通。第四段，借神话传说中玉皇大帝处理法海，以致迫使他逃到蟹壳里去避祸，成为“蟹和尚”，肯定伸张正义之举。因此，本文以一句民间的詈语“活该”作结。有斩钉截铁之势。本篇写得潇洒流利，语言十分有个性，间以民谚与文言，使文气跳荡多姿，形成一种雄健诙谐兼而有之的美感。

瓯北诗话。推荐。爱诗词网。《瓯北诗话》本书为清代赵翼(号瓯北)所撰的诗话，12卷。前10卷评论唐、宋、元、明、清10家，计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各一卷，陆游二卷(附年谱)，元好问、高启合一卷，吴伟业、查慎行各一卷。后2卷是续诗话，论韦应物、杜牧、王安石、黄庭坚诸人诗及诗格诗体。赵翼是乾隆年间著名诗人，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他的诗论，观点极为鲜明，即反对“荣古虐今”，力主“争新”、“独创”。他的论诗绝句：“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这与另几首都表现了一定的发展观点和追求创造的精神。再就本书的体制看，把他同一朝代的吴伟业、查慎行与李、杜相提并论，这是相当胆大的，与崇尚汉唐、“劝人不读唐以后书”的复古派迥然不同。他评诗，内容与形式并重，要这两方面都能创新才能成家。他既反对一味摹倣古人，认为这不过是“拾人牙后”、“抱柱守株”的“优孟”而已;同时也反对那些只在词句上“争难斗险、使人骇目”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元、白的诗触景生情，用眼前语、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因而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也批评了那些把黄庭坚捧在苏轼之上，以及说苏轼超过陆游的人，因为陆游的诗具有丰富的爱国内容，而苏轼在“乌台诗案”后写诗往往回避现实。苏、黄的优劣表现在写作方法上，苏随物赋形、信笔挥洒的熟练技巧，较之黄庭坚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是略胜一筹的。他批评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可说是一针见血的高论。但作者囿于时代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封建糟粕，有待于读者的扬弃。霍松林、胡主佑根据寿考堂、湛贻堂等《瓯北全集》本作了校点，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1981年再版。

纷纷开且落。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出处】唐·王维《辛夷坞》【意思】山涧口空寂无人，花儿独自纷纷开放，又相继凋落。涧(jiàn)：山间流水的沟。户：出入口。【鉴赏】寂寞的涧户，杳无人烟，这山中美丽动人的辛夷花，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声无息地开花，又无声无息地独自凋零。诗歌描绘的画面充满了落寞孤单的感觉。任凭辛夷花花朵开放得再好，再娇艳动人，也无人欣赏，最终只能逐渐凋零。花落本就让人伤悲，无人欣赏的花凋零更让人难过。花且如此，人何以堪?诗歌以辛夷花在无人的山涧自开自落的情景，寄托了诗人感伤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却被压抑埋没的无奈情绪。【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山间野外阒无人迹，花草自生自灭。[例]幽壑中有一片红红艳艳的山花，远远望去，烂漫至极。我又想起了王维写的《辛夷坞》的诗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诗句使人于此时此地身世两忘，万念俱寂。花开花落，既没有人赞美它，也没有人为花的凋零而悲伤。(许乐江《楼观台怀古》)【全诗】《辛夷坞》.[唐].王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鉴赏】王维是盛唐著名诗人，其山水诗尤佳。因他奉佛，又是画家，在山水诗中就注进了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感受，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咏辛夷的诗就颇能代表王维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色彩。辛夷，即木笔树的别称，又有紫玉兰、女郎花、木兰花之称。前两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是写辛夷花开似芙蓉花。因芙蓉花与辛夷花相近，裴迪在他和《辛夷坞》诗中也说：“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其花开时节在早春，而且是先叶开花，有紫、红两种，其含苞待放时有如笔蘸紫红颜料的毛笔头，向上而立，故有木笔之称。王维这里描绘的着眼点是木末，即树枝上的辛夷花，其色与芙蓉花相近，这一点，不从似笔着眼，也不从女郎花着眼，自有他自己的会意之处。“山中发红萼”辛夷花苞在“山中”发，其色为红，这里“山中”给人空旷之感。接着第三句“涧户寂无人”是进一步强调了辛夷花的红萼所处环境，是山中涧谷，寂寂无人的所在。“纷纷开且落”一句作结，将“无人”的境界进一步深化，深化到连花也“无”的最高境界中。“纷纷”是言其多，“开且落”是那样急促，匆匆而开，匆匆而落;发自山中，落于山中。不为人所开，不为人所落。这是一种多么古朴、宁静的境界，从这一境中我们能体味到什么呢，是为辛夷花“红萼”发而欣喜，为其落而惋惜吗?还是从辛夷花的山中自开自落的变化中对自然和人生有所领悟呢?真令人味之无穷，有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之感。王维这里不仅仅是咏辛夷花，而是借此抒写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发，一种对自然界的返朴归真的探求。他不以咏物的细巧精致取胜，而是以物写境，以境喻理，以境达理。这在咏物诗写作中真可以说别具一格，难以企及。当然咏物诗贵在有寄托，但寄托也是各种各样，难求一律。王维这首诗中体现出来的无人的境界，花开花落无人知也无须人知的境界，就是无我的境界，我与物混一的境界。不必欣喜于“红萼发”，不必惋惜于“开且落”。“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好静”的追求不一定限于晚年，以动态写静，动中求静，倒却是王维诗中常见的艺术手法。他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所追求的境界同《辛夷坞》境界相类。当然，这些地方都是他辋川别墅的具体处所，还有文杏馆，斤竹岭，孟城坳，华子冈等胜地，他都有吟咏。但就咏辛夷而言，用简炼形象语言将花开花落的常见现象表现得如此富有哲理，确是大家手笔。

