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君出记

沙扬娜拉。推荐。爱诗词网。《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徐志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赏析】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一直相随在他身边。5月29日，徐志摩又陪泰戈尔一行前往东京讲学。在访日期间，他写了长达18节的《沙扬娜拉》，被辑录在1925年8月版的诗集《志摩的诗》中。1928年8月，徐志摩自己删改的、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志摩的诗》，将《沙扬娜拉》的前17节删去，仅保存了第18节，这就是广为传诵的《沙扬娜拉一首》。这首诗巧妙地运用了比喻性的意象。和描述性意象不同，诗人这五行诗的情思是借风中水莲的姿态传递出来的，而不是由现实的物象直射出来。诗人以不胜凉风的水莲花比拟日本少女与朋友道别时的那一低头的深情、温柔和娇羞，“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是喜是忧，是甜是苦，那感情是多么复杂，又多么微妙!朱自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说过，“徐志摩最讲究用比喻——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能够和这首《沙扬娜拉一首》媲美的《她是睡着了》的前两节，那也是用四个比喻构成四个不同的境界。“她”睡态的安详，用星光下的白莲去比拟;“她”入梦后的静谧，用袅起的碧螺烟去比拟;“她”睡熟时轻柔的鼾声，用山泉幽抑的声响去比拟;“她”进入梦乡后的欢快，用彩蝶成双结对飞舞去比拟。如此比拟，诗人那种恬静而欢快的情趣也就跃然纸上了。

白马湖之冬。推荐。爱诗词网。夏丏尊《白马湖之冬》原文《白马湖之冬》这篇写景抒情散文，是夏丏尊先生的名篇。文中所写的白马湖，在浙江上虞县境内，是著名的春晖中学的所在地。1922年教育家经亨颐在白马湖畔创建了这所学校，并以“与时俱进”为校训，吸引了不少文化名人前来执教，夏丏尊、朱自清因此成为同事，蔡元培、俞平伯、叶圣陶等也先后应邀在此讲学或考察指导，使得这所位于乡村的中学竟获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而白马湖也益发成了一块风水宝地。正如俞平伯所描述的：“春晖校址殊佳，四山拥翠，曲水环之。村居绝少，只十数家。”夏丏尊的住处“平屋”与丰子恺的“小杨柳屋”便相依在春晖园外不远处。《白马湖之冬》则是夏丏尊迁居上海后，对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时的深情回顾。作者写白马湖的冬天，着眼于一个“风”字，因为在作者看来，“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有重要的因素”;再者，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于是作者主要抓住白马湖的风来写冬天。首先是那里的风多，“差不多日日有的”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那是日夜狂吼，一般要到数天才止。其后，作者又着眼于白马湖的风之大：“呼呼作响，好像虎吼”，除了用这种表示声音的词语生动地表现风的强劲外，作者又通过人的感受、反应，传神地写出风的刺骨、凛冽，“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因而全家人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这些描写使无形的风，有了形象，有了声势，白马湖冬天的特征也就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运用烘托的手法，写白马湖的人烟稀少，山脚下只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又写山野荒凉，“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这便使得严冬里的景物更是苍茫，“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作者描绘并渲染了白马湖的整体环境和氛围，更烘托出当时当地“风”的凄厉与强劲，从而使白马湖之冬的意味更浓了。关于这一切，作者又写得如叙家常，娓娓道来，朴实无华而又极为醇厚。作者匠心独运，偏偏选择一年之中最萧索乏味，甚至有点凄厉可怕的白马湖的冬天来写景抒情，不仅角度新奇，并且作者又在其中领略和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情趣。虽然白马湖一到冬天，“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而且它无孔不入，即便“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它也会从椽缝中钻入。然而作者却在“松涛如吼，霜月当窗”时，“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有时“独自拨划着炉灰”，领悟到一种特别的情调，即作者所说的“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并且觉得自己犹如山水画中的人物，不由把读者带入类似“独钓寒江雪”的一种诗的境界，引人作种种幽妙的遐想。同时，又显示出作者在貌似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中感悟到人生的情味与意趣，难怪作者在移居上海后，仍在回味白马湖之冬的荒野与朔风，咀嚼那种萧瑟和寂寞，留恋其中的美感及诗意，把他对白马湖的怀念之情表现得十分真切而朴实，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处事泰然、平和达观的人生态度。

