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败军之际

山高路远沟深。推荐。爱诗词网。毛泽东诗词《六言诗①·给彭德怀同志》原文|译文|注释|赏析一九三五年十月山高路远坑深②，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③!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注释】①六言诗，诗体名。全篇都是六字句，故称。始于汉代。后来也有古体、近体之分。本篇不拘平仄，属于古体。②“山高”句，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为组织这次战斗而草拟的电报中，论及吴起镇一带的地形特点，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这里就用电报中的语句，稍改一字。坑，指沟壑。陕甘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村与村之间往往隔着一条条深沟，有的深达几十米，长达几十里，彼此鸡犬之声相闻，但要往来，则需爬上爬下，曲折迂回，甚至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③彭大将军，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在北伐军中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毅然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所部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当选为党的第六届至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党的“左”倾错误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政治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深受人民的爱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赏析】1935年10月，自中央红军主力进入西北高原后，敌“中央军”毛炳文部和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东北军的骑兵部队一直尾追不舍。10月19日，当红军进入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当日，毛泽东电召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彭德怀20日赶到吴起镇后，毛泽东即与他筹划退敌之计，并决定由彭德怀指挥作战。经策划，红军准备在吴起镇西北面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上设伏。10月21日，敌马鸿宾部35师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即遭红军猛烈袭击而溃败;而敌白凤翔率领的东北骑兵师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重围。这一仗红军消灭敌军1个骑兵团，击溃2个骑兵团，俘虏敌官兵700余人，使敌骑再也不敢轻易追击红军，从而远离陕北革命根据地。战斗的当天上午，毛泽东本来在安全地点，由于非常关心作战情况，下午四五点钟，带了警卫员和通讯班到指挥位置。警卫班陪着毛主席直到阵地，毛泽东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又用心倾听枪声的方向，直到枪声稀落，估计敌人远逃后才回驻地。赢得这场恶战后，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握着彭德怀的手，爽朗地笑着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啊!”他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这首六言诗以赞彭德怀。毛泽东的这首诗，廿四字，刻画了一位英勇无敌的大将军形象。与汉高祖刘邦廿三字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颇有些他曾熟读的《三国演义》中张飞收缰勒马、在长坂桥喝退百万曹兵的雄风。“横刀立马”当然只是一个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因彭德怀指挥作战时并未骑在马上，而是隐藏在壕沟里。他使用的枪也不是短距离格斗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古代兵器，而是能够较远距离射击的近代武器“盒子炮”。但该句确实刻画了一个挺身拒敌、勇猛无比的彭大将军形象。征战场上，彭德怀见到这首诗后，将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并把原诗送还了毛泽东。遗憾的是，这首诗的原稿并未存留下来。但该诗不胫而走。12年后，它非正式地发表于1947年8月1日的《战友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后来又以来信的方式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这首诗正式收编入《毛泽东诗词选》是在1986年。该选集由长期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主持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人员根据多方可靠史料，证实毛泽东创作这首六言军旅诗的基本情节确凿无误后，便首次将之收入其中，并增加题目为“给彭德怀同志”。该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此，这首流传数十年诗作正式入集。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亦将它编入其中。但是，《彭德怀自述》中所记录的毛泽东这首诗却是这样的：“山高路远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样，毛泽东赞彭德怀的六言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在军中久已流传的版本，一个是1962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凭记忆写出的版本。