蔡勉旃坚还亡友财。推荐。爱诗词网。清·徐珂蔡磷，字勉旃，吴县人。重诺责②，敦风义③。有友某以千金寄④之，不立券⑤。亡何⑥，其人亡。蔡召⑦其子至，归之。愕然⑧不受，曰：“嘻!无此事也，安有寄千金而无券者?且父未尝⑨语⑩我也。”蔡笑曰：“券在心，不在纸。而翁(11)知我，故不语郎君。”卒辇(12)而致(13)之。【注释】①本文选自《清稗类钞·敬信》。徐珂(1869年—1928年)，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人。旃，音zhān。②〔诺责〕诺言和责任。③〔敦风义〕重视情谊。④〔寄〕寄存，寄放。⑤〔券〕书面证明。⑥〔亡(wú)何〕没多久。⑦〔召〕召唤，召集。⑧〔愕(è)然〕很吃惊的样子。⑨〔未尝〕未曾。⑩〔语〕告诉。(11)〔而翁〕你的父亲。而，同“尔”。(12)〔辇(niǎn)〕车子，这里是“用车子运”的意思。(13)〔致〕归还。【译文】蔡璘，字勉旃，吴县人。很注重诺言和责任，对情谊很忠厚，笃实。有一位朋友将很多钱寄放在他那里，没有立字据。没过多久，这位朋友就死了。蔡璘呼唤那人的儿子来，(把钱)还给他。(那人的儿子)感到惊讶没有接受，说：“哎，没有这件事呀，怎么会有寄放那么多钱却不立字据的人呢?况且，我的父亲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呀。”蔡璘笑着说：“字据立在心中，不是立在纸上。你父亲很了解我(的为人)，所以没有告诉你。”于是便用车子(把钱)运到(那人)家中。字数：638知识来源：何小宛主编.中学生古诗古文阅读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第456-457页.

匪徒颂。推荐。爱诗词网。诗歌。郭沫若著。写于1919年末。诗歌为抗议日本新闻界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的诬蔑而作。诗人以热情的呼喊、愤激的反语,赞颂了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对他们三呼万岁!充分体现了向旧传统、旧制度勇猛挑战的叛逆精神。其中对“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歌颂,更显示了诗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