率性之谓道。推荐。爱诗词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51〕可辞〔52〕也，白刃可蹈〔53〕也，中庸不可能〔54〕也。”〔注释〕　天命：这里指自然的禀赋。　性：天赋予人的本性。　率：遵循。　道：规范、人道。　修：修明、实行。　教：教化。　道：日常事物当行之理。　须臾：片刻、一会儿。　君子：《中庸》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行的人，有时指有地位的人。这里指有德行的人。　戒慎：警戒、谨慎。　睹：见、察看。　莫：无、没有。　见(xiàn)：同“现”，体现。　隐：隐蔽。　微：细微小事。　发：表露、显露。　中：这里意为恰当。　中节：合于自然的道理。中，符合。节，法度、常理。　和：和谐。　达道：通达的道路，或说是天下人民共由之路，引申为天下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　致：到达。　位：安于其所、各得其所。　育：养育、生长。　中庸：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无不足。庸，“常”的意思。　反：违背、违反。　而：能、能够。　时中：应时而处中，即言行处处符合道的规范。　忌惮：畏惧。　至：极、最。　鲜：少。　知者：有智慧、有教养的人。知，同“智”。　明：著明、明了。　味：滋味。　矣夫：叹词。　知：同“智”。　也与：语气词连用。　迩(ěr)言：浅近之言。　执其两端：掌握它的两个方面。　斯：此。　予：我。　知：同“智”。　驱：驱逐、驱赶。　罟(gǔ)：捕鱼的网。　擭：装有机关的捕兽的木笼。　辟：同“避”。　期月：一个月。　回：颜回，孔子的学生。　拳拳服膺：牢牢地放在心上。拳拳，牢握不舍。服，放置。膺，胸口。　均：平，指治理公正。　爵：爵位。　〔51〕禄：官吏的俸禄。　〔52〕辞：放弃。　〔53〕蹈：踩、踏。　〔54〕中庸不可能：上述三事，即平治国家、辞爵禄、蹈白刃虽难还是能做到，而行中庸之道看似容易，实际更难。〔鉴赏〕　《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本来是《小戴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中庸说》二篇，说明西汉时已有人专门研究《中庸》。南北朝宋散骑常侍戴颙的《礼记中庸传》二卷、南朝梁武帝萧衍的《中庸讲疏》一卷，援佛入儒。唐中叶以后，李翱作《复性书》，发挥《中庸》的思想，试图建立起一套新的儒家的心性理论。北宋儒者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籍，由曾子所传、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南宋朱熹根据北宋二程兄弟等理学开创者的观点，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在一起，并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称之为“集注”。本书《中庸》各章的划分即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四书》中，《中庸》的理论性、思辩性高于其他三者，这从朱熹对《四书》次序的排列中可以看出。《四书》的排列次序，今通行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实际上，朱熹在其编排中曾把《中庸》置于最后。朱熹对此排列曾有说明：“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这里朱熹把《大学》看作纲领，故列于首位；把《中庸》看作精髓，故列于最后。这一起一结，首尾呼应，中间以孔、孟的言论作印证，从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朱熹之所以重视《中庸》，原因在于他视《中庸》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学者玩索而有得，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卷首》)他指明了《中庸》所阐明的理论具有普遍性，思想深刻，分析透彻细致，同实际密切相关，对学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这些说法是符合实际的。第一至第九章论述道与中庸两个观念，这里所说的道即中庸之道，然而他先从哲学上阐述道的概念，不仅为中庸之道奠定了本体论基础，而且赋予道以天人合一的意义，从而发展了道的观念。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观念，它作为宇宙的本体、本原和根本法则，是超越于人的。在孔子学说中道是一个政治学和伦理学概念，《中庸》则第一次把道论述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它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说规定了道的基本意义，既指出了道之本原出于天，体现了宇宙法则，又强调了道与本性、人性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天与人、内与外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中庸》这几章主要论述中庸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它首先提出中庸即“中和”，从词义上说中和表示适度，恰当。“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描绘此时情感、意念无所偏倚，当于理；“发而皆中节”是说情感、意念的表达有分寸，不乖戾。而从哲学上说，明代王阳明认为“未发之中”即良知，即本心，即宇宙本体。可见，根据中庸的观念，世界、本心、本性的本然状态是适度，适宜，恰当。其次，中庸意为“时中”，即人们在各方面的行为举止要合乎时宜，随时而处中。因为“中”无固定的标准，要根据时代条件和具体情况来确定。时中意味着要面对现实，尊重外部的客观条件，不能随心所欲。那些私心太重的人，往往肆欲妄行，所以《中庸》说小人反中庸，言行无所忌惮。再次，中庸是指无过无不及，这除了表示适度的意义之外，还是针对人性弱点提出的。所谓“知(读为“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描述了普遍存在的认识和行动的误区：智者、贤者由于个人主观上的偏爱和过度自信而往往走过头；而愚者、不肖者则由于智识或人格上的缺陷而常常达不到要求或标准。当然无过无不及的涵义也是反对走极端。最后，中庸是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论，就是把握两个基本点，使两者保持均衡，也就是遵循对立统一的法则，这是孔子在各种问题上都采用的方法，如他主张在政治上要宽猛并用，在学习方法上要“学”与“思”兼顾，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时做到“文质彬彬”等等。《中庸》作者看到，由于人性的弱点，人们容易落入认识的陷阱之中，所以他们的行为常常反中庸，即使有时能遵循中庸之道，但也不能持久，所以说“民鲜久矣”。《中庸》大力提倡中庸之道，说它是极端重要的法则，自然、社会以至于整个宇宙的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因此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实行。这样，中庸就同仁、义一起被确立为儒家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观念。