这首六言诗的两个版本大体相同，但在字词使用上有很大差异，有一句完全不一致，总共24字竟有8字不同，如果加上位置的改动可说有10字不同。出于对彭德怀回忆的尊重，以王焰为组长的《彭德怀传》编写组在《彭德怀传》中引述这首诗时，采用的是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彭德怀凭记忆写出的版本，其优越之处在于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它鲜明地反映出，毛泽东把陕北的地形地貌恰当地描绘出来了，把红军伏击敌骑兵大获全胜的意境展现出来了，把彭德怀的英勇形象刻画出来了。“山高路远坑深”，此句确实是当地地貌的真实写照。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曾描写红军过六盘山后在白杨城出发的情景：“一出城就要过沟，队伍集结在东门外，等待下沟。……队伍继续下沟，一直下到三四十丈的沟底，才又上行二三里路，离开了沟。”“过完了这道沟，又上了山，接着又过了三道深沟，直到半夜才到达杨家园子，已经走了百多里路。我们夜行军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黑夜过深沟的经验以前还没有过。沟越深，越阴暗，看不清道路，而路又很窄，稍不注意，就很危险。”确实，由于水土流失，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吴起镇一带多是高山深沟险壑。只是红军在越过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后往东走时，地势逐渐低落，正是谓“山高路远坑深”。依据《彭德怀自述》的版本来分析，“骑兵任你纵横”，是谓看你们这些骑兵还能横行几时。“纵横”，强横无忌、奔行无阻之意，是写敌骑气焰嚣张。该句体现了毛泽东及所率领的红军将士志在歼敌、胜利在握的从容镇定和对骄横之敌骑的藐视。“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泽东塑造的艺术形象与古时战场的勇猛战将重叠在一起，令人景仰。然而，也有人认为存在毛泽东在1947年对这首诗的重书版本。1979年，黄克诚在《人民日报》撰文悼念彭德怀时，其中提到毛泽东在1947年曾经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他说：“毛主席对彭老总的出色指挥和辉煌战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主席乘兴即席挥笔，为彭老总重新书写了他在长征路上热情赞扬彭老总的诗篇：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黄克诚所说毛泽东重书该诗并非他所亲见，因为1947年8月他远在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这篇悼念文章如果不是黄克诚亲自起草，代起草人就有可能将有关信息写到文章中去。假若毛泽东1947年重新书写赞彭德怀的六言诗实有其事，彭德怀在回忆中应该会忆及的。但他没有忆及。而毛泽东在1947年曾重书六言诗的说法得到了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的赞同。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魏艾民先生在《哪家报纸最先刊用“彭大将军”这首诗》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些信息：曾在《解放军报》担任过重要职务、并任《彭德怀传》编写组组长的王焰，在1990年曾对他说：“‘彭大将军’那首诗，出自毛泽东之手，有了更多的直接证据。后来，看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记述了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整编36师后，毛泽东再录此诗的经过。”王焰还说，1947年《战友报》发表的此诗全文，是“毛泽东从整个革命战争的长期性着眼”，“路远坑深”“使这首诗具有更深刻的意境”。“彭总回忆第二句‘骑兵任你纵横’和第三句‘谁敢横枪立马’，看来他的回忆是不准确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矛盾：第一，如果毛泽东是在1947年8月19日“沙家店大捷”后重书的此诗，那么刊于1947年8月1日《战友报》的诗就不是来源于毛泽东重书的这首，而确实是从流传中搜集到的“在长征中所作的”诗。第二，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在回忆录中忆及1947年沙家店大捷后，毛泽东并非重书六言诗，只是书写两句：“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书写地点不是在“军事会议”上，而是在梁家岔住地。凑巧的是，毛泽东书写的这12个字与伍修权回忆1935年的情况相同：“毛主席曾经写了一首词，赞扬彭德怀同志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所以，毛泽东1947年是否重书六言诗尚无确证。再者，收录在《毛泽东诗词集》中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不经意地改变了，以至说法前后矛盾。比如，1935年10月毛泽东给彭德怀拟写的一份电报中有‘山高路远沟深’句，但这类电报并未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见到。由上可以推断，1947年《战友报》首次发表的传抄本可能就与彭德怀的回忆本同源，它并未由毛泽东重新书写过。如果作一比较，彭德怀忆写的诗可信度和艺术性更高，况且彭德怀是当事人，也是最后一句诗的修改人，采信彭德怀忆写的版本更可靠些。当然，“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也不失其壮美。它可以理解为彭德怀在军中当大任，指挥红军一路远征，突破敌军重重包围，战胜一路险阻。这位将军横刀立马，有万夫不当之勇，使敌闻风丧胆，令人钦佩之至，根本让人想不到一路纵横无阻的红军，是从江西出发的八万大军变成的七千之众!文章作者：胡为雄

