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尘三昧

华歆与王朗。推荐。爱诗词网。华歆王朗《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1）。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到，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2），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3），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注释：（1）〔歆（xīn）辄（zhé）难之〕辄，即，就。难，为难。（2）〔疑〕犹疑不决。（3）〔既以纳其自托〕以，同“已”。纳，承纳，接受。自托，请求。译文：华歆和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要跟随，华歆对这件事感到为难。王朗说：“幸而船里还很宽，为什么不可以呢？”后来贼人追来，王朗就要抛开携带的人。华歆却说：“当初我所以犹豫不决，正是因为考虑这种情况。既然接受了他的请求，能因为危急就抛掉人家吗？”于是像当初一样携带帮助那个人。人们就凭这件事来评定华、王的好坏。

来如春梦不多时。推荐。爱诗词网。【诗句】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浣溪沙 欧阳修。推荐。爱诗词网。《浣溪沙》·欧阳修欧阳修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这首词是描写颍州(今安徽阜阳)西湖的春景，也微露了作者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苦恼心情。词的上片，描写颍州西湖，画船荡漾，游人如织。“堤上游人逐画船”，只用一个“逐”字，生动地描写出了游人熙攘、热闹非凡的情景。“拍堤春水四垂天”，写出了春波荡漾、水天一色的美丽图景。“绿杨楼外出秋千”，他又用绿杨湖畔的美人正在玩弄秋千，作为西湖的陪衬，更显出了西湖的妩媚，这“出”字用得极妙。下片，写欧阳修自己游西湖的情景，首句用自我调侃的语气：“白发戴花君莫笑”，老年人插花，表现了欧阳修的乐而忘形，其实这个“乐”是苦中作乐。“六么催拍盏频传”，“六么”，曲调名;“拍”，节拍。这是说，在船上急管繁弦，频频举杯。结句“人生何处似尊前”，字里行间，道出了宦海浮沉、政治苦闷的心态。