许地山 落花生。推荐。爱诗词网。点击进入：许地山《落花生》原文《落花生》是老作家许地山1921年所写的一篇著名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这篇作品以平实清新的笔触，从花生的常见而有用，说到做人的道理，颇有哲理意味，寄寓着对现实人生的感触。文章开头就说出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觉得“让它荒芜着怪可惜”，便提议“辟来做花生园罢”。姊弟们一听“都很喜欢”表示对这一提议的赞成和拥护。接着作者只用“买种底买种，动土底动土，灌园底灌园”三个整齐的短句，形象、简洁的概括了种花生的全过程。最后写几个月后花生“居然收获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用自己辛勤劳动换来成果时的欢快、喜悦、兴奋之情。以后就写全家过收获节时的愉快的情景。尽管那晚上天色不大好，可是母亲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的茅亭举行，平时难得出场的父亲也参加了。这可以看出过收获节的重要和意义。在父亲的启示下，孩子们争说花生的好处。在大家谈的基础上，父亲开始谈花生的真正用处：把它和水果比较，它只是把果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这写了花生的内在之美。接着父亲又向孩子们说出花生的可贵之处，“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并借“我”的体会，进一步形象地道出做人的道理：“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这个主题是多么深刻、多么富有哲理意味，又发人深省。最后以“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结束全文，含意极其深远。后来作者便以“落华生”为笔名，以时时警策自己。《落花生》的立意很深刻，同时也非常巧妙。它托物言志，深入浅出，言近旨远，使人深受教育与启发。文章用朴实无华的笔调，毫无铺张地叙述童年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断。从种花生写起，然后收花生，吃花生和议花生，处处扣紧题旨。文章主题是阐述关于做人的道理，所以种、收、吃花生都是略写，只用简洁的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叙清楚。议花生是文章的重点，作者由吃花生很自然地引入议花生，并在赞美花生的时候，引出做人的人生哲理，点明题旨“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指“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言简意深。表明作者在竞逐高官厚禄、争名夺利、钻营成风的社会恶习下，洁身自好，不慕虚名的思想境界。这种以小见大，从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笔法，看似信笔所至，实际上结构相当严谨。有人说：“散文，朴素最美”。诚哉斯言。《落花生》是在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那惊人的优美。它的语言清新自然，朴实含蓄。既没有冗长的叙述，也没有铺张的描写，作者只用一支白描的笔，娓娓地叙谈故事，勾勒了几个人物，写了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对话又具有独特的个性。母亲温和善良、勤劳朴实。姐弟们天真活泼，幼稚单纯。父亲循循善诱，慈爱严正。虽然每个人的话都只三言两语，但都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朴素的语言，是真正的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形式中的流露，是朴素与优美的辩证统一。这样的语言风格与平淡而又深刻的立意非常谐调。这体现了老作家许地山作品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落花生》问世六十余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夜深忽梦少年事。推荐。爱诗词网。【诗句】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出处】唐·白居易《琵琶行》【意思】夜阑人静，梦里重温了年轻时的欢乐生活。于是便哭泣起来，泪水冲淡了胭脂，在脸上凝成了纵乱的痕迹。梦中回忆，空垂悲泪。是对往日韶华虚度的追悔，也有对现实艰难处境的哀愤。“红阑干”逼真地再现了琵琶女哭后的状态。注：少年事，年轻时欢乐的生活。阑干，纵横貌。形容泪流的样子。【鉴赏】夜深的时候，忽然在梦中回想起少年时代的许多往事，忍不住泪流满面，把脸上的红色胭脂都弄得凌乱模糊了。阑干：在这里指的是脸上的脂粉被泪水沾湿，顺着泪水流下，仿佛是一排排的阑干。过去的欢乐往事，突然在梦中涌上心头，抚今追昔，感叹身世飘零，只觉满心凄楚，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北宋诗文革新。推荐。爱诗词网。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始由柳开所倡导，后为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继往开来到苏轼而宣告完成的文学革新运动。它远继秦汉及魏晋散文的优良传统，近师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经验，诗学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次文学运动使宋代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并为宋代诗歌丰富多采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初的诗文主要继承了晚唐、五代以来词藻典丽而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浮靡文风，它的恶性发展产生了风靡数十年的西昆派。以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宫廷侍臣为代表的西昆派，诗文同出一辙。