有心栽花花不开。推荐。爱诗词网。谓有意做成的事情反而没做成，无心促成的事反而意外地成功了。此语源自这样一个故事：　元朝有个叫魏鹏的官宦之子，自幼在浙江与贾家女儿娉娉订了婚，父亲死后举家回到襄阳家乡，音讯遂绝。魏鹏长至18岁，聪明好学，熟读经史，不料屡次考试不取，心中郁闷。母亲恐其成疾，遣其去浙江，一则访师问友，二则开豁心胸，三则找贾家议定婚期。那贾家只有老夫人和女儿在家，听说魏鹏到来十分欢喜，款待也十分周到，只是不提起婚姻之事。娉娉有西子之容、倾城之色，对魏鹏眉来眼去极有好感，二人诗词奉和，情意日深，遂山盟海誓成了眷属。从此无夕不欢，往来频数，只瞒了贾老夫人。不期光阴易过，夏暑将去，家中来信催魏鹏回去参加秋试。魏鹏无奈，与小姐絮絮叨叨洒泪而别。回家已将至入试之时，魏鹏仓促应试，随手去写，答卷平平。谁知偏偏那试官昏了眼，只顾圈圈点点起来，竟然高中了，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待得廷试，虽母亲逼他赴京应试，但魏鹏仍一心想念娉娉，又怎么能静心写出好文章来?不想试官说他文字稳当，不犯忌讳，是平正举业之文，双中在甲榜，派为江浙儒学副提举。魏鹏甚是得意，匆匆赶往钱塘，去拜见贾老夫人，从容议及婚事。谁知贾老夫人只此一女，时刻不见尚且思念，若嫁他乡，誓死不允。然而，就在此时，魏鹏忽闻母亲病逝，只得回去奔丧。这番生离，娉娉几番哭得死去活来，终日饮恨染成一病，竟一命呜呼。魏鹏得此凶信，悲痛万分，伏地哭曰：“你为我而死，我何忍相负?惟终身不娶，以慰芳魂。”后人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谚比喻一心谋求的事不能成功，随意办的事却意外地获得好结果。

惊破霓裳羽衣曲。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出处】唐·白居易《长恨歌》【翻译】渔阳的战鼓声震天动地，惊乱了宫中《霓裳羽衣曲》的舞步弦音。渔阳：唐代郡名，在今河北省蓟县一带，原属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管辖，此代指范阳地带，指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唐。鼙(pí)鼓：古代军中用的小鼓。霓裳羽衣曲：著名舞曲名，原为西域乐舞，名《婆罗门》，为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所献，经唐玄宗润色而成。【鉴赏】“渔阳鼙鼓”，指安禄山的军事叛乱。渔阳，今河北省蓟县一带，是叛军进攻京师的出发点。“霓裳羽衣曲”，是当时宫中最流行的舞曲。喻唐明皇贪恋杨贵妃而沉醉于歌舞欢乐之中。“惊破”的“破”字有破坏的意思，是说安史之乱发生，《霓裳羽衣曲》奏不成了。用形象的语言说明历史事件，深刻生动，极有文采。【用法例释】用以形容内战的爆发或外敌的入侵惊醒了沉醉于安乐的人们。[例]靖康初年，金兵南下，风云突变，恰如“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没有了平静与安宁，而生灵涂炭，无一幸免。(袁鹰、秦越《漱玉篇》)

夜深忽梦少年事。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意思】夜阑人静，梦里重温了年轻时的欢乐生活。于是便哭泣起来，泪水冲淡了胭脂，在脸上凝成了纵乱的痕迹。梦中回忆，空垂悲泪。是对往日韶华虚度的追悔，也有对现实艰难处境的哀愤。“红阑干”逼真地再现了琵琶女哭后的状态。注：少年事，年轻时欢乐的生活。阑干，纵横貌。形容泪流的样子。【鉴赏】夜深的时候，忽然在梦中回想起少年时代的许多往事，忍不住泪流满面，把脸上的红色胭脂都弄得凌乱模糊了。阑干：在这里指的是脸上的脂粉被泪水沾湿，顺着泪水流下，仿佛是一排排的阑干。过去的欢乐往事，突然在梦中涌上心头，抚今追昔，感叹身世飘零，只觉满心凄楚，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接吻门。推荐。爱诗词网。《接吻门·严辰》全文与读后感赏析在罗马尼亚日乌县的布伦库什公园，有现代派名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什设计建成的三组艺术作品：“沉默的桌子”、“接吻门”、“未完的柱子”。“接吻门”由巨大的方石组成，正反两面左右石柱上，都同样刻有男女接吻的浮雕。两方巨大的石柱，在大地里深深扎根，坚实、浑厚、稳重，构成了奇特的接吻门。刻一条浅浅的竖线，勾勒出一对男女的体型，刻一条短短的横线，面对面的两张嘴唇。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上面刻着“霍拉舞”的花纹，她是辛勤劳动的成果，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坚硬的石头，体现了雕塑家的匠心，冰冷的石头，发出了沸腾的感情。她质朴而又含蓄，粗犷中流露精致聪明，她是现代派的名作，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她启示某种哲理，具有思想，具有生命，她和你默默地对话，和你一同探索，一同思忖。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友谊，相爱，永不分离，团结，创造，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座“和平纪念碑”，为了歌颂牺牲的英雄们的功勋，通过一道门，从苦难的时代，向另一个崭新的时代挺进！1979年8月7日，日乌县初稿，9月18日，北京修改我们读这首诗，与其说是通过它来欣赏“接吻门”，不如说是从中去看诗人如何欣赏“接吻门”。“接吻门”作为一件雕塑艺术品，具有自身的独立的艺术价值。诗人试图用“诗”来“再现”它，并且在诗中融入自己对这件艺术品的新颖感受。这“奇特的接吻门”由“一对男女的体型”和“面对面的两张嘴唇”所组成，除此而外，都属于诗人的艺术体验和联想。那“门楣像村姑出嫁时的箱子”，以及“仿佛传来‘多依娜’的歌声”，均是诗人沉迷于艺术欣赏中的遥思与感受。诗人在表现对“接吻门”的艺术欣赏心态时，人们似乎得到了更多的理性的思索。无论是“雕塑家的匠心”或“沸腾的感情”，抑或那“现代派的名作”与“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单纯”的结合的告诫，都呈现出一种以艺术原则规范具体作品的倾向，但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了新的生命”，则是以非常简单朴素的语言揭示了“接吻门”的艺术真谛，成为全诗中闪光的诗句。我们不妨用“瑕瑜互见”来评价此诗。当诗人以艺术感受的触角探幽察微时，他的诗句不乏闪光的火花，而一旦落入理性的轨道，更多地像是在宣传某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