明史纪事本末。推荐。爱诗词网。《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体裁叙述明代历史的重要史籍。清初谷应泰编撰。顺治十三年(1656),谷氏任浙江学政佥事,延揽学者张岱、陆圻、徐倬等人,搜集史料,编撰而成。最早的刻本为顺治十五年谷氏所刻的筑益堂本。其后翻刻者甚多,以江西局本和广雅局本为最通行,近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除原书80卷及补遗6卷外,更收入清初海盐彭孙贻所作的《明朝纪事本末补编》5卷(每目为1卷,即《秘书告成》、《科举开设》、《西人封贡》、《西南群蛮》、《宦官贤奸》),其性质为补谷氏书之未备,内容虽不甚重要,亦略有可取。又清末江都倪车田撰《续明史纪事本末》18卷,记载南明之事(亦以一篇为一卷,始于《南部兵事》,终于《自成遗乱》,其性质为谷氏书的续编),因南明之事已入清史阶段,且其书取材无特殊之处,故校点本未予收入。北京图书馆有南陵徐仁山旧藏《明史纪事本末》,朱墨校注,可称善本。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学政佥事等职,一生好学勤著,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皆收入《筑益堂集》。《明史纪事本末》系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体例,系统地记载明代近3百年的重要史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明太祖朱元璋起兵,终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取北京。全书80卷,以一卷系一事,故卷帙大小不一,详略悬殊。以广雅本为例,其中篇幅较多的,如卷16燕王起兵,卷66东林党议,卷71魏忠贤乱政,卷72崇祯治乱,卷75中原群盗;篇幅较少的,如卷19开设贵州,卷23平山东盗,卷70平徐鸿儒,卷76郑芝龙受抚等。《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附论,写法仿《晋书》的“论”、“赞”,用骈体文,多数为谷氏自己所作,间或有直接引用他人之论。如卷56《李福达之狱》即用高岱论,卷66《东林党议》用倪元路论,卷68《三案》之“梃击”、“移宫”二案用夏允彝论。《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代官修《明史》前八十多年,无正史为据,广泛采用野史和杂记传说。所记成祖设立三卫,进军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等事,其中史实较《明史》详细而又颇有出入,可以相互参证。该书较以前纪事本末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史料来源不是脱胎于某一部书,而是集众书之长。《明史纪事本末》关于晚明与清室相关之事,略而不载。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通行本内缺《辽东兵端》、《熊王功罪》、《插汉寇边》、《毛师东江》、《锦宁战守》、《东兵入口》六篇,拜经楼有旧钞本。”清初厉行文字之禁,谷氏成书后,曾被指控,其缺少晚明之事当为受政治影响后之改版,而非由于谷氏撰作的疏漏,吴氏拜经楼所藏旧钞本(后归陆氏皕宋楼,清末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经傅以礼借钞得一本(今存浙江图书馆),他于光绪三年孟冬写有跋文,称原书“不分卷,亦无序目,撰人名截去。”又称“是书体例全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只篇末无论为小异耳。观卷中附注有详《流寇之乱》、《崇祯治乱》等话,此两篇为谷书中子目,疑此书亦出其手,初为一书,后以事关昭代龙兴,恐有嫌讳,授梓时始别而出之。”傅氏乃改题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定为6卷。《四库提要》引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之说,谓谷氏书原为张岱所辑的《石匮藏书》,谷氏以五百金购之;又称其多取谈迁所作,后论则杭诸生陆圻所作。古代官僚著书多有幕宾为之操笔,谷氏之书内容充实,组织亦甚为精密,似非一人在公余之暇所能胜任。但该书编纂得当,首尾一致,其中应有谷氏一定的功劳,不可便认为是袭取他人之作;若以《国榷》与《明史纪事本末》相较,所载崇祯时期多有相同,这是由于崇祯朝无实录,在史料来源方面似有一定承袭关系,但采用同一史料并非等同于代作。又张岱《与周戬伯书》说:“幸逢谷霖苍文宗,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世诸臣,计有数十余卷,悉送文几,祈著丹铅,以终厥役。”据此则张岱所协助者以崇祯部分为主,更非谷应泰出于巨金相购。谷应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是以封建士大夫的立场总结明王朝的统治经验。书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不仅一律诬蔑为“盗贼”,并多用丑化的写法,如诬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是“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而对于效忠君王的人物都作正面肯定,甚至不惜采用伪史记载。如燕兵进入南京,“宫中火起”,建文帝自焚身死。但当时曾有建文帝未死,潜服出逃的传说,后来便有许多伪史乘机而作,其中最有系统者和万历年间所写《致身录》,记随建文出亡者凡22人。当时稍具历史知识者,无不指出其伪,论证十分明确,沈德符《野获编》、许元溥《吴乘窃笔》均指出系后人伪造的种种明证,“与逊国仕宦从亡,风影无涉”。而谷氏全用《致身录》之说,并作论云:“疑一龙之未出,摈众蛇而不载。”他相信这些伪史记载,并为那些“忠君”的人叫屈,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但《明史纪事本末》以简明的文笔,系统地概括了明朝一代的史实,仍应值得肯定。如关于农民起义,从前期的山东唐赛儿、浙闽矿工、郧阳流民,和中期的河北、蜀中、江西,以及末年的全国性起义,都有专篇作比较集中的记载;又如修治运河、防御倭寇、宦官弄权以及矿税为害等,也都有专篇论述,这就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