他们以李商隐浮艳纤弱的唯美主义诗风及其“四六体”骈文为典范，摭拾前人作品中的“芳润”以歌舞升平，相互唱和，一味追求声律谐协、词采华美。其诗文对仗之工整、词藻之华丽、典故之繁缛、内容之空虚、风格之绮靡，正好符合精神颓废的官僚士大夫的需要，加上宋初统治者的推崇提倡，“西昆体”诗文便成为人们获取功名富贵和社会声誊的敲门砖，因而时人争效，到了“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地步，几乎淹没了唐代古文传统。正当西昆派文饰升平、酬唱方酣、淫词咥曲泛滥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宋代作家群，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一反时弊，展开了诗文革新运动。具体表现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宣扬文道合一。唐代古文运动虽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特别是西昆体的盛行，形式主义的浮艳文风又重新笼罩了宋初文坛。因此，诗文革新运动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文与道即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关系问题。诗文革新运动的首开者柳开(947—1000)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上王学士第三书》)他认为文是道的工具，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批评宋初盛行的“四六体”骈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同上)宣扬文道合一。与他同时的王禹偁(954—1001)，也力主革除“秉笔多艳冶”的文风，提出“文传道而明心”的观点。禹偁是宋代最先提倡诗学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诗人，其诗以古体长篇见长，《感流亡》、《对雪》等诗风格清丽，直抒胸意。从他的诗里，宋诗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可以略见一斑。在文章的致用方面，王安石(1021—1086)，非常强调文笔要有补于世，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是“本”，文辞形式只是一种外表修饰，无关紧要。《上人书》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这种说法虽然忽略艺术形式，但对思想性的要求，却是进步的。与孙复所主张的“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述国家之安危”(《答张浻书》)是相通的。基于此，王安石的散文成就远不及其诗歌。他的诗不论记事(《河北民》、《兼并》)咏史(《商鞅》、《明妃曲二首》)写景(《江上》、《泊船瓜洲》)，都显得俊逸自然而又平易近人，尤其是他晚年的写景诗，备受历代评论家的赞赏和推崇。柳开等人惟因创作实绩不高，加之他们的立论片面否定了艺术形式对思想内容的重要作用，误走极端，因之他们不能战胜宋初骈俪文风，也不能在当时的文坛上确立统治地位。真正解决了文道问题且为诗文革新运动建立了创作原则的是欧阳修(1007—1072)。当西昆派出现后，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欧阳修总结了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功经验，考察了秦汉以来的创作成果，继承唐韩愈“文以载道”的观点，提出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和文学创作有个性倾向性的观点。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能得到完美的艺术形式，而思想内容是从圣人“经”中得来：“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强调先有内容后有形式：“圣人之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这都说明内容和形式紧密联系，必不可少，不能偏颇哪一方，因而提高了文的作用。他认为“古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相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说明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这点上，苏轼的见解更深刻，他说文章应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提倡文章的内容、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和独创性，批评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经义论策取士方法。因此，欧、苏不但纠正了自柳开以来的轻文重道观点，扫除了西昆派重形式，轻内容的陋习，还用他们卓越的创作成就，为诗文革新树立了鲜艳的旗帜。第二，提倡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力图恢复和发展已经沉寂百年的韩柳古文的权威地位，只有尊韩尊柳，诗文革新运动才有依据，由此才能彻底击溃唐末以来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风。被誉为反对面昆派的猛将的石介在《怪说》中批驳扬亿等人“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推尊韩柳作品，盛赞韩愈的“《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诤区论》，自诸子以来未有”，《尊韩》)认为其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上赵先生书》)；穆修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辞严义伟，制述如经，能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唐柳先生文集后序》)。