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禾未秀

昭阳趣史。推荐。爱诗词网。昭阳趣史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扉页书影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正文书影明代白话长篇艳情小说。全称《赵飞燕昭阳趣史》。二卷六十六目。题“古杭艳艳生编,古杭情痴生批”,其真实姓名不详。成书于明后期。现存主要版本有明墨庄主人刊本,藏荷兰莱敦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明抄本,四卷四十八则,藏英国国家图书馆。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明抄本;199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明清艳情小说”删节排印明抄本;1994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排印墨庄主人刊本。海外有座松果山,山顶洞中住着一个长生不老的九尾雌狐,自称“悟真王”,聚集数千小狐,静心修养千余年未成正果,欲得男子真阳,遂变作一个标致妇人下山而来。松果山西首有座青丘山,山凹中紫衣道观内住着一个成精的燕子,自称“紫衣真人”,性极好淫,在此修炼五百余年,欲采妇人真阴,化身男子乘风而起来到十字路口,遇见雌狐变化的妇人。燕精将妇人领回道观,两人情意绸缪,翻云覆雨,燕精不敌妖狐法术,被吸去元阳。燕精外出采仙草滋补,企图吃了再战,狐精却趁机逃回本洞。燕精归来大怒,率众燕子到松果山讨战,狐精显神通,放出一阵怪风,刮得燕精与众燕子身不由己,跌落被缚。正值北极佑圣真君上天朝见玉帝,路经此山,见两精交战,命邓天君将两精收缚,驾起云头,上南天门奏请玉帝发落。玉帝怜两精修炼数百年,不忍诛杀,又因两精欲念未除,判去凡间再转一世,权为万民主母,并为姐妹骨肉。此时为汉元帝永光元年,江都有个舍人之子冯万金,聪明伶俐,俊雅标致,十六七岁死了父亲,终日唱曲游戏,品竹弹丝无所不通,被江都中尉赵曼看中,留在府中应承。赵曼爱万金,行住不离,万金能自由出入内宅。赵曼夫人姑苏主见万金丰韵嫣然,遣婢翠钿约万金楼台相会,二人搂抱上床,颠鸾倒凤意兴猖狂。赵曼只与万金戏耍,姑苏主时常唤万金取乐,不觉怀孕。姑苏主装病,回娘家一胎生下两个女儿,分娩时红光满室,嘱万金抱去抚养,万金乃娶一寡妇为妻养两女。大女儿取名宜主,小女儿取名合德,长到十五岁,宜主举止翩然,轻盈如飞,人称飞燕,原来是燕精转世;合德肌肤润泽,丰姿俊雅,娴于音律,工于诗赋,乃九尾狐精投胎。万金夫妇生活贫窘,相继去世,临死时留下遗言,可去赵府投靠亲生母姑苏主。无奈姑苏主也已亡故,姐妹俩只好做些针黹过活,后转辗到长安卖草鞋度日。市内一风流后生专好打鸟,绰号“射鸟儿”,悦姐妹俩姿色,见其无依,欲娶姐妹俩为妻。寒冬腊月,姐妹俩饥寒难忍,射鸟儿送来酒菜探望。三人吃得微醉,射鸟儿兴发,与飞燕、合德尽情欢合。事为光棍王二所知,伙同赖皮张三,欲于夜间强奸飞燕姐妹,被挑水钱五听见,立即报与飞燕姐妹。正值射鸟儿下乡讨租,钱五带姐妹俩去金媒婆家避难,在节度使赵临府中赁一空房住下。飞燕、合德绣一幅美人图,由金媒婆送与赵临夫妇观看,甚喜,召见二女,收为义女,改姓为赵。射鸟儿回来欲托媒求娶,却难以相见。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插图书影飞燕、合德在赵府学习歌舞,飞燕尽心学习,半年后已学得十分精妙。汉成帝即位后,耽于酒色,常到赵临府中宴会。一日,汉成帝驾临赵府,赵临唤飞燕歌舞,成帝见了不觉神魂飘荡,赵临趁机将飞燕献于成帝。成帝大喜,封飞燕为婕妤,临幸后更加恩宠。许皇后妒忌,赐毒酒给飞燕,飞燕疑惧,让宫女喝,宫女倒地而死。成帝大怒,将许皇后贬为庶人,册立飞燕为皇后。承先司脔者樊嫕与飞燕是姑表姊妹,知飞燕家事,因向成帝进合德,成帝封合德为婕妤,更加宠幸。飞燕受冷落,樊嫕定计将射鸟儿偷引入宫,与飞燕重叙旧情,二人恣意行乐,被合德觉察。此后飞燕、合德常背着成帝与射鸟儿等人淫乐。侍郎庆安世年方十五,风流俊雅,善于鼓琴,成帝赐其金牌,出入宫中无禁,朝夕与飞燕淫纵。樊嫕到民间寻十四五个后生,进宫供飞燕淫乐,飞燕设高台与众少年大肆淫乱,其状亵秽难述。一次成帝突然驾临飞燕处,飞燕慌张出迎,成帝发现形迹可疑,又闻壁中有咳嗽声,心疑其事,遂怫然不悦而去,飞燕满脸羞惭。合德为飞燕求情,成帝怒息,查出壁中之人乃宿卫陈崇之子陈元,杀之。合德告知飞燕,飞燕将众少年护送出宫,只留射鸟儿一人在宫,快快不乐。又与宫人燕赤凤淫乐,被合德撞见,合德爱赤凤,亦召来受用。成帝窥合德浴,兴动,恣意欢娱。飞燕也浴,成帝观之索然无兴,拂袖而去。