树红树碧高低影。推荐。爱诗词网。“樹紅樹碧高低影，煙淡煙濃遠近秋。”詩句出處：《題福唐觀二首》；是唐朝詩人杜光庭的作品。盤空躡翠到山巔，竹殿雲樓勢逼天。古洞草深微有路，舊碑文滅不知年。八州物象通簷外，萬裡煙霞在目前。自是人間輕舉地，何須蓬島訪真仙。曾隨雲水此山遊，行盡層峰更上樓。九月登臨須有意，七年岐路亦堪愁。樹紅樹碧高低影，煙淡煙濃遠近秋。暫熟爐香不須去，佇陪天仗入神州。《題福唐觀二首》唐朝詩人杜光庭的作品。【註釋】：樹:①樹木。《禮記·祭義》:“樹木以時伐焉。”(以時:按時,適時。)②種植。《詩經·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杞:一種樹。)③培養人才。《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吾聞子善樹人。”④豎立;建立。《後漢書·桓彬傳》:“乃共樹碑而頌焉。”⑤量詞。《齊民要術·序》:“種柑橘千樹。”⑥門屏風。《禮記·郊特牲》:“臺門而旅樹。”紅:①本義為淺紅;桃紅;粉紅。後泛指紅色。宋祁《玉樓春》:“紅杏枝頭春意鬧。”(鬧:濃盛。)②花的代稱。張先《天仙子》:“明日落紅應滿徑。”③通“工(gōng)”。指婦女所做的紡織、刺繡等工作。《漢書·酈食其傳》:“農夫釋耒(lěi),紅女下機。”(釋:放下。耒:農具名。)樹:①樹木。《禮記·祭義》:“樹木以時伐焉。”(以時:按時,適時。)②種植。《詩經·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杞:一種樹。)③培養人才。《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吾聞子善樹人。”④豎立;建立。《後漢書·桓彬傳》:“乃共樹碑而頌焉。”⑤量詞。《齊民要術·序》:“種柑橘千樹。”⑥門屏風。《禮記·郊特牲》:“臺門而旅樹。”碧:①青綠色的玉石。《莊子·外物》:“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②青綠色。宋·范仲淹《嶽陽樓記》:“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高:①高。與“低”相對。《荀子·勸學》:“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厚也。”杜荀鶴《春宮怨》:“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重:重疊。)②指高度。杜甫《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五首》之四:“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③高級;上等;優良。《對楚王問》:“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④歲數大。《左傳·昭公十五年》:“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⑤高超;高明的。《漢書·晁錯傳》:“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對策:對答寫在簡策上的考題。)⑥尊崇。《莊子·盜蹠》:“世之所高,莫若黃帝。”⑦高尚。《韓非子·五蠹》:“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低:①矮,與“高”相對。庾信《對宴齊使》:“沙迥(jiǒng)雁飛低。”(迥:遠。)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②泛指在一般水準之下。白居易《傷友》:“雖雲志氣在,豈免顏色低。”(顏色:臉色。)司空圖《歌者十二首》之二:“一聲初壓管弦低。”③下垂。謝胱《遊敬亭山》:“樛枝聳復低。”(樛:通“糾”。)煙:(一)①物質燃燒時產生的氣狀物。《國語·魯語上》:“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墟裡上孤煙。”②泛指雲氣、霧靄等煙狀之物。陳子昂《春日登金華觀》:“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煙霄。”杜牧《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③煙熏所積的灰。可制墨。簡文帝《與湘東王書》:“煙墨不言,受其驅染。”晁貫之《墨經·松》:“墨取廬山松煙。”代指墨。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啟》:“煙磨青石。”(二)yīn[煙煴]1.古人指天地未分時的混沌之氣。班固《東都賦》:“降煙煴,調元氣。”2.為陰陽二氣和合的樣子。張衡《思玄賦》:“天地煙煴,百卉含葩。”3.雲煙彌漫的樣子。江淹《別賦》:“襲青氣之煙煴。”淡:①不濃。《老子》第三十五章:“淡乎其無味。”②微弱;不強。楊萬裡《過百傢渡》詩:“一晴一雨路幹濕,半淡半濃山疊重。”③顏色淺。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圖畫》:“其不設色者,曰水墨,以墨筆為濃淡之烘染者也。”④平淡;冷淡。《後漢書·張衡傳》:“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⑤清淡;沒意思;沒興味。《莊子·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淡淡]1.顏色淺。杜甫《行次鹽亭》詩:“雲溪花淡淡。”2.隱隱約約的樣子。《列子·湯問》:“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莫識:莫有人認識。)3.水波動的樣子。潘嶽《金谷集作》詩:“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煙:(一)①物質燃燒時產生的氣狀物。《國語·魯語上》:“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王維《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墟裡上孤煙。”②泛指雲氣、霧靄等煙狀之物。陳子昂《春日登金華觀》:“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煙霄。”杜牧《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③煙熏所積的灰。可制墨。簡文帝《與湘東王書》:“煙墨不言,受其驅染。”晁貫之《墨經·松》:“墨取廬山松煙。”代指墨。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啟》:“煙磨青石。”(二)yīn[煙煴]1.古人指天地未分時的混沌之氣。班固《東都賦》:“降煙煴,調元氣。”2.為陰陽二氣和合的樣子。張衡《思玄賦》:“天地煙煴,百卉含葩。”3.雲煙彌漫的樣子。江淹《別賦》:“襲青氣之煙煴。”近:①距離短。陶淵明《桃花源記》:“忘路之遠近。”《列子·仲尼》:“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②歷時短。張居正《與薊遼總督》:“近屢得渠稟帖,極為感奮。”(渠:他的。)③接近;靠近。李商隱《樂遊原》:“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張居正《聞警》:“初聞鐵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jì)北秋。”(薊:地名,今北京市西南。)張先啟《對菊》:“種菊叢叢傍石根,凌晨坐臥近黃昏。”④親近的人。《韓非子·難言》:“昵近習親。”⑤淺近;淺顯。何景明《與李空同論詩書》:“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常:尋常。)⑥相似。張儼《默記·述佐》:“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也。”(蜀相:指諸葛亮。)⑦副詞。大概;恐怕。《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濟:成功。恒:經常。事:從事。)秋:①谷物成熟。《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②秋天的莊稼。趙汝鐩《耕織嘆》:“香穗垂頭秋登場。”③秋季,農歷七至九月。李紳《憫農二首》之一:“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④一年的時間段。《史記·梁惠王世傢》:“千秋萬歲後將傳於王。”⑤時刻;時候。《宋史·宗澤傳》:“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⑥喻白色。陸遊《訴衷情》:“胡未滅,鬢先秋。”⑦形容飛的樣子。《漢書·禮樂志》:“飛龍秋,遊上天。”也作“秋秋”。《荀子·解蔽》:“鳳凰秋秋。”