苏轼批评“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上欧阳内翰书》)的不良文风，更精当地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的伟功，是百代宗学的榜样。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和创作实践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基础，欧翁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论，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论。他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形象地从客观上证明了文学同现实的密切关系。欧阳修和穆修大力从事于整理出售韩柳著述的传播工作，通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文坛上“学者非韩不学”一韩柳的文统和道统又在宋代开始复兴。第三，平易自然的创作原则。与唐代古文运动相比较，宋代古文运动伴随着诗歌革新运动。欧阳修等人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诗歌也不例外，这不仅仅只针对西昆体的泛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说，它是唐代现实主义传统的继续。自从梅尧臣提倡诗体革新，主张诗歌反映现实，“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梅尧臣语)形象地描绘客观事物，并用浑朴的语言表现秀美的意境，诗坛上便不断地出现了优秀诗人，如王安石，苏轼及南宋陆游等，都是杰出大家，但宋代的诗都过于散体化，议论化，有的还趋于博奥和雕饰。清人叶燮在《原诗》里指出了宋诗新颖工巧取胜的特点，在赞扬“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的同时，也指责了宋人“以用事为博”、“以文为诗”，只欣赏奇警透僻的议论，抛弃诗中蕴含深永韵味的缺点。这从反面说明宋代散文创作直接影响了诗歌。如果说唐代散文象高山深谷，那么宋代散文却似平原旷野了。从韩柳及其同派的文章中都可窥见硬语生辞之弊，特别是韩愈弟子皇甫湜更偏重于古文的文的一面。他片面地发展了韩愈矜奇尚异的理论，追求奇异怪僻，强调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导致了单纯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新形式主义，使韩柳倡导的古文走入了艰涩生僻的死胡同。因而，诗文革新运动除了要求革除浮艳纤弱的文风外，还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和务去陈言的作法，反对古奥艰涩的创作倾向，走平坦自然的诗文道路。柳开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应责》)王禹偁更明确地提倡“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古文，使自己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作用，避免曲高和寡。欧阳修发展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强调“自然”。又说：“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答张秀才第二书》)突出“易知”、“易明”，提出以“文简而意深”即简洁含蓄为创作标准。后来，苏门三父子从这一论点出发，反对为文而文，认为文要有为而作，讽谕时事，不得已而言。总之，建立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这是宋代诗文运动对后世文学的主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在诗文革新过程中，王安石一直是褒柳贬韩的，这可能与其变法的政见相关。当然，也有人提出过先进的文学主张，如田锡(940—1003)，认为应该多方面吸其古人之长，“不能宗尚其一”。(《贻宋小著书》)这无疑比后来古文家专崇韩柳更为可取，唯其创作成就不高，孤掌难鸣，结果被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湮没了。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以上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宋代诗文卷帙浩繁，绝大多数是这一运动的光辉成就。“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六个，而且都是积极主张诗文革新的。他们的文章与先秦两汉散文一脉相承，欧阳修散文学习《左传》婉转曲折的文风，深得《史记》神韵；苏轼集诸家之长，散文类似《庄子》；王安石受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议论文影响较大；曾巩更具有孔孟的儒学气；苏洵与二子学《战国策》，有战国纵横家的气度；苏辙则更推崇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六家宗学各异，成就也不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的诗文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平易自然，婉转委曲的艺术风格。诗文革新运动战胜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使六朝以来被败坏的文章之道“至欧、曾、苏、王而大振”。(艾南英语)发展了韩柳古文学说，恢复了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代的“苏诗运动”、明代的“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宗宋诗派”等等文学流派都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或学其道，或取其理，从而取得一定的成绩。当然，诗文革新运动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披着“复古”的外衣，强调“宗经”、“卫道”，不少作者一味仿古，拟古，缺乏独创性，这就损害了散文与现实的关系，使散文成了宣扬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教义书，我们在借鉴时必须注意。