飞燕无奈,与射鸟儿共浴淫戏。飞燕纵欲无度,终是无子。合德装病,成帝临幸飞燕,飞燕诈称有孕。十月后,从宫外找来婴儿,装盒进宫冒充太子,然闷死盒内。又派人另找,至朝门时婴儿在盒内啼哭,只得送还原主。飞燕谎称堕胎,婴儿死去。后庭宫女朱氏生下一子,乃成帝私种,被合德当殿击死。射鸟儿长期在宫,恐有杀身之祸,再三告辞,飞燕虽不舍,无奈只得着樊嫕护送出宫。后径往佛牛山出家为僧。明墨庄主人刊本《昭阳趣史》插图书影成帝沉溺于酒色,精力衰惫,遂各处遍访奇方。一方士进献春恤胶丹药,成帝服后,与合德交合,果精神倍增。一次,成帝与合德共眠,合德图自己快乐,私将丹药七粒与成帝服用,成帝便昏昏不能自持,精出如泉,精尽而死。定陶王即位,是为哀帝,册封飞燕为皇太后,令合德速白成帝病状。合德自知难免于死,大哭一场,呕血而死。哀帝在位六年,太子平帝嗣位,贬飞燕为孝成皇后,又废为庶人,飞燕自知事不可已,用白绫帕一方自缢于北宫。合德、飞燕死后,魂归上天,玉帝罚合德贬为巨鼋,受千载水寒之苦;罚飞燕化为猛虎,到佛牛山把射鸟儿吃了,再受千载饥饿之苦。成帝乃如意真人转世,死后归位,思量旧日恩情,向玉帝求情,乃罚两精在真人院内受戒三百余年,再行超脱。两精乃化女身,道家打扮,朝夕修心炼性,欲图正果,后来不知所终。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广厦千间。推荐。爱诗词网。宋词典故·广厦千间【出典】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霑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见《全唐诗》卷二一九)【释义】杜甫在成都，因大风吹破所住茅屋，有感而赋诗，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句，表现了关切广大寒士的情怀。宋词中用为典实。【例句】安得四方寒畯彦，归吾广厦千间里。但今生、此愿得从心，心休矣。(吕胜己《满江红·观雪述怀》1759)作者对雪抒怀，在词中化用杜甫诗语，自叙以广厦庇四方寒士的心愿。

嫁做商人妇。推荐。爱诗词网。【诗句】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意思】门前冷落，车马稀少，年纪也大了，就嫁给了一个商人。车：一作“鞍”。老大：上了年纪。【用法例释】一、用以形容非凡(色相、技艺、家族等不凡)女子因年老色衰等缘故，风光不再，遭受冷遇，落魄下嫁。[例]令她看破人生虽可能明艳煊赫一时，却终不免“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之悲剧命运的，正是那宦海沉浮、饱读诗书的东坡先生。(姜琍敏《禅边浅唱》)二、前一句用以形容来往人少，门户冷清。[例]我和李宗仁孤零零地守在傅厚岗副总统官邸，门庭冷落车马稀，殊无聊赖。(程思远《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三、前一句用以比喻某一事物很少有人过问或关心。[例]比如投考理工的人最多，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跟其他部门相比，有的就冷落得不像样子。比如师范，就是这么一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最可怜、最倒霉的部门。(魏巍《做新型的知识分子》)

黄公好谦卑。推荐。爱诗词网。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失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妹必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也。——《尹文子》【意译】齐国有位黄公,喜欢谦卑。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天姿国色。因为她们长得美,黄公常常很谦卑地对人说自己的女儿生得丑,大家也就都以为他女儿长得丑。后来,丑陋的名声到处传播,使两个女儿过了出嫁的年纪还呆在家里,全国没有一个人敢来求亲。卫国有个光棍,错过了婚娶时机,就冒险娶了黄公的长女,结果发现非但不丑,反而是国色天香。然后人们说:“黄公这个人好谦卑,所以说自己女儿丑,因此小女儿肯定也很漂亮。”于是远近的人都争着来求亲,结果发现也是国色。黄公女儿漂亮,是实情,丑陋,是名声。这实际上是违背名声而得到实情的一例。【解说】谦虚,是中国古代圣贤推崇的美德之一。先秦诸子中,《老子》最讲究谦退,虚无。因为老子认为万物之源的“道”是虚状的,但虚状的道却能发挥无穷的作用来,可见老子讲虚无,含有无穷的创造因素。