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声一岁除

千岩万转路不定。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出处】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译注】群峰连绵，山峦重叠，峰回路转，山道曲折，盘旋变化不定。山上，奇花异草，怪石林立，令人陶醉，使人留恋。倏忽间，日薄西山，就到了黄昏。诗句通过丰富的想象，高度的夸张，洗炼的语言，描绘出梦中天姥山绮丽、明媚的景色。“迷”、“倚”不仅写出山中花石之美、之奇，而且反映出诗人渴望光明，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注：倚，靠。暝(míng)，黄昏。

白马湖之冬。推荐。爱诗词网。夏丏尊《白马湖之冬》原文《白马湖之冬》这篇写景抒情散文，是夏丏尊先生的名篇。文中所写的白马湖，在浙江上虞县境内，是著名的春晖中学的所在地。1922年教育家经亨颐在白马湖畔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以“与时俱进”为校训，吸引了不少文化名人前来执教，夏丏尊、朱自清因此成为同事，蔡元培、俞平伯、叶圣陶等也先后应邀在此讲学或考察指导，使得这所位于乡村的中学竟获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而白马湖也益发成了一块风水宝地。正如俞平伯所描述的：“春晖校址殊佳，四山拥翠，曲水环之。村居绝少，只十数家。”夏丏尊的住处“平屋”与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便相依在春晖园外不远处。《白马湖之冬》则是夏丏尊迁居上海后，对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时的深情回顾。作者写白马湖的冬天，着眼于一个“风”字，因为在作者看来，“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有重要的因素”;再者，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于是作者主要抓住白马湖的风来写冬天。首先是那里的风多，“差不多日日有的”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那是日夜狂吼，一般要到数天才止。其后，作者又着眼于白马湖的风之大：“呼呼作响，好像虎吼”，除了用这种表示声音的词语生动地表现风的强劲外，作者又通过人的感受、反应，传神地写出风的刺骨、凛冽，“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因而全家人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这些描写使无形的风，有了形象，有了声势，白马湖冬天的特征也就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运用烘托的手法，写白马湖的人烟稀少，山脚下只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又写山野荒凉，“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这便使得严冬里的景物更是苍茫，“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作者描绘并渲染了白马湖的整体环境和氛围，更烘托出当时当地“风”的凄厉与强劲，从而使白马湖之冬的意味更浓了。关于这一切，作者又写得如叙家常，娓娓道来，朴实无华而又极为醇厚。作者匠心独运，偏偏选择一年之中最萧索乏味，甚至有点凄厉可怕的白马湖的冬天来写景抒情，不仅角度新奇，并且作者又在其中领略和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情趣。虽然白马湖一到冬天，“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而且它无孔不入，即便“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它也会从椽缝中钻入。然而作者却在“松涛如吼，霜月当窗”时，“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有时“独自拨划着炉灰”，领悟到一种特别的情调，即作者所说的“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并且觉得自己犹如山水画中的人物，不由把读者带入类似“独钓寒江雪”的一种诗的境界，引人作种种幽妙的遐想。同时，又显示出作者在貌似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中感悟到人生的情味与意趣，难怪作者在移居上海后，仍在回味白马湖之冬的荒野与朔风，咀嚼那种萧瑟和寂寞，留恋其中的美感及诗意，把他对白马湖的怀念之情表现得十分真切而朴实，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处事泰然、平和达观的人生态度。

浣溪沙 欧阳修。推荐。爱诗词网。《浣溪沙》·欧阳修欧阳修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这首词是描写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的春景，也微露了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苦恼心情。词的上片，描写颍州西湖，画船荡漾，游人如织。“堤上游人逐画船”，只用一个“逐”字，生动地描写出了游人熙攘、热闹非凡的情景。“拍堤春水四垂天”，写出了春波荡漾、水天一色的美丽图景。“绿杨楼外出秋千”，他又用绿杨湖畔的美人正在玩弄秋千，作为西湖的陪衬，更显出了西湖的妩媚，这“出”字用得极妙。下片，写欧阳修自己游西湖的情景，首句用自我调侃的语气：“白发戴花君莫笑”，老年人插花，表现了欧阳修的乐而忘形，其实这个“乐”是苦中作乐。“六么催拍盏频传”，“六么”，曲调名;“拍”，节拍。这是说，在船上急管繁弦，频频举杯。结句“人生何处似尊前”，字里行间，道出了宦海浮沉、政治苦闷的心态。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

红旗直上天山雪。推荐。爱诗词网。陈羽海畔风吹冻泥裂，枯桐叶落枝梢折。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从军行，乐府歌曲(相和歌辞之平调曲)，一般都用以记述军旅征战之事。这首诗所写，也就是军旅征战中的一个场面。首二句写环境。海畔，即湖畔。古时称塞外大水泽亦曰海，如青海、蒲类海、居延海等(参见《千首唐人绝句》)。二句谓：湖边的冻泥被寒风吹裂，梧桐树的枯叶已经落尽，枝梢也被寒风吹折。二句将环境表现得异常恶劣。这是这次征战的大背景，地点在天山脚下。诗篇描绘此背景，乃从小处入手，只说湖畔冻泥以及梧桐的枯叶与枯枝，虽然如此，却将此恶劣环境写得十分严酷。次二句写士气。只闻笛声不见人，只见红旗直上天山雪，同样也是从小处入手。横笛，指军中吹笛。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有“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句，即此指。二句谓：在这“北风卷地百草折”的恶劣环境中，绝无人迹，却听得到高亢嘹亮的笛声，而且，寻声望去，在白雪映衬下，尚可见一行红旗正向天山顶上移动。二句有声有色，构成一幅壮丽的风雪行军图，其中虽不见人，却从与人相关的“横笛”及“红旗”二物，显示人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直上”二字，更是突出地体现出军中高昂士气。诗篇所写环境越恶劣，越能显示从军将士的战斗精神，因而也更加鼓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