论雅俗共赏。推荐。爱诗词网。论雅俗共赏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着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们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余”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欲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的。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着。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1947年10月26日作。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导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我们知道下里巴人不是乡巴佬，是传唱广泛的通俗歌曲；阳春白雪不是春雪，是曲高和寡的高雅歌曲。雅和俗之间既然差别大，那么我们挂在嘴边“雅俗共赏”，就值得去论辩一番了。作者说：“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赏的人，雅人和俗人怎么会凑在一起？二是共赏的文，这应该是怎样的文？我国古代有很强的贵贱、士庶观念，前者重血统，后者重门第，同席都不可能，更别说“共”赏了。他从历史中找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认为门第的垮台、考试制度的建立和宋朝印刷术的发达，加速了社会等级的流通，进入上层的士人的部分民间生活方式和态度，被接受并影响了原来上层者的趣味，雅俗在一起就是“自然而然的趋势”了。共赏的文呢？我国古代书面语和口语区别很大，前者庄重典雅，后者通俗易懂。要雅俗共赏，书面语必须和口语互相靠近。作者认为唐时的宗教如佛教禅宗、道教为争取群众而“化俗”是融合的开始，化俗的方式是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宋人的“笔记小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口语化的趋向影响了古文和诗，它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了“雅俗共赏”。此后的词、曲、杂剧、戏文等，原本诞生于民间，走的是“雅化”或文人化的道路，也是趋向了“雅俗共赏”。还需要辨明雅和俗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不清楚，对“雅俗共赏”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作者提出，“雅俗共赏”以雅为主，要化俗为雅、俗不伤雅，这是雅俗双方互相学习、迁就的过程。雅化是文学的传统，雅化越深，地位越高，反之亦然；但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而这“共赏”者，以俗人为主。那么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既要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又要尽可能地扩大“共赏”者的范围，就意味着雅俗的融合应该有能被双方欣赏品味所接受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人之常情：作品应该表达出一般人通有的感情。作者在文中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特征，目的是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既要注重雅化——追求深刻的思想、高尚的艺术，也要重视化俗——文字通俗易懂，符合时代精神和群众的审美需求。

飞蓬各自远。推荐。爱诗词网。【诗句】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出处】唐·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意思】没有几天我们就要一醉而别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几乎游遍了这一带所有的名胜古迹，楼阁亭台。什么时候这石门路上能够让我们再度相逢，金樽重开?【全诗】《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唐].李白.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注释】①天宝三年(744)，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遇，次年伴游齐鲁，“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结下深厚友谊。745年晚秋，两人分别于石门山，此后再未相见。临别时李白写下了这首送别诗.杜二甫，即杜甫，因排行第二，故称杜二甫。②池台：山水台阁。③徂徕：徂徕山，在石门山东北。④飞蓬：草名，枯后根断，随风飘旋，故称飞蓬。比喻李白、杜甫。【题解】诗篇名。唐代李白作。此诗大意：上次醉别后多少天，我们又重逢于鲁郡，游遍了这里的山水楼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度聚首于石门，重新开樽痛饮呢?秋波荡漾不停地泻入泗水，晓色(海色)中徂徕山隐约可见。分别后将像飞蓬一样，各奔东西，愈离愈远，今日且让我们共同干杯，以博一醉。诗从醉别开始，以醉饮结束，酒成了李、杜友谊佳话的重要内容：叙旧、赏景、畅游、话别都离不开酒，酒是他们友谊的媒介与纽带。原诗如下：“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赏析】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识，从此结下深厚友谊，一年后，李杜重逢，同游齐鲁;深秋，杜甫告别李白，西去长安，李白因“思君”情切，写下此诗，遥寄杜甫。“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诗劈空发问，突兀而起。沙丘城，在山东汶水之畔，是李白在鲁中的寄寓址。来沙丘之前，诗人曾和杜甫一起“登临遍池台”(《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二人分手后，李白独寓沙丘城中，“高卧”指的正是当时无聊乏味的闲居生活。“我来竟何事”这一问，寓意深长，引人注目，开篇即抓住读者。它既表现出诗人在告别了与挚友携手同游、诗酒流连的欢乐生活后的孤单和惆怅，也折射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屡遭挫折、不被重用，最终被驱出朝廷，落得个“高卧沙丘城”的凄惨处境。好友远去，我竟独来，回想昨日，念及今日，诗人怎能不感慨万端，怎能不更加思念情同手足的远方朋友?对杜甫的思念之情仿佛占据了诗人的整个身心，使他无法排遣。诗的中间四句正是诗人这种情怀的生动写照。三、四两句借景抒情，五、六两句更以事言情。酒本可销忧，歌亦能解愁，如今“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足见诗人百般无聊，情思难遣。结尾两句巧妙设喻，直抒其情：我思念朋友的感情像沙丘城外的汶水一样，浩浩荡荡，奔流不息。汶水，源出山东莱芜，自东北向西南而流;杜甫告别李白前往长安，长安在沙丘西南，所以说“浩荡寄南征”。由“思君”两句试回过头来再看以上各句，觉前六句虽句句不直言思君，却句句不离思君，诗人的各种感受皆由思君使然。如此蓄势蓄力，至结尾发而为“思君若汶水”的浩歌。两句诗把思君之情比作一川流水，化无形为有形，创造出一种情意绵绵、相思不绝的意境，将美好而深挚的感情表达得尤为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