应用于人生上,虚、谦、退,一方面呼吁“不争”,以消除社会争端,另一方面,要人们凝炼内在的生命,给予人的主体以无限的精神空间。与老子本体论、人生观角度讲谦不同,孔子讲谦是为了提高个人的修养:“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导弟子善于从别人身上汲取长处,加速自己的道德完成。至于《礼记》所载言论,往往泛化为一种行为准则,比如“美则称人,过则称己”,“自卑而尊人”等等,都是脱离了具体条件,将“谦卑”作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要人们尊奉。世界上没有真正无条件的真理,或者说一切无条件的都不真。上帝是无条件的存在,也是虚伪的存在。谦卑一旦成为抽象的道德律令,也就虚伪得像黄公一样讨厌。谦卑、谦虚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其真意应在于提供一种调节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精神机制,它的根据和条件是个体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由于人们的认识都受到特定时空的限制,都带有片面性,甚至是根本的荒谬,就不能仅仅鼓吹“固执己见”,而应该能够容纳,允许与自己不同乃至敌对的见解的存在,这就需要“谦虚”,——虚己以待人,这样的谦虚也许才真正有意义和价值。如果从谦虚的问题看此则寓言,也就超越了寓言作者对于“名”、“实”关系的譬喻。【相关名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人道恶盈而好谦——《易·谦卦》人各有能有不能。——左丘明

神谴。推荐。爱诗词网。各种神迹,除了可以正面地为宗教起张扬宣传作用,以利于它的弘传之外,还可以从反面起警戒威慑作用,以杜绝内部的背离倾向,恐吓异端。上天会以某种方式惩戒人类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先秦即有灾异之说。“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汉书·宣帝纪》)。一旦遭遇,连统治者也要公开下罪己诏,调整政策,以“上顺天心,下安百姓”。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文学作品中描写神谴的故事便特别多。这里所说的神谴,主要是针对佛教内部的错误,从细行不端到僧人破戒都算。对于犯规的行为,僧团自有惩戒,而冥冥中来自神明的责罚,则似乎强制力更大。有故事说,一个叫释僧远的和尚生性疏诞,唯酒肉是好。终于有一夜,他梦见圣者告诫他:“再继续放荡下去,你难道还敢对着镜子照自己的模样吗?”次日他取水照面,但觉眼角处有些暗淡,伸手一摸,不料眉毛竟被抹掉了。至此他方知荒弃戒律,后果严重。于是痛下决心,一改常习,反形易性,严奉律仪。一年以后,圣者入梦表扬了他。不久他面部滋润,眉毛又长了出来。这类故事总要有一些惊人之点;唯其惊人,才可望收警戒之效。下边这个故事更为委曲婉转,因此也更著名。有一天,某寺院举行斋会,来人很多。一个贫女正好路过此地,便带着两个幼子和一只狗入门乞食。由于身无分文,她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施给寺院,以表心意。看到午斋要等很久,她说还要他往,希望提前用斋。寺主答应了,让小僧给她端来三份饭食。她说不够,要求给狗一份,寺主也勉强答应了。她又说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应该也给他一点吃的。寺主忍耐不住,喝斥道:“你这贪得无厌的女人,没有出生的胎儿难道也要饭吃?快快走吧!”贫女受辱,顿时离地升天,变做文殊菩萨;孩子亦随之化为善才和于阗王;狗成了狮子。同时五彩祥云满天,一时蔚为壮观。为告诫世人,文殊在空中留下一偈:“苦瓠连根苦,甜瓜彻蒂甜,是我超三界,却被阿师嫌。”然后隐化而去。众人顶礼膜拜,嘘唏感叹,唯有寺主自恨无眼,睹面不识真圣。从此该地方风气淳厚,再也没有以贫富取人的事情发生。怠慢俗人尚且受到如此的警示,轻侮佛教,自然要有更加严重的惩戒。在这方面,法敏不敬佛经的故事可作一例:唐贞观年间,金陵栖玄寺住着高僧道琼。他善诵《法华经》,由于声韵清雅,别人都很爱听。某夏,道琼端坐诵经至深夜,法敏裸身而卧,躺在一旁。忽然,他从床上跌到地下,同时左搪右挡,哎哟求饶,继而满地翻滚,似乎有人揍他。如此折腾了一夜,直至他鼻青脸肿,面目全非。过后他承认是露体仰卧,不敬《法华》,被神鬼嗔怪,打了一顿。经过此番责打,